由庄屈《渔父》篇论中国古代诗词中的“渔父”意象由庄屈《渔父》篇论中国古代诗词中的“渔父”意象崔曙凤说明：庄子和屈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突出地位的人物,二人都生活在社会动荡的战国时期，都居住在楚国或靠近南方一带，著作中都有《渔父》篇。
两篇《渔父》各具特色，又有明显的相通之处。
通过二人共同描述的“渔父”形象，挖掘其中的文化内涵，分析“渔父”意象对历代诗词创作的影响，对于理解古代文学流变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这篇文章原为由我指导的毕业论文，而文章的撰写完全是由崔曙凤独立完成的。
出于书刊惯例，发表时署了我的名字，在此谨作出说明。
（张京华）一、庄屈其人及各自的《渔父》篇庄子名周，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今传《庄子》三十三篇。
司马迁《史记》记载有庄子为宋国蒙漆园吏和楚威王欲聘庄子为相两件事。
蒙地在今河南商丘，一说在今安徽蒙城。
宋国在庄子卒后不久被齐、魏、楚三国吞并，据崔大华先生推测，庄子可能是楚国贵族后裔，在吴起变法时被迫迁徙到楚国北陲，最后流落到了宋国。
[1]（P29）漆园吏可能是掌管漆园的小官。
庄子一生穷苦，隐居不仕。
屈原名平,字原，先秦著名文学家，著作《离骚》，创立“楚辞”。
屈原为楚国贵族，仕楚怀王，官居三闾大夫，后遭放逐。
楚怀王为楚威王之子，故屈原的年代大略与庄子同时而稍晚于庄子。
庄子与屈原是先后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两个人物，一个出身贫困的下层，一个生为贵族；一个用避世的思想看待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一个用入世的尺度衡量君臣的亲疏；一个是入“道”的隐士，一个是崇“儒”而又“独清”的君子。
但二人却有许多相似之处。
清代钱澄之曾把屈原和庄子的作品放在一起，撰成《庄屈合诂》。
民国革命志士宋教仁先生为桃源人，自号渔父，孙中山先生挽宋教仁联中说：“三尺剑，万言书，美雨欧风志不磨，天地有正气，豪杰自牢笼，数十年季子舌锋，效庄生索笔；五丈原，一抷土，卧龙跃马今何在？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洒几点苌弘血泪，向屈子招魂。
”[2]其中“效庄生索笔”“向屈子招魂”二语，把庄屈二人的可贵之处鲜明地体现了出来，以此比拟宋教仁。
更有趣的是庄子和屈原的作品中都有《渔父》篇。
关于这两篇作品的真实性，学界曾有所怀疑。
有人认为《楚辞·渔父》不是屈原所作，但立论尚不充分。
王逸《楚辞章句》认为《渔父》为屈原本人所作，朱熹《楚辞集注》从其说。
[3]（卷五）李昉也说：“渔父者，屈原所作也。
屈原驰逐江湘之间，忧愁吟叹。
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
”[4]（卷第三十五）笔者同意他们的观点。
《庄子》外杂诸篇宋以后也多有人怀疑，苏轼因为《盗跖》、《渔父》“真诋孔子”，《让王》、《说剑》“浅陋不入于道”[5]（《庄子祠堂记》），于是判定四篇不是庄子所作，引起后来学者对庄子外杂篇的普遍怀疑。
但也有学者认为外杂篇中有庄子自作的部分，如董思凝认为《让王》等四篇虽诋訾孔子，“然其深微之语固有与内篇相发明者，抑又安可废也”。
[6]（《庄学通览》）特别是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中出土了《庄子》竹简，有《让王》及《则阳》、《外物》三篇，1988年在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再次出土了《庄子》竹简，有《盗跖》篇，说明这些篇章在战国时确已广泛流传。
因此笔者仍从旧说，暂定《渔父》为庄子本人的作品。
《庄子·杂篇·渔父》有两个主要人物：代表道家思想的渔父，和与之对立的儒家创始人孔子。
以“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
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7]（《渔父》）开篇，着重叙述了“渔父”和孔子有关‘仁则仁矣，恐不免其身’及‘人有八疵，事有四患’的对话。
儒家奉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生信念，孔子相信人的生命，只有承荷着崇高的品德和理想，才不失其价值，如果为此而捐躯，正是死得其所。
渔父的言语表现出了道家“万物之所由”、“得之者生”、“顺之则成”的虚静、无为之境。
渔父之言，纯为善意，所以孔子对渔父心折诚服，礼拜有加：“道之所在圣人尊之。
今渔父之于道，可谓有矣，吾敢不敬乎！”[7]（《渔父》）此事恐有借孔子之口抬高道家的意思，但它所描述的“渔父”形象已深入我们的思想中。
《楚辞·渔父》据王逸的阐释，“‘渔父’盖亦当时隐遁之士，或曰亦屈原之设词耳”。
[8]（《渔父》）叙述了“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而见渔父的场景，刻画了他“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的悲愤与不平。
渔父的“莞尔而笑”及“‘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
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恍然点化了屈原，使他在悟“道”后自投汨罗江而亡。
钱澄之《庄屈合诂》自序云：“屈子徘徊恋国，至死不能自疏，观其远游所称，类多道家者说，至卒章曰：‘超无为以至清兮，与太初而为邻。
’而太史公称其‘蝉脱于浊秽兮，以浮游尘埃之外’，亦诚有见于屈子之死，非犹夫区区愤激而捐躯者也。
是故天下非至性之人，不可以悟道；非见道之人，亦不可以死节也。
”[9]（《自序》）很显然，至情至性、尚治有为的屈原在遭谗被贬之后已渐渐“悟道”，这就必然导致了他投江身亡的结局。
而“渔父”正是引他“悟道”的最关键人物。
据《孟子》所载，当年孔子曾听孺子传唱《沧浪歌》，并有“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的评语。
[10]（《离娄上》）由此看来，渔父即“道”的化身，而渔父之道就是隐遁之道，也就是儒家“独善其身”、“杀身成仁”之道，与道家中的避世思想亦相接近。
两篇文章在思想内容上各有侧重。
庄子侧重“渔父”的点化，以渔父的出现，孔子的求教，体现代表道家的渔父思想“圣人尊之”的地位。
而屈原则通过对话体的形式，重在表现两种思想认识的尖锐对立：一种是“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随波逐流思想；另一种则是坚持原则，宁赴湘流，葬身鱼腹，也不肯对世俗妥协的精神。
前者庄子是站在渔父的立场上，后者屈原是站在与渔父相对立的立场上的，其思想精神与屈原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是一致的。
但是，两文的共同的思想内涵均通过“渔父”形象凸现了出来，这就是隐逸，淡泊，尊循时命，顺应自然。
语言上，《楚辞·渔父》用散文的形式而又部分地押韵，文字空灵轻妙，是一篇极好的散文诗。
而《庄子·渔父》则用记叙的形式完整的讲述了一段故事，文笔生动，形象突出。
二文或流畅如行云流水，或生动似身临其境，均以对话的场景描写展开，把主人翁渔父的形象行神毕肖地展现了出来，使读者在不同的语境中感受到很多相似。
特别是二文均以“渔父”作为隐者的象征，从而开创了后世文学艺术中的“渔父”意象。
二、“渔父”意象的文化内涵庄屈二文中“渔父”这一特殊的中心人物形象以独特的视角映射出以儒、道文化为背景的古代隐士风范。
王逸《楚辞章句》云：“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
”[3]（卷五）《楚辞》与《庄子》中的渔父，都是避世埋名的隐士，而并非靠捕鱼为生的打鱼人。
先秦时期，隐士颇多。
《论语》记载与孔子有关者，就有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莜丈人等，“他们畏世远遁，洁身自保，或躬耕田野，或僻居山林，原不必仅限于以渔为业。
不过，垂钓必临水畔，不仅景色优美，情调亦复闲淡，确乎倍加令人神往。
”[11]特别是庄子以道家“得意忘言”的独特笔法，将“渔父”与自然之道合为一体，从而赋予了“渔父”以超脱旷达、恬淡自适的文化内涵，更使“渔父”定格为隐逸的象征，开启了古代诗歌史上绵延不绝的“渔父”意象。
细加分析，“渔父”意象中包含了几个要素。
首先是“渔”。
垂钓之风，溯自上古。
《诗经》中说，“籊籊竹竿，以钓于淇。
岂不尔思？远莫致之。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
之子于钓，言纶之绳。
”[12]虽然那时垂钓大概还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但“岂不尔思”似乎已隐含了某种朦胧的情趣，这大概就是渔父的雏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