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日民间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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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的曲曲折折摘要:中国和日本也算是一衣带水的老邻居了,按理说邻居之间就应该和和气气,就算有点矛盾也无伤感情,可是近年来日本的举动却屡屡触碰中国人的神经,譬如说钓鱼岛争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甚至在讲话中大放厥词。
那么日本何至于如此呢?或许我们可以从中日关系的发展演变中一窥究竟。
一,古代中日关系据日本皇国史观记载,日本第一代天皇为神武天皇,即位于公元前660年(大约与齐桓公同时),在位一百余年,为日照大神(太阳女神)之孙。
但7世纪初日本才有文字,由此可以看出前面的历史均为杜撰。
中日关系最早的记载应该是秦始皇时期的徐福东渡。
徐福首次渡海的出发地是在山东半岛南端的琅琊。
琅琊是当时的一个古港,早在春秋时期,这一带的航海家就从这里出海,航达朝鲜半岛,而后顺半岛沿岸航行,经过对马岛到达日本。
而《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记载,徐福第二次航海时诈称仙人索取“百工之事”,遂“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
如此推断,徐福有可能走的仍是上次的旧航线,不仅如此,而且由此我们得知徐福二渡日本,带去了古代中国的“百工之事”,如汉字、中草药和水稻种植等许多文化和科学技术,直接促生了一代“弥生文化”的诞生。
中日关系最正式的记载是在东汉光武帝期间,在日本九州岛北部分布有倭奴国和犬奴国两个国家,并且在发生着战争。
倭奴国王遣使来华进贡十根木棍、十卷帆布、十名牲口(男女奴隶)。
汉光武帝赐封汉倭奴国,赐之金印。
现为日本一等国宝。
一百多年来,倭奴国和犬奴国相继覆灭,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更加强大的民族——大和民族。
大和民族兴起于日本本州岛,并建立了野马台国向中国称臣,三国时期魏明帝曹睿封其女王为安东都督府大都督亲魏倭王。
此后几百年野马台国一直向中国称臣,南北朝时向南朝称臣,一直延续到隋朝,日本推古女皇在位,任用圣德太子(其在日本历史上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孔子)进行改革。
这时起正式定名为日本,改大王为天皇。
公元645年,日本开始了一场以唐朝为蓝本的“大化改革”,全面学习唐朝的各项的政治制度、社会习俗等,并派遣遣唐使入华,其中最典型的是日本人吉备真备和高僧空海根据草书和楷书的偏旁创造日本的名字平假名和片假名。
1前言陶瓷,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瓷器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在延续与更新的演进中,成为了民族的文化象征,体现出了灿烂的人文价值[1]。
随着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发展,中国瓷器远销海外。
陶瓷从唐晚期开始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最主要商品之一,与我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其陶瓷文化与技术深受中国的影响。
中国的制瓷技术通过朝鲜工匠及居住在日本长崎的中国人在日本传播,加上日本本土发现了制瓷的原料,才开始了瓷器的生产。
1610年,佐贺县有田地区烧制出了日本最早的瓷器,而此时中国的瓷器至少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已经拥有成熟的制瓷技术[2]。
江西的景德镇窑、吉州窑,浙江的龙泉窑,福建的漳州窑、德化窑、建阳窑等窑口烧制的瓷器深受日本人喜爱,对日本瓷器的生产造成强烈刺激,促使日本不断研究、仿烧中国陶瓷。
中国作为最重要的制瓷国,在17—18世纪的瓷器贸易中扮演着主角,但随着中国政权交替和清政府实行的海禁政策等原因,中李沛时(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桂林541000)从毗邻的伊万里港贩运出海的瓷器。
陶瓷自唐以后就是我国主要的出口物之一,17-18世纪,中国因政权交替和实行海禁政策等原因导致瓷器外销数量锐减,难以满足海外市场的巨大需求,而此时日本制瓷业发展迅速,加入到了外销欧洲的行列中,与中国形成竞争。
中国与日本自古以来就往来频繁,日本政府还鼓励民众与中国通商。
中日陶瓷贸易往来不仅是两国文明交流的证明,也是大航海时代经济、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见证。
交流;陶瓷;贸易;李沛时(1995.11),女,瑶族,籍贯:广西蒙山,学历: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陶瓷、钱币、日本。
s Reserved.国瓷器外销数量锐减,面对欧洲市场的巨大需求,17世纪的日本制瓷业发展迅速,加入到了外销欧洲的行列中,与中国形成竞争。
2伊万里瓷的起源和发展说到伊万里瓷,不得不提一下日本瓷器的诞生。
日本瓷器诞生于江户时代初期,1590年丰田秀吉统一了日本,经过多年战争纷扰重获安宁的武将们开始流行饮茶。
归纳总结古代中朝、中日之间的外交往来。
汉魏时期:日本屡派使者朝贡,请求册封,据范哗《后汉书·东夷传》,后汉光武帝建武中元2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
光武赐以印绶”。
这是《汉书》以后中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最早记录。
1784年,日本九州北部博多湾口的志贺岛发现了铸有“汉委奴国王”的金印一方,证明我国文献的真实性。
南北朝时期:统一日本的大和国向中国朝贡大和国于4世纪末至5世纪初基本上统一了日本。
公元413年到公元502年,日本曾先后13次向东晋、宋、梁各朝遣使朝贡,请求册封。
中日通好后,中国文化不断地流入日本,为后来飞乌文化的形成带来很大影响。
隋唐时期:日本遣使大举学习中华文化日本皇室为汲取隋唐王朝统治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文化,多次遣使到中国和唐朝修好。
自舒明天皇2年(公元630年)至宽乎6年(公元894年)间,共任命遣唐使19次,其中成行并到达长安的有13次。
宋时的经贸往来和元代交往的中断延久4年(公元1072年),成寻及其弟子7人搭宋商船入宋,到天台山国清寺巡拜,还受到宋神宗的接见。
神宗委托成寻的弟子带给日本朝廷一封亲笔信和不少礼物,表示谋求睦邻友好的意愿。
明朝时期的复杂关系:“倭寇”与“勘和贸易”倭寇主要由镰仓时代以来西部一些名主、庄官、地头为核心的纯海盗帮以及武装商人集团和游民等构成。
他们在西部豪族的组织下,以对马、壹歧、北九州的松浦和濑户内海为据点,侵掠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沿海地方。
从13世纪上半期至16世纪中期活动了300余年之久。
明末清初:丰臣秀吉两次战争及“锁国政策” 1592年和1598年,明朝军队在朝鲜两次打败丰臣秀吉的军队,打退了日本的侵略意图。
后德川幕府向明朝提出讲和恢复勘合贸易的要求,以谋结束丰臣秀吉以来对中朝两国的敌对状态。
明朝因倭寇及丰臣的侵扰,对日十分警惕,且国内形势不稳,厉行海禁,拒绝幕府要求。
但民间贸易始终在进行。
鸦片战争与明治维新中日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的国力日渐强盛。
1 前言中日两国是近邻,已经有着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
两国之间的关系对整个东亚地区乃至世界的发展都有影响,然而中日关系十分敏感,极为复杂。
历史上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不对称的,不是中国强、日本弱,就是中国弱、日本强。
而进入21世纪在东亚历史上出现了中日双雄鼎立、两强齐头并进的局面。
日本正从一个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角色转变,而中国由政治大国向经济大国转变。
[1]2 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两千多年来中日关系的特点在于,两国经过“强弱型”“弱强型”关系,现在正向着“强强型”关系发展。
因此中日关系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两千年中日交往史,二是从1894 年到1945 年大约50 年的日本侵华史,三是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关系。
2.1 古代到1894年中日关系的发展两千年里,中日交往过程,两个基本上是和平共处的。
从国力对比看,中日关系是“强弱型”即中国强,日本弱。
由于中日两国地理位置的接近,两国人民大约在距今二千多年前,就建立了交往关系。
从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东汉政府就与倭奴国建立外交关系。
唐朝时,它向唐朝派遣的使者、留学生和学问僧的数目之多,他们学习中国的生产技术、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制度、文学艺术、建筑技巧和生活习俗等。
宋日双方虽未建立外交关系,但贸易关系从未中断。
由于中日之间的交往密切,所以日本在许多方面都受中国影响很大。
元末,日本武士开始逐渐乘船串扰中国沿海。
后来由于两国先后锁国,互相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在极小规模下进行着,因而并未建立外交关系。
这种闭关锁国状况,一直延续到两国被西方殖民者的大炮敲开大门。
此后,中日两国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入了侵略与被侵略的时期。
总之,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重要近邻。
中日友好交往历史绵延两千多年,中日两大民族相互学习,相互促进。
古代中华文明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至今给日本也还存在重大的影响。
在两千年里,中国强大,日本从师。
如在日本的邪牙台国时代至隋唐时代,日本统治集团为稳定国内局势,全方位、大规模的向中国学习先进文化,甘冒波涛险阻,一次次拍大型使团和留学生前来中国,其学习的积极性实属罕见。
日语函电——中日古代贸易文日113-1201190505110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古时中国一直是日本的老师,两国交流也相对方便,两国官方交往虽然中断过,但民间的来往却一直延续下来。
到现在的经济社会,两国之间的贸易尤为重要。
中日之间的贸易来往由来已久,东汉光武帝时,中日两国就开始了零星的贸易,这是两国贸易的起始。
但由于受当时造船条件航海条件等不足,再加上日本发展相对落后商品交换意识稀薄,中日民间贸易只是一种偶然的、非定期的往来,只是以简单的物物交换为主。
但日本官方曾多次派遣使者进贡东汉,期间自然有一定数量的物品交易。
东汉时日本还接受了汉王朝颁赐的“汉委 倭 奴国王”金印。
此金印至今尚存日本。
陈寿所著《三国志.魏志》中也对以邪马台为代表的王国与中国的来往进行了描述,曹操还赐予倭王印。
不难看出两国之间的还是贸易一定有所发展,它成为两国民间贸易长河的源头,为以后大规模的贸易往来奠定了基石。
公元十四世纪前,也就是隋唐至明,为中日贸易的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民间商船来往频繁,隋唐朝由于经济发达,文化在当时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特别是盛唐时期,是是世界顶级强国,且十分开放兼容并包,与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化交流非常频繁,唐朝和日本的海上贸易较前代更加频繁。
朝鲜、日本派来许多留学生到长安学习,即所谓的遣隋史遣唐使。
从630年至894年,日本遣唐使的任命次数,有18次、19次、20次等诸说。
其阶段的划分也有两期、三期、四期等不同划分。
从其派遣目的来看,两期划分法较为合适。
前期从630年至669年,一般由2艘船组成,乘员约250 人左右。
主要是为了解决朝鲜问题,力图维持其在朝鲜半岛南部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可以说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派遣的。
后期从702年至894年,船只增至4艘,乘员超过500人。
主要是为了全面而系统地输入大唐的先进文化,以促进自己国家的迅速发展和进步。
日本的遣唐使,名义上虽是遣使贡方物而唐亦回赐丝绸作为礼品,裨上是变相的官方贸易。
中日战争关系史(古代篇)一、中日关系史(一)隋以前的中日“宗属”关系据中国正史,公元1世纪(公元1年西汉平帝刘衎元始元年)班固撰《汉书》载,公元前汉武帝灭卫氏(右渠)朝鲜后(卫满朝鲜王险城),建玄菟、乐浪、真番、临屯等汉四郡,之后“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时西汉皇朝是否通过册封确立了中国与分裂状态下的日本某一政权的宗属关系,尚不可考。
范晔撰《后汉书》载:“倭在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
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
”汉光武帝当政的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正月,“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
光武赐以印绶”(1784年,日本农民甚兵卫在博多志贺岛上发现“汉委奴国王”方形蛇纽金印,重约108克,现作为日本国宝收藏)。
据日本学者考证,这个“奴国”的位置在今北九州的福冈市一带。
中国学者认为,东汉皇朝对“奴国”的册封,正式开启了古代中日外交关系的记录。
陈寿撰《三国志》载,魏明帝景初二年(238年)六月,日本列岛上兴起的邪马台女王国遣大夫难升米、次使都市牛利等赴魏“朝献”。
魏明帝大悦,诏赐女王卑弥呼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
房乔(房玄龄名乔,字玄龄579-648年)著《晋书》载,265年司马炎称帝建西晋时,邪马台国女王亦遣使朝贺,此后直至420年东晋灭亡的一个半世纪里,日本国使的“朝献”不下十余次,说明国家间的外交关系仍在持续。
在东晋衰、南北朝兴的公元5世纪,中日交往频繁。
时日本列岛已结束小国林立局面,出现了中国史书称做“倭”、日本史书称做“大和”的统一中央政权(大和是邪马台国征服列岛其他政治势力后建立的统一政权(主要依据是:邪马台、倭、大和等国名的日语发音都是“YAMATO”)。
在413~478年倭王赞、珍、济、兴、武统治的所谓“倭五王”时期,均遣使中国朝贡并接受册封。
据史书载,东晋安帝和南朝宋武帝时,倭王赞遣使朝贡并接受了“倭王”的册封。
宋文帝时,倭王珍开主动请封之先例,上表求授“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朝鲜半岛少数名族国家)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
中日两国关系洪欣2015213748 中国与日本是邻邦,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对中国的态度,从古代的学习到近代的侵略,再到现代的蠢蠢欲动。
历史上,中日关系可以追溯到秦始皇。
唐时,日主要派遣唐使,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及生产技术的。
在唐之前,中日之间没有发生过有记载的战争。
中日之间有战史,主要是因为朝鲜。
元明时代,中日之间有过几次交战,但都以日本失败告终。
从明到清,日本基本独立于中国之外,有时也会来朝贡,但主要是获取经济利益。
所以,古代时期,日本曾两次想扩张到大陆,但都失败了。
而大陆历朝除元以外,均未远征日本。
到了近现代,在日本明治以前,也就是1868年以前,中日相互交往主要是有民间贸易比较活跃。
但各自都被西方人所侵扰。
英国对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在日本上层引起很大的震动。
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始自强运动,也叫洋务运动,向西方学习坚船利炮。
随后不到十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也向西方学习。
中国向西方主要学军事,日本很快发现西方人的强大除了军事以外,法律与政治制度是基础,于是日本提出脱亚入欧战略,全面西化。
也就在这一时期,中日开始国家间的互动。
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签订。
双方正式建立近代意义的双边关系。
1874年发生侵台事件。
而后甲午战争战败签订《马关条约》。
甲午之后,中日关系的平等交往不复存在,日本成功跻身列强之列,成为中国的头号敌人。
日本殖民朝鲜。
日俄战争,为争夺中国东北,日本打败俄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又抢了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利益。
日本在远东一家独大。
1930年代,日本发动征服中国侵略战争,直到二战结束。
而到了现代,1978年双方签《中日友好和平条约》后渐渐恢复外交。
但日本仍对我国虎视眈眈,钓鱼岛事件越演愈烈。
日本上届首相不顾中国人怕反对,屡次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
综上,我们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或正视历史,面向未来。
“的态度对待中日关系。
古代中日关系史古代中日两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长期的友好经济文化交流。
汉朝西汉时,日本有三十多个小国与汉朝有来往。
东汉初,日本倭奴国王遣使来汉,光武帝赠赐给“汉倭奴国王”金印。
中国的铸铜和制铁技术,这时也传入日本。
20世纪初,日本发现了两汉时期的铜镜。
唐朝1、“遣唐使”唐朝时期,中国和日本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达到空前繁荣的时期。
这时日本社会正处奴隶制瓦解,封建制建立和巩固的阶段,对唐朝的昌盛极为赞赏,因此向唐朝派遣的使者、留学生和学问僧数量很多。
631年(贞观五年),日本派出了由留学生和学问僧组成的第一次“遣唐使”。
到838年(开成三年)止,日本派出遣唐使共十三次,另有派到唐朝的“迎入唐使”和“送客唐使”共三次。
唐初,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团一般不超过二百人,从8世纪初起,人数大增,如717年、733年和838年派出的遣唐使,人数均在550人以上。
1970年在西安发现的日本银币很可能就是遣唐使带来的。
日本奈良东大寺内正仓院所存放的唐代乐器、屏风、铜镜、大刀等珍贵文物,就有一部分是遣唐使带回去的。
为了吸收中国的文化成果,日本选派了不少留学生来唐学习,他们被分配到长安国子监学习各种专门知识。
如阿倍仲麻吕(原名晁衡)。
长期留居中国,擅长诗文。
在唐历任光禄大夫、秘书监等职。
他与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等人有着深厚的友情,常做诗相酬赠。
日本留学生回国以后,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空海与鉴真和尚日本来中国学习的学问僧共约九十余人,其中最著名的是空海。
他于804年(贞观二十年)来中国,在长安青龙寺向惠果学密宗,回国时带回一百八十多部佛经,在日本建立了密宗。
他还对中国的文学和文字有很深的研究,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僧人也不断东渡日本,沟通中日两国的文化,其中贡献最大的是鉴真和尚。
鉴真,姓淳于,扬州人。
他对于律宗有很深的研究,在扬州大明寺讲律传戒。
他应日本圣武天皇的约请东渡日本。
经过六次努力,历尽艰辛,双目失明,终于在754年(天宝十三年)携弟子到达日本,时已年近七旬。
浅析南宋和日本民间贸易的往来作者:张艳楠来源:《卷宗》2019年第29期摘要:中日经济文化交往绵延千年,唐朝后期出现了中日经济交往由官方贸易扩展到民间贸易的现象,南宋时期,统治者对民间贸易的管制有所放松。
“浮南海而南,……舵长数仗,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
”①航海技术和造船术的发展为宋日海上民间贸易和文化交往提供了便利的交通,宋日两国商品成为贸易对象促进了两国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南宋;日本;民间贸易1 宋日民间贸易的背景中日民间贸易最早出现在唐后期,此时中日双方还是主要以官方贸易为主,到两宋时期,通过两宋政府对外政策的调整,民间贸易取代官方贸易并迅速成长。
其中中日民间贸易的“陆上丝绸之路”在唐灭亡后中断,两宋时兴起“海上贸易”,因以丝织品、陶瓷为出口商品,被学者称为“海上丝绸之路”,到南宋,海上贸易更加繁荣,承担着传递中日经济文化交流和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桥梁。
北宋末期战火不断,先进的生产技术、工具等被逃亡百姓带到南方,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
南宋建立后,政府鼓励发展民间海上贸易,因其与辽、金等国战争频繁失利导致财政空缺,而民间海上贸易带来的利润极大,故在东南沿海港口增设多次市舶司以掌管海外贸易,“诏杭州、明州置市舶司”②、“提举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③等,顾炎武曾说:宋南渡后,经费困乏,通过增设大量市舶司,收取来往商船费用,使市舶收入成为南宋政府主要收入来源。
故南宋政府重视与日本建立稳定的经济关系,努力推动中日两国民间海上贸易。
此时的日本,大权被平清盛等武士掌控,因国内需求增多,急需对外贸易,一改之前排外、闭关锁国的方针,积极推动与南宋的海外贸易,并颁布了一系列政策鼓励日商对南宋贸易,“故日本商船赴南宋者渐多,宋日交通乃日臻频繁”。
④日本商人曾冒着海上威胁,搭船前来南宋进行贸易的景象,来宋商船不断增多,对宋贸易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随后日本进入镰仓幕府时期,继续奖励海外贸易,直到宋商船进入岛津庄贸易引发了大宰府与岛津庄围绕贸易合法性的问题发生了争执,从而使庄园走私贸易合法化。
试论述古代中日民间贸易的发展轨迹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源远流长。
二千多年来,两国人民进行了广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极大地推动了两国历史的发展。
古代两国的民间贸易往来作为两国经济交流的重要内容,对增进两国友好关系,促进两国社会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
古代中日民间贸易源远流长,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公元前3世纪—公元6世纪(中国的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日本的弥生时代至大和时代前期)为初始阶段。
由于受造船、航海条件的制约,加上日本商品交换意识淡薄,中日民间贸易只是一种偶然的、非定期的往来,且以简单的物物交换方式进行,但它却成为两国民间贸易长河的源头,为以盾大规模的贸易往来奠定了基石。
公元9世纪中叶—14世纪(中国的唐末五代宋元时期,日本的平安时代中后期,镰仓时代,室盯时代前期),为古代中日民间贸易的初始阶段。
这一阶段民间商船往来频繁,成为无国交时代两国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奠定了明清时期两国民间贸易鼎盛的基础。
16世纪20年代—19世纪中叶(中国的明朝中后期和清代前期,日本室盯幕府后期和江户时代),是两国民间贸易的鼎盛及由盛转衰阶段。
这300多年的中日民间贸易发展颇为曲折,先是在海禁逆境中顽强成长的走私贸易,尔后是乘风破浪、长途跋涉、迂回辗转的转口贸易和中介贸易,最后终于迎来了海禁解冻后欣欣向荣的自由贸易,充分显示了民间贸易那荡气回肠的气势和所蕴含的强大生命力。
此后,由于日本政府对贸易的限制明显加强,两国贸易才走向衰落。
纵观古代中日民间贸易史,从中可以发现以下三个特点:从贸易载体看,经历了一个由大陆移民到商人,再到商人集团的发展过程。
先秦到南北朝时期,贸易的载体主要是掌握先进技术的大陆移民。
自唐朝开始,商人力量日益增强,先是中小商人,尔后出现了拥有雄厚资本的大商人、商人集团。
唐宋元时期的经营活动以商人独资经营为主,明清时开始向合资经营转化,且经营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
贸易载体的这一发展变化,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两国民间贸易不断发展的趋势。
从贸易流向看,经历了由单向性贸易向双边性贸易的发展过程。
从先秦到北宋,由于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和造船航海技术远远高于日本,中日贸易流向主要是中国商船赴日,属单向性贸易。
从南宋开始,随着商品经济的日趋发达和造船航海技术的不断提高,日本具备了远航的能力,日本商船来华日趋频繁,中日双向性贸易繁荣起来。
从贸易发展的趋势看,民间贸易在各代的发展很不平衡,起伏不定,经历了一个颇为曲折的历程。
南宋时,由于中日两国政府都采取了鼓励贸易的政策,民间贸易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元代则处于相对低潮时期,特别是元朝前期,由于元日战争的影响,史书中难见中国商船赴日的记载,来华日船也较南宋时大为减少;明中后期到清代1684年之前,由于清政府厉行海禁,致使两国的民间贸易以走私这种畸形方式表现出来;而从1684年清政府解除海禁到17巧年,中国商船踊跃赴日,中日贸易迅速达到鼎盛,创古代两国民间贸易史的最高水平。
显然,民间贸易的曲折发展是同政治因素尤其是统治阶级对贸易的态度直接相关的。
古代中日民间贸易对两国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它成为促进两国经济发展的加速器。
技术的交流推动了两国生产力的发展;金属以及金属货币的交流,刺激了两国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贸易税收成为两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贸易规模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又刺激了丝织业、制瓷业、印刷业等相关产业的繁荣,推动了城市商业的发展。
其次,丰富了两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成为两国文化交流的纽带。
丝绸之路的丰富内涵,满足了两国人民的物质需求;书籍之路的独特魅力,丰富了两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了两国的文化交流。
第三,架起了沟通两国官方交往的桥梁。
在中国的汉魏时期和明代,对两国官方关系的建立和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官方交往中断的五代宋元时期,对维系两国的友好关系更发挥了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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