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企业”的角色重构——基于治理理论的探究

社区治理的理论思考与展望摘要：研究社区治理的变迁，我们不难看出，尽管有着国家统治和治理方式变化、社会经济体制转型、社区空间建筑形态的变化等诸多因素。

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以“居民委员会”为典型代表的社区自治组织，从“集体化”趋向“行政化”，本质上还是国家基层行政的“代理人”，导引和确保社区自治在既定的轨道上发展。

关键词：社区自治国家-社会理论居委会威权行政化一、社区治理相关理论述评（一）国家-社会理论作为一种研究权力的运作理论工具，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

当时，城邦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合二为一，市民的社会身份与政治身份合二为一。

亚里士多德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命题，真实地表达了城邦时代国家与社会的胶合状态。

该理论历经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流、国家-社会互动论的发展流变。

真正将国家与社会进行现代意义的区分的是黑格尔。

他将国家与社会做了明确的界分①，提出了国家在逻辑上高于社会，国家是社会的基础。

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基础上，在政治思想史中第一次提出完整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马克思对国家和社会本质的分析，概括为三个主要区别：其一，国家是普遍性领域，社会是特殊性领域。

其二，国家是自为性领域，社会是自在性领域。

其三，国家是政治领域，社会是经济领域。

如项飚所言，普通人看来，“国家”依然是最受认同的范畴，而“社会上的”人和事则意味着不正规和不可靠。

同时，在普通人眼里，国家总体上的正当性不可置疑，具有高度的道德性②。

本文引入国家-社会理论视角，主要是考察建国以来各个阶段，上海社区自治发展的进程中，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干预与自下而上的自治组织之间的抗衡，以此来验证当下一种乐观的观点：“城市基层将出现一个独立与国家的社会”“城市社区实质上已经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二）威权控制“威权”来源于政治学概念“威权主义”，英文为authoritarianism，这一概念由西方学者沃格林于20世纪30年代最先提出的。

基于外部性理论探索城市社区治理改革创新思路作者：顾锋娟胡楠来源：《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04期[摘要]城市社区治理向高效、快捷、低成本的自治模式转变是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改革的必然选择，但是目前城市社区居民参与度不高阻碍了其进一步创新发展。

本文从“外部性”视角对其根源性进行分析，并以城市社区环境卫生治理为例，阐述外部性问题所带来的治理困境以及内化设计机理，为城市社区其他领域的治理提供创新思路。

[关键词]外部性问题；内部化设计；城市社区治理[中图分类号] D267.7[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4479（2016）04-0124-05一、引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城市社区作为国家治理结构的基本单位，特别是随着社会管理重心进一步下移，城市社区承担着越来越多的社会管理职责，成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变革的重要着力点。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侧重于制度的改革，强调治理制度的法制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治理效率的大幅度提升。

城市社区治理的改革则更加侧重治理效率层面的改革，强调从传统的“政府主导”模式转向更为高效、快捷、低成本的“自治模式”。

“自治模式”的核心在于城市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

然而，我国城市居民城市社区治理的参与意识和参与度一直较低，一些学者试图从中国城市社区的“陌生人”社会性质角度进行解释。

龚长宇、郑杭生（2011）[1]，陈天祥、叶彩永（2013）[2]指出中国城镇化的推进以及商品房开发建设形成了大量的新型城市社区，其人员来自四面八方，彼此之间大多不认识，信任感缺乏，这种“陌生人”的状态造成了城市社区居民缺乏利他性地参与城市社区治理事务的社会性基础。

为此，一些学者开始从情感维系角度探索城市社区治理改革，如，郑杭生（2008）[3]提出通过自治以及完善社区服务体系等方面增进陌生人世界的人与人之间的整合和连接，达到城市社区的“去陌生化”。

《赋权理论视角下城市社区的协商治理研究》篇一一、引言在当下社会治理体系中，城市社区作为基层治理单元，其治理模式和效果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与和谐。

赋权理论作为一种强调个体与集体赋权、参与和协商的理论框架，为城市社区的协商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

本文将从赋权理论的视角出发，对城市社区的协商治理进行深入研究，旨在探讨其在实践中的运用及其对社区治理的积极影响。

二、赋权理论概述赋权理论强调个体与集体的赋权、参与和协商，主张通过增强个体的能力和集体的决策权，以实现更好的社会治理效果。

在社区治理中，赋权理论重视居民的参与和决策权，认为只有让居民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才能更好地实现社区的和谐与稳定。

三、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的现状当前，我国城市社区的治理模式正在从传统的行政化管理向协商治理转变。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居民参与度不高、决策过程不透明等。

这些问题影响了社区治理的效果，也制约了社区的和谐与稳定。

四、赋权理论在城市社区协商治理中的应用（一）增强居民的参与和决策权在赋权理论的指导下，城市社区应增强居民的参与和决策权。

通过建立居民参与平台、开展居民议事会等方式，让居民参与到社区治理中，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同时，社区应尊重居民的决策权，让居民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共同商讨解决方案。

（二）建立透明的决策过程为了确保决策的公正和透明，城市社区应建立透明的决策过程。

在决策过程中，应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包括居民、社区组织、政府等各方面的意见。

同时，决策过程应公开透明，让居民了解决策的依据和过程，增强决策的可信度和公信力。

（三）强化社区组织的角色社区组织在社区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赋权理论强调社区组织的参与和协作，认为只有强化社区组织的角色，才能更好地实现社区的和谐与稳定。

因此，城市社区应加强与社区组织的合作与协作，共同参与社区治理。

五、实践案例分析以某城市社区为例，该社区在协商治理中运用了赋权理论。

通过建立居民参与平台、开展居民议事会等方式，增强了居民的参与和决策权。

2023年第5期（总第143期）天水行政学院学报从网格到网络：城市社区治理转型路径探究——基于义乌市鸡鸣山社区的经验考察周雅琳（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北京108000）［摘要］网络化治理成为破解当前城市社区“内卷化、碎片化、弱参与”治理困境的首要选择，是“共建共治共享”在社区治理场域的重要实践。

本文基于义乌市鸡鸣山社区网络化治理转型的实践经验和内在逻辑，发现整合分散力量推动社区治理扁平化、集成化，动员社会力量实现服务供给精准化、多样化，关心民情民意推动社区治理精细化、民主化，借助信息技术推动社区治理智能化、高效化是实现网络化治理的关键。

［关键词］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鸡鸣山社区［中图分类号］D66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6566（2023）05-0033-06自单位制解体后，单位对人的微观管理职能削弱，社区逐渐成为了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着原先单位“协助行政”的角色。

中国的城市社区不断探索创新，经历了政府主办、政府主导、政府引导等发展阶段。

自2004年北京市东城区首次实施网格化管理以来，各地纷纷对网格化管理这一基层治理模式进行了因地制宜的创新，网格化管理作为一种组织载体，填补基层社会服务与管理的“空白地带”，建立起家庭与社区（村）之间的联系，自此“无网格，不管理”逐渐成为我国社区治理模式转型的主要导向。

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日渐频繁、社会治理任务不断下沉、人民群众多元化需求日益增长，传统的网格管理模式难以有效承接日渐繁重的治理任务和多样的公共服务需求，管理中的碎片化、内卷化等问题逐渐凸显。

党的十八大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社会治理体制写入党的文件，我国社会领域改革实现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新飞跃。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将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置于国家发展全局高度，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打破“自上而下”的线型治理模式，建立健全党委领导和政府主导下的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良性互动的网络化治理模式成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