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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血梅花》：“复仇”的解构摘要：《鲜血梅花》表现出对于“复仇”主题的解构：首先是失去“自由选择权”的阮海阔被动地成为“复仇者”，消解了复仇目的的崇高性；其次是复仇过程中主人公的“漫游”行为与复仇目的之间存在的巨大背离；最后是种种偶然因素促使的复仇完成的结果，与前面二者之间形成的荒谬对比。
小说从开端到结局，从复仇的塑造到复仇的解构，余华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抒写了对于人性和人生存在价值的关怀和思考。
关键词：《鲜血梅花》阮海阔复仇的解构一、存在主义视野下复仇者“自由选择权”的丧失中国“先锋派”文学的出现和发展，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哲学有着某种“比附”关系。
孕生于六七十年代的先锋文学，在“八十和九十年代经历了一个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的演变过程。
它在前期的艺术内涵与指向主要是现代性，后期则具有自我解构性。
”[张清华.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当代中国先锋文学思潮论[J].中国社会科学,1997(6).]发表于1989年的《鲜血梅花》正是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出现的，结合余华的创作分期以及先锋文学的思潮特征，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可以为我们解读这部作品提供一个参考的维度。
存在主义哲学关注的中心问题是人的生存的价值与意义的问题。
“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这是存在主义面对生存的基本感受。
面对荒诞的世界，存在主义哲学提出了“存在先于本质”和“自由选择”的说法。
萨特认为，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他在后天形成的各种规定性，即“首先是人，然后他才是此或为彼”。
因此面对空虚的人类本性，“人生不是别的，乃是自我设计和自我实现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自由选择”起到了关键作用。
人的存在的意义只能由人自己来规定，人时时刻刻面临着选择，正是在选择的过程中人才创造了自己的本质，反之，如果失去了自由选择的权利，人就等于失去了个性和自我，就不能算是真正的存在。
[萨特.存在与虚无[M]. 陈宜良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鲜血梅花》中的阮海阔一出场就被剥夺了自由选择权。
国家开放大学智慧树知到“汉语言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1）》网课测试题答案（图片大小可自由调整）第1卷一.综合考核(共15题)1.《正红旗下》里写得最为传神的人物是二哥福海，小说里有两处突出的场面描写是()。
A.请安B.当油漆匠C.加入白莲教D.洗三2.一乐是一个懂事知恩图报的人。
()A.对B.错3.汪曾祺毕业于北京大学。
()A.对B.错4.收在《彷徨》的，与《在酒楼上》同时期的关于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有()。
A.《孔乙己》B.《孤独者》C.《离婚》D.《伤近》5.老舍被人称为()小说的鼻祖。
A.京味B.京派C.海派D.北京市民诗人6.汪曾祺是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创始人。
()A.对B.错7.《李有才板话》中，被选为村长的三个候选人是()。
A.马凤鸣B.刘广聚C.张得贵D.陈小元8.为了给孩子治病，许三多一路卖血去了上海。
()A.对B.错9.七公公是下列作品()中的人物。
A.《纪实与虚构》B.《透明的红萝卜》C.《许三观卖血记》D.《棋王》10.汪曾祺曾认为“气氛即人物”，以《故里三陈》为例，试析汪曾祺在表现人物上的独特手法?11.《棋王》中，“何以解忧，唯有下棋”、“人要知足，顿顿饱就是福”反映了()的思想。
A.淡泊名利B.积极乐观C.逃避现实D.知足常乐12.《山地回忆》的作者是孙犁。
()A.对B.错13.余华的()书被拍成了同名电影?A.《兄弟》B.《在细雨中呼喊》C.《活着》D.《棋王》14.关于《子夜》，比较正确的说法有()。
A.是描写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B.它包容着农村和城市的革命运动C.它包容着都市金融市场的搏斗D.它包容着工业上的风波15.有关鲁迅《铸剑》的解说，正确的选项有()。
A.《铸剑》选自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B.《铸剑》取材于《列异传》、《搜神记》、《吴越春秋》、《赵绝书》C.小说中“刻”是小说主人公“黑的人”的精神象征D.小说“复仇”主题鲁迅式的开掘与展开，是在复仇完成以后开始的第2卷一.综合考核(共15题)1.阅读《孕妇和牛》中“孕妇对字的摹写”这一部分，分析小说在热爱原始生命的延续的主题下，出现了“石碑”、“文字”等关于历史、文明的标志，是为了表达什么?2.《在酒楼上》中的吕维甫在学生时代曾经是一名革命的闯将。
开题报告汉语言文学浅谈余华作品中的暴力叙事一、选题的意义余华，是当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小说《兄弟》的出版，又引起了一阵研究余华的热潮。
对于余华的研究，从九十年代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十几年的时间，研究发表的论著数量众多。
对于余华的暴力叙事的研究作品数量众多，同时探讨余华暴力叙事的原因的文章也不再少数。
前人的研究一般认为有这样几个原因：童年在医院长大的经历；五年职业医生生涯；对暴力泛滥的文革记忆；文坛潮流的变化；对世界本质的个人理解；外国文学的影响等。
对人性的个人理解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本文就侧重从余华对人性“恶”的本质理解来进行探讨，说明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阐述的主要观点）1、余华暴力叙事的主要表现。
2、余华暴力叙事形成的原因及暴力背后的关于人性“恶”的本质的探讨。
3、余华暴力叙事对先锋文学的影响。
三、研究（工作）步骤、方法及措施（思路）步骤：1、阅读余华的相关作品，获得作品中的有关暴力描写的基本情况。
2、搜集关于余华暴力的研究资料，《兄弟》《现实一种》《余华论》《余华评传》等，了解余华暴力叙事的研究成果。
3、总结，说明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方法：搜集资料、对比阅读、分点论述，总结概括思路：资料研究——搜罗信息——理论准备——对比参照——整理思路定提纲四、毕业论文提纲余华的暴力叙事在中国文坛都是少见的，使余华一直站在评论界的风口浪尖。
除了余华自身的一些因素还有国内的环境因素，外国文学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本文就从余华对人性“恶”的本质的理解，对余华小说暴力叙事进行探讨。
一、暴力叙事的具体表现1、对他人的暴力。
《黄昏中的男孩》中的水果摊主对男孩的毒打；《现实一种》中皮皮对堂弟的扇耳光后获得的快感，以及山岗和山峰两兄弟的自相残杀，以及医院中的一系列的解剖；《河边的错误》中的疯子反复杀人，隐含着人的暴力本能，马哲杀疯子何尝不是人的暴力本能的表现。
因此暴力是人性的一种本能，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性中的“恶”的具体表现。
《余华《活着》的版本改编与受难—救赎主题研究》篇一一、引言余华的《活着》作为一部经典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自其问世以来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赞誉。
该作品通过描绘主人公福贵的人生经历，展现了人在苦难面前的生存状态和救赎的可能性。
随着版本的改编，这一主题得到了更为深入的挖掘和呈现。
本文旨在探讨余华《活着》的版本改编及其受难—救赎主题的演变与深化。
二、余华《活着》的版本改编余华的《活着》在出版后经过多次改编，包括电影、电视剧、舞台剧等多种形式的呈现。
这些改编在保留原作基本框架的基础上，通过不同的表现手法和角度，进一步深化了作品的内涵。
电影版《活着》以更加直观的视觉冲击，呈现了福贵一家的苦难与救赎；电视剧版则通过更加细腻的人物刻画和情节展开，展现了人物内心的挣扎与成长。
三、受难主题的呈现与深化《活着》的受难主题主要体现在福贵一家的生活经历中。
在原作中，福贵经历了家庭的不幸、社会的动荡、个人的失落等种种苦难。
在改编作品中，这一主题得到了更为深入的呈现。
电影版通过视觉冲击力强的画面，展现了福贵一家的苦难生活；电视剧版则通过细腻的人物刻画和情节展开，让观众更加深入地了解福贵一家的内心世界。
此外，改编作品还通过其他角色的命运遭遇，进一步展现了人在苦难面前的无助与挣扎。
四、救赎主题的体现与拓展与受难主题相对应的是《活着》中的救赎主题。
福贵在面对种种苦难时，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信念和希望，这种信念和希望就是救赎的力量。
在原作中，福贵通过与家人的相互扶持、与命运的抗争等方式，实现了自我救赎。
在改编作品中，这一主题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体现和拓展。
电影版通过福贵一家的生活细节，展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和相互扶持的力量；电视剧版则通过更加细腻的人物刻画和情节展开，让观众更加深入地感受到福贵的内心世界和救赎的过程。
五、结论通过对余华《活着》的版本改编与受难—救赎主题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这部作品在表现人性、生命、苦难与救赎等方面的深刻内涵。
“父辈”复仇——论余华小说《现实一种》的复仇主题作者：吴志亮来源：《名作欣赏·评论版》 2018年第9期摘要：余华的小说《现实一种》对人类精神最古老的情欲之一的复仇进行了表现，是一部典型的复仇小说。
与传统较为常见的子替父复仇的“子辈”复仇主题不同，小说表现的是父替子复仇的“父辈”复仇主题，并且因为这种复仇行为发生在同一家族内部拥有直接血缘关系的兄弟之间，以子为核心的极端“个体化”的“生存本能”在复仇过程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彰显。
关键词：《现实一种》主题“ 父辈”复仇“ 生存本能”毫无疑问，复仇现象一直伴随在人类的左右，复仇心理的根源似乎更是可以追溯到人类的原始自然本能。
法国的保尔·拉法格在其《思想起源论》一书中曾指出：“报复是人类精神的最古老的情欲之一，它的根子是扎在自卫的本能里，扎在推动动物和人进行抵抗的需要中，当他们受到打击时就会不自觉地予以回击。
”a 英国的德斯蒙德·莫利斯在其《人类动物园》一书中也曾指出：“从生物意义上来说，人类天生便会保卫三种东西：他自己、他的家庭以及他的部落。
作为一种喜结偶的、定居的、群居的灵长目动物，他必然会这样做，而且不得不这样做。
如果他自己、他的家庭或者他的部落遭到暴力的威胁，那么很自然地，他便会以暴力来反抗暴力。
只要能够排除外来的威胁，采取一切可行的手段便是他生物意义上的职责。
对于其他动物来说，情况同样如此。
”b在人类社会早期，复仇多以被害者特别是被害者的亲属（即复仇者）直接面对施害者（仇人）的形式而存在，而人类由原始蒙昧时代进入文明理性时代之后，一方面，随着社会法律体系的逐步建立，复仇行为也逐步被纳入到法律体系之中而成为一种制度，另一方面，当以法律体系为支撑的复仇制度不足以帮助复仇者完成其复仇心愿，或者法律体系尚未延伸到一些较为偏僻的地区，古老的复仇者直面仇人的复仇形式可能会再次成为人类的本能选择，即便复仇者知道自己的复仇行为可能有损法律的权威，但内在的复仇本能以及被害者的不幸与仇人的逍遥法外都会促使复仇者毅然选择直面仇人，哪怕最后玉石俱焚也在所不惜。
关于胡适评<红楼梦>“自叙说”。
“自叙说”是“新红学”的代表性观点。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初稿里提出这一观点后，]俞平伯原原本本地继承下来了。
我们且看俞平伯是怎么说的：我们既相信《红楼梦》为作者自述其平生之经历怀抱之作，而宝玉即为雪芹底影子，虽不必处处相符，（因为是做小说不是做行状）但也决不能大不相符。
[25]因为从本书看本书，作者与宝玉即是一人，实最明确的事实。
[2 6]我们有一个最主要的观念，《红楼梦》是作者底自传。
受“自叙说”影响最确凿的证据是收集在该书中的《红楼梦年表》。
此年表把曹雪芹的生平跟书中贾家的事情搅在一起，不分彼此，最能反映“自传说”。
英伽登的文本五层面：声音意义小说家的“世界”观点“形而上性质”层面一．关于主题的微观分析，相同的主题不同作品之间的比较研究以复仇的主题与反腐败主题为例。
关于复仇主题的叙述模式的转变复仇，是人类几乎各民族都盛行过的历史和文化现象。
这种历史文化现象同时也成为各民族文学的宠儿，我们在人类文学宝库中可见人们以各种纷然杂呈的方式演绎着这个近乎永恒的主题。
在中国古代，复仇文学主要以史传为载体。
[1]有“史家之绝唱”之称的《史记》，无疑成为这种复仇文学的一个经典，它为我们展现了无数个悲惨壮烈、可歌可泣的复仇故事。
西方国家则从神话传说到古希腊罗马悲剧时代便开始了对复仇主题的演绎，直至文艺复兴时期，复仇主题已经发展成一种相对系统化的文学主题。
这时候在英国产生了一种独立的戏剧类型——复仇悲剧。
《哈姆雷特》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这个复仇悲剧家族中的一员。
我们先选取《史记》中独具魅力的伍子胥复仇故事与哈姆雷特的复仇故事相较而论，试图以及在中国不同时期复仇主题的特点，并试图阐释此间差异形成的原因。
复仇一直是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中经久不衰的题材，有的小说甚至以此贯穿全文，通篇都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如“父仇子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等，故事中的所有人物几乎都是复仇者或仇人，并且往往以“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对立结构模式来刻画人物形象，来表现社会正义力量必然战胜邪恶行为等主题思想。
解析余华小说的中国式荒诞悲剧——以《活着》和《许三关卖血记》为例引言余华是中国当代先锋派作家的骨干，至今已经创作数十部作品，成为当代最富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余华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创作了一系列独具风格的作品，颠覆了传统小说的观念，以冷酷的笔调书写人生和世界的阴冷与残酷，这时期“暴力”成为余华极度迷恋的母题，如《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往事如烟》等，进入90年代，余华嗜爱的暴力血腥场面已经淡出，开始用平淡的笔调书写充满温情又很无奈的现实生活，如《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优秀作品。
余华创作风格转型中突出的变化就在于他对传统民间文化的态度从批判转向歌颂，血腥和暴力的叙述被温情的传统思想冲淡，福贵和许三观的忍让、遗忘、平和的人生观与山峰与山岗的暴力残酷形成强烈对比，不可否认的是，余华后期作品风格与前期相比更加成熟稳重了。
悲剧与荒诞虽是西方的美学理念，但在中国文学界也有广泛运用，余华作为中国当代杰出的先锋作家，对西方文艺理论的运用相对较多，在余华前期作品中对悲剧和荒诞的描写都比较夸张，转型后的作品则多从现实角度温情的描写世间悲态，又不乏讽刺的幽默，起到“笑着流泪”的效果。
西方的荒诞悲剧理论经过中国作家的笔便具有中国特色，《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就是鲜明的例子，在诉说中国本土故事的同时加入中国传统文化，使荒诞悲剧有了中国韵味。
毫无疑问，余华的《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是任何一个关心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的人都不能忽视的两部作品。
它们几乎都是一发表，便引起圈内圈外的巨大反响，而余华也借助这两部作品，迎来他创作生涯的第二个高峰。
在这两部长篇小说中，余华不仅成功地完成了自我艺术上的再一次转变———回到朴素，回到现实，回到苦难的命运之中，而且也实现了自我精神上的又一次迁徙———从先前的哲学化命运思考向情感化生命体恤的转变，从冷静的理性立场向感性的人道立场的转变。
一、余华小说中的悲剧众所周知，悲剧诞生于古希腊，经过长年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到了亚里士多德时代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简言之即:“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小说百练：复仇（汪曾祺）复仇（节选）汪曾祺这座庙有一种什么东西使他不安。
他想了想那座佛殿。
这和尚好怪！和尚是一个，蒲团是两个。
一个蒲团是和尚自己的，那一个呢？佛案上的经卷也有两份。
而他现在住的禅房，分明也不是和尚住的。
这间屋，他一进来就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墙极白，极平，一切都是既方且直，严厉而逼人。
而在方与直之中有一件东西就显得非常的圆，不可移动，不可更改。
这件东西是黑的。
白与黑之间划出分明的界限。
这是一顶极大的竹笠。
笠子本不是这颜色，它发黄，转褐，最后就成了黑的。
笠顶有一个宝塔形的铜顶，颜色也发黑了，——一两处锈出了绿花。
这顶笠子使旅行人觉得不舒服。
什么人戴了这样一顶笠子呢？拔出剑，他走出禅房。
他舞他的剑。
自从他接过这柄剑，从无一天荒废过。
不论在荒村野店，驿站邮亭，云碓茅蓬里，废弃的砖瓦窑中，每日晨昏，他都要舞一回剑，每一次对他都是新的刺激、新的体验。
他是在舞他自己，他的爱和恨。
最高的兴奋，最大的快乐，最汹涌的激情。
他沉酣于他的舞弄之中。
把剑收住，他一惊，有人呼吸。
“是我。
舞得好剑。
”是和尚！和尚离得好近。
我差点没杀了他。
旅行人一身都是力量，一直贯注到指尖。
一半骄傲，一半反抗，他大声地喊：①“我要走遍所有的路。
”他看看和尚，和尚的眼睛好亮！他看这双眼睛里有没有讥刺。
和尚如果激怒了他，他会杀了和尚。
然而和尚站得稳稳的，并没有为他的声音和神情所撼动，他平平静静，清清朗朗地说：“很好。
有人还要从没有路的地方走过去。
”万山百静之中有一种声音，丁丁然，坚决地。
从容地，从一个深深的地方迸出来。
这旅行人是一个遗腹子。
父亲被仇人杀了，抬回家来，只剩一口气。
母亲拾起了父亲留下的剑。
到他长到能够得到井边的那架红花的时候，母亲交给他父亲的剑，在他的手臂上刺了父亲的仇人的名字，涂了蓝。
他就离开了家，按手臂上那个蓝色的姓名去找那个人，为父亲报仇。
不过他一生中没有叫过一声父亲。
他没有听见过自己叫父亲的声音。
父亲和仇人，他一样想不出是什么样子。
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文学创作是虚拟地实现生活中不能实现的愿望，以宣泄和升华作者遭受压抑的情感和欲望。
鲁迅的《铸剑》、汪曾祺的《复仇》和余华的《鲜血桃花》三篇短篇小说，具有相同的复仇主题和类似的文本结构，其表面上的复仇主题实质上指向的是解构和消解复仇。
这种解构体现在小说中人物复仇和反抗复仇的双重叙事结构以及复仇与反抗复仇的不彻底性上。
这些相同和类似绝非偶然，是建立在作家创作的个人、时代和地域文化背景等方面的类似基础上的，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人的遭受压抑的精神面貌。
一、小说主题及文本分析三篇小说的阅读在人物设置和故事情节上存在着以下的相同之处：1、复仇者都是一个儿子；2、复仇者都很善良；3、复仇的原因都是父亲被对方所杀害，复仇者都和仇人并无直接的仇恨；4、复仇者都在寡母的启蒙下踏上复仇的道路；5、复仇者都为复仇付出了巨大的牺牲；6、复仇面临巨大的困难；7、复仇者最后都没有完成或至少没有直接完成他们的复仇使命。
在这些共同点的基础上，不难发现三篇小说中有关直接复仇动机的描写，即仇人不义的渲染，都没有得到充分展开。
一般而言，人成长于失去父亲的家庭，多半会经历一种痛苦的童年和少年时期。
这种痛苦很容易演变成复仇者对于使他们失去父亲的仇人的怨恨，成为复仇的直接动机。
这种对复仇直接动机的失语绝非偶然，意味着复仇者对仇人并无直接的仇恨，根本原因则在于作者们在意识深处对于复仇的否定态度。
作者们对复仇的否定态度体现在小说的双重叙事结构中。
三篇小说都存在着一明一暗的双重叙事结构，表层的明的结构是复仇者的寻仇、报仇，即对仇人的反抗历程；深层的暗的结构是复仇者在寻找仇人的过程中，因复仇的巨大牺牲和困难，逐渐丧失其复仇信念、对复仇意义产生虚无感的心灵发展史，也就是对复仇使命的反抗以至最终乖离的过程。
在《铸剑》中，眉间尺进城寻机刺王，遇到困难。
他和黑衣人认识后不久，在对对方缺乏深入了解的情况下，就将自己的性命和宝剑托付给对方，寄复仇的希望于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这与其说是年轻人行事欠缺考虑的结果，不如说是由于面对过于强大的仇敌，内心中产生了对于个人实现复仇的绝望，因不能继续承担复仇的巨大压力而丧失了理智、病急乱投医的结果。
这种对于复仇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实际上不是别的，正是一种对复仇使命的背叛和消极的反抗。
在《复仇》中，复仇者“他”则因与仇人和尚达到情感共鸣，最后选择放弃了复仇，“虽有忮心，不怨飘瓦”，“他”以父亲的死亡为和自己同样境遇的和尚寻仇的结果，原谅了和尚，与和尚一同建造通往绝壁的路。
在《鲜血梅花》中，阮海阔同样没有最终完成复仇的使命，仇人已经被别人杀死，而复仇者却一无所知。
他在不断的寻找中貌似坚强地坚持着复仇的使命，实际上却是在以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对复仇进行消极的怠工，用漫无边际的寻找代替真正的复仇。
双重叙事结构产生的小说内容基础是复仇者复仇和反抗复仇的不彻底性。
复仇者反抗复仇的原因，只在《复仇》中给与了直接的解释。
“他”的父亲杀了和尚的父亲，和尚杀了“他”的父亲，“他”又寻仇于和尚。
在“他”的眼里，和尚和自己都是冤冤相报的牺牲品，“他”因而选择与其和解。
可是，“他”未经任何战斗就原谅了仇人，这种和解的姿态因为不是以一个战胜者的姿态作出的，就使人怀疑其中除了包含对自身和仇人命运的悲悯，还有因懦弱而不敢面对仇人的成分在。
类似的情感和情节逻辑也存在于另外两篇小说中。
复仇者反抗复仇并非完全出于认识到复仇的虚无，还因为反抗复仇可以逃避复仇所需要面对的巨大牺牲和困难。
复仇者反抗复仇的更本质的原因，是因为复仇是违背复仇者意志的。
复仇是父亲通过自己的死亡和母亲的启蒙，强加给主人公的，为父亲复仇就是实现父亲的意志。
另一方面，父亲通过母亲对儿子的强迫又有一种要求其走向成年的积极意义。
眉间尺、“他”和阮海阔实际上都在进行一项事业，那就是通过为父亲复仇，战胜恐惧、战胜自我，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这样，作者笔下的人物在反抗父亲、反抗复仇时就产生了一种矛盾的不彻底性——既不能认真地完成复仇又不能决然地放弃复仇。
复仇者面临着两难的失败境地。
按照父亲的意志杀死仇人是遵循父亲的意志，意味着个人反抗父亲的失败；而如果拒不完成复仇的使命，则也将被父亲所击败，因为无法完成复仇的最直接解释就是儿子是一个不成器的孩子，他无法战胜恐惧、战胜自我，也无法战胜仇人。
与复仇王子哈姆莱特类似，这三篇小说中的复仇者也深陷于两难的情感困境。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仇人实际上是父亲的同谋，不过是一个帮助父亲遂行其目的的助手而已。
父亲和仇人本来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
无论是复仇还是反抗复仇，都指向的是对父亲的反抗，这正是复仇者在复仇过程中犹豫不决的真正原因。
从社会层面来看，父亲又不仅仅是一个实指的父亲，还是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权威体制的象征。
受到权威体制压迫的个人，既受其压迫又依赖其生存，难免对其产生一种爱恨交织的情感。
二、小说产生的作家个人、时代和地域文化背景（一）作家遭受伤害和压抑的情感经历1、对于父亲的负面记忆鲁迅、汪曾祺和余华的父亲有很多共同点。
他们都性格随和、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是个人事业发展都不算太顺利，习惯性地陷入情绪不稳定，常常因此而造成对家人的精神伤害。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受鲁迅的祖父科场案连累，功名无望，自暴自弃地抽起了大烟，还经常酗酒，耍脾气摔东西。
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读过旧制中学，精通音乐、书画，练过武术，曾在全省运动会上获奖，年纪稍大后也只是当了一个眼科大夫，并在汪曾祺生母死后两次续弦。
余华的父亲华自治曾供职于杭州的浙江省防疫大队，后被调到海盐县行医，多年间每月艰辛地往返于杭海两地。
后来举家搬入落后的海盐县，但经济条件不是很好。
余华童年记忆中的父亲并不亲切：从手术室出来时，胸前是斑斑的血迹，口罩挂在耳朵上，边走边脱下沾满鲜血的手术手套。
父亲们事业的不顺利促使他们更严格地要求自己的儿子，希望儿子长大后实现自己无法实现的理想。
在鲁迅看来，父亲的严格有时显得变态，有一次鲁迅要去看难得一见的五猖会，周伯宜却要他不背完书不许出门。
汪曾祺报考江阴南菁中学时，汪菊生竟然守在床边一夜未睡给儿子驱赶臭虫。
华自治则在儿子高考时，曾倾尽精力地帮助余华进行高考备战。
另一方面，鲁迅的父亲早逝，余华的父亲常年在外，家庭主要由母亲承担责任，而汪曾祺的父亲两次续弦，则很容易被年轻人理解成母爱和父爱双重缺失的根源。
父亲们的这些行为集结在一起，必然造成儿子们对父亲的反感和母亲的眷恋。
2、生活中的负面记忆《铸剑》写作于1926年岁末，是鲁迅在经历了“女师大”学潮和“三&#8226;一八”惨案后，南下厦门和广州时写的。
那段时间前后，鲁迅经历了被兄弟周作人夫妇借故赶出家门，高长虹等人围攻、失业以及北洋军阀政府通缉等事件，或遭受侮辱或蒙受污蔑或几有性命不保之虞，一路仓皇南下，在厦门和广州期间人事也颇多不顺，彼时内心中的惶恐、愧窘和愤恨之情可想而知。
事实上，《铸剑》中黑衣人的名字“宴之敖”本是鲁迅曾经用过的一个笔名，黑衣人的外貌与气质也酷似鲁迅本人，这显示了《铸剑》的创作与鲁迅当时的心境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抗战时汪曾祺就读于西南联大，年轻气盛而又多愁善感的作家与那个粗糙的时代是隔膜的。
西南联大期间，汪曾祺曾在某个月夜陪两位女同学去昆明翠湖的小岛上游玩，却被一队巡逻兵的为首者粗野地训斥了一通。
半个世纪后，汪曾祺仍不免耿耿于怀。
1944年，汪曾祺所在的年级忽然被征调进入缅甸做译员，由于拒绝征调，他被开除学籍以肄业身份离开西南联大。
时隔不久，经济上陷入困境的汪曾祺创作了《复仇》。
余华有幸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生平未遭遇过较大的波澜。
但是他在做牙医期间，并不适应和喜欢自己的工作，有时遇上难以解决的牙齿，还得同事沈师傅为余华收拾残局。
想到自己的一生就是整天面对人们的口腔，与各种残缺不全的牙齿斗智斗勇，余华感到十分的落寞。
这些工作体验以及在其基础上产生的人事纠葛，必然会对作家产生压力乃至伤害，并进而体现在他的创作之中。
（二）时代语境对作家表达的推动和规定《铸剑》当然也不仅限于对个人生活遭际的反抗性抒写。
鲁迅在给增田涉的信中曾提到过《铸剑》中的第三首歌是根据《吴越春秋》中“勾践伐吴外传”的歌词所改写，主题是表现复仇的意义和性质。
《铸剑》作于“三&#8226;一八”惨案后约半年，从辛亥革命到“三&#8226;一八”惨案，鲁迅目睹了很多革命者流淌的鲜血，心中积聚了太多的仇恨。
作为一介文人的鲁迅，他的复仇渴求又是缺乏现实基础的。
这种心路历程无法不在小说中有所投射。
《复仇》创作于1944年底的重庆，当时二战已接近尾声，日本的战败指日可待。
国民政府当局出于内战的考虑，处心积虑地谋求和日本和解，以换取日本的支持。
其政策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国统区的舆论氛围。
另一方面，对日作战虽然即将以胜利结束，但直接战败日本的国家却是美国。
中国军民因此在面对日本军民时，并没有产生多少作为胜利者的自豪感。
黄仁宇回忆战后的情况说，日军解除武装，整装北撤，军容仍旧很盛，很少发生中国军民侮辱、攻击日本军民的事件。
《复仇》的和解意识无疑和这种历史语境有关。
《鲜血梅花》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潮流遭遇严重挫折、部分知识分子精英启蒙大众的企图失败、中国全面进入市场经济社会、消费主义思潮开始泛滥的历史背景下，先锋启蒙话语要求的改革目标渐行渐远，意义和价值的求索被后现代观念所消解，被很多人当成不合时宜的保守。
在这种语境下，《鲜血梅花》不可避免地感染上一种虚无主义的气息。
（三）吴越地域文化的影响文学与地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学的丰富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域文化的丰富性。
吴越独特的复仇文化对出身于吴越文化圈的鲁迅、汪曾祺和余华的小说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
“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吴越地区自古以来就流传着众多的复仇故事，以伍子胥掘墓鞭尸和越王勾践发奋灭吴的故事最为人所熟知。
一言不和、拔剑而起、流血五步，是北地壮士常萌的故态，卧薪尝胆、韬光养晦、缓慢积蓄力量以等待时机的勾践式的复仇，却是江南士人喜欢做出的选择。
民风、文化的不同不可避免地要对作者的创作产生影响。
总之，这三篇复仇小说均是潜移默化的江南文化、强势渗透的时代语境与切身体验的个人经历混合结晶的产物。
复仇小说源于作者对现实生活的失望，是在幻想的时空中对于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的一种虚拟实现，目的是通过虚拟的复仇来避免真实的复仇，这无疑既是作者的悲哀，也是时代和历史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