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市长”的政商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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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永红:一位下海市长的仕途与商途作者:贾文佳段崇政陆洋来源:《齐鲁周刊》2015年第36期9月10日,位于济宁市任城区红星中路19号的市政府大楼平静如常,就在前一天,这座大楼迎来了它新的“掌门人”。
山东省委组织部在《济宁日报》刊登干部考察预告,确定原济宁市委副书记傅明先为拟担任市长人选考察对象。
在傅明先之前,济宁市市长是来自中央的一名空降干部。
他叫梅永红,湖北黄梅人,生于1965年9月,今年刚好50岁。
在这个“知天命”的人生节点上,梅永红做出了他人生中的一个重大选择,辞去正厅级市长职务,加盟民营企业——深圳华大基因。
梅永红的辞职瞬间点爆了舆论圈,他身上的种种特质被媒体挖掘,其辞职动因也引起了诸多解读。
这并不奇怪,中国长期以来的官本位文化,让人们难以理解他为何放弃一个位高权重的体制内职位,让自己投身到变幻莫测的商海中去。
或许也是因为其身份的敏感,在9月6日辞职之后,梅永红并没有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
本刊记者多方联系梅永红本人,但均未获得其回应。
为此,本刊记者赶赴济宁,调查采访了梅永红在济宁工作5年留下的种种印记。
此外,为了解他即将赴任的华大基因,本刊记者也赶赴天津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采访。
一位下海市长的仕途与商途,一位科技精英的体制内外,梅永红的路径选择或许能为今口中国的政商关系展示出新的可能。
低调与高调:梅永红的书生意气“梅市长辞职了?”9月10日,在济宁市医学院附近的一个公共自行车站点上,一位管理人员惊异地向记者确认这一消息。
得到记者的确切回复后,这位管理人员告诉记者,他曾在开会时见过梅永红,如今济宁的公共自行车系统,便是梅永红任职期间倡导的一项工程。
“非常方便,骑着去太白湖遛弯特别方便,而且一个小时之内还是免费的。
”梅永红的辞职让很多人没有预料到。
就在今年8月18日。
梅永红还陪同副省长王随莲来到济宁医学院调研,济宁医学院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根本看不出梅市长要辞职,而且梅市长的夫人就在我们医学院工作,在我们看来,这已经是准备扎根济宁了。
权换房换来牢房
佚名
【期刊名称】《共产党员:下半月》
【年(卷),期】2015(0)3
【摘要】近期,合肥“房叔”骗取安置房的行为令人咋舌,而更令人震惊的是,
有这样一个“房氏家族”,他们将权力玩弄于股掌之间,将党纪国法抛于九霄云外。
这些“房氏家族”成员大多有以下共同点:一是房子多,户口也多;二是背后或带有权力的色彩。
【总页数】1页(P51-5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6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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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市长观后感这部剧一上来就给人一种特别接地气的感觉。
你看那市长,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就像是从咱们老百姓堆里冒出来的一样。
她就像咱们身边那种特别热心肠,但又有点小固执的大妈,只不过这个大妈管着一整个城市呢。
先说说这剧情吧,那叫一个精彩又复杂,就像一团乱麻被巧妙地织成了一幅绚丽的画。
里面各种势力的博弈,从市政厅里那些官僚之间的明争暗斗,到商界大鳄在背后的各种小动作,就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而咱们的玫瑰市长呢,就像一个勇往直前的战士,在这枪林弹雨中穿梭。
她每做一个决策,感觉都像是在走钢丝,一边是市民的利益,一边是各种利益集团的压力,真的是步步惊心。
比如说她想搞那个城市绿化项目的时候,好家伙,那些房地产商就不乐意了,觉得这会影响他们盖楼赚钱,就各种使绊子。
这时候市长就展现出她的泼辣劲儿了,和那些人斗智斗勇,一点都不含糊。
再说说这人物塑造,那真的是活灵活现。
玫瑰市长这个角色,性格特别鲜明。
她善良是真善良,想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好,让每个市民都能过上好日子。
可她的脾气也是火爆得很,一旦有人在她面前耍心眼儿或者敷衍了事,她能把人骂得狗血淋头。
但你又不会觉得她讨厌,反而觉得这个市长很真实,就像你在生活中遇到的那种刀子嘴豆腐心的人。
而且她也不是那种完美无缺的英雄形象,她也会犯错,也会有迷茫的时候。
比如说在处理城市财政预算的时候,她一开始想当然地削减了一些文化项目的资金,结果引起了很多市民的不满。
这个时候她就开始反思自己,重新调整策略,这个过程就特别像我们普通人在工作或者生活中遇到问题,然后不断改正自己的样子。
剧里其他的配角也都不是打酱油的。
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小算盘,有自己的性格特点。
那些市政厅的官员,有胆小怕事的,有一心想往上爬的,有贪污腐败的,就像一个小小的社会缩影。
还有那些普通市民,他们对市长的态度也是多种多样的。
有的市民特别支持市长,觉得她是城市的希望;有的市民则觉得她这也没做好,那也没做好,整天挑刺儿。
梅永鹏、吴新华被控玩忽职守、受贿案以下是关于梅永鹏、吴新华被控玩忽职守、受贿案,希望内容对您有帮助,感谢您得阅读。
「案情」被告人:梅永鹏,男,39岁,四川省彭山县人,原系成都市土产公司业务员。
1993年10月6日被逮捕。
被告人:吴新华,男,43岁,安徽省休宁县人,原系成都市土产公司业务员。
1993年10月6日被逮捕。
1992年4月14日,成都市土产公司接到湖南省湘阴县东塘油厂电报称:“我厂可供国标二级桐油40吨,价格每吨9000元。
”该公司经过研究,决定派被告人梅永鹏去联系该项业务,其任务为:一是查看是否有货(桐油)及检验货(桐油)的真伪;二是联系车皮;三是签订购销合同。
梅永鹏于同月21日到达湖南省湘阴县东塘乡后,查看了囤积在东塘乡一院坝内的60余桶桐油,并从其中几桶桐油中抽出样品准备送检。
在送检前,东塘油厂趁梅永鹏不注意,将送检的样品油调包,把假桐油偷换成真桐油。
梅永鹏将调包后的样品送至湖南省汨罗市粮食局中心化验室化验,结果为国标二级桐油。
梅永鹏遂将东塘油厂有桐油及桐油为国标二级的情况电话告知了公司。
公司得知情况后即派被告人吴新华去东塘乡,任务是逐桶检验桐油·并在发货后付款。
临行前,公司土产科王××向吴演示了简单检验桐油的方法。
吴新华于同年5月1日到达东塘乡,与梅永鹏一起按照所学方法逐桶抽油检验。
其间,东塘油厂又将全部样品油调包,致使二被告人检验认为桶中所装油是真桐油,并将检验“合格”的193桶油过秤、装车,于5月3日运至岳阳市林产公司铁路专线上。
第二日货发走后,二被告人见到火车货运大票,即付清全部货款共计305000元。
在等待桐油装上火车期间,梅永鹏收受东塘油厂现金8000元,吴新华收受东塘油厂现金2000元。
货物抵达成都后,成都市土产公司于同月16日提货入库时,发现所购桐油全部是假桐油。
经检验是68号机油,其中混有植物油脂。
土产公司经处理混合油收回资金58000元。
谨防宠煞干部
武园萍
【期刊名称】《中国人才》
【年(卷),期】1996(000)011
【摘要】不久前,原萧山市市长莫妙荣因任职期间受贿24万余元被判处无期徒刑。
曾几何进的“明星市长”为何落到这步田地?我们从他的堕落轨迹中不难寻找到答案。
莫妙荣走上犯罪道路并不是一念之差所致,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他是从基层上来的,在不同的岗位上也曾做出过一些成绩。
他一度在浙江省内知名度颇高。
然而
随着职务的不断提升,权力的加大,他渐渐飘飘然起来,摆不正自己的位置,自我约束的防线开始崩溃,私欲膨胀,以权谋私。
早在他当市长之前就不断有群众举报他的违法
乱纪行为。
但由于萧山市这几年经
【总页数】2页(P8-9)
【作者】武园萍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6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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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厅官梅永红下海冷思考作者:王燕青来源:《公务员文萃》2016年第01期辞职官员普遍学历高、年富力强,离职平均年龄为45.3岁,以60后、70后为主。
山东济宁市长梅永红辞职了,他是继菏泽副市长张毓华之后,第二位辞职的地厅级官员。
在做官意识浓厚的齐鲁大地,梅永红和张毓华辞去令人艳羡的高级干部身份,无疑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仔细分析梅永红和张毓华两人的履历,他们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首先是年龄相近,一个是1965年生人,今年50岁;一个是1967年生人,今年48岁。
在官场上,他们都属于年富力强的干部,按照正常的晋升流程,做到省部级都是有可能的。
再来,他们都拥有高学历。
梅永红是华中农业大学农学学士,在中央党校中青干部学员班学习过;张毓华则是法学硕士、高级工商管理硕士( EMBA),在香港大学学习过。
作为拥有高学历的60后地厅级领导干部,他们的前途不可谓不光明。
此外,他们还都有中央部委的任职经历,分别从科技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长和国务院港澳办副司长领导岗位被外放到地方任职。
像他们这样由中央外放任职的干部,在晋升上比一般地方成长起来的干部更具优势。
尽管拥有令人羡慕的过硬条件,但梅永红和张毓华却毫无留恋地挂冠而去。
他们选择的去向也惊人的一致:深圳,投身商海。
梅永红选择去深圳华大基因公司任职,而张毓华已任职太平洋保险深圳公司党委书记。
梅永红和张毓华的辞职并不是个别现象,其中发生在2014年的一场辞官仍让人记忆犹新:原国家质检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级干部陈熙同辞职加盟360公司,担任副总裁,分管市场与公共关系。
他赴职那天,360董事长周鸿祎亲自上门迎接,近百名司局和处级干部、同事为其送行,场面极为壮观。
除了这些出身部委的辞职干部之外,广东和浙江等地方干部辞职的事就更多了。
2014年,原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处长陈伟才辞职加盟格力电器,担任副总裁,在全国引起了轰动;2014年8月辞职的深圳最年轻正局级女干部、原大鹏新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刘燕,也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同一年,原杭州金融办副主任俞胜法加盟阿里巴巴、原浙江温州平阳县副县长周慧辞职自营企业。
“慕马大案”被揭露始末2001-12-19 12:47:43贪官“作秀”欲何为南方网讯在沈阳腐败窝案曝光之前,慕绥新、马向东等人一直是以“有魄力”、“能干事”、“政绩突出”的形象出现在媒体和公众面前的。
慕绥新甚至凭借所谓的“政绩”,捞到了联合国“人居奖”。
为制造“影响”和“政绩”,慕马在沈阳这几年,每年都举办名目繁多的“节”。
在工人工资都开不出来的情况下,居然还搞劳民伤财的“国际名犬节”!去年9月1日,慕召集一拨人策划了一个“庆祝沈阳建城2300年活动”。
在庆祝活动的队伍里,有人竟打出“绥新市长辛苦了”的大幅标语。
在参观市容时,老百姓见到慕市长就鼓掌,而慕则向群众招手示意。
真是“慕很能干事、受老百姓欢迎”吗?事后了解这都是有人在幕后策划安排。
1999年底,慕绥新在未经过评估、论证和土地审批的情况下,主张投资2.5亿元在沈阳浑南新区建设了高21层的“21世纪大厦”。
慕绥新在21世纪广场的世纪钟下埋下了一封“本届市长给百年以后沈阳市长的一封信”。
也许慕绥新此举的用意是想让自己“流芳百年”、“名载青史”。
他怎么就不想一想,自己欺世盗名、沽名钓誉,又有什么资格企盼青史留名?近几年,沈阳一边是下岗职工增多,群众生活水平下降;一边是慕马热衷于做表面文章,搞“形象工程”,拼命往自己脸上贴金。
1998年建成的总投资17亿元的“大二环”快速干道,全长60公里,由香港某集团斥资近13亿元开发建设。
在慕马等人的操作下,政府与港商签订合同:“大二环”在建成通车的前10年按总投资的15%-18%返给港商;后20年风险共担,按投资比例分成。
当初测算日通车6万辆以上,日收过路费70万元;而建成后实际每天通车2万-3万辆,实际收入只有十几万元,结果直到现在市财政每天倒贴给港商三四十万元,一年1亿多元,政府却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马向东等人曾把这个能引资的“大二环”工程作为政绩大肆宣扬,成为个人向上爬的政治资本。
广大老百姓成为腐败的直接受害者。
四川梅斌案件启示介绍四川梅斌案件是中国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一起重大刑事案件。
这起案件揭示了中国司法体制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分析这起案件,并探讨其对中国司法体制和社会的启示。
案件回顾梅斌是四川某地的一名普通农民,因涉嫌诈骗被逮捕并最终被判刑。
然而,在梅斌被捕后的审判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
警方在调查中使用了非法手段,证据收集不规范,审判程序存在违法行为等等。
这些问题最终导致了梅斌案的不公正判决。
司法独立与公正司法独立的重要性司法独立是一个国家法治的基石,也是确保公正审判的关键。
梅斌案件暴露了中国司法体制中司法独立的不足之处。
警方滥用职权、法官受到干预等问题都表明了司法独立的缺失。
加强司法独立的措施为了避免类似案件的再次发生,中国需要采取措施加强司法独立。
首先,需要建立独立的监察机构,对警察和法官的行为进行监督。
其次,需要加强法官的职业素养和专业能力培养,确保他们能够独立公正地履行职责。
证据收集与审判程序合法证据的重要性合法证据是确保审判公正的基础。
在梅斌案中,警方使用了非法手段获取证据,严重影响了案件的公正性。
这也提示我们,应当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证据收集程序,杜绝非法手段的使用。
审判程序的规范化为了确保审判程序的公正性,需要对审判程序进行规范化。
在梅斌案中,审判程序存在违法行为,例如未经律师同意就进行审讯等。
为了避免类似问题的发生,应当加强对审判程序的监督和管理,确保每个案件都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
律师的角色与权益律师的重要性律师在维护公正审判和保障被告人权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在梅斌案中,律师的权益受到了侵犯,律师未能有效地为被告人辩护。
这提醒我们应当重视律师的作用,保障他们的权益,确保他们能够履行职责。
加强律师培训和监督为了提高律师的专业素养和能力,需要加强律师的培训和监督。
律师应当具备扎实的法律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以更好地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
公众监督与舆论引导公众监督的重要性公众监督是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力量。
激浊扬清惩腐蠹慕绥新马向东案件剖析与警示新华网北京12月19日电(记者王炽张非非王家言)辽河奔腾,涤荡尘埃。
沈阳这片曾浸染无数革命先烈鲜血的热土,岂容腐败分子滋生麇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中国共产党,岂容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体现人民意志的社会主义法律,又岂容腐败分子姿意践踏!发生在辽宁省沈阳市的慕绥新、马向东等人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中的一批犯罪分子,为他们的贪婪和罪行付出了应得的代价。
沈阳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慕绥新和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分别被依法判处死缓、死刑。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马向东今天在江苏省南京市伏法。
同时受到审判的14名罪犯也受到了法律的严厉惩罚。
历史是无情的,更是正义的。
慕绥新、马向东等人被绳之以法,代表了人民的意愿和要求,显示了党和政府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和坚强能力1999年,当夏季耀眼的阳光照在辽河河畔时,慕绥新、马向东等一批躲在阴暗处的腐败分子在阳光下无处遁形,他们的政治生命走向了毁灭。
这年的6月,一份反映时任辽宁省沈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经济问题的举报材料,引起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高度重视。
中央纪委牵头会同辽宁省纪委和检察机关,很快查明马向东贪污、挪用公款以及多次到境外赌博等部分严重违纪违法事实,同时带出他的“哥们”──当时的沈阳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主任宁先杰、市财政局局长李经芳的腐败问题。
随着侦查工作不断深入,马向东的犯罪事实一一浮出水面。
自1986年2月至1999年6月的13年间,马向东利用他先后担任辽宁省沈阳市商业局局长、市政府副秘书长兼市商办主任、市长助理、副市长、常务副市长等职务的便利条件,多次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单独受贿人民币341万余元、美元23万余元、港币11万元和价值人民币10万元的内部职工股,同宁先杰等人共同受贿人民币7.8万元、美元50余万元及其他财物;同宁先杰、李经芳共同贪污公款美元12万元,每人分得美元4万元;他还挪用公款美元39.8万余元,指使宁先杰、李经芳等人私自在香港成立一家公司归个人使用。
“梅市长”的政商之变
作者:
来源:《齐鲁周刊》2015年第36期
2014年以来,一波新的官员下海潮流开始出现。
从中央到地方,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官员辞去公职下海从商的报道从未间断。
国家质检总局新闻发言人陈熙同出任360主管市场的副总裁,广州市萝岗区政府副区长王建新辞职从商,湖南益阳市政协副主席陈延武辞职从医,合肥前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办公厅主任周大跃辞职下海……
如今,这股潮流也来到了山东。
今年6月份,菏泽市副市长张毓华辞去公职,9月6日,官至正厅的济宁市市长梅永红辞去市长职务,加盟深圳华大基因。
官员下海潮流,最广为人知的一波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92派企业家因此诞生。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下海的官员们已由当初孤单的个例,变成了一个庞大的不能被忽视的群体。
他们的出现折射着时代的变迁,展现了政商关系的新格局,而他们自身的命运也随着商海的风浪起伏跌宕。
(本专题12-23页)
每次“潮”涌的背后,都是市场的力量得以强化的结果
在中国,官员下海一直是一个相对敏感的话题。
因为,在人们看来,含混暧昧的政商关系使得下海后的官员仍握有不可小觑的“剩余权力”,他们依靠此前在官场中积累下的关系网和人脉资源等,一旦驰骋于商界后,仍可借助其剩余影响力在竞争中获取不正当利益,甚至沦为洗白贪腐所得的暗道。
应当说,十多年前,这种对“官员下海”可能引发负面效应的警示,时至今日仍不显过时。
但是,今天当我们再回头来看,当初的预警或许也被人为“放大”了。
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多年过去了,在我国查处的数以万计的贪腐案件中,有大量的在职或退任官员和企业家涉贪被查,但涉及下海官员的案例并不多见。
为何会出现这种与当初预想相偏离的情况呢?通过梳理案例,或可帮我们厘清其中原因。
首先,那些下海的官员,部分是自信在廉政和能力上较为出众的人,他们并非是在官场上混不下去了,而是怀着“换一种人生(活法)”的想法而主动投身于商海的挑战。
比如,2000年底辞职下海的福建省信息产业厅原厅长游宪生,他当时年仅46岁,又是当时福建省厅级干部中仅有的两名博士之一,能力和仕途均被外界看好。
当游宪生第一次提出辞职时,被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婉拒。
他又重写了一份更加情真意切的辞职报告。
最后,该省人大常委会才以31票赞成、30票反对的微弱优势勉强予以批准。
由于要预料到须经过离任经济审计,因此,只有对自身廉政自信的人才会主动提出辞职。
而且,一旦辞职,他们会成为官场中的“异数”,也会失去来自利益关联同僚和体制的庇护。
此外,凡下海的官员多会成为媒体和公众重点关注的“新闻人物”,外界的这种监督也是对其日后行为的制约。
更重要的,权力的即时性也决定了“人走茶凉”的现实官场生态,退出官场的人士不得不面对其影响力日渐衰竭的无奈现实。
因此,对于“官员下海”现象,我们不仅仅将眼光盯在如何约束其“剩余权力”的惯性思维中,而更应考察这种特殊现象之所以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原因。
实际上,梳理我国历次官员下海潮的变迁史就能发现,每次“潮”涌的背后,都是市场的力量得以强化的结果,也是在回应并传达中国社会深层变革发出的前兆信号。
从“下海创业”到“下海当高管”
下海意味着一种新的价值选择。
意味着要在一个陌生的领域重新定义自己的角色与使命。
这是一个残酷的再造过程,梳理官员下海的经历,我们能看到成功的典型,也能看到那些名噪一时的官员,在下海之后,默默无闻,功败垂成。
比如,作为国内第一位被公开报道的主动辞职下海的县长,2000年下半年,东营市垦利县县长门新国一时间成为海内外媒体上的焦点。
在他之后,东营市一批官员纷纷下海,媒体将其称为“门新国现象”。
不过,这股现象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门新国由于身体原因又回到了政府部门,与他同时期下海的耿佃发,也在下海不久就重新回到了东营市经贸委。
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大多数辞职下海的官员都不愿接受采访,有的人是因为看淡了官场商场云起云落,而更多的人则是因为不满意自己的境遇,自认为惨淡无光,无颜见江东父老。
如今看来,似乎下海的风险已经减弱了许多。
如果对比如今的下海官员与1992年下海官员的就业走向,就能看出端倪:“92派”多是自主创业的公司的缔造者,而之后下海的官员更多的则是进入民企担任职业经理人,成为高级打工者。
从下海创业到下海做高管,下海的风险成本正在大大降低。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的这场公务员下海潮与以往相比,其内外动因又有所不同:八项规定的出台以及大众创业潮的兴起。
八项规定出台后,不可否认,官员们的利益和权力被削减,政治责任和外界压力又在加大——新一届政府在下放审批权、打击腐败、加大问责上动作频繁。
因此,外界纷纷猜测,当体制内的“吸引力”在不断“退烧”之后,官员群体是否会出现新一轮的用脚投票的离职潮。
但显然。
体制内的“推力”仅仅是官员辞职下海的其中一个内在变量,更为重要的变量则是另一股来自体制外的“拉力”是否足够强大。
也就是,支撑创业的营商环境是否得到了改善,阻碍民间投资活力的各种壁垒和歧视性政策是否得到了修正,权力对资本的钳制以及对资源的配置是否真得交还市场,畸形的政商关系是否被理顺并向健康方向发展。
也只有当上述一系列配套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日渐明朗并趋健全时,民营经济的又一春才会真正展现。
诱惑官员下海的动力才会变得真切。
精英循环:从“商人从政”到“官员下海”
与“官员下海”潮相对应,近年来也出现了“商人从政”潮,如力帆集团的尹明善、传化集团的徐冠巨、远东集团的蒋锡培、正泰集团的南存辉等,都曾从私营企业家岗位走上“从政”之路(如当选地方政协副主席等)。
“商人从政”在一定程度上是为自己的企业寻求一个相对安全、宽松、不受过多干扰的发展环境。
综合“商人从政”与“官员下海”两股潮流来看,无疑有些“精英循环”的意味,从一种类型的精英转变为另一种类型的精英。
这种“精英循环”在美国更为普遍,每次总统换届选举后都伴随着政府官员大换班,很多卸任的政府官员投身企业界、金融界和学界,而另一些智库学者、企业家等,又进入新一届政府任职。
虽然这种“旋转门”现象广受诟病,但相对完善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为此构建了一堵必要的防火墙。
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官员队伍中日益需要有实际经验和专业知识的企业界人士,充实到政策制定和监管工作中来;由于经济政策更加繁复和专业化,企业也需要具有政府部门工作经验和广泛人脉关系的人士加入。
学者章敬平就曾指出,在适应新世纪企业运营环境的正规职业经理人尚未到位之前,“下海”的官员事实上曾经充当了过渡性职业经理人的角色。
可在我国,这种“精英循环”背后权力、财富问的暧昧关系,缺少刚性制度的去魅和防疫,难免招致一些担忧。
官员和商人之间的角色转换,不排除有“围城”心态的影响——从政的想去经商,经商的想去从政。
但更多的,恐怕还是能力、资源、机遇等之间的纠葛往来。
目前迫切要做的,不是对政治“新星”弃政从商报以惋惜和唏嘘,也不是对商人从政怀有政治猜忌,而是构建一套完善的制度、法规,最大程度地避免可能存在的权力与财富之间的勾兑和置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