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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丧失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如何保持增长？作者:蔡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讲演核心观点中国在丧失其支撑长期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以后，靠什么保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味着中国经济越来越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以保持长期增长。
在成为这样的成熟经济体之前，或者在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前，中国将向深化改革要动力，或者说通过改革获得制度红利。
全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十分关心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也热切关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如果直截了当回答这些关注，我认为可以从中国进入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之后期间出现的两个显著变化谈起。
第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中国经济从2012年开始，不再保持甚至显著低于过去多年高达两位数的增长速度。
与此相关的第二个重要变化则是，中国加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进程已经加快并将继续加速。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早在1990年中期“九五”计划就提出来了，虽然具体的表达随后发生多次变化。
但是，在“九五”时期乃至“十五”时期，发展方式转变的效果并不明显，在“十一五”时期传统的发展方式甚至有所加强，形成了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痼疾。
在某种程度上，为了应对2008-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中国出台了规模高达四万亿元的刺激措施，强化了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程度，客观上延误了发展方式转变的步伐，这在特殊的世界经济形势下，为了保持中国经济稳定，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性质。
然而，在国际经济界颇为中国经济的减速而担忧的时候，我们却应该看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条件越来越臻于成熟了。
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包含三项任务：从供给方来讲，是指从投入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生产率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从需求方来讲，是指从过度依赖出口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增长模式转向更多依靠居民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从产业结构角度，则是指从制造业比重过高转向服务业更快发展的增长模式。
这几个方面都有了比较明显的进步，但是，实现根本转变仍然任重道远。
蔡昉：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如何同步? 央视国际（2006年01月06日22：58)人物简介：他曾经笑言，自己是一个被锁定的农业经济学家。
他走过了大半个中国，亲身调研中国农民的生活情况，认真思索中国农村该走怎样的发展道路.他长期关注贫困问题,从农业经济学入手,进而研究经济发展战略和改革策略问题、地区经济增长问题、流动人口问题、劳动就业问题。
1989年，他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91年开始在美国博尔德经济学院和斯坦福大学进修。
1996年被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联合聘为评估中国贫困问题的顾问;1997年又被联合国计划开发署聘为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方顾问。
他向来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
在为“八五"计划提供改革和发展思路时，他曾经力主中国的农业问题不能靠政策保护来解决；在给十一五规划献计献策的时候，他曾经谏言,解决就业就必须鼓励创业。
这位钟情于三农和就业的学者，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经济大讲堂，今天来到我们“大讲堂”的这位主讲嘉宾是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成员，是一位长期关注三农和就业问题的学者,他是以直接参与经济改革争论的方式进入经济学殿堂的，所以他一直认为，中国经济学家群体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今天,在“十一五”的开局之年的起点,他会带来哪些解决当前就业问题的非常独到见解和观点呢？有请本期主讲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先生。
蔡昉：如何实现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同步蔡昉:大家好，我今天想讲一个题目是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的同步.谈到就业问题,我们首先要问，就业和人民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关系,但是在讲就业之前，我们还要讲经济增长，因为一个常见的观点就是就业问题不用单独地讲出来，因为经济增长必然要生产，生产就要使用生产要素，使用资金，使用劳动，使用土地，还有其他自然资源，因此很自然的他们就会说，你只要有了经济增长，就业也就涵盖在其中了，因此就业不用单独去讲。
蔡昉“穷人经济学家”掬尽心智作者：暂无来源：《中华儿女》 2015年第5期进入新常态后的经济增长，对劳动者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对教育发展和教育体制改革提出更为紧迫的任务文本刊记者余玮蔡昉，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就业问题研究专家，有“穷人经济学家”之称。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系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和农业村委员会委员。
一个寒冷的上午，蔡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个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决策“参谋部”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采访结束之时，一束暖暖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射进来，让人感受到缕缕春天的气息……深层透视“人口红利”近年来，蔡昉及其研究团队所提出的“就业优先战略”、“户籍制度改革分类实施”等政策建议都已经写入了中央文件。
从预测中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开始，蔡昉就在寻找解决办法，他认为户籍制度改革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中国应该慢慢放开生二胎。
”早在2008年全国两会上，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蔡昉的这番表态与呼吁就引起了广泛关注。
6年后，“单独两孩”政策终于写入了中国各级政府的工作报告，开始改变亿万中国家庭的结构。
“即使开放了‘单独两孩’，劳动力人口仍然将下降。
”蔡昉说，全国的人口红利在2010年的时候已经消失了，未来人口数量少、人口结构失调，才是中国发展的大障碍。
蔡昉表示，只有通过改革获得制度红利，即通过改革创造更好的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制度条件，才能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目的。
2014年底，蔡昉表示，我国应尽快从“单独二孩”向“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过渡，以应对潜在增长率低带来的挑战。
蔡昉认为，“独生子女”政策在执行之初就被认为是“一代人的政策”，然而多年来政府和学术界一直对何时放开生育政策，以及放松生育政策后是否引起人口激增、中国的T F R（总和生育率）是否会迅速上升等问题有所担心。
蔡昉说，中国的“人口红利”从 2 010年开始逐渐消失，即使执行了“单独二孩”政策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一趋势。
虽然放松人口生育政策并不会带来立竿见影的增长效应，但是从长期来看将有利于实现合理的人口结构，提高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例，从而能够对潜在增长率产生正向的影响。
蔡昉：重新配置资源，城镇化仍有红利可期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2023经济学家年会夏季论坛”上发表了演讲。
他表示城镇化主要是劳动力从农村转向城市，给我们带来了充分的劳动力供应，劳动力供应也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不会构成经济增长的瓶颈。
本文内容依据演讲实录整理。
新型城镇化能让我们得到什么？当前，世界各国形势都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特殊是贸易爱护主义的抬头，其很可能会对经济全球化产生向后拉的动力。
这个动力究竟能不能把全球化往后拉？我们不知道，但至少我们可以一方面尽己所能地推动全球化，另一方面做好我们的事情。
这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有两点，一是实现经济拉动力向内需转变；二是要进一步挖掘供应侧的经济增长因素，清除旧的障碍，所以我把新经济增长因素看作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城镇化是猎取人口红利的主要手段中国经济到了这个进展阶段，我们的经济增长就不会在原来那个量级上了，在2023年之前我们测算的经济潜在增长率应当在10%左右，总体上实际增长速度有波动，但长期趋势也是在10%左右。
2023年的人口普查显示，中国人口红利已经在消逝，因此在“十二五”时期我们测算的潜在增长率是7.6%，事后也证明我们的实际增长速度是7.8%。
根据我们现在的测算，假如没有别的因素，改革红利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的状况下，今后五年规划期间也许是 6.2%的潜在增长率，尽管这样，我们的实际增长率也仍旧在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之上，因此我们现在没有通胀，也没有周期性失业的发生。
但我们还是要探讨有什么方式能够让我们保持中高速，能够比静态测算出来的潜在增长率更好一些，这就是供应侧结构性改革，我认为城镇化是供应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
有许多人认为经济增长还会回到原来的水平上，或者说我们现在遭受的还是短期的周期性因素。
他们会问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历史上其它经济体在我们这样的人均收入水平上都没有减速，还会保持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为什么我们在人均收入水平这么低的状况下（相当于美国的20%）速度就要降下来呢？我想主要是推断经济进展阶段时不能仅仅依据人均GDP水平，还有一个重要指标是人口结构，要看人口结构毕竟有利于经济增长，能够制造人口红利，还是可能会产生人口负债，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
蔡昉：准确把握趋势，发掘中国人口新机遇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发布的《2023世界人口状况报告》显示，到2023年年中，印度的人口约为14.286亿，而中国为14.257亿，印度将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去年，中国消失近61年来首次人口负增长。
人口负增长将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新挑战？又会带来哪些新的产业机遇？中国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人口负增长时代》蔡昉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人口负增长的事实不会转变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预期，但我们需要准时且精确地把握不断变化的人口数据及其揭示的进展趋势，警惕“黑天鹅大事”。
印度不应是参照对象环球时报：印度和中国在历史上曾经交替做过“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是否有历史阅历证明，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必定也是经济强国？蔡昉：在工业革命之前可以这么说，工业革命之后就未必如此。
科技革命不断拓展生产要素的新边界，制造出新的要素和资源。
可见“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不再那么重要了。
对中国的进展前景进行展望的恰当参照系也不是印度。
关键还是保持经济增长，如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进展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多年来，大家始终尝试回答这个谜题。
肯定程度上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也回答了“李约瑟难题”。
我们通过改革开放释放农村劳动力，推动大规模的现代化进程，提高人均GDP。
也就是说，近代以来，尽管中国有人口规模优势，但假如不能把人口条件变成实在的进展，人口红利也不会直接转化成经济强国。
即便人口结构变得不那么有利，更大的改革力度和进一步扩大开放，仍可以挖掘人口红利的潜力。
环球时报：联合国报告数据显示，美国人口排名第三，今年年中，估量有3.4亿人口。
您认为中国的参照对象应当是美国，而不是印度。
为什么这么说？蔡昉：中国“十四五”规划提出，2035年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刺激内需：要避免“无就业的复苏”——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所长蔡昉在世界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诸多影响中，最让人揪心的是可能涉及几千万人的就业问题。
在中央启动的拉动内需增长的政策中，力度最大也最令人兴奋的是两年内总数涉及4万亿元的投资。
那么，如此积极的投资怎样才能惠及就业？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所长蔡昉。
鼓励引进民间投资,创造就业岗位作为中央投资，蔡昉认为难点在于最大化直接创造就业。
虽然最近政府计划出台汽车、装备制造、纺织等十大产业的振兴规划，但这些产业大多不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而且，振兴规划不可能直接关注或者投向中小企业，而后者正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
但作为中央投资的延伸，地方的配套投资和民间投资，应该而且完全可能明确地考虑扩大就业的迫切需要，向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或企业延伸。
要解决最终需求的问题，不能仅仅靠政府投资，民间投资才是增长的持续动力。
要鼓励引进民间投资，可以从解除相关限制着手。
现在服务业领域对民间投资的限制还很多，比如娱乐、体育、教育等。
蔡昉说：“体育产业在美国是很庞大的产业，在很多州已成为支柱产业。
最近美国各个行业都是些不景气的消息，而惟独体育和好莱坞，没有不景气。
”这个产业的链条很长，对健身休闲、转播广告、服装纪念品等许多服务业，甚至制造业都有带动效果，是典型的内需型经济。
”蔡昉认为，扩大教育对于就业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
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搞了高校扩招。
“我认为完全正确。
一是扩招的这些人推迟进入就业市场，缓解了当时的就业压力，在四五年后，中国发展的周期恰好进入就业高峰期；二是虽然大学的教育质量有高有低，但与没受过大学教育相比，这些扩招的受益者成为素质更高的就业者。
”而且，根据他的研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学历越高就业越难。
他还介绍到，美国的人力资本积累有两个重要的阶段。
一是在上世纪30年代的萧条时期，学生的在校时间大幅度延长，接受高中教育的人增长了一倍，获得本科学位的人增加了50%。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蔡昉 [ 2011-05-23 ]从事金融和宏观经济研究的人主要关心周期现象，时间跨度不是太长，而我们做人口研究的关注的时间跨度很长。
我很乐意与金融和宏观经济界的研究者讨论。
实际上，我做人口研究，主要关注点并不在人口政策，我更关心中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
中国生育率下降到了很低的水平人口学上有一个概念叫“人口转变”，转变的一个方面是生育率下降。
农村和城市的情况不同，一般来说，城市的生育率更低、下降得更快；农村的生育率较高，下降得较慢。
就中国的整体情况来说，生育率下降得非常快。
我们从图1中可以看到，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在1970年代之前是6，到1980年代初降到了3以下，而独生子女政策却是从1980年代初开始实行的。
1980年以后，总和生育率继续下降，很快就降到了2.1的替代水平以下。
表1：中国生育率下降速度迅猛从1990年代开始，国家人口计生委就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是1.8。
到现在已过20年。
20年总和生育率不变，这实在是很奇怪。
实际上，国内还有一些不同意见，很多学者认为总和生育率只有1.5-1.6。
联合国社会发展司人口处也按照1.8的总和生育率做中国的人口预测，他们受到了不少指责。
最近我们发现，计生委悄悄改变了说法。
虽然他们没有承认总和生育率不到1.8，但他们接受了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
而无论是按照国家统计局每10年进行的人口普查数据还是中间进行的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或每年都进行的千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我们都能算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都已经降到了1.5以下。
据说，一个海外人口学家根据六普数据进行了估算，结论是中国总和生育率只有1.4。
联合国也改口了，去年他们出版了一个报告——《世界生育率报告》，其中中国2006年的总和生育率是1.4。
图2显示，中国的生育率不仅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发达国家是1.6，而我们只有1.4。
我个人对此一点都不惊讶，因为我一直觉得中国的生育率很低。
蔡昉：改变半截子城镇化状况，让2.6亿农民工成为新市民蔡昉，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科院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党中心明确提出“在高质量进展中促进共同富有”，蔡昉认为这提出了四个要求：一是经济增长在合理的增速区间，根据2025、2035年的目标分别是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和中等发达国家，意味着15年间中国经济增长要翻一番。
二是居民收入和经济增长同步，在实现翻番的同时，假如是促进共同富有，还需要居民收入和经济增长保持基本同步。
三是通过三个安排领域缩小收入差距。
四是从培育中等收入群体的角度，亟待扩大社会性流淌，特殊是把横向流淌转化为纵向流淌。
蔡昉认为，从目前来看，人口变化趋势是经济增长的最大挑战，分别从供应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形成制约。
在供应侧，将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会连续削减，对经济增长造成供应侧的冲击，一个突出表现是劳动力进一步短缺，导致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
在需求侧，依据目前的增长速度，中国将在2025年迎来总人口的峰值，之后总人口进入负增长时期，并将通过人口总量效应、年龄结构效应、收入安排效应，对居民消费需求造成冲击。
解决上述问题，蔡昉认为最核心的途径是连续推动城镇化。
以2023年计，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就是说仍有39.4%的人口居住在农村。
依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同年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城镇化率为66.4%，高收入国家则为81.0%。
根据经济进展水平与城镇化水平成正比的规律，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仍旧滞后于自身的进展阶段。
“不仅如此，中国还存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异”蔡昉提示，后者在2023年仅为44.4%，两者之间大约有16个百分点的差距，也说明城镇化的非典型特征。
另一方面，中国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比重，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是23.5%，与其他高收入国家相比，中国仍有20%的农业劳动力可转移。
“假如在‘十四五’期间农业劳动力比重可以降低10个百分点，便意味着每年非农产业劳动力以2.7%的速度增长。
扩大就业——中国特色的反周期战略蔡昉王美艳发布时间:2009-04-01《财经与管理研究》2009年第3期内容摘要：本文分析了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就业带来的冲击，并结合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结构，提出了解决就业冲击的主要途径。
文章指出，经济增长并不自动导致最大化就业。
为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就业冲击，必须把保增长与扩大就业紧密结合起来。
教育和培训具有反周期功能，在面对金融危机时，必须加大教育和培训力度。
关键词：金融危机，扩大就业，教育，培训，反周期一、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就业的冲击在2008年以前的若干年中，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和劳动力供给速度减缓的双重影响，中国就业形势良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度减少，甚至许多地方遭遇到劳动力短缺。
但是，当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并对中国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后，中国就业的局面发生了变化。
自2008年开始，金融危机给中国就业带来了巨大冲击。
一大批外向型企业的订货急剧减少，很多企业停业甚至倒闭。
由于这类企业雇用的主要是没有当地户口的农民工，因此，在企业遭遇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农民工首当其冲，许多人已经失去工作，或者回到农村寻找就业门路，或者陷入就业不足甚至失业状态。
企业的困难境况导致大批企业减少或延缓了招聘计划，由此也造成了各类毕业生寻找工作困难。
金融危机对中国就业的冲击，通过失业率上升、求人倍率下降和就业增长减缓等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一）失业率上升关于失业率，目前官方公布的是城镇登记失业率。
尽管登记失业率不能全面及时地反映劳动力市场的状况（蔡昉等，2005），但是，通过登记失业率指标，我们仍然可以大致地观察到就业形势的变化。
表1中给出了1997年以来的城镇登记失业率。
2003年之前，登记失业率处于不断攀升的状态。
2003年以后，登记失业率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
2008年，登记失业率再次上升到4.2%。
这种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冲击。
除了登记失业率外，表1中还给出了调查失业率的数字。
本提高趋势，主要表现在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
通常，这需要通过两个出口来解决，一个是靠通货膨胀外部消化，即产品涨价；一个是靠挤压企业利润内部消化。
实际中两种情形都发生了，但针对不同行业的企业来说，消化的方式和产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由于上游行业垄断性强，依靠通货膨胀消化的可能性大一些。
同时，上游行业劳动密集程度低，受劳动力成本提高的影响也比较小。
下游行业多是竞争性的，又是劳动密集程度比较高的部门，受冲击比较大，主要得靠挤压利润来消化。
以下两个事实表明了这种趋势：（1）目前PPI有所提高而尚未传导到CPI，意味着下游企业承受生产成本的提高，却没有能够通过价格的提高加以消化；（2）至5月份同比，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下降了2 1.2个百分点，但上游的一些部门利润却大幅度上升，意味着下游企业利润下降幅度更大。
大体上按照上下游来对部门和企业进行排列的话，恰好吸纳就业最多的企业大多在下游，其利润减少就意味着其中的一部分已经难以为继，表现为许多中小企业倒闭。
这就必然表现为就业的损失。
从这个意义上说，利润下降通常是就业冲击的先导，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利润下降所导致的缩减生产甚至倒闭，则直接表现为就业减少。
处在上游的部门受到的伤害较小，但是由于其劳动密集程度低，所以也无助于就业的扩大。
2．总量控制政策的有效范围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十分复杂，要做到清醒认识、准确判断和正确决策，需要有正确的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认识论出发点。
我认为首先需要针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性质，准确把握中央提出“两防”任务的内涵。
我认为，中央的这个表述实际上包含了双重目标，即第一，在讲到“防止结构性价格上涨转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时，既包含治理结构性价格上涨的任务，也包含防止形成明显通货膨胀局面的任务。
第二，在讲到“防止经济增长从偏快转为过热”时，包含了控制经济偏快局面的治理任务和防止经济过热的任务。
做出这样的区分后，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判断形势，把握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