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瓶颈现象及反思(一)

中西诗学比较研究初探作者：周波澜来源：《语文建设·下半月》2012年第07期摘要：诗学这一术语，最早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诗学就是关于诗的艺术。

而现代意义上的诗学和传统的诗学有很大的区别，它本质上是一种文艺理论或文学理论研究，是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总称。

中国和西方由于社会文化特征的不同，导致中国诗学和西方诗学呈现迥异的色彩。

因此，要对中西诗学进行比较研究，就要对中西诗学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特征进行比较，从而找到中西诗学产生不同的真正根源，以有利于中西比较诗学的发展。

关键词：诗学比较文化特征一、引言诗学一词，最早见于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的《诗学》。

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诗学的概念包含了诗和技艺两个方面。

即诗学是关于诗的艺术。

在古希腊，作诗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创作或创造，而是等同于一个制作或生产的过程。

因此，那时作诗既是一门学问，也是一种技艺。

而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不但探讨了诗的种类、功能、性质，也探讨了其他艺术理论以及悲剧、模仿等美学理论，这样，亚里士多德就把诗放到了一般的意义上，即艺术。

这就给诗学定了位，将诗学概念引入了美学，把诗学看作了一般的文艺理论。

而中国古代使用诗学一词，其内涵和西方是很不相同的。

在中国古代，诗学有时是指《诗经》之学，有时也指诗歌的创作技巧和批评著述。

如元代杨载的《诗学正源》，明代周鸣的《诗学梯航》等。

这些著作所使用的诗学意义一般主要指诗歌的创作与技巧，同时也涉及诗歌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理论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狭义的诗学概念。

而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诗学概念已经不同于中国古代传统意义上的诗学了，同时也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古代的诗学概念，而是一个融文艺学、文艺理论及美学理论为一体的综合性的学科理论的总称。

而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文学艺术及文学理论，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之上的，因此，要对中西诗学进行比较研究，离不开对中西诗学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及文化特征的比较研究，通过比较中西方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及文化特征才能真正找到导致中西诗学呈现不同特色的根源，从而使我们能够更深刻地认识中西方诗学，推动中西比较文学及世界文学的发展。

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瓶颈现象及反思(1)【内容提要】中西比较诗学的发展从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和最新研究状况几方面表明它正存有着难以突破的瓶颈现象。

通过分析此现象产生的原因及意义，能更好地反思中西比较诗学如何才能继续切入进当今的文化转型和文学生产中，起到真正积极有效的作用。

作为有效的知识生产，中西比较诗学研究曾置身于近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的语境之中，使文学理论作为一种话语系统参与到了社会批判和社会设计中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研究特点并起到了相应的社会作用。

虽然中西比较诗学现已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领域并仍在发展，但是由于学科旨趣的笼统抽象、研究范围的断裂、研究范式的停滞等因素使它未能与当下最前沿的文学理论和文化现象衔接，也未能切入当代正在发生变化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生产中，故而目前的比较诗学没能再像其在20世纪初期与80年代一般取得辉煌成就和作用。

笔者认为这种状况将会长期存在且难以突破，故将之比拟为“瓶颈”现象。

那么，瓶颈现象是如何全方位表现的?何以导致此现象?又是否能有解决之途径呢?一所谓瓶颈现象，按其形象应具有两个相应特征:1、曾经取得过丰硕的成果。

2、目前存在难以突破的“堵塞”状态。

细究中西比较诗学的发展和现状确有此特点。

首先就发展历史而言，中西比较诗学曾经取得过的辉煌成就，笔者在此无需赘言① 。

但是在这些成就之上，近十年来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却一直未能再有实质性突破，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研究范围来看，纵观百年来的相关研究便不难发现:所谓“比较”一直存有裂缝和断层。

中西方所有的诗学比较实际上都是在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古代、当代文论之间进行，这业已成为中西比较诗学不争的学科前提和范围。

而中国当代文论与西方诗学的比较则似乎永远理应被淡漠和缺席。

这种不加反思的学科定位和研究视域是理所应当的吗?如果它不能涵盖中西比较诗学理应包括的全部范围，那么为何这种断层的比较现象并未在各种时髦文学理论被引进和盛行的当今引起重视和突破?第二，即使是在以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来比较的视域，在西方最新的理论发展趋势下，二者之间也并无“比较”可言。

文学评论·古典文学浅谈《中西比较诗学》许可蒙 延安大学文学院摘 要：《中西比较诗学》是曹顺庆先生的诗学著作。

作者力图坚持着中西方诗论平等对话的原则，对两种文明一视同仁，不失客观，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本书依旧存在用西方“模子”套中国现实的嫌疑，其“整合与建构”的理想也流于空谈。

关键词：曹顺庆；中西比较；诗学；建构作者简介：许可蒙（1994.5-），女，延安大学文学院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论。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4-089-011987年，曹顺庆先生写出了在当时乃至现在都颇具分量的博士学位论文——《中西比较诗学》。

在这篇论文中，曹顺庆对中西古典文论进行了比较研究。

他始终坚持着中西方诗论平等对话，在比较过程中，对两种文明一视同仁，自觉地将中西诗学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力求凸显出各自的特点和长处。

将中西文明差异的最主要原因归结到地理或许并不算多大的创见，只是当时一个很流行的理论，但在那个“全盘西化”泛滥、普遍认为蓝色文明优于黄色文明的时代，曹顺庆这种独立思考而不盲目趋从的品质就显得难能可贵了。

在艺术起源论这部分中，他就首先对当时国内论及艺术起源几乎言必称希腊的状况提出质疑，并介绍了中国古代的艺术起源论。

但如果用他的另一篇文章《文论失语症和文化病态》中的观点来审视这部专著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作者有意识地想要避免以西方“模子”套中国现实的弊端，却仍然无法完全避免。

他在论及中国古代艺术起源的时候，往往先提出西方的艺术起源论，然后再找出这种起源论在中国早已存在的文论证据：在西方“情感表达说”之后说“这种情感表达说，中国很早以前就已经明确提出来，并为人们普遍接受了”；西方的“巫术说”之后又说“关于这种巫术祭祀而来的艺术起源，中国古代亦早有论述”；在“西方符号说”之后又说“中国古代人早就接触到这一点了”……以这种方式进行中西诗学比较固然无可厚非，也在一定程度上向人们介绍了中国古代的艺术起源论，但实际上的确如他自己所说，“这种做法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把表面的相似性看作另一个系统的全部”[1]，没有跳出以“西”观“中”的窠臼，倒颇似一种“阿Q”式的自我欺瞒。

中西诗学比较应注意的问题071240123 中文一班吴俊莹中西诗学比较是一个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

基于探寻中西诗学的“同”与“异”关系,中西诗学比较就分别在“求同”和“别异”两条路径展开。

“求同”与“别异”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不可能截然分开,只是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

中西诗学从总体上看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其表现形态也是多样的,如果我们明确这个学科的理论方向,树立一个正确的文化立场,“求同”或“别异”都是为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

文化有史以来就是多元的,各个人类群体生存环境不同,语言不同,传统习惯不同,文化也就不同。

各种文化是可以相互沟通、相互促进的,在碰撞交流中推动着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

中西诗学处在不同的文明圈中,其差异性较大,但是不同文化的诗学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启发的,我们在中西诗学比较时首先要确立这样的文化立场。

所谓比较就是寻求两个事物之间的同异关系。

也就是说,事物之间既有“同”也有“异”,才能进行相互比较,如果差异太大,就无法或者说很难找到联系;如果基本相同,就没有必要进行比较。

当然世界上的事物从根本说都是有联系的,而且也都是有差异的,“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但是我们要进行的比较应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不是为了比较而比较。

因此,我们比较两个事物就要找到比较的依据和比较的路径。

因此,研究“异”能更好地认识“同”,也能更好地了解本民族的文学传统。

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言:“我们要看看同在何处,异在何处,表达的内容如何,表达的方式如何,深思熟虑、简练揣摩、逐渐摸出一些线索,逐渐找出一些规律,逐渐能使用明确的、科学的语言把这些线索和规律表达出来。

经过这样反反复复的、十分艰苦的探索,我们古代文论中那些术语,在我们口中,在我们笔下,也就会逐渐明确,不再那么扑朔迷离了。

”“同”与“异”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在中西诗学比较中其关系是复杂的,中西诗学从总体上看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其表现形态也是多样的,或是表面相似而深层各异,或外观不同而实质相同。

对中国比较文学课程教学的反思自文学提出以来，文学一直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部分，它对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

尽管人们早已意识到文学的重要性，但在近几年，课程内容的再次调整和处理，使得中国比较文学课程的教学逐渐出现一定的问题。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讨论中国比较文学课程的教学问题，并加以反思。

首先，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人民的文化观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同时，全球化的浪潮也在推进当地的中国文学的学习。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中国大学都开始增加比较文学课程，但由于课程内容的特殊性，很多老师缺乏相关知识，在上课时缺少能够帮助学生比较两种文学作品的教学方式。

其次，比较文学课程教学时，应该注意文学本质的内涵，但一些老师只注重文学作品的表面，忽视了作者的思想内涵，学生们往往无法与课程内容相关联，无法发现作者的思想精神。

最后，中国比较文学课程的教学还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例如教育体制的改革，时间限制等。

在一些不太方便学习的环境中，学生也可能对课程内容缺乏兴趣，不愿意参与。

综上所述，虽然中国比较文学课程教学存在一些问题，但我们也要看到，这个课程也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可以扩大学生的文学视野，培养学生的思想能力。

因此，在中国比较文学课程教学中，优化管理一定是必要的，以改善教学质量，使学生们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潜力。

首先，在教学的内容上，应当充分考虑课程的特殊性，重视中国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老师应当让学生深入了解文学作品里蕴含的智慧，结合实际，帮助学生把握文学作品的核心思想。

其次，对于老师，应当加强自身的知识储备，以便能够更好地讲清课程的内容，为学生提供可以深入讨论的平台，使学生在比较文学课程中获得丰富的知识。

最后，大学也应该改善教学环境，给予学生更多的学习机会，让学生能够更好地参与课程，以便激发更多对比较文学课程的兴趣。

总之，中国比较文学课程不仅是提高学生文学素养和思想能力的必修课，更是为文学发展贡献力量的重要一环。

中西文学比较研究第四章第一节中西诗歌比较研究（一）不同的历史传统大致的说，西方重叙事诗，但有向抒情诗发展的趋势；中国诗歌重抒情，但也有叙事诗。

西：叙事诗——荷马史诗—圣经中的“雅歌” —中世纪英雄史诗—弥尔顿、拜伦、雪莱、抒情诗——萨福、品达、维吉尔、奥维德中：《诗经》《楚辞》“诗言志” 重表现论以抒情诗为主的中国诗歌，也不乏叙事诗的作品。

《诗经·大雅》“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孔雀东南飞》《木兰辞》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象西方“英雄史诗”那样大规模的叙事诗呢？丰华瞻①与中国哲学有关。

孔子、老子②中国文学歌颂英雄，不是用诗而是用历史、小说来歌颂。

③中国自古以来认为，诗的功能在于抒情，陶情冶性，而不在于叙事。

朱光潜《长篇诗在中国何以不发达》①中国哲学思想的平易和宗教情感的浅薄。

②西方民族生性好动，其理想的人物是英雄；中国民族个性好静，理想的人物是圣人。

（二）别有天地的田园诗中：兴起于魏末西晋，山水诗以谢灵运为代表，田园诗以陶渊明为代表。

盛唐时期的王孟诗派西：又称牧歌，创始人是古希腊的忒俄克里托斯维吉尔《牧歌》十首、《田园诗》四卷，其地位远不如中国诗歌中那么重要，这与《圣经》的极大影响有关系文艺复兴时期才有了改变，锡德尼《阿卡迪亚》、斯宾塞《牧人月历》19C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露西》拜伦雪莱济慈山水田园诗主要产生于退隐生活的基础上。

中国的山水田园诗人大多是中小地主知识分子中较为软弱的一群陶渊明、谢灵运、王维、李白“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白居易“香饵见来须闭口，大江归去好藏身”西方隐居诗华兹华斯汤姆逊《四季》“垮掉的一代”加里·奈斯德中西隐逸诗人，都有不满现状，逃避现实，归隐田园，自寻乐趣的倾向，中西山水田园诗，都表现对大自然、对田园生活的欣赏和赞美，表现了中西诗人向往自然，反朴归真的思想。

那么，中西山水田园诗又有哪些不同呢？茅于美《中西诗歌比较研究》：①西方田园诗多写牧民生活，中国侧重农民生活。

略论中西文化诗学的理念差异【摘要】：作为一种来自西方的文学研究方法，文化诗学在为我们从事文学研究拓宽学术空间、提供启发性意义的同时，也是有其局限性的。

因为它毕竟是源自于西方的文学理论，它所蕴含的哲学基础、目的论、文学观和历史观等许多方面都与中国的国情形成尖锐的对立。

在这种情况下，对西方文化诗学的局限性进行认识和理解是十分有必要的，这为我们改造它、完善它，从而提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文学研究方法提供了思路和方向。

【正文】自上世纪末，西方盛行的新历史主义学风吹进我国至今，对于文化诗学的研究在我国随逐渐生根、发芽，却始终没有引起我国学界应有的重视和反响，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还在于中西文化理念的不同，换言之，就是西方文化诗学的一系列主张不合中国国情，难以让人们充分的理解。

不能充分理解西方文化诗学的内涵，自然也就没有采用它的动力。

再加上一些倡导者难以分辨中西文化诗学理论的差异，对于按照什么样的思维模式去操作文化诗学理论说得不够明白，这便使得文化诗学的主张在中国倍受冷落，由此也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误解。

所以，辨析清楚中西文化诗学理念的不同之处，对于我们提出适合中国国情、便于大众接受的中国文化诗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中西文化诗学的理念差异自上世纪90年代中国学人从美国人格林布拉特那里引进“文化诗学”这一崭新的理论之时，一些眼光长远的明智学者便提出要举起“蕴含着中国学人自己的理念的‘文化诗学’的旗帜1”的要求，在当时他们已经认识到，西方的文化史学理论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不变真理，中国人要想利用这一先进的文学研究方法就要在吸取其理论精华的同时提出一条符合中华民族文1刘庆璋: 《文化诗学: 富于创意的理论工程》，《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 年2 期。

化底蕴的中国式文化诗学理论。

因此，将中西文化诗学理念的不同加以归纳，在鲜明的对比中让人们的去认识、去选择，则是创造中国式文化诗学理论的前提所在。

对于这个问题，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顾祖钊已在其著作《中国文化诗学论稿》一书中详尽的为读者概括了，但由于内容详尽而庞杂，一般人很难在短时间内将其大致内容理解消化。

中西文化差异与诗学方法论思考一、“诗学”一词在中西文化语境中的蕴含演变及“知识”定位１．“诗学”一词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基本蕴含及演变“诗学”一词的最早使用，一般说来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诗学》。

《诗学》的原文为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ｏｕｓｐｅｒｉＰｏｉēｔｉｋēｓ，即“亚里士多德的诗学”。

Ｐｏｉēｔｉｋē意为“制作的技艺”，等于ｐｏｉēｔｉｋēｔｅｋｈｎē，因此亚氏的“诗学”一词实包含了两个关键词：“诗”（ｐｏｉēｔｉｋē）和“技艺”（ｔｅｋｈｎē）。

ｐｏｉēｔｉｋē从动词ｐｏｉｅｉｎ（制作）派生而来，故诗人是“制作者”（ｐｏｉēｔēｓ），诗则是“制成品”（ｐｏｉēｍａ）。

ｔｅｋｈｎē来自印欧语的词干ｔｅｋｈｅ－，原意为“木制品”或“木工”。

它是一个笼统的术语，既指技术和技艺，也指艺术和工艺，而古希腊人没有把这两种含义严格区分开来。

在希腊人看来，诗人做诗，就像鞋匠做鞋一样，都是靠自己的技艺“制作”社会需要的东西；称呼“写诗”，他们不用ｇｒａｐｈｅｉｎ（“写”、“书写”），而用ｐｏｉｅｉｎ。

⑥在柏拉图以前，诗和诗人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

按照维科的看法，人类的历史愈往上走愈充满“诗性的智慧”。

⑦诗人作为“通神者”，又往往将先知、祭司、甚至王者的“身份”集于一身，而荷马经常用“神一样的”（ｔｈｅｏｓ）一词来称赞诗人。

诗人虽说也是凡人，但是他们受到了神（缪斯）的特别眷顾和宠爱，写作诗歌是一种神赋的才能。

至于诗人的地位之所以如此崇高，实则与诗的实际功效密切相关；正如中国的先秦时代一样，早期希腊人也主要是从诗的作用方面来了解诗并借此对诗和诗人进行不同的定位和评价。

到了公元前５世纪，荷马和赫西俄德因其诗歌的多重功用而被普遍尊为希腊民族的教师。

不过，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因为柏拉图（也许还包括苏格拉底）等人的见解，⑧诗和诗人的地位开始下降了。

柏拉图一方面秉承了前人早已提出的诗歌神赋论、模仿论，另一方面又在神赋论、模仿论之中注入了和前人全然不同的内容。

钱鍾书在中西诗学比较研究方面有哪些贡献钱鍾书在中西诗学比较研究方面有哪些贡献？怎样进行中西诗学比较研究?钱鍾书说：“如何把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术语和西方的术语加以比较和互相阐发，是比较诗学的重要任务之一”（《钱鍾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比较文学研究资料》第92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

他指出了当前东西方比较诗学面临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

当然术语的比较研究与范畴的比较研究是不能分开的。

一般的做法是先找出对应的范畴和术语，比较它们含义上的异同之外，总结这些对应范畴的联系与区别，然后把这种比较所得上升为理论，得到一种综合性的意见，从中引申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并用现代科学的语言来加以阐述。

钱鍾书个人的研究为我们作出了示范。

他在《谈艺录》与《旧文四篇》中已有比较诗学的许多精辟见解，《管锥编》更是有意识地成功地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澄清了或者阐发了许多古典文论中的重要范畴。

如卷3第128则注释陆机《文赋》，引用了理查兹、朗吉弩斯、席勒、韩波的观点，中外文论相互印证，使双方的涵义相得益彰。

又如《管锥编》卷4第189则，详细地考查了“神韵说”。

钱鍾书指出：中国古典文论中的神韵说源自谢赫，从“气韵”到“神韵”，从论画到论诗，在文艺创作上也形成了一种风格。

“神韵”的真正含义是讲究含蓄不露，留有余地，无论写景写情，都要避免“工细”、“详尽”，应该使观者从所写景物冥观出未写之景物，从所道之情事默识出未道之情事，这样，才能含蕴深远，耐人玩味。

钱锺书在文章中列举了谢赫以来，画论、诗论中有关的论述，同时比较了古印度主韵诗派的意见，古代西方学者狄米特里乌斯的说法，以及狄德罗、儒贝尔、利奥巴迪的说法，引证了叔本华的意见：“作文妙处在说而不说，正合古希腊诗人所谓…半多于全‟之理。

切忌说尽，法国诗人所谓…详尽乃使人厌倦之秘诀”等，说明这是一种中外文论的普遍意见。

然后，他总结这种艺术手法说：“曰…气‟曰…神‟，所以示别于形体、曰…韵‟，所以示别于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