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瓶颈现象及反思(一)
- 格式:docx
- 大小:25.20 KB
- 文档页数:9
中西诗学比较研究初探作者:周波澜来源:《语文建设·下半月》2012年第07期摘要:诗学这一术语,最早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诗学就是关于诗的艺术。
而现代意义上的诗学和传统的诗学有很大的区别,它本质上是一种文艺理论或文学理论研究,是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总称。
中国和西方由于社会文化特征的不同,导致中国诗学和西方诗学呈现迥异的色彩。
因此,要对中西诗学进行比较研究,就要对中西诗学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特征进行比较,从而找到中西诗学产生不同的真正根源,以有利于中西比较诗学的发展。
关键词:诗学比较文化特征一、引言诗学一词,最早见于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的《诗学》。
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诗学的概念包含了诗和技艺两个方面。
即诗学是关于诗的艺术。
在古希腊,作诗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创作或创造,而是等同于一个制作或生产的过程。
因此,那时作诗既是一门学问,也是一种技艺。
而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不但探讨了诗的种类、功能、性质,也探讨了其他艺术理论以及悲剧、模仿等美学理论,这样,亚里士多德就把诗放到了一般的意义上,即艺术。
这就给诗学定了位,将诗学概念引入了美学,把诗学看作了一般的文艺理论。
而中国古代使用诗学一词,其内涵和西方是很不相同的。
在中国古代,诗学有时是指《诗经》之学,有时也指诗歌的创作技巧和批评著述。
如元代杨载的《诗学正源》,明代周鸣的《诗学梯航》等。
这些著作所使用的诗学意义一般主要指诗歌的创作与技巧,同时也涉及诗歌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理论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狭义的诗学概念。
而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诗学概念已经不同于中国古代传统意义上的诗学了,同时也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古代的诗学概念,而是一个融文艺学、文艺理论及美学理论为一体的综合性的学科理论的总称。
而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文学艺术及文学理论,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之上的,因此,要对中西诗学进行比较研究,离不开对中西诗学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及文化特征的比较研究,通过比较中西方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及文化特征才能真正找到导致中西诗学呈现不同特色的根源,从而使我们能够更深刻地认识中西方诗学,推动中西比较文学及世界文学的发展。
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瓶颈现象及反思(1)【内容提要】中西比较诗学的发展从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和最新研究状况几方面表明它正存有着难以突破的瓶颈现象。
通过分析此现象产生的原因及意义,能更好地反思中西比较诗学如何才能继续切入进当今的文化转型和文学生产中,起到真正积极有效的作用。
作为有效的知识生产,中西比较诗学研究曾置身于近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的语境之中,使文学理论作为一种话语系统参与到了社会批判和社会设计中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研究特点并起到了相应的社会作用。
虽然中西比较诗学现已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领域并仍在发展,但是由于学科旨趣的笼统抽象、研究范围的断裂、研究范式的停滞等因素使它未能与当下最前沿的文学理论和文化现象衔接,也未能切入当代正在发生变化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生产中,故而目前的比较诗学没能再像其在20世纪初期与80年代一般取得辉煌成就和作用。
笔者认为这种状况将会长期存在且难以突破,故将之比拟为“瓶颈”现象。
那么,瓶颈现象是如何全方位表现的?何以导致此现象?又是否能有解决之途径呢?一所谓瓶颈现象,按其形象应具有两个相应特征:1、曾经取得过丰硕的成果。
2、目前存在难以突破的“堵塞”状态。
细究中西比较诗学的发展和现状确有此特点。
首先就发展历史而言,中西比较诗学曾经取得过的辉煌成就,笔者在此无需赘言① 。
但是在这些成就之上,近十年来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却一直未能再有实质性突破,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研究范围来看,纵观百年来的相关研究便不难发现:所谓“比较”一直存有裂缝和断层。
中西方所有的诗学比较实际上都是在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古代、当代文论之间进行,这业已成为中西比较诗学不争的学科前提和范围。
而中国当代文论与西方诗学的比较则似乎永远理应被淡漠和缺席。
这种不加反思的学科定位和研究视域是理所应当的吗?如果它不能涵盖中西比较诗学理应包括的全部范围,那么为何这种断层的比较现象并未在各种时髦文学理论被引进和盛行的当今引起重视和突破?第二,即使是在以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来比较的视域,在西方最新的理论发展趋势下,二者之间也并无“比较”可言。
文学评论·古典文学浅谈《中西比较诗学》许可蒙 延安大学文学院摘 要:《中西比较诗学》是曹顺庆先生的诗学著作。
作者力图坚持着中西方诗论平等对话的原则,对两种文明一视同仁,不失客观,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本书依旧存在用西方“模子”套中国现实的嫌疑,其“整合与建构”的理想也流于空谈。
关键词:曹顺庆;中西比较;诗学;建构作者简介:许可蒙(1994.5-),女,延安大学文学院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论。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4-089-011987年,曹顺庆先生写出了在当时乃至现在都颇具分量的博士学位论文——《中西比较诗学》。
在这篇论文中,曹顺庆对中西古典文论进行了比较研究。
他始终坚持着中西方诗论平等对话,在比较过程中,对两种文明一视同仁,自觉地将中西诗学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力求凸显出各自的特点和长处。
将中西文明差异的最主要原因归结到地理或许并不算多大的创见,只是当时一个很流行的理论,但在那个“全盘西化”泛滥、普遍认为蓝色文明优于黄色文明的时代,曹顺庆这种独立思考而不盲目趋从的品质就显得难能可贵了。
在艺术起源论这部分中,他就首先对当时国内论及艺术起源几乎言必称希腊的状况提出质疑,并介绍了中国古代的艺术起源论。
但如果用他的另一篇文章《文论失语症和文化病态》中的观点来审视这部专著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作者有意识地想要避免以西方“模子”套中国现实的弊端,却仍然无法完全避免。
他在论及中国古代艺术起源的时候,往往先提出西方的艺术起源论,然后再找出这种起源论在中国早已存在的文论证据:在西方“情感表达说”之后说“这种情感表达说,中国很早以前就已经明确提出来,并为人们普遍接受了”;西方的“巫术说”之后又说“关于这种巫术祭祀而来的艺术起源,中国古代亦早有论述”;在“西方符号说”之后又说“中国古代人早就接触到这一点了”……以这种方式进行中西诗学比较固然无可厚非,也在一定程度上向人们介绍了中国古代的艺术起源论,但实际上的确如他自己所说,“这种做法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把表面的相似性看作另一个系统的全部”[1],没有跳出以“西”观“中”的窠臼,倒颇似一种“阿Q”式的自我欺瞒。
中西诗学比较应注意的问题071240123 中文一班吴俊莹中西诗学比较是一个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
基于探寻中西诗学的“同”与“异”关系,中西诗学比较就分别在“求同”和“别异”两条路径展开。
“求同”与“别异”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不可能截然分开,只是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
中西诗学从总体上看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其表现形态也是多样的,如果我们明确这个学科的理论方向,树立一个正确的文化立场,“求同”或“别异”都是为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
文化有史以来就是多元的,各个人类群体生存环境不同,语言不同,传统习惯不同,文化也就不同。
各种文化是可以相互沟通、相互促进的,在碰撞交流中推动着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
中西诗学处在不同的文明圈中,其差异性较大,但是不同文化的诗学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启发的,我们在中西诗学比较时首先要确立这样的文化立场。
所谓比较就是寻求两个事物之间的同异关系。
也就是说,事物之间既有“同”也有“异”,才能进行相互比较,如果差异太大,就无法或者说很难找到联系;如果基本相同,就没有必要进行比较。
当然世界上的事物从根本说都是有联系的,而且也都是有差异的,“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但是我们要进行的比较应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不是为了比较而比较。
因此,我们比较两个事物就要找到比较的依据和比较的路径。
因此,研究“异”能更好地认识“同”,也能更好地了解本民族的文学传统。
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言:“我们要看看同在何处,异在何处,表达的内容如何,表达的方式如何,深思熟虑、简练揣摩、逐渐摸出一些线索,逐渐找出一些规律,逐渐能使用明确的、科学的语言把这些线索和规律表达出来。
经过这样反反复复的、十分艰苦的探索,我们古代文论中那些术语,在我们口中,在我们笔下,也就会逐渐明确,不再那么扑朔迷离了。
”“同”与“异”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在中西诗学比较中其关系是复杂的,中西诗学从总体上看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其表现形态也是多样的,或是表面相似而深层各异,或外观不同而实质相同。
对中国比较文学课程教学的反思自文学提出以来,文学一直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部分,它对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
尽管人们早已意识到文学的重要性,但在近几年,课程内容的再次调整和处理,使得中国比较文学课程的教学逐渐出现一定的问题。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讨论中国比较文学课程的教学问题,并加以反思。
首先,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人民的文化观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同时,全球化的浪潮也在推进当地的中国文学的学习。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中国大学都开始增加比较文学课程,但由于课程内容的特殊性,很多老师缺乏相关知识,在上课时缺少能够帮助学生比较两种文学作品的教学方式。
其次,比较文学课程教学时,应该注意文学本质的内涵,但一些老师只注重文学作品的表面,忽视了作者的思想内涵,学生们往往无法与课程内容相关联,无法发现作者的思想精神。
最后,中国比较文学课程的教学还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例如教育体制的改革,时间限制等。
在一些不太方便学习的环境中,学生也可能对课程内容缺乏兴趣,不愿意参与。
综上所述,虽然中国比较文学课程教学存在一些问题,但我们也要看到,这个课程也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可以扩大学生的文学视野,培养学生的思想能力。
因此,在中国比较文学课程教学中,优化管理一定是必要的,以改善教学质量,使学生们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潜力。
首先,在教学的内容上,应当充分考虑课程的特殊性,重视中国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老师应当让学生深入了解文学作品里蕴含的智慧,结合实际,帮助学生把握文学作品的核心思想。
其次,对于老师,应当加强自身的知识储备,以便能够更好地讲清课程的内容,为学生提供可以深入讨论的平台,使学生在比较文学课程中获得丰富的知识。
最后,大学也应该改善教学环境,给予学生更多的学习机会,让学生能够更好地参与课程,以便激发更多对比较文学课程的兴趣。
总之,中国比较文学课程不仅是提高学生文学素养和思想能力的必修课,更是为文学发展贡献力量的重要一环。
中西文学比较研究第四章第一节中西诗歌比较研究(一)不同的历史传统大致的说,西方重叙事诗,但有向抒情诗发展的趋势;中国诗歌重抒情,但也有叙事诗。
西:叙事诗——荷马史诗—圣经中的“雅歌” —中世纪英雄史诗—弥尔顿、拜伦、雪莱、抒情诗——萨福、品达、维吉尔、奥维德中:《诗经》《楚辞》“诗言志” 重表现论以抒情诗为主的中国诗歌,也不乏叙事诗的作品。
《诗经·大雅》“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孔雀东南飞》《木兰辞》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象西方“英雄史诗”那样大规模的叙事诗呢?丰华瞻①与中国哲学有关。
孔子、老子②中国文学歌颂英雄,不是用诗而是用历史、小说来歌颂。
③中国自古以来认为,诗的功能在于抒情,陶情冶性,而不在于叙事。
朱光潜《长篇诗在中国何以不发达》①中国哲学思想的平易和宗教情感的浅薄。
②西方民族生性好动,其理想的人物是英雄;中国民族个性好静,理想的人物是圣人。
(二)别有天地的田园诗中:兴起于魏末西晋,山水诗以谢灵运为代表,田园诗以陶渊明为代表。
盛唐时期的王孟诗派西:又称牧歌,创始人是古希腊的忒俄克里托斯维吉尔《牧歌》十首、《田园诗》四卷,其地位远不如中国诗歌中那么重要,这与《圣经》的极大影响有关系文艺复兴时期才有了改变,锡德尼《阿卡迪亚》、斯宾塞《牧人月历》19C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露西》拜伦雪莱济慈山水田园诗主要产生于退隐生活的基础上。
中国的山水田园诗人大多是中小地主知识分子中较为软弱的一群陶渊明、谢灵运、王维、李白“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白居易“香饵见来须闭口,大江归去好藏身”西方隐居诗华兹华斯汤姆逊《四季》“垮掉的一代”加里·奈斯德中西隐逸诗人,都有不满现状,逃避现实,归隐田园,自寻乐趣的倾向,中西山水田园诗,都表现对大自然、对田园生活的欣赏和赞美,表现了中西诗人向往自然,反朴归真的思想。
那么,中西山水田园诗又有哪些不同呢?茅于美《中西诗歌比较研究》:①西方田园诗多写牧民生活,中国侧重农民生活。
略论中西文化诗学的理念差异【摘要】:作为一种来自西方的文学研究方法,文化诗学在为我们从事文学研究拓宽学术空间、提供启发性意义的同时,也是有其局限性的。
因为它毕竟是源自于西方的文学理论,它所蕴含的哲学基础、目的论、文学观和历史观等许多方面都与中国的国情形成尖锐的对立。
在这种情况下,对西方文化诗学的局限性进行认识和理解是十分有必要的,这为我们改造它、完善它,从而提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文学研究方法提供了思路和方向。
【正文】自上世纪末,西方盛行的新历史主义学风吹进我国至今,对于文化诗学的研究在我国随逐渐生根、发芽,却始终没有引起我国学界应有的重视和反响,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还在于中西文化理念的不同,换言之,就是西方文化诗学的一系列主张不合中国国情,难以让人们充分的理解。
不能充分理解西方文化诗学的内涵,自然也就没有采用它的动力。
再加上一些倡导者难以分辨中西文化诗学理论的差异,对于按照什么样的思维模式去操作文化诗学理论说得不够明白,这便使得文化诗学的主张在中国倍受冷落,由此也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误解。
所以,辨析清楚中西文化诗学理念的不同之处,对于我们提出适合中国国情、便于大众接受的中国文化诗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中西文化诗学的理念差异自上世纪90年代中国学人从美国人格林布拉特那里引进“文化诗学”这一崭新的理论之时,一些眼光长远的明智学者便提出要举起“蕴含着中国学人自己的理念的‘文化诗学’的旗帜1”的要求,在当时他们已经认识到,西方的文化史学理论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不变真理,中国人要想利用这一先进的文学研究方法就要在吸取其理论精华的同时提出一条符合中华民族文1刘庆璋: 《文化诗学: 富于创意的理论工程》,《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 年2 期。
化底蕴的中国式文化诗学理论。
因此,将中西文化诗学理念的不同加以归纳,在鲜明的对比中让人们的去认识、去选择,则是创造中国式文化诗学理论的前提所在。
对于这个问题,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顾祖钊已在其著作《中国文化诗学论稿》一书中详尽的为读者概括了,但由于内容详尽而庞杂,一般人很难在短时间内将其大致内容理解消化。
中西文化差异与诗学方法论思考一、“诗学”一词在中西文化语境中的蕴含演变及“知识”定位1.“诗学”一词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基本蕴含及演变“诗学”一词的最早使用,一般说来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诗学》。
《诗学》的原文为Aristo-telousperiPoiētikēs,即“亚里士多德的诗学”。
Poiētikē意为“制作的技艺”,等于poiētikētekhnē,因此亚氏的“诗学”一词实包含了两个关键词:“诗”(poiētikē)和“技艺”(tekhnē)。
poiētikē从动词poiein(制作)派生而来,故诗人是“制作者”(poiētēs),诗则是“制成品”(poiēma)。
tekhnē来自印欧语的词干tekhe-,原意为“木制品”或“木工”。
它是一个笼统的术语,既指技术和技艺,也指艺术和工艺,而古希腊人没有把这两种含义严格区分开来。
在希腊人看来,诗人做诗,就像鞋匠做鞋一样,都是靠自己的技艺“制作”社会需要的东西;称呼“写诗”,他们不用graphein(“写”、“书写”),而用poiein。
⑥在柏拉图以前,诗和诗人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
按照维科的看法,人类的历史愈往上走愈充满“诗性的智慧”。
⑦诗人作为“通神者”,又往往将先知、祭司、甚至王者的“身份”集于一身,而荷马经常用“神一样的”(theos)一词来称赞诗人。
诗人虽说也是凡人,但是他们受到了神(缪斯)的特别眷顾和宠爱,写作诗歌是一种神赋的才能。
至于诗人的地位之所以如此崇高,实则与诗的实际功效密切相关;正如中国的先秦时代一样,早期希腊人也主要是从诗的作用方面来了解诗并借此对诗和诗人进行不同的定位和评价。
到了公元前5世纪,荷马和赫西俄德因其诗歌的多重功用而被普遍尊为希腊民族的教师。
不过,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因为柏拉图(也许还包括苏格拉底)等人的见解,⑧诗和诗人的地位开始下降了。
柏拉图一方面秉承了前人早已提出的诗歌神赋论、模仿论,另一方面又在神赋论、模仿论之中注入了和前人全然不同的内容。
钱鍾书在中西诗学比较研究方面有哪些贡献钱鍾书在中西诗学比较研究方面有哪些贡献?怎样进行中西诗学比较研究?钱鍾书说:“如何把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术语和西方的术语加以比较和互相阐发,是比较诗学的重要任务之一”(《钱鍾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比较文学研究资料》第92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
他指出了当前东西方比较诗学面临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
当然术语的比较研究与范畴的比较研究是不能分开的。
一般的做法是先找出对应的范畴和术语,比较它们含义上的异同之外,总结这些对应范畴的联系与区别,然后把这种比较所得上升为理论,得到一种综合性的意见,从中引申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并用现代科学的语言来加以阐述。
钱鍾书个人的研究为我们作出了示范。
他在《谈艺录》与《旧文四篇》中已有比较诗学的许多精辟见解,《管锥编》更是有意识地成功地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澄清了或者阐发了许多古典文论中的重要范畴。
如卷3第128则注释陆机《文赋》,引用了理查兹、朗吉弩斯、席勒、韩波的观点,中外文论相互印证,使双方的涵义相得益彰。
又如《管锥编》卷4第189则,详细地考查了“神韵说”。
钱鍾书指出:中国古典文论中的神韵说源自谢赫,从“气韵”到“神韵”,从论画到论诗,在文艺创作上也形成了一种风格。
“神韵”的真正含义是讲究含蓄不露,留有余地,无论写景写情,都要避免“工细”、“详尽”,应该使观者从所写景物冥观出未写之景物,从所道之情事默识出未道之情事,这样,才能含蕴深远,耐人玩味。
钱锺书在文章中列举了谢赫以来,画论、诗论中有关的论述,同时比较了古印度主韵诗派的意见,古代西方学者狄米特里乌斯的说法,以及狄德罗、儒贝尔、利奥巴迪的说法,引证了叔本华的意见:“作文妙处在说而不说,正合古希腊诗人所谓…半多于全‟之理。
切忌说尽,法国诗人所谓…详尽乃使人厌倦之秘诀”等,说明这是一种中外文论的普遍意见。
然后,他总结这种艺术手法说:“曰…气‟曰…神‟,所以示别于形体、曰…韵‟,所以示别于声响。
对中西比较美学的几点反思作者:邓军海文章来源:2005年4期《文艺理论研究》【内容提要】以中西比较美学为比较美学著作命名,是对比较美学的一种误读。
中西比较不足以为比较美学奠基;中西二元对立的文化图景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产物;以“天人合一/天人对立”来从根本上解释中西美学的差异,疑窦丛生;在比较美学领域称中国文化为审美文化,是一种比较研究的“强人政策”;称中国古代“有美无学”,是比较研究失败的一种表现;着力于探讨中国美学相对于西方美学的异质性因素,并不能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反而容易强化它。
中国美学要迎接全球化的挑战,比较美学要走向深化,就必须走出中西对立。
【关键词】中西比较美学比较美学中西对立全球化以中西对立为基本框架、把“天人合一”设定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特点,着力于揭示中国美学相对于西方美学的特殊性或异质性因素、彰显中国文化的“诗性特质”,从而达到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目的——这基本上已经成为我国学界比较美学著作的一个传统。
这个传统是如此地根深蒂固,以至于所有从事比较美学的后来者都近乎无意识地、自然而然地认为,比较美学就应当这样来做,除此之外别无它途。
当一种学术思路成为一种无意识的思维习惯或者说一种未经论证的理论共识的时候,那就是需要我们进行理论反思的时候。
否则,后来的学术研究就成了前人的理论思考的无限复制。
正像我们应当尊重其前人的理论成果一样,我们也应当细心审视前人的学术理路。
本文就是对我国比较美学著作的这个传统的一点反思,以求教于理论方家。
一、中西比较不足以为比较美学奠基我国的比较美学著作大都叫做中西比较美学,因为我们从事的就是中西比较。
我国学界认为,在中国和西方之间作比较,即使不是涵盖了比较美学的全部内容,也涵盖了大部:“按照全世界人类文化以往的成绩而论,现在文化便只有西方欧洲文化和东方中国文化两大系列,源远流长,成为人类文化的两大主干”(注:聂振斌、滕守尧、章建刚:《艺术化生存——中西审美文化比较》,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第97页。
中西文化对比教学反思一、引言文化对比教学是现代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旨在帮助学生理解和欣赏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与相似之处。
中西文化的对比尤为有趣和具有挑战性,因为中西方文化在价值观、语言、传统和习俗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在进行中西文化对比教学的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些问题,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和总结。
二、挑战与机遇1. 语言障碍中西文化对比教学中最大的挑战之一是语言障碍。
中文和西方语言的语法、词汇和表达方式都存在差异,这给学生理解和运用两种语言带来了困难。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使用了多种教学方法,如比较中西词汇的异同、让学生进行口语和书面表达的对比练习等。
这些方法有效地帮助学生克服了语言障碍,提高了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2. 价值观差异中西文化在价值观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例如,中西方在对待时间的态度上存在较大的差异。
西方文化通常注重时间的准确性和效率,而中国文化更注重人际关系和人情味。
在进行中西文化对比教学时,我通过案例分析、讨论和小组活动等多种方式,让学生感知并理解不同的价值观,培养他们的跨文化意识和尊重他人文化的能力。
3. 传统与现代中西文化的传统和现代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距。
西方社会在发展和变革中趋向于忽视传统价值观和习俗,而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重要的地位。
在教学中,我引导学生探讨和分析中西方传统与现代文化的联系和影响,培养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与尊重。
三、教学策略与方法1. 体验式学习通过组织学生参观中西文化相关的展览、活动和社区,让他们亲身体验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相似之处。
例如,我组织学生参观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展览和西方现代艺术展览,并让他们进行对比和讨论。
这种体验式学习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并提高他们对中西文化的理解和认知。
2. 互动讨论在课堂上,我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分享和比较中西文化的不同方面。
通过小组讨论和角色扮演等互动形式,学生可以在交流中学习和借鉴对方的观点和经验。
[收稿日期] 2003-03-05[作者简介] 王向远(1962-),山东临沂人,北京师大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从事比较文学与东方文学研究。
2004年第3期(总第74期)中国文学研究R esearch of Chinese Literature No,3,2004General,No.74[文艺理论天地]比较诗学:局限与可能王向远(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5)关键词:比较诗学 中西诗学 东方诗学摘 要: 比较诗学 是以探讨人类文学的共通规律为目标的比较文学研究。
它有两个方面。
一、 比较文论 ,即各国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二、从文学史及作家作品出发,从微观分析上升到宏观概括,对各国文学总体的美学风貌、共通规律与民族特色的研究。
这两个方面互为补充,才是完整意义上的 比较诗学 。
而我国的比较诗学研究却片面地将比较诗学等同于 比较文论 。
而在具体的研究中,严重偏向中西比较诗学,而没有将中国以外的东方诗学纳入比较诗学的视野。
这是需要认真加以反思的。
[中图分类号]I206 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04)03-0012-06Comparative Poetics:limitations and PossibilityWGNG Xiang yuan(Chinese Department Beijing Normal U niversity ,Beijing,100875,china)Key words:comparative poetics Si no-western poetics eastern poeticsAbstract:Comparative poetics aims to explore the universal law governing literature.It consists of two aspects:1)comparati ve study of li terary theories of di fferent countries,2)study of the overall literary styles and common aesthetic rules of di fferent countries that starts from microcos mic analysis and ends with macrocosmic generalization.The two aspects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consti tute comparative poetics in its true sense.However,Chinese comparative poetics used to equate comparative poetics with comparati ve study of literary theories and be confined to comparative study of Sino-western poetics exclusive of eastern poetics,which is a phe nomenon deserving our reflection.一、 比较文论 与 比较诗学在谈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简称 比较文学 !!!之前,有必要涉及到一个相关的重要概念!!!比较诗学。
《中西语言诗学基本问题比较研究》赵奎英笔记整理:fangzi 引论一、对象与范围“诗学”作为“文学理论”的代称与西方亚氏“诗学”概念直接相关。
中国古代即“诗学”与词、赋、曲、史等并列狭义学问与知识,不同与古代文论,也不等同于西方诗学。
本书诗学就是指文学理论。
语言诗学三层含义,最广义,指受某种语言哲学观念或语言学研究状况影响、从语言角度切入文学研究或对文学语言具有较高程度自觉或表现出某种特别关注的文学理论。
狭义,指20世纪初西方随俄国形式主义产生而兴起,即俄国形式主义诗学。
较广意义,指西方形式主义诗学一般是指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诗学。
语言观念往往直接决定文学观念,语言哲学直接影响诗学生成方式,人们对文学最初看法直接系于他们对语言认识,中西文学理论皆有一种从语言角度切入文学思索或研究诗学运用方式。
西方诗学传统,诗学与语言哲学明显一致。
艾布拉姆斯《镜与灯》四种文学批评模式均伴随某种语言观念或语言学理论兴起。
模仿说与“词物对应论”和语言起源上“拟声说”,实用理论与古代修辞学,表现理论与18世纪语言起源论“感叹说”,客观理论与20世纪语言哲学,都有明显一致性。
20世纪语言学转向以来,西方语言由思维和认识的工具转变成思维和存在的本体,文学语言也由传达文学内容的媒介上升到文学活动的本体,文学研究也成了语言学、语言哲学与诗学的结合。
本书的“传统”,主要是时间和精神两层含义。
“诗学传统”主要是精神含义上使用而言,“传统诗学”主要是时间含义而言。
二、基点与框架本书语言诗学使用最广义,简言之,一切关心语言基本问题的哲学和一切关心哲学的基本问题的语言学都可称作“语言哲学”。
语言哲学两大基本问题,一是语言与存在(语言与实在、语言与世界)、二是语言与思维。
前者具体表述为名与实、词与物之间关系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问题。
后者西方表现为语言与逻各斯的关系(逻各斯与理性、逻辑、思维密切相关)具体归结为语言的本质是逻辑的还是诗性的问题。
探讨当前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未来走向作者:肖群霖来源:《速读·上旬》2016年第08期摘要:本文探讨了首先中西比较诗学在理论上的阐发研究和中西哲学文化差异存在的问题,在实践应用上跨语言研究存在的语言屏障和文化模子的建立遇到的困难,然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中不但要寻找两者的共通之处,还应该关注彼此之间的差异,保留自身文化的特色。
关键词:中西比较诗学;差异;阐发研究;文化模子中国文学理论近百年来历经波折,不断进步与创新,在中西比较诗学领域,寻求对话中国诗学和西方诗学的必然选择,实现中国传统诗学的现代转型一直被认为是本世纪中西比较诗学界的主题。
在中西文化差异中,中国传统诗学与西方文化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很多西方学者认为要实现中国和西方诗学的比较过程将会困难重重。
但是,我们知道比较诗学跨文化的特点决定了比较诗学必须要有勇气跨越不同的文化圈,否则,比较诗学何以存在,比较诗学生命力在哪里。
而中国与西方诗学的巨大差异使得中国与西方诗学的比较所需的方法在整个研究上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在寻求对话的过程中,中国诗学与西方诗学中也出现了一些难以回避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这种对话和如何实现这种对话。
显然,中国的学术界在这些方面的响应还是远远不够的,这使得中西比较诗学之间的对话必然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
一、中西比较诗学在理论上存在的问题首先是理论研究上存在的问题。
中国和西方诗学之间的对话不是简单地总结不同的文化体系长期积累的丰富经验,而是从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实现文化之间的对话以达到在多样性的格局下对一切形式的话语“独白”战争的宣战,试图通过对话解决出现在中西比较诗学中的常见问题,以实现中国传统诗学的现代转型。
因为中国比较诗学界一直强调中国和西方诗学的共同性,却忽略了中国和西方诗学在结构上存在的差异,我们很多时候没有真正地谈论过中西比较诗学,更多的是关注中国诗学受西方诗学的影响,从而只起到解释说明的作用。
余虹:再谈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诗学的不可通约性在《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中,我曾谈到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诗学”的不可通约性,其说主要针对比较研究界将中国古代文论名之为诗学的现象。
我认为这种命名方式是未加反省的、不妥的、对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诗学之间的比较研究是有害的,因为它人为地制造了两者同一的假象,其内在立场是西方中心主义的。
在现代汉语语境以及相关的学术研究语境中,“诗学”一词的书写与读音样式(能指)虽来自中国古代文献,但其概念内涵(所指)却与原义相去千里。
事实上,在现代汉语语境中的“诗学”一词只是在能指层面上对西语“poetics”的替代,而不是在所指层面上对“poetics”的翻译。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有杨载的《诗学正源》、范亨的《诗学禁脔》、汪师韩的《诗学纂闻》和鲁九皋的《诗学源流考》等等,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就有“诗学”一说。
然而,我们既不能将这里的“诗学”等同于古代“文论”,更不能将其等同于西方“诗学(poetics)”。
这里的“诗学”指的是有关“诗”的学问与知识,而“诗”是一种与“词”、“赋”、“曲”、“史”、“传”等并列的“文类”或“文体”,因此,“诗学”乃某一文类之学。
作为某一文类之学,中国古代“诗学”是在中国古代“文论”的总体构想中来思考的,至于中国古代“文论”又是在形而上之“道”论及其相关的“天、地、人”之整体存在论模式中来展开的,即“文”被设想为“道之文”,其基本类型有“天文、地文、人文”,通常所谓的中国古代“文论”主要指“人文之论”。
如此之中国古代“诗学”的所指显然不是“poetics”的所指。
poetics也指有关“poetry”的知识与学问,但作为poetics之对象的“poetry”通常指史诗或叙事诗、抒情诗和戏剧诗,即使是作为狭义的poetics之对象的“poetry”也是指所有分行排列的韵文,因此作为poetics之对象的“poetry”与中国古代诗学中的“诗”在概念(所指)上也是不能对译的。
中西比较诗学要注意的问题中西比较诗学已经成熟,但并不代表比较诗学没有问题。
笔者认为这种状况将会长期存在却没有创新就会遇到问题。
那么是否能有解决的途径呢?比较诗学,按其形象应具有两个相应特征:1、曾经取得过丰硕的成果。
2、目前存在难以突破的瓶颈。
但是在这些成就之上,近十年来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却一直未能再有实质性突破,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从研究范围来看:所谓“比较”一直存有断档期。
中西方所有的诗学比较实际上都是在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古代、当代文论之间进行,不会超过范围。
第二,即使是在以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来比较的来看,两者的比较也无从比起。
虽说比较诗学的研究方法已成体系,但仅靠这些方法支撑比较诗学的发展有些后劲不足。
中西比较诗学只看重和进行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的比较的背后都只看重中国古代比较文论,并认为中古当代没有可比较的诗学。
那么,如何突破此堵塞状态呢?首先,最需要的就是重新审视那些烂熟于心的学科寻找共通性。
中西比较诗学现已确立了自己的研究目的和价值意义,一般都将其归纳为对“世界诗学”、“共同诗学”的追求,欲寻求跨民族-国家、跨文化的文学共同规律等。
同时,为了避免学术资源的空洞,找寻着一个跨历史、跨文化的世界性普遍美学和诗学的同时,既要继承民族文学为开始,又要抛弃民族文学的劣根性。
比较诗学也因此将自己的学科意义和视野从广阔的参与社会文化作用。
作为研究者,不能满足于或是局限在自我定格的学科分界中,而忘记知识分子可能或应该关注反思的问题。
如果将西方社会学术视野和规则所作的自我批判,那简单“中国化”成中国人维护自己传统和本民族利益的把柄,那么在这心理下的民族文化辩护和“比较”就更显浮浅无力。
作为研究主体必须触及到隐藏于背后的当下社会因素,对当今国内的上层建筑有清醒认识,并且突破学科藩篱进行多重视野的挖掘与参照。
只有当代的知识分子更多的激起自己的人文情怀,在各种知识资源的整合中,用自己的学术视野和实践才能开拓出一个学科的全盛时代。
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瓶颈现象及反思(一)【内容提要】中西比较诗学的发展从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和最新研究状况几方面表明它正存有着难以突破的瓶颈现象。
通过分析此现象产生的原因及意义,能更好地反思中西比较诗学如何才能继续切入进当今的文化转型和文学生产中,起到真正积极有效的作用。
作为有效的知识生产,中西比较诗学研究曾置身于近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的语境之中,使文学理论作为一种话语系统参与到了社会批判和社会设计中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研究特点并起到了相应的社会作用。
虽然中西比较诗学现已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领域并仍在发展,但是由于学科旨趣的笼统抽象、研究范围的断裂、研究范式的停滞等因素使它未能与当下最前沿的文学理论和文化现象衔接,也未能切入当代正在发生变化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生产中,故而目前的比较诗学没能再像其在20世纪初期与80年代一般取得辉煌成就和作用。
笔者认为这种状况将会长期存在且难以突破,故将之比拟为“瓶颈”现象。
那么,瓶颈现象是如何全方位表现的?何以导致此现象?又是否能有解决之途径呢?一所谓瓶颈现象,按其形象应具有两个相应特征:1、曾经取得过丰硕的成果。
2、目前存在难以突破的“堵塞”状态。
细究中西比较诗学的发展和现状确有此特点。
首先就发展历史而言,中西比较诗学曾经取得过的辉煌成就,笔者在此无需赘言①。
但是在这些成就之上,近十年来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却一直未能再有实质性突破,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研究范围来看,纵观百年来的相关研究便不难发现:所谓“比较”一直存有裂缝和断层。
中西方所有的诗学比较实际上都是在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古代、当代文论之间进行,这业已成为中西比较诗学不争的学科前提和范围。
而中国当代文论与西方诗学的比较则似乎永远理应被淡漠和缺席。
这种不加反思的学科定位和研究视域是理所应当的吗?如果它不能涵盖中西比较诗学理应包括的全部范围,那么为何这种断层的比较现象并未在各种时髦文学理论被引进和盛行的当今引起重视和突破?第二,即使是在以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来比较的视域,在西方最新的理论发展趋势下,二者之间也并无“比较”可言。
从百年来的研究方法和实践来看,中西比较诗学作为一门学科从发轫期到高峰期,逐渐形成了自己较有特色的研究方法:即①把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中的术语、范畴进行异同比较;②对中国古代诗学和西方诗学后面所蕴涵的理论体系和美学精神等进行宏观比较;③将二者进行相互阐发和借鉴等。
在海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努力下这些方法都取得了重要的实践和推进,产生了诸多有影响的著作和成果②。
但是,如果仅靠这些方法支撑比较诗学的持续发展空间,在当前巨大的社会发展和语境变迁面前便会显得后劲不足和固步自封。
无论是上面所列的哪种比较方法,中国古代文论事实上都难以和上世纪60年代以后的西方文学理论进行对话和有效比较。
在20世纪后半叶,西方后现代思潮风起云涌,文学理论观念不断受到挑战和变化,文化研究范式的兴起等要素,导致诗学本身已难以仅在封闭的文学/文本内部展开。
在西方当代“批评理论”盛行和文化研究大行其道的同时,中国诗学与它们的关系仅能表现为引进与被引进,以及实践上的时间先后关系(或许连引进和实践都还并不充分和完整),中国古代文论已很难直接和后工业社会、消费文化中的新兴文学现象和观念比较,这种研究的堵塞现象也是难以短期弥补或解决的。
第三,从最近的研究情况来看,从1994年至2004年间在国内期刊上公开发表的关于“中西比较诗学”(比较文论)方面的学术论文共有180多篇,就笔者披览所及,从这些论文中可概括出以下三大研究特点:1、传统研究方法(如前文所列举)在个案上的实践有所减少,纯粹的中西彼此异同比较或阐发并不多,“中西比较”更多时候是被作为一种整体知识背景来帮助梳理和讨论某个具体的文学现象③;2、对比较诗学进行学科总结和反思,剖析中西诗学“比较”的意义、二者的可通约性和合法性等问题④;3、针对当代文化和文学的转型,反思比较诗学发展的困境危机,以及提出相应的战略思考等⑤。
这些最近的发展情况,一方面说明了比较诗学继续是学界所关注和讨论的热点,它受中国社会/文学发展的影响,也受西方文学思潮和文化研究的挑战而面临一定的困惑和危机。
另一方面,学界看到了发展的危机和困境,但针对危机,除了在价值和战略上的总体呼吁外,并未产生真正具体的实际个案研究。
虽然讨论云集不断,但是诸如比较诗学究竟如何具体的和文化研究范式结合等根本性问题仍无法得到解答和实践,这无疑更加有力地证明了笔者所描述的瓶颈现象。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以上这些现象呢?二瓶颈现象的第一层表现,即中西比较诗学只看重和进行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的比较的定势观念背后实则暗含了两层逻辑:1、只有中国古代的诗学思想才是真正的中国文论,才能代表中国;2、中国当代没有文论,或者中国当代的文论不屑一顾,没有比较的价值和意义。
这二者实质上共同表达了中国当代没有诗学思想的普遍观念,更表达了学界对传统/现代、中国/西方等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普遍认可接受。
在此笔者且不去探讨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什么样的诗学方能真正代表“中国”?因为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尚需另属文论之。
但是中国现当代肯定有文学思想,尽管它可能是“失语”的、“西化”的或是“僵硬”、“畸形”的,至少我们可以在时空上给以肯定,这些历时性的文学理念和思想曾经内存或正出现在当代中国,中国当代有其文学思想值得与西方比较。
比如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文论很长一段时间呈现出绝对“一元化”的独特现象,有着苏俄文论中国化的“独特”文论思想和话语。
虽然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论是被不加选择和鉴别地把前苏联文论生搬硬套的结果,所导致的文论“本土化”和“独特化”是革命专制社会的独特意识形态表现,但我们不能就此而否认它是“中国当代文论”,不仅不能否认,还更应分析这段时期文论的独特文化表征和内省价值意义:比如它如何典型反映了忽视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文论发展的特殊性,盲目夸大某种理论的普遍有效性,将之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理论体系的诉求。
如果对之加以中西(中俄)文论的梳理和比较分析,无疑更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关于文论与社会、与政治、与国民性等关系的探讨,使其能作用于当代文论的发展和建设。
再例如,既然杰姆逊能以西方当代诗学的价值旨趣对老舍的《骆驼祥子》、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文本作出新的解读和意义阐释,那么将他的批评方法同中国当代学者对这些作品的研究进行比较,想必也一定能从中受益匪浅,这其实也内属于“比较诗学”。
同样道理,当代中国诸如女权主义文论、少数民族文学思想、后殖民主义思潮等同样有其自身风貌和特点,难道这些就不能与西方当代的文论思想比较吗?看来,造成研究范围断层的原因还并非当代中国与西方没有文论思想或是现象可比,而是研究者从观念上就忽略了整个20世纪中外文化交流中所产生的新现象和变通范畴,往往将其视为西方的产物而“悬置”其中所包含的具有中国特点的现代性因素,漠视中国文论在当代的自然发生和发展(尽管这种发生和发展可能是不尽如人意的),因而中西方当代文论无“比较”可言也在情理之中。
进而分析,这种普适性的认识又是由“比较”背后的特定民族心态和身份价值取向所决定的:百年来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是在西方冲击下进行的,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西方化,这使得中国当代社会的基本发展倾向不仅表现为古/今矛盾冲突,而且也表现为中/西价值冲击。
具体到文论思想,中国古代传统文论从话语形式到学术规则、审美诉求等都非现代社会形态,而中国的当代文论在很大程度上又带有西化色彩,所以在寻求“现代性”和“民族性”的诉求中,我们既无法割舍传统文论的独特价值意义,同时又认可当代正在与西方共时发展的文学现象和思想。
中国文人所企盼的是拥有一个既现代又民族的文化和文论,但如何建构一个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文论与文化形态,却一直是苦恼了中国文人/学界一个世纪之久的文化难题。
所以,在文化认同和文学研究中突出中国文论的民族性(具体表现为古代学术规则)、凸现中国传统文论的非现代性意义,希望依此来弥补或拯救当代中国现代性社会追求中的缺陷和危机,甚至希望以此拯救当今全球现代性诉求中所面临的人文精神等危机,让古代文论作为一种价值资源能与西方文论比较,从而有效参与到中国当代乃至世界的文化与文论的建设中,成为中西比较诗学背后真正的动机和价值旨趣。
所以只要论及中西比较诗学,就仅指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西方的比较也就理所当然了。
当然,这样的研究视域曾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中发挥过作用,并且切实参与了整个社会文化的建设,成为非常有效的社会知识生产。
自晚清的梁启超、王国维开始,到鲁迅、周作人、吴宓等一批学者,他们对中外文学思想的对比研究被视为比较诗学的第一个显赫时期。
20世纪初有影响的这批著作并不是自觉的学科建设,而是应时所需,在更重大的文化价值追求下用西方文论来理解诠释中国文学和文论。
这在当时中西文化相对缺乏交流和影响的情况下,其开拓意义不言而喻。
更为重要的是,晚清社会风雨飘摇,中国千年文明受到西方文明的严重挑战,在不断遭遇西方国家的枪炮和文化的侵入与影响下,寻求民族自强是必然的时代诉求,“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实践从工业、商业到哲学文学思想屡可见之,“比较”成为重要的思想方法和认识手段参与到了当时社会兴败的脉搏跳动中去。
因此“比较诗学”本身不仅是为了满足文学理论话语的内在完满诉求和欲望,更不是被关闭在学院内的体制化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生产,而是中国文人自发地对传统文化/文学的反思,期望对中国社会文化和文论建设做出有效的分析,对自己所处的历史空间具备认识和批判的能力的结果。
从王国维到鲁迅,现代中国历史上一大批知识分子对西学领会的精深与娴熟,显然是当代中国读书人望尘莫及的。
而其中的差别不仅是学术修养与功力之别,更是研究者个体对历史经验和文化政治意识的紧张程度不同所致。
这种对“天下”的“己任”热情和张力绝非当代学科化、学院化、技术化的学术习气所能弥补与替代,“比较”也因此被不同时代的学者注入了不同的解读与实践成效。
20世纪80年代重新复苏的比较诗学之所以能再次取得辉煌成就,背后的深层原因同样是因为文学作为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和武器,参与进了当时的社会转型和文化建设。
70年代末开始问世的一批比较诗学巨著:如钱钟书的《管锥编》、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和宗白华的《美学散步》等等,一方面对“文革”期间被压抑和扭曲的传统文化给予了重新审视和解读;另一方面,中西融会、积极比较和鉴戒的研究方法,对50、60年代只能接触到苏俄文论的封闭中国思想界来说有着极为积极重要的解放与创新意义。
80年代的中国社会文化盛行的思想解放和新启蒙运动呼唤对“人”的重新定义,要求对人类普遍价值进行重估,反应在文学观念上则是对“主体性”和“文学性”的追求,渴望重新发现文学的自在结构特征和美学价值,从而将文学和文学观念从僵硬机械的意识形态附庸地位中解救出来,成为“人的文学”并能参与到新一轮的文化解放和重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