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财政收入概况

财政状况是社会运行的晴雨表，能直接反映出政局的好坏。

财政的恶化，必然导致社会的动荡直至政权的丢失。

从财政角度，我们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明王朝灭亡的必然性。

财政收入种类：明朝的税种税收是国家的重要收入来源，明朝的税种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一）田赋，即土地税。

中国历朝历代都是以农耕为主，所以土地税也自然是税收的最主要来源，明朝也不例外。

明王朝建立之初就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境，百废待兴，为此，朱元璋推出移民垦荒、大兴屯田、奖励垦田、减轻民负等一系列改革措施。

全国田赋粮由此而不断得到增加：洪武14年（1381年）为2610.5万石，至洪武26年（1393年）达到3278.98万石。

田赋粮中的米麦，洪武26年将近2608.6万石，弘治时期（1488-1505年）为2679余万石，万历时期（1573-1620年）为2693.5万石。

与元朝相同，明朝的耕地分为官田与民田，官田约占全部土地的1/7，专指由无地少地的农民佃种的土地；民田则绝大多数为地主官僚所占有。

田赋也分两税，按田亩计征夏税与秋税。

具体税率为：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一勺=1/10合），民田减两升，为三升三合五勺。

民田税轻，实际上于大地主有利，而对佃种官田的农民不利。

这就使得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加大了两极分化，激化了社会矛盾。

此外，明朝开国近70年后的正统元年起，规定全国税粮实行折银缴纳，粮四石折银一两解京，开始了田赋以银缴纳的变革。

（二）工商税收入。

明朝主要的工商税收有盐税、矿税等。

盐的生产主要以两淮为多，其次为两浙。

盐政机关把灶户生产的盐收购过来，称为官盐，然后采取多种销售形式，如引法、开中法等。

这种方式的食盐专卖，在实行初期有一套较为完整的食盐产销制度，盐务秩序也较好，所以官府从中获利颇丰。

但是到了明代后期，由于政治腐败，商人贿赂官府，贩卖私盐，获取暴利，官府在盐课上巧立名目，大肆搜刮，致使盐政弊坏。

矿税，是对金、银、铜、铁、铅、汞、朱砂、青绿等产品的课税。

明初严禁采矿，所以矿税并不重要。

但后来一方面由于矿产产量的增加，另一方面由于统治者对财货的追求日益热烈，使得征税一增再增。

洪武年间银5000余两，永乐年间增至11万余两，宣德年间又增至13万余两，已达到洪武时期的27倍。

至万历二十四年，诏开各处矿冶，并派宦官为矿监，到处勘察，勒索钱财，四处为害，人民怨声载道，终于激起民变。

除了盐税与矿税，明朝的工商税种还有很多，如里塌房税、门摊税、钞关税、渔税、工关税、海关税等。

明代的赋税特点：随着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明朝的赋税也具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从税制上看，由赋役制向租税制转化。

赋役并行的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实行了两千多年，它对增加赋役收入曾起过重要作用。

但是自宋元以来，土地兼并日甚一日，明代中叶，土地兼并已无法遏止。

而有大量土地的官僚、地主往往以各种手段逃避赋役，普通百姓的赋役则日益加重，这不仅激化了阶级矛盾，而且课税田不断减少，严影响国家财政收入。

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增加财政收入，明代中期不少地区先后进行过税制改革，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张成正推行“一条鞭法”将赋和役并为一条，计亩征银，丁役转变成丁税而随田征收，从此，赋役制度逐渐让位于租税制，租税制的实行，使两千年来一直成为农民沉重负担的徭役制度逐渐消失，这就大有利于劳动力的解放，对社会生产十分有利。

第二，从课征对象上看，历史上的对人税逐渐向对物税转化。

中国历史上课税对象一般有三，即田(包括资产)、户、丁。

这种以田、户、丁为课征对象的制度，在商品经济逐渐发展的情况下已不适应，明初已开始趋向对物征税，至一条鞭实行后，大部分改为按田征税，这时丁税虽然存在，但随田带纳，而且丁税远不如田税重要。

第三，从实物征收逐渐向货币征收转化。

中国历史上的赋税多征收实物，其中虽然也有货币之征，但为数甚微。

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宋代田赋征银的现象已经出现，元朝则有相当一部分田赋以纸币交纳，自明英宗实行金花银以后，遂以银为正赋，自一条鞭法实行之后，役亦以银征收，至此，实物之征逐渐转变为货币之征。

第四，从征收方法上看，民收民解逐渐向官解转化。

征课赋税的方法，明初行胥使征解之制，又行粮长征解之制。

这是因为赋课交纳的是实物，官府征解不便。

一条鞭法实行后，实物之征变成货币之征，银的征解较实物方便得多，于是逐渐废除粮长征收的“民收”之制，而实行令百姓直接将银送至官府的“官收”之制，这时粮长仅负监督之责，而无征收之职。

至正德以后，亦多委官解送，至明末，“官收官解”之制行于全国。

第五，从税课内容上看，在税收总额中，消费税的比重越来越大。

自宋以来，消费税在税收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已有提高；元朝消费税已占重要位置；至明以后，虽然田赋仍是财政收入的主要项目，但幅地工商业的发展，消费税的在税收总额中已占显要位置。

第二节田赋与徭役明初的田赋与徭役多承宋元旧制，但较宋元为轻。

明中期实行一条鞭法之后，赋役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这次变化，对后世田赋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财政政策的执行：（一）明朝的财政监督体制。

明朝时期政府已经对财政税收进行了详细和严格的划分，有较为周密的制度安排。

但字面上的诏书律令是否能顺利地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可供使用的白花花的银子，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各级官员对国家法律和政策的执行情况。

当时的明朝统治者显然是意识到了这一点，设立了三大具有财政监督职能的机构：都察院、六科给事中以及户部十三清吏司。

并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

由于明朝属于典型的封建帝国，因此这些财政机制都具有为君主集权服务的特征，各个监督机构之间，既有分工，也有交叉，财政监督落实到行政区域，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相互制约的监督网络。

这些颇具成效的财政监督体制和政策促成了明王朝初期百年的繁荣和兴盛，也鲜明地显现了那个时代的特点。

然而，明朝的财政监督体制也存在着许多不足。

首先，明朝取消了隶属于刑部的独立财政监督机构比部，强化作为君主“耳目”的监察机构的财政监察与审计监督职权，与中央六部等机构一起直接向皇帝负责。

这虽然有利于君主更直接更有效地掌控财政监督大权，却同时造成了极大的君主专制，本应自由的弹劾与稽核都必须经过君主的同意，否则很难有实效。

这极大地降低了财政监督的效率，尤其是到了明朝中后期，君主大多懒于朝政，财政监督事宜不是落入阉党与少数大臣之手，就是根本无人过问。

其次，缺少一个专业的、独立的国家审查机构，多层次交叉制约的监督机制虽强化了财政财务审查，但同时也造成机构重叠，职权混淆的弊端，很容易产生各方之间的纠纷。

其三，财政监督机构内部人员匮乏。

明朝后期，这一问题已相当突出。

万历时监察御史应设110人，而实际只剩5人。

整个统治阶层都处于极端腐败与混乱之中，如此的情形下，监督机构尚且不能自保，又怎么能有效地去行使其监督职能呢？（二）中央与地方的政策执行差异从明朝的起运存留制度来看，中央财政在国家总财政中所占份额远远大于地方政府所占份额。

在米麦等基本农作物方面，地方政府存留的食粮略高于起运中央的数量，但是在地方政府的起运中，还有大量的钞、绢、布、绒等。

有学者通过对弘治15年的起运存留进行研究，得出二者的比例为：起运数额超过总数额的68%，存留仅占32%。

不难看出，中央过分注重朝廷利益，过分统揽财政大权，导致了地方财政的窘迫，也大大挫伤了地方政府执行国家政策的积极性。

地方政府消极征税，拖欠成风。

据记载，苏松两府自万历14年至35年所欠金花48万两，布301万匹。

由于地方连年拖欠，朝廷不得不全面大幅度地降低部分地区的税收。

特别提一下：明中期的一条鞭法明初实行的“与民休息”政策，使农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是中国封建社会自汉、唐以来的第三个鼎盛时期。

但是历时不久，就爆发了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

明初较为轻简的赋役制度也遭到破坏。

统治者为维持封建王朝的统治，不得不就政治、经济各方面进行改革。

在赋役制度方面是实行一条鞭法。

(一)一条鞭法的基本内容张居正于万历元年出任首辅，他认为国家田额减少的原因是“豪强兼并，赋役不均，花分诡寄，偏累小民”。

“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田额顿减”。

为了抑制兼并，均平赋役，他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下令清丈全国土地。

“凡庄田、民田、职田、荡地、牧地，皆就疆理，无有隐。

其扰法者，下诏切责之。

”在清丈土地的过程中，户部尚书第学颜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撰会计录以勾稽出纳。

又奏列《清丈条例》厘两京、山东、陕西勋戚庄田，清益额、脱漏、诡借诸弊。

”经过几年的努力，基本完成了清丈土地的工作，全国实有土地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较弘治时增加三百万顷。

在丈量的过程中，有些官吏用以小弓丈量等手段虚增田亩数额，致使田额不甚准确。

但毕竟清出了一些隐田，这对防止豪民兼并，转嫁赋税起了重要作用。

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全面推行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亦称一条编法，此法在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由御史傅汉臣奏行，嘉靖末，浙江巡抚庞尚鹏行于浙江，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海瑞行于江西，至万历九年通行全国。

其主要内容是：“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

一岁之役，官为佥募。

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

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

”一条鞭法的基本精神是：1赋役合一：各类徭役，随田赋一并征收。

2正杂统筹：正税与杂税、额办与派办、力差与银差等等，均按田地、丁额均摊。

3官收官解：改粮长征解制为官府统一征收、解运之制，徭役也由官府统一雇募。

4实物征银：各种征派，皆计亩征银。

这种赋税制度手续简便，易于袄地。

同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土地兼并的速度，对豪猾之民诡避赋役、转嫁赋税也有一定限制作用。

而且，实行一条鞭法之后，只要有田，就要出役，实行赋役合征，这就限制了官僚的免役权。

从而使国家的赋税收入大有增加。

万历十年至十五年，太仓积粟得到充实，“公府庾廪，委粟红贯朽，足支九年。

”(二)实行一条鞭法的意义及流弊一条鞭法的推行，主观上是为了维持明王朝的封建编译，客观上却起到了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

这项制度是我国赋役史上的一大变革。

首先，一条鞭法将赋与役合并为一，这标志着中国沿袭二千余年的丁、产并行的赋役制度，正在向以物(田)为课税对象的租税制转化，自此，劳役制渐归消失，这是中国赋税史上的重要转折。

其次，一条鞭法规定计亩征银，从而大大扩展了货币之征的范围，这对明中期以后货币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第三，农民以银代役，使农民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削弱了；而国家出银雇役，则标志着劳动力商品化的趋势日益加强。

封建社会内部的改革，不可能改变那个社会的生产关系。

一条鞭法的推行，尽管曾经一度起着一定的作用，但其局限性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