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案例引起的思考

一则案例引起的思考
摘要无论是在民事诉讼理论中还是实务中，均承认证据材料与证据有区别。

然而，实践中却常常加以混淆甚至不加区分地使用，以致于在诉讼前期，适格的与不适格的证据材料统统被搬至法庭上，从而引起我国民事诉讼上一系列的其他问题。

事实上，区分两者的实质与目的是对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分析与认定，并以此做出相应的规则，规范应用于诉讼实务。

本文就是由一则欠款案例引发的对该问题的思考。

关键词证据证据材料证明能力证明力
作者简介：王春梅，山东协和学院中级经济师，本科学士，法学专业；刘花，山东协和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2-080-02
案情：徐某与赵某原系夫妻关系。

2007年4月4日徐某将赵某诉至法院，徐某诉称“在2001年春天，被告以给我办理学车手续为由向我借款4000元，结果未办成。

2002年3月份，被告又以需交购房款为由向我借款10000元。

后经我多次催要，被告才勉强书写了两张欠条。

”庭审中徐某提交了两张欠条，一张为“今欠徐某4000元整赵某2004.8.8”，另一张为“今2005.1月至今欠徐某人民币壹万元整赵某2005.4月13日还款日期为半年内。

赵某”。

对此两份欠条，赵某答辩：2004年8月8日金额为4000元的欠条不是本人所写，是原告伪造的；对于2005年4月13日金额为10000
元的欠条是本人所写，但该欠条是在原告胁迫下所写的无中生有的欠款，从欠条的措辞表达、时间上也可以看出与原告徐某的陈述事实不相符，有逻辑矛盾，欠条内容没有明确是因购房而欠款。

后经笔迹鉴定证实第一张欠条确为原告所伪造；由于赵某没能提交2005年4月13日受胁迫事实的直接证据，庭审时仅提交了相关的证据：当地派出所证明一份，证实2005年3月2日赵某到派出所报过案，自2004年11月份起徐某多次带人采用胁迫、殴打的方式向赵某索要儿子赵某某的抚养费，案件正在调查中。

法院最终判决被告赵某归还原告徐某10000元。

理由是“认为原告提交的欠条是真实的，能证明其目的，对其证明效力依法予以确认；……欠条系被告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属有效性行为……。

”笔者对此不予赞同，认为本案应当裁定驳回原告徐某的诉讼请求，同时就此案例引起了对民事诉讼证据的诸多思考，尤其是对民事诉讼中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与证据证明力作如下探讨与分析。

一、现行法律依据
我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规定“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据此，表明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才受法律保护。

赵某虽然认可欠条形式，但就欠条内容及其来源均不予认可；赵某提交的胁迫证据虽不是直接证据，但却对本案欠条来源的合法性具有一定证明力，有待派出所查实，未查实之前，不能认定赵某没有提供受胁迫的证据，
从而想当然认定该欠条来源的合法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
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原告虽提交欠条，但欠条内容不能体现欠款的事实依据，换句话说，欠条的内容“今2005.1月至今欠徐某人民币壹万元整赵某2005.4月13日”与其主张的事实“2002年3月为交买房借款”没有关联性，该欠条作为证据不足以证明徐某的事实主张，由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同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6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

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

徐某主张赵某为购房借款10000元，但所提供的欠条内容却不能证实其主张的事实，徐某在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显然其主张不能予以支持。

二、追溯法学理论
我国采用的法律要件分类说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为“谁主张，谁举证”。

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承担偿还欠款的义务，应当充分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形成合法债权债务关系的事实证据。

其中有没有证据以及证据能不能足以证明案件事实是关键要素。

没有证据肯定不能
证明案件事实，但是有了证据，还要看证据有没有充分的证明能力。

这里就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即证据的适格性，二是证据的证明力。

而正确的分析与认定这两个问题，已是民事诉讼理论和实践中应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

（一）证据材料与证据
尽管在民事诉讼理论中不同学者从不同的层面对证据材料及证据进行了定义和区别，然而，实践中证据材料与证据却还是经常被混淆且被不加区分地使用，以致于在证据这一概念下包含了证据与证据材料两种情形。

笔者认为，无论从哪一方面对这两者进行定义，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证据材料是证据的来源和初始表现形式，证据材料只有在符合证据认定的条件下，才能作为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然而，提供的证据材料能否被法院作为证据采纳，取决于它的自然效力和法律效力，具体而言，就是对证明能力与证明力的认定与统一。

严格区分证据与证据材料不仅是诉讼实体上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对诉讼程序上的意义：一是排除非证据及非法证据，提高诉讼效率；二是保证诉讼程序的合法性和公平正义性。

而区分二者的实质就是对证据材料证明能力与证据证明力的认定。

（二）证明能力与证明力
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或称证据适格性，在其自然属性及法律属性均有要求，即证据材料内容与客观事实存在必然联系；证据材料本身的产生或者存在是客观的、合法的，具有可采性。

具备了证据的适格性，证据材料才能升格为证据，但证据能否
有效证明案件事实，就涉及到证据证明力，即：提供的证据材料证明案件事实的能力和强弱程度。

具体而言，证明力有大有小，有强有弱，但不涉及有无的问题。

若无证明力，说明其与案件待证事实无关，而无关的材料就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

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与证据的证明力有明显的区别：其一，证据能力是法律对于某一案件事实材料能否作为证据的资格认定，只有具备证据能力的事实材料才具有作为定案依据的可能性，而证明力是证明案情的价值，只有具备了证据价值，才能显现证明的现实性。

其二，对于证据能力，法律常常依据一定的证据规则加以判断，并且限制较多。

而对于证明力，允许法官自由裁证，法律限制较少。

其三，从诉讼程序上讲，对证据能力加以限制，有利于保证证据本身的质量，能否真实地反映案件事实，并以此保证证据的证明力。

因此，证据的证明能力和证明力是对立统一的，证明能力是证据证明力的前提，证据具备证明能力，才能成为适格的证据，进而产生证明力。

从程序上讲，应先解决证据的证明能力，在裁量证据的证明力。

我国对证据材料证据能力的认定主要有三点：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

但在我国现行的诉讼实务操作中，大多不加区分地将证据或证据材料推至于审理前，只有庭审中经过质证和法庭的审核、认定，才将符合证据条件的证据材料作为证据加以使用。

如此一来，产生了下列问题：
首先，当事人在进行质证时，对质证的焦点和范围没有限制，
重点问题不突出，造成大量的证据材料均需要庭审质证。

加之法院在调查时范围过宽、期限过长，诉讼效率低下，不利于节约诉讼成本、实现诉讼经济。

其次，除了证据本身的证明力，为达到胜诉目的，导致不当取证程序，产生无关联、不适格材料，甚至伪证，从而损害当事人一方的合法权益。

再次，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没有自觉接受证据规则制约的意识性，从而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

这些问题的原因可归结为我国还没有一套完整、系统的证据法，只是简单的制定了一些证据规则。

正因为法律条文规定较少，内容也过于粗糙，因此在民事诉讼中经常模糊了真实性和合法性，常常将真实性代替合法性，刻意寻求所谓的“客观真实”，而不是“法律真实”。

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对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作出规定，但事实上仍然赋予了法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对证据材料认证的程序缺乏必要的制约，其结果必然是造成法官任意裁决的权力过大。

概言之，证明能力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综观英美法和大陆法关于证据材料的规则，英美法主要是以证据的可采性加以规定的，有可采性的证据材料，方有合理的证明力。

英美法规定的比较详尽、严谨。

而大陆法中关于证据材料的规则主要有直接规则、关联性规则、合法性规则、任意性规则、传闻规则。

证据问题是全部诉讼活动的中心问题。

证据材料存在于诉讼前
阶段，只要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就能证明案件事实。

但是，这些证据材料能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必须经过法律的检验转为诉讼证据才具有法律意义。

证据的合法性是证据能力的核心，但证据材料又必须同时具备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才能进入到诉讼程序中，成为真正的证据。

特别是在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愈来愈倾向于当事人主义，这样非法取证行为便更容易助长，所以我国有必要借鉴英美法中关于证据能力的规则，完善我国过于笼统、粗糙的证据规则，这将能够正确引导当事人举证、双方互相质证与法官认证，对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及正确适用法律、提高诉讼效率，实现我国的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樊崇义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2]肖建国.证据能力的比较研究.中国民商法律网.
[3]刘善春，诉讼证据规则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