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与选择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与选择

作者：吴敬琏

来源：《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2016年第1期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与选择，是当前我国各级政府和民间大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内容复杂，我们有必要首先对问题症结作出梳理，然后讨论不同的应对方案选择。

“三期叠加”的挑战

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着复杂的形势：一方面，经过３０多年的改革，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都有了很大的提升，而且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中国又面临许多严峻的挑战。对于这种状况，刚刚闭幕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做出了一个精炼的总结：“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着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

那么，“面临着诸多矛盾叠加”，是哪些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是哪些隐患增多？在这些矛盾、隐患、挑战中，最重要的又是什么呢？ 我以为，２０１３年中共中央提出的“三期叠加”，正是这些矛盾、隐患和挑战的集中概括。

第一个“期”，是“经济增长换挡期”。简而言之，也就是经济增长速度下行。

第二个“期”，是“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在１９９５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１９９６－２０００）的时候，有关方面就提出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缺乏效率和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遗憾的是，“九五”、特别是“十五”期间经济增长方式没有转变过来，到了２００６年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就发现存在明显的“经济结构失衡”。产业结构的失衡主要表现为“重重轻轻”、服务业严重落后。内部经济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投资率畸高和消费率过低。外部失衡则主要表现为外汇结余的大幅度增加，造成了货币超发和资产市场泡沫生成。从那时到现在，实现结构优化变得越来越迫切了。实现经济结构再平衡需要付出的代价、忍受的痛苦成为今日的负担。

第三个“期”，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偏好于用增加投资的刺激政策来保持高增长率。近年来，刺激政策的副作用变得愈来愈明显。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迅速积累。为了避免债务积累导致局部性乃至系统性的风险，必须动用资源加以消化。在上述这些矛盾、隐患和挑战中，大家最尖锐地感觉到的是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由于过去许多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都是靠数量扩张来“摆平”的，一旦经济增长减速，这些问题和矛盾就显露出来了。因此，在最近一段时间，增长减速和与之相关的问题受到了官、产、学各界人士最大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

基于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

提出的不同应对策略

各界人士在讨论中国经济面对的问题和可选的应对策略时，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分析方法，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对策建议。这些分析和建议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①

第一种分析方法，可以叫做需求侧因素分析法。这是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在中国最为流行的一种分析方法。根据这种分析方法，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原因是消费、投资、出口这“三驾马车”力量不足，拉不动中国经济这辆大车。要“保增长”，就得振作这“三驾马车”的力量，叫做“扩需求、保增长”。

在我看来，这种分析方法和应对策略，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是有很大问题的。

从理论上说，这种分析方法是凯恩斯主义短期分析框架的变形。

Ｙ＝Ｃ＋Ｉ＋（Ｅｘ" Ｉｍ）＋ （Ｇ" Ｔ）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一个经济体的经济活动总量（Ｙ）是由需求总量限定的，而需求总量则是由消费（Ｃ）、投资（Ｉ）、净出口（Ｅｘ" Ｉｍ）、财政赤字（Ｇ" Ｔ）构成的。发生经济衰退的原因是需求不足，因此在出现经济衰退时要由政府运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创造需求来加以救助。“三驾马车”分析法在需求侧的４个因素中选取了其中３项作为讨论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依据。

需要注意的是，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所针对的，是经济学所说的短期问题。凯恩斯对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他在回应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关于市场能够自动出清、而无需政策干预的批评时承认，从长期来说市场的确能够使它恢复平衡，但是他说：“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Ｉｎｔｈｅｌｏｎｇｒｕｎ，ｗｅａｒｅａｌｌｄｅａｄ．）。这就是说，尽管从长期看市场经济会经过波动自动实现再平衡，但如果不采取救助措施，会在短期内造成长期难于补救的损失。所以，且不说经济学界对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是否合乎实际存在争论，即使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完全正确，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去分析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趋势，也是一种误用。②

从实际效果上看，由于中国在相当长时期中采取凯恩斯式的刺激政策来拉动增长，带来了两个问题。

第一，经济学所说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的作用已经充分显现出来。从图１可以看到，２００９年实施４万亿投资和１０万亿贷款的强刺激以后，很快就把ＧＤＰ增长率拉升了３－４个百分点，从２００９年第４季度到２０１０年第１季度甚至连续３个季度达到１０％以上，然后就开始掉头向下。近几年来，几乎每年都会出台一些保增长的刺激措施，刺激的力度也并不弱，但是效果却每况愈下，回升的时效愈来愈短。最近１年甚至完全看不到它的提升作用，ＧＤＰ增长率仍然一路下行。从２０１１年到２０１４年的４年中，ＧＤＰ增长率分别是９．２％、７．８％、７．７％、７．４％。２０１５年上半年降到７．０％，第３季度进一步降到６．９％。

第二，债务的过度增加和杠杆率的迅速升高导致风险加速积累。投资刺激意味着投入更多的资源，但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源，那么只能靠发行货币和用其他方式借债。这就使我国的国民经济中的负债积累起来，国民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负债总额对一年ＧＤＰ总额的比率）上升得很快。

国民资产负债表由居民负债表、企业的负债表和各级政府的负债表三个部分组成。

２０１２年，社科院、中国银行和复旦大学分别做了国家资产负债表（或称国民资产负债表）。三家统计的结果相差不大，总的说来负债率偏高，但也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但是到２０１３年，三家研究团队都发现，国民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提高得很快。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５年，有更多国内外机构加入了这一研究，他们认为中国的杠杆率已经超出了警戒线。一般来说，总的杠杆率达到２００％以上就要引起注意了。各家计算的结果存在少量差异，在这里，我们选用了麦肯锡研究院的研究。

从图２可以看到，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７年，中国国民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虽然有所上升，但是速度并不是很快。以后就猛然加速。到了２０１４年，总的杠杆率已经超出了公认的警戒线，达到了２８３％的高位。过高的杠杆率，意味着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增大。而系统性风险如果爆发，对国民经济造成的破坏将是非常严重的。

也有的论者认为，中国国民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远没有达到日本４００％的高度，不存在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这些论者可能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日本国民资产负债表的债务率虽高，它主要集中在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中，企业的现金流仍然充裕，政府债务是由国家主权信用担保的，一般不易出现偿债危机。而在我国国民资产负债表中居于首位的是企业债务，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高达１２５％，远超过欧盟９０％的红线，容易出现企业资金链断裂的风潮。

另一种分析方法是对供给侧因素的分析。从供给侧的视角观察，经济活动总量（Ｙ）是由劳动力总量（Ｌ）、资本总量（Ｋ）和效率水平（Ａ，即ＴＦＰ）等三个基本因素决定的。也就是说，增长有三个基本的动力：劳动力增量、资本增量（即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的提高。

Ｙ＝ Ａ· Ｋβ· Ｌ１－β

２０世纪中期以前在分析供给增长的驱动因素时，通常只归结为新增劳动力和新增资本（投资）这两个因素。人均ＧＤＰ增长的动力就只剩下投资一项了。由这里导出了著名的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Ｈａｒｒｏｄ － ＤｏｍａｒＭｏｄｅｌ）。按照这一增长模型，投资率越高，增长率也越高。这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的信条，①认为发展的要诀，就是尽力增加投资来提高他们的ＧＤＰ增长率。但是这个理论本身包含着一个很大的悖论：由于投资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就必须不断地提高投资率，而投资率是不可能无限提高的。１９５６年，美国经济学家Ｒ·索洛（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ｌｏｗ）对这个模型提出了质疑。他用美国２０世纪前４９年的数据做了回归，发现增长率并未下降，投资率也并未提高。据此，他提出一个假设：推动经济增长的，除新增劳动力和投资外还有一个余值，这就是索洛余值Ａ，也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经济分析时经常用的“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索洛把这个余值的内容界定为技术进步，即运用资源方法的改进。另外两位研究发展经济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ＳｉｍｏｎＫｕｚｎｅｔｓ）和舒尔茨（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Ｓｃｈｕｌｔｚ）对索洛余值的来源从不同视角作出了解释。库兹涅茨说，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是“基于科学的技术的广泛运用”。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前的新技术，通常是“熟能生巧”，从经验中获得的，但在那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突破性新技术通常是在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这就使得技术进步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地提高了。舒尔茨则认为，它得益于人力资本（即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的提升。舒尔茨说，和物质资本投资报酬递减的情况不同，人力资本投资是回报递增的。尽管他们三人在对现代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的源泉作出说明时用语不尽相同，但他们和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在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

从投资驱动的增长到效率驱动的增长，用我们现在的党政文件中的话来说，就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这个概念来自苏联。在１９９５年中共中央在“九五”建议中引进这个概念的时候，它的含义是清楚的，就是从投资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如今２０年过去了，什么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倒反变得模糊了。近来报刊上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从投资驱动转为消费驱动。这样一来，又从供给侧转回到需求侧去了。

这一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对于为什么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能够长期保持很高的增长速度，以及为什么近年来经济增速持续下降，都有很强的解释力。

过去３０多年的高速增长是怎么来的呢？ 除了继续保持大规模投资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驱动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大量新增劳动力投入生产活动之中，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人口红利”。第二个因素是效率的提高。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的效率提高得慢。改革开放对提高效率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首先，市场化改变了城乡隔绝的状况，大量过去在农村低效利用的劳动力和土地转移到城市。这种变化使资源的利用效率得到提高。① 其次，开放使中国能够通过引入外国的设备和技术，很快地提高自己的生产技术水平。于是，生产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就有了比较大的贡献。但到２００５年前后，以上这些支撑高速增长的因素出现明显衰减。首先，随着我国出生率的下降和“人口红利”的消失，新增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变得越来越小。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窻教授在２００６年就已指出，根据他们此前三年的调查发现，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其次，随着城市化进入后期，从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红利逐渐减少。再次，随着中国一般技术水平跟西方国家相接近，用简单引进外国设备和技术的办法提高自己技术水平的空间已经大大收窄了。在这种情况下，清华大学的白重恩教授、日本一桥大学的伍晓鹰教授和其他一些研究者都得到大体相同的结论。这就是从２１世纪初期开始，中国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明显降低，并导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降低。如果既不能继续用增加投资的办法去维持高增长率，又不能从技术创新和效率提高找到新的增长动力，ＧＤＰ增速进入下行通道就成为必然。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