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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记忆史：教育史研究的新领域作者：刘大伟周洪宇来源：《现代大学教育》 2018年第1期一、记忆史的提出及发展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西方历史学家提出了“新文化史”这一概念，在史料和史观两个层面极大的拓展了历史研究的内涵和外延。
这一领域的代表人物彼得·伯克（ＰｅｔｅｒＢｕｒｋｅ）将新文化史的研究主题分为五个层面：一、物质文化的研究，如食物、服装等；二、身体、性别研究；三、记忆、语言的社会历史；四、形象的历史；五、政治文化史。
［１］这其中，记忆史近年来开始成为研究的热点，在历史学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记忆”属于心理学范畴的概念，原本强调的是心理活动与过程，其最早与历史研究相结合可追溯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ＭａｕｒｉｃｅＨａｌｂｗａｃｈｓ）。
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法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战争创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国人民的心中都印刻有战争的痕迹，所以法国学界开始关注到记忆与历史之间的关系。
哈布瓦赫在１９２５年出版了《记忆的社会框架》一书，提出了“集体记忆”这一概念。
１９５０年，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一书在其逝世后出版，该书通过挖掘家庭、宗教等的集体记忆，阐述了他对集体记忆的观点，如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关系，集体记忆与时间、空间的关系，集体记忆与历史记忆之间的差异等等。
随着哈布瓦赫惨死在纳粹集中营里，“集体记忆” 的概念也似乎从公众的记忆中被抹去了。
直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新文化史学的兴起再度让“记忆”一词回到了历史研究的视线当中。
受到“经济快速增长的终结，戴高乐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观念的消退，国外压力的强烈感受”［２］三大因素的刺激，法国急需国民意识的再度形塑，在此背景下“记忆史” 成为了法国历史学界关注的焦点。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ＰｉｅｒｒｅＮｏｒａ）组织百余人的作者队伍，花费十年之久编写出版了三部七卷本的《记忆之场》，探讨挖掘了法国国民意识形成之中的记忆之场，可谓是“集体记忆史研究成果的大检阅”［３］。
记忆与历史理解2016-05-03 14:51:15 《史学理论研究》阿兰•梅吉尔“记忆”这一术语在当今得到了广泛和有争议的传播。
它被认为是一种对真实性和真相有着特别夙求的特权话语，不仅进入到史学领域，也成为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词汇之一。
但是，与记忆相关的不确定性对我们的历史理解有何教益？或者反过来说，历史对于我们的记忆又有何教益？霍布斯鲍姆曾指出，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在追求普遍性和特殊的认同夙求之间徘徊不定。
①这一点似乎是一切如实记述的历史所具有的不能解决的纠结的一个表现。
历史研究和写作的普遍性维度植根于历史学家对一套方法的追求中，这些方法旨在使获得合理历史解释的机会最大化，使错误的机会最小化。
由于历史特殊论经常在记忆的语言中得到表达，历史与记忆之间便产生了一种紧张关系。
一方面，“历史”是作为一种凌驾于特殊记忆之上的伪客观性话语而出现的，它宣称具有一种经验上的实在和历史所缺乏的真实性。
另一方面，记忆是作为一种不可度量的话语而出现的，它服务于欲望，要求拥有自己的不能被证实的合法性。
面对历史与记忆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历史学家将持何种态度？本文将对这种关系的某些显著特征进行考察，但并不意欲解决问题，而是指出捷径之所在。
当前，在“记忆”所表达和确认的事物亦即主体性的需要与对证据的需要之间，存在一种可悲的有时是悲剧性的冲突。
而在今天更广泛的文化领域乃至研究领域有着一种文学批评家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奇威克（Eve Kosofsky Sedgwick）称之为“不再重视证据的认识论反而去强调对证据的欲望”的冲动。
②这里的“对证据的欲望”指的是，人们不必去追求一种观点在实际中的真实性，而只是希望它是真实的，以便有机会去支持或攻击这种观点。
显然，证据绝不会客观地为自己说话：它总是在一个由多个主体建立的论辩背景中，从主观的立场上去说给其他主体听。
简言之，没有“纯粹”证据这样的事物。
此外，对证据的欲望必然是更大结构中的一个必要环节，因为没有欲望就不会有建构或重构过去的冲动--兰克、米什莱、布克哈特等其他许多历史学家正是这样理解的。
《法国年鉴学派研究》篇一一、引言法国年鉴学派是二十世纪初在法国兴起的一种史学研究流派，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方法论为特点，对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旨在探讨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背景、主要研究方法、重要成果及其对历史学的影响。
二、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背景法国年鉴学派起源于二十世纪初的法国，当时的历史学研究正经历着从传统文献考证向现代化社会科学研究的转变。
年鉴学派以“综合”和“跨学科”为特点，强调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去研究历史，打破了传统史学研究的局限性。
该学派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费尔南·布罗代尔为代表的“长时段”历史观，以及以马克·布洛赫为代表的“社会史”研究方法。
三、法国年鉴学派的主要研究方法1. 长时段历史观：年鉴学派强调历史的长期性和整体性，认为历史研究应关注长时间段内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变化。
费尔南·布罗代尔提出的“地理时间”和“社会时间”等概念，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2. 跨学科研究方法：年鉴学派注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将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从而拓宽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和深度。
3. 社会史研究方法：马克·布洛赫等学者倡导的社会史研究方法，关注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变迁等方面，强调从社会整体的角度去理解历史。
四、法国年鉴学派的重要成果法国年鉴学派的研究成果丰富多样，涉及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等多个领域。
其中，布罗代尔的《地中海》等著作对“长时段”历史观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和探索；而马克·布洛赫的《地中海世界》等作品则通过跨学科的方法，探讨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等方面的问题。
此外，年鉴学派的研究成果还为后来的历史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方法支持。
五、法国年鉴学派对历史学的影响法国年鉴学派对历史学的影响深远而广泛。
首先，它打破了传统史学研究的局限性，提出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论，为历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现代历史研究中的叙事与记忆在现代社会，历史研究不再仅仅是对过去事件的简单记录，而是一个融合了多种视角和方法的复杂领域。
其中，叙事与记忆作为两个关键要素，对于我们理解历史的本质、传承历史的价值以及塑造社会的集体认同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叙事，是历史学家构建历史画面的工具。
它不仅仅是按照时间顺序罗列事件，更是通过选择、组织和解释事件，赋予历史以意义和结构。
好的历史叙事能够将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编织成一个连贯的故事，让读者能够在其中找到线索，理解历史的发展脉络。
例如，在讲述二战的历史时，历史学家可能会选择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角度展开叙事，通过描述各国之间的博弈、战略决策以及民众的生活状况，呈现出一个全面而生动的历史场景。
然而，叙事并非是完全客观和中立的。
历史学家在进行叙事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自身的价值观、时代背景以及研究目的的影响。
这种主观性并不意味着历史叙事可以随意歪曲事实，而是提醒我们要对不同的历史叙事保持批判性的思考。
不同的历史学家可能会因为侧重点的不同，对同一历史事件给出截然不同的叙事。
比如对于法国大革命，有的学者可能强调其在推动民主进程方面的积极作用，而另一些学者可能会更关注革命过程中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和人道灾难。
记忆，则是历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维度。
记忆不仅仅存在于个人的脑海中，也体现在社会群体、文化传统和纪念活动中。
个人的记忆往往是片段的、主观的，并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
但当众多个人的记忆汇聚在一起时，就形成了一种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对于塑造一个民族或社会的身份认同具有重要作用。
例如，对于大屠杀的记忆，成为了犹太民族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
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纪念战争胜利、缅怀先烈等活动，也是在传承和强化一种集体记忆，从而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国家认同感。
然而，记忆也并非是完全可靠的。
记忆可能会受到情感、偏见、遗忘等因素的影响。
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权力机构可能会出于政治目的，对集体记忆进行操纵和塑造，从而影响人们对历史的认知。
记忆与历史的博弈:法国记忆史的建构沈 坚摘 要:集体记忆长期与历史混为一体。
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法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法国面临着记忆的危机。
人们越来越对历史学有意遗忘某些现象、某些群体表示不满,因而出现了集体记忆的觉醒和对传统历史学的反抗。
在此过程中,历史学本身也面临着重大的转向。
在这两种趋向的双重影响下,集体记忆成为历史学新的研究对象,相应地,记忆史研究成为历史学的新兴研究领域,历史学出现了新的研究范式。
关键词:法国 新史学 记忆 记忆场所作者沈坚,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杭州 310028)。
20世纪70年代中叶,以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 ff)等人为代表的法国史学专家提出了!新史学∀的概念,他们陆续推出了 制作历史、 新史学等大型百科全书式的史论著作。
在新史学的推动下,!记忆∀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记忆史研究逐渐形成一股强劲的学术思潮。
到20世纪90年代甚至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法国表征史的逐渐升温,记忆史研究继续保持着不减的势头,!历史记忆∀问题常常成为学术研讨会的主题。
法国记忆史在选题和研究方法上均给人以许多启发,为此笔者不揣简陋,对法国记忆史研究作一学术史的考察,以引起中国史学界的关注。
一、!记忆∀的觉醒与记忆史的建构!记忆∀最早属于心理学的范畴,它在法国之所以成为历史研究的热点,既有历史原因,也是出于学科发展的需要。
法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关注记忆问题的起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残酷的战争给人们造成极大的心灵创伤,痛苦的经历长期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法国知识分子由此开始关注记忆问题。
首先是文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对此有所涉猎,如普鲁斯特(Marcel Pro ust)和柏格森(H enri Bergson)等。
曾师从柏格森、后又受杜尔凯姆( mile Durkheim)影响的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尔布瓦克(M aurice H albw achs)于1925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 记忆的社会框架,#该书引入本文曾提交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历史研究编辑部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第三届!史学前沿论坛∀。
文艺直通车热播冷评党的十九大提出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将其写入党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再次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对国内有重要意义，也是当前形势下国际政治博弈的实际需要。
建党百年之际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好时机，各种主题的影视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通过再现历史记忆来建构民众的国家认同。
央视一套播放的《觉醒年代》更是在不同年龄段中掀起了一股全民热潮，该片将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主要叙事内容，意图强化民众的爱国热情。
历史场景再现院事实真实与艺术真实主旋律电视剧通过对中国不同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进行叙事安排，再现经典历史场景，建构民众的历史记忆。
既然要再现历史场景，“真实”必然是主旋律电视剧的根本性质。
《觉醒年代》编剧龙平平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这部电视剧的历史真实。
但相比于客观陈述加史料相拼的历史纪录片，此剧又多了一些艺术美学。
这样既能最大可能地再现历史场景，又能更大限度地吸引受众观看，于真实性与艺术性之中，以符号、情节和价值的互相联系、依次递进，在观众面前缓缓地铺开一幅宏伟、精美、动人心魄的历史画卷。
一、符号表达。
影视剧创作离不开符号的表达，创作者将各种符号隐喻于作品之中，观众通过观看产生解码这一行为实现与创作者的互动。
不论是场景还是台词，抑或是人物，都能被纳入再现特定历史的过程之中。
《觉醒年代》中有不少聚焦动物的场景，导演意图通过这种隐晦的镜头语言向观众传达意义。
蚂蚁在剧中出现多次。
第一次是在陈乔年的碗中，他将蚂蚁轻轻拾取放生于象征生命的绿植上，体现的是辜鸿铭所说的“中国人最大的品质是温良”，也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传递出“重获新生”之意；第二次是在陈独秀演讲时的话筒上，蚂蚁伴随着慷慨激昂的“民主与科学”之声一路向上爬，这是中国人开始觉醒向上的一种象征；第三次是在李大钊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之时，蚂蚁（谐音“马义”）在李大钊手臂上一路向着阳光攀爬，象征着马克思主义将要带领中国走上光明。
初三年级历史学习中的记忆方法探讨在初三年级历史学习中，记忆方法的选择和运用至关重要。
历史学科不仅仅是关于日期和事件的记忆，更重要的是理解和分析历史背后的意义和影响。
然而，要想深入理解历史，首先必须掌握有效的记忆方法。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记忆”这个词背后的奥秘。
记忆并非简单地将信息存储在大脑中，而是一个精细而复杂的过程，涉及大脑中多个区域的协同作用。
对于初三学生而言，特别是在历史学习中，他们需要面对大量的时间线、事件和历史人物。
这时，一种高效的记忆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想象你是一位历史学家的助手，每天都在帮助他整理历史事件。
你会发现，单纯地记忆日期和事件往往效果不佳，因为这些信息缺乏上下文和联系。
相反，当你开始理解事件背后的动机、影响和连续性时，你的记忆就变得更加生动和有意义了。
尝试使用“故事法”来帮助你记忆历史事件。
将每一个历史事件想象成一个独特的故事，每个人物都是故事中的角色，每个事件都是情节中的一部分。
例如，如果你在学习法国大革命，你可以想象自己置身于当时的巴黎街头，听见人群的吵闹声和国民议会的呼喊声。
通过这种方式，你不仅仅是在记忆日期和事件，而是在体验历史的真实性和情感。
此外，利用“联想法”也是一个有效的记忆技巧。
将历史事件与你已经熟悉的事物或场景联系起来，可以帮助你更快速地记住并且更长时间地保持记忆。
比如，你可以把不同历史事件与具体的地点、音乐或者图像联系起来，通过视觉和感官的联想，增强记忆的深度和持久性。
最后，不要忘记定期复习和整理你的历史知识。
在初三阶段，学习任务繁重，但通过定期复习，可以帮助你巩固记忆，确保所学的历史知识长时间内不会遗忘。
总之，初三年级的历史学习是一个启发思维和理解历史的过程。
通过采用有效的记忆方法，如故事法和联想法，可以帮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和记忆历史知识。
记住，历史不仅仅是学习过去，更是理解现在和塑造未来的关键。
希望每一位初三学生都能在历史学习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记忆之道，探索历史背后的精彩世界。
记忆与历史的博弈：法国记忆史的建构【内容提要】集体记忆长期与历史混为一体。
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法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法国面临着记忆的危机。
人们越来越对历史学有意遗忘某些现象、某些群体表示不满，因而出现了集体记忆的觉醒和对传统历史学的反抗。
在此过程中，历史学本身也面临着重大的转向。
在这两种趋向的双重影响下，集体记忆成为历史学新的研究对象，相应的，记忆史研究成为历史学的新兴研究领域，历史学出现了新的研究范式。
【关键词】法国/新史学/记忆/记忆场所EE11UU168032120世纪70年代中叶，以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等人为代表的法国史学专家提出了“新史学”的概念，他们陆续推出了《制作历史》、《新史学》等大型百科全书式的史论著作。
在新史学的推动下，“记忆”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记忆史研究逐渐形成一股强劲的学术思潮。
到20世纪90年代甚至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法国表征史的逐渐升温，记忆史研究继续保持着不减的势头，“历史记忆”问题常常成为学术研讨会的主题。
法国记忆史在选题和研究方法上均给人以许多启发，为此笔者不揣简陋，对法国记忆史研究作一学术史的考察，以引起中国史学界的关注。
一、“记忆”的觉醒与记忆史的建构“记忆”最早属于心理学的范畴，它在法国之所以成为历史研究的热点，既有历史原因，也是出于学科发展的需要。
法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关注记忆问题的起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残酷的战争给人们造成极大的心灵创伤，痛苦的经历长期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法国知识分子由此开始关注记忆问题。
首先是文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对此有所涉猎，如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和柏格森(Henri Bergson)等。
曾师从柏格森、后又受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影响的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尔布瓦克(Maurice Halbwachs)于1925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记忆的社会框架》，①该书引入“集体记忆”概念，随即引起敏锐的历史学家的关注，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曾为此书撰写评论。
②哈尔布瓦克在1950年又出版《集体记忆》一书，对“集体记忆”概念作了进一步的阐发。
③然而，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叶，“记忆”尚未引起历史学家的足够重视，历史著作的标题中也很少出现“记忆”一词。
雅克·勒高夫和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于1974年主编的《制作历史》④一书聚焦历史学的“新问题”、“新方法”和“新对象”，却没有任何篇章专门涉及“记忆”问题。
从70年代晚期开始，“记忆”逐渐成为历史研究的新宠。
皮埃尔·诺拉在勒高夫主编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新史学》中，专门撰写了“集体记忆”词条，他认为，利用集体记忆概念研究历史“会使历史学的进步更富有生命力”，⑤并且表示“集体记忆的分析能够而且应该成为致力于与时代同行的历史学的先锋”。
⑥在随后20多年的时间里，“记忆”一词频繁出现在历史著作和大众媒体上。
作为法国记忆史学先驱人物之一的菲利浦·茹塔尔(Philippe Joutard)在1998年写道，今天“记忆不仅是历史学最得宠的主题，而且其在公共领域和政治界的影响力甚至有取代历史学的趋势”。
⑦记忆在历史研究和公共领域引起关注是与法国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
对此，许多法国记忆史专家均有分析。
皮埃尔·诺拉认为，70年代中叶有三大时代因素激发了法国人自身记忆的觉醒，由此促进了“记忆”论题的研究，这三大因素分别是“经济快速增长的终结，戴高乐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观念的消退，国外压力的强烈感受”。
⑧其实这三大因素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即社会经济因素、意识形态因素和国际关系因素。
二次大战以后法国经历了经济快速增长的30年，但从1973年起，由国际原油价格上涨触发的世界经济衰退也影响到法国，大约在1975年，法国已经感受到一系列经济事件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法国人开始感觉他们已经渐渐远离了自己所熟悉的生活环境。
与经济发展相对应，在二战后3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法国传统社会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基督教和乡村的法国已经变成世俗化和工业化的国家。
法国历史学家芒德拉斯(Henri Mendras)甚至用《农民的终结》作为其著作的名称。
⑨克尔泽斯多夫·波米扬(Krzysztof Pomian)在他动态考察记忆与历史关系的一篇论文中还提到，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年人，甚至最年轻者也进入退休年龄，“这经常让他们有暇去收集他们的回忆”。
⑩同时，法国以革命为轴心的意识形态也由于70年代戴高乐主义与共产主义对立的逐渐淡化而失去往日的魅力，1970年戴高乐去世，法国失去了一位标志性人物，而且法国共产主义运动由于受到索尔仁尼琴效应和斯大林主义的牵连，其革命的思维定式受到置疑，弗朗索瓦·孚雷在《反思法国大革命》一书中明确提出“大革命结束了”。
(11)在国际关系方面，法国追求世界大国和强国的幻想也逐渐破灭。
以重建法兰西的光荣伟大为己任的戴高乐主义逐渐褪色，吉斯卡尔·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总统领导下的法国国际地位下降。
皮埃尔·诺拉作为亲历者回忆说：“这样广泛的震荡，我们难以摆脱，我们不得不适应这样的痛苦，这种状况推动了此后20多年里学界对记忆的研究。
”(12)除了上述历史背景之外，法国传统历史学面临的挑战也使“记忆”的概念与“历史”相分离，记忆逐渐成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
历史学在法国占有十分重要和特殊的地位。
在一部专门论述法国历史学发展的著作中，作者断言：“要成为法国人，首先就得认识法国历史”。
(13)“对于法国人来说，求助于历史……那是一种激情”。
(14)根据1983年8月《快报》杂志的调查，15％的法国人自称对历史着迷，52％的法国人宣称对历史感兴趣，他们占据了被调查者的2/3。
(15)在法国，历史学长期以来与政治密切相关，并且在国家建设和民族意识的培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中世纪的编年史到国王授意编写的历史无不体现法国希望以此掌握民族记忆的决心，近代的梯叶里(Augustin Therry)和基佐(Francois Guizot)等人通过追溯历史来为资产阶级的近代国家正名，米什莱(Jules Michelet)则希望通过“唤醒过去”和沉睡的世界使民族历史更为完善，以恢复“人民”的历史。
19世纪70年代以后，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天空下，历史学高举“科学”和“实证”的旗帜，成为统一民族思想的重要工具，历史学的发展也达到了真正的顶峰。
历史学实现了专业化，成为历史学家的专属领地，业余作家几乎不再有发言权。
历史学的主线是法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以及重要时刻和事件。
历史学家厄内斯特·拉维斯(Ernest Lavisse)及其著作成为这个时代的象征。
正如皮埃尔·诺拉在一次访谈中所说的那样：“19世纪晚期的实证主义史学是侵略性的、世俗的和共和的综合体的表现，它与第三共和国的缔造者的意识形态综合体相吻合。
只要看一下拉维斯的小册子就可以了，这本小册子独霸天下几乎一直延续到1914年，其中看到的是最大范围的国家层面的记忆，好的和坏的国王、正直的科尔贝、邪恶的罗伯斯比尔、凶恶的德国人，简言之，这是一种强烈索要的记忆，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种侵略性的索要，甚至不惜弄虚作假，歪曲现实，比如对整个殖民历史的掩饰，比如最新版的拉维斯教科书在论述德国占领时期的法国历史时，用很大篇幅来讲述戴高乐及其领导的抵抗运动，却对维希政权只字不提，对与德国的合作只字不提，甚至对贝当只字不提！”(16)从20世纪30年代起，法国年鉴学派对实证主义史学发出挑战，打破了历史学自我封闭的藩篱，吸收了相近学科的研究方法，开辟了经济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道路。
年鉴学派很快从边缘走向主流，在史学界取得了领导地位，成为新的研究范式。
历史学的专业化、历史学对科学性的强调、历史学家为国家服务和人类整体服务的诉求依然如故。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以及1968年“五月风暴”后遗症的影响下，法国历史再一次面临变革，吉拉尔·诺瓦里耶尔(Gérard Noiriel)在《论历史“危机”》一书中列举出十多种新历史观，其中即有法国70年代末提出的“新史学”概念，此外还有“语言转向”、“关键转折”、“新知识史”、“新文化史”、“新历史主义”、“观念的哲学史”、“另类社会史”、“新政治史”、“日常生活史”、“自我史”、“另类历史”等。
(17)此时，人们正寻找着新的历史范式和研究进路。
与此同时，年轻一代史学工作者再次对学院派正统史学提出挑战。
于是，法国出现了与学院式史学相对抗的民间社团史学(histoire associative)，而在国际上，美国出现了“公共史学”(public history)，英国涌现出“历史工作室”(history workshop)，德国则有“日常史”(Alltagsgeschichte)等。
这些史学的共同点就是主张一种“自下而上”(vue d'en bas)的历史观，重视被传统历史学所忽视和排斥的底层群体和普通大众。
与此相适应的是出现了新的研究方法，以前的历史以书写材料为主要依据，而这些另类史学则大量以口述材料作为重要的学术资源，由此出现了“口述史”。
大量的口述材料是口述者的亲身经历，由此与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产生了直接的联系，成为记忆史产生的重要动力。
在历史学界外部，随着大众媒体全方位的扩展以及记录材料和技术的进步(录音和录像等)，以前被历史压制的声音通过媒体并以“记忆”的形式表现出来，许多被历史有意和无意消声的群体，如妇女、儿童、少数族裔、战争受害者等，以“记忆”的名义发出他们的呼声。
人们希望让“被遗忘者”复活，“人们谈论记忆，那是因为不再有记忆”。
(18)政治家们也为集体记忆推波助澜，共和国总统宣布1980年为“国家遗产年”，遂掀起遗产保护的热潮。
1981年，国家遗产办公室设立专门机构负责“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将遗产的概念推广到所有文化领域，涉及各种形式的文化。
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记忆”以历史叛逆者的面貌出现了，这种记忆的觉醒，意味着“历史—记忆”这对“连体婴儿”的解体。
“记忆”不再愿意寄人篱下，成为历史的附属品，它要与历史分离。
由此，记忆成了被历史忽视的群体、事件、地点的代言人。
在这种形势下，历史一度感受到来自记忆的压力，正如皮埃尔·诺拉在《新史学》条目中所声称的那样：“自此历史的书写处在集体记忆的压力之下：对于‘当前’历史来说，媒体建构的事件随即构成集体记忆，当前的历史是事件的继承者；对于本身称之为‘科学的’历史来说，集体记忆决定了历史的旨趣和好奇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