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村官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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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门乡/人在旅途

人的一生大都会有很多的经历。有些经历似乎无关紧要，随着时光的推移会慢慢淡忘。可是，就有那么一些本以为不值得怀想的经历，随着时间的积淀慢慢发酵，又时时重现在记忆中，于是努力去追索那些已经完全模糊的印记，让它又一点点清晰起来。我当村官两年的经历也是这样的一段时光。那年，我24岁，还是个青葱的年纪。我做村官两年文/陈纬

合同工“下村任职”1989年，我已参加工作快5年。从县医院病区清洁工做起，成了医院办公室的一名文书。医院里的职工分成好几等，从身份上，有“干部”“职工”“合同工”之分，我便是最末一等的“合同工”；从专业上又分“医师”“医技”“药技”“护理”“行政后勤”等不同的工种。在医院，我的角色是最边缘与最下层的。我一直很迷茫，不知道前途在哪里，时时寻找着可能改变命运的机会。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改革初期的探索期，勇于尝试、大胆创新是这一时期各级干部的风格，新任的平阳县委书记狄乃云很能代表这一时期干部的作风。在他主持下，1989年，平阳县出台一个政策，动员百名机关干部到全县贫困村挂职。每个村派两名，党员任党支部书记，非党员任村长。但是，因为每个村本来就有由村民选举的党支部书记与村长，下派挂职的便称为“第一书记”和“指导员”。全县一下子要下派百名机关干部，各部门很难完成动员任务，有的部门便把任务转到下属的事业单位。我与我的同事方连沈便报名参加卫生系统的“下村任职”，并很快被派到腾蛟区岭门乡基岭村“挂职”。方连沈任“第一书记”，我任“指导员”。方连沈是复员军人，识字不多，在部队入党，时任医院的保卫科主任。说起来，我与他都是职工，不是干部编制，其实并不符合下村任职的条件。这个情况在百名下村挂职的人员中比较普遍，“鱼龙混珠”。百名下村任职干部在县影剧院参加动员大会，胸佩大红花，然后在小小的县城街道绕城一圈，敲锣打鼓欢送下乡，那场景有点当年“上山下乡”的模样。我戴着大红花，一点都没自豪感，有一种混进这支光荣队伍的感觉，把头低下来，生怕被Copyright©博看网 www.bookan.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94人揪出来。岭门地处平阳县北部山区，与瑞安市高楼乡相毗邻，平均海拔380米。岭门还是一个革命老区，解放前曾是中共平阳县委机关办公驻地，著名的“郑老海”（解放前平阳县委书记郑海啸）在这里打过游击。这个地方的人很多大都干过革命，据说基岭村老支书便是当年地下交通员。我与方连沈下村第一天，便安排在村支书家住宿。老支书话不多，但很热情。我几次想问他当年当交通员的事，终不便开口。我们睡在老支书家矮矮的阁楼上，黑灯瞎火的，早早便上床躺下。这一夜很静，静得无法入眠。这一夜，无法入睡的我一直在胡思乱想。那时我热衷于文学写作，便将老支书的过去和今天的事构思成一篇小说的题材。后来，我写成一篇《村长老莫》的小说。故事的大概是，村长老莫解放前与伪村长不共戴天，解放后伪村长逃去台湾，老莫当了村长。改革开放后，台商回乡投资建设，村长老莫从山下迎接台商上山，百般热情款待。最后得知这个年轻的台商原来便是当年伪村长的儿子，老莫“在热闹的杯觞交错中迈出房门，腿似铅重，他重重地蹲了下来”。这篇小说和一组诗歌《山曲》后来发表在平阳县文联的刊物《南雁》上，算是我两年下村任职的一个收获吧。在老支书家，我俩只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乡政府便决定让我们搬到乡机关去住了。此后我们更多的工作是参与乡政府的工作，实则上成为乡政府在基岭村的驻村干部。此后的两年里，我每周一从平阳县城到腾蛟镇，再搭车上岭门山。从腾蛟到岭门的交通工具，基本都是拖拉机改装的柴油车，或干脆就是手扶拖拉机。山脚下拖拉机排着队等待上山的客，大都是岭门乡到腾蛟买卖东西的村民。一辆车来回一趟不容易，每趟都要将客人塞得满满，直到实在无法装下人，车主才很不情愿地摇响发动机。我每次都喜欢拉着车尾的把手，站在翻下来的后盖板上，人像是挂在车的一个物件，随着车的行驶身子来回摇晃。这一路蜿蜒上山，坑坑洼洼，司机很熟练地不停扭动车首，避开坑洞。晴天一路尘土飞扬，车轮刨起的泥尘很快将我染成泥土人。若是遇上雨天，雨水与溅起的泥浆更让我狼狈不堪。这短短半小时的车程，每次都让我像是走过一段“长征”路。一次执行“计生”任务的经历那个年头，平阳山区还很贫穷。岭门乡有不少的村还没有完全通上电，基岭村家家户户用的还是煤油灯。那年头计划生育工作是乡镇的头等大事。越是穷的山区，计划生育工作的任务越是严峻。在岭门乡的日子里，我的主要工作便是配合参与乡政府到各村抓计生对象强制“结扎”或“放环”以及对违反计生政策对象的处罚。岭门乡党委书记姓吴，是部队转业的干部，工作有明显的军人作风。每次布置计生任务，他的安排都有着周密的“作战计划”。他在集合全体人员布置任务时，反复强调细节与时机，让每个参与者都清楚每个时间要做的事。每次这样的会议都会让我特别兴奋，充满刺激。一次，吴书记通知大家，凌晨一点钟全体集合有紧急任务。具体是什么任务，集合时再作布置，他命令大家提早睡觉。我兴奋得无法入睡，待到方连沈喊我起床，我好像才刚刚入眠。我急匆匆到会议室，全乡的干部都围着一大笼热腾腾的包子在吃。吴书记边吃边部署，这次是腾蛟全片区统一部署的计生行动。参与行动的人员分为两队，他把摸排在家的计生对象一一作了分配。饭后，全乡干部随吴书记出发，他拧着手电筒在队伍前头带路。一路上大家都保持安静，只听见整齐的步履声音，还有我冷得真打战的嗑牙声。行到半路，远远见一户人家的窗口亮着，走在前头的吴书记转身一摆手，示意大家悄悄靠近。他猛一抬腿踢开门，将正在煤气灯下一桌耍牌的村民围住。有一机灵的翻窗而去，书记也不让追，将桌上的纸币零钱抓进公文包，对赌者斥责几句，便让大家离开。他说抓赌不是今天的任务，别耽误了正事。不一会，两分队在一个山岔口分开，我随乡长这一队往山最顶上的村而去。到了目的地，天还黑着。这是一处孤零零的二层农房，屋前是梯田，房后依着山坡。乡长示意大家放轻脚步，他低声命几个人到屋后，守着后门。待各各排定，他一脚踢开前门，门没锁，在寂静的山夜里，开门的声音很响，我咽下一大口口水，特别紧张。乡长的电筒光像萤火虫一样很文化CULTURE

陈纬1991年挂职时摄于岭门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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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旅途快地飞上楼，很快就停在楼上的床头。一对夫妻在电光中两眼惺忪，随即便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我十分诧异他们的淡定，他们的淡定倒让一直紧张的我轻松了许多。女人慢慢悠悠地穿衣起床，男人转个身继续睡觉，虽然也不知道他是否真的睡着。因为还有其他的计生对象要去动员，乡长便留下我与其他三人。他交待我不可离开女人半步，直到送她到镇卫生院做完结育手术才算完成任务。交待完，他便率大队人马离开，我陡然觉得压力沉重起来。女人下楼，开始生火做饭。我守在她的边上，火膛里噼啪作响的柴火很温暖。女人往火膛里塞柴草，起身淘米，放水，加入蕃薯丝，动作娴熟连贯，但在我眼里却像是电影中的慢镜头，我急着想让时间过得再快一些，好让这一切早点过去。好不容易等她做好饭，女人又开始生另外一个火膛，似是重复上一轮的动作。我怀疑她在故意拖延，问她做什么。她没好气地回答我，她家的猪不吃会饿死。饿死了，你赔吗？她瞪了我一眼。我只好坐下来继续等她做完这一大锅的猪食。一会，女人起身往后门走。回头问我，上茅厕你要跟吗？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跟了过去。她如厕出来，见我候在外边，嘴上露出一角轻笑，让我特别不自在，似乎显得很猥琐。女人做好早饭，也做了猪食。接着她抓起扫帚前前后后地打扫一遍，接着她又开始洗一大堆的衣服。好不容易捱到天渐渐亮起来。这时楼上的男人下楼来，夫妻俩开始吃早饭。看着他们吧唧吧唧，我饿得肠子都在打结。吃完饭，女人上楼换了一套新衣，还特意梳扮了一番，就像是要走亲戚。终于，我们四人陪着她迎着刚刚爬上山顶的太阳朝山下走。我走在最后面，听到身后一串急促脚步向我接踵而至。我回头，这一吓非同小可，只见男人朝着我抡着一把锄头，似乎嘴里喊着“与你们拚了。”我头脑霎时一片空白，立住不敢挪动寸步，头发好像都竖了起来，瞪眼用手指着他的额，从丹田迸出两字“你敢！”这一声连我自己也吓住，男人与我顿时都定格了，时间也静止了。数秒后，男人猛摔下农具，蹲下来干嚎起来。这时，另外几位乡里的同事过来，热情地拍男人的肩，表示一定让乡里多给补偿之类的话安慰他。女人也过来，骂男人哭什么，丢人现眼。下山的一路我特别想与女人说说话，但终是一路无语，我心里对这女人另眼相看。两年的时光过得既快又慢在岭门的两年“村官”日子里，大部分的时光是百无聊赖的。乡政府马路对面有一间小店，我与值班的乡干部经常去小店喝酒，酒是当地酿的糟烧，下酒的菜基本是小店卖的豆糕饼，小圆饼是白豆和着面粉油炸的，特别香，是当地的特产，至今很想念这美味小食。逢年过节，村里的村民爱聚众赌博。一次夜里，乡人武部长值班，组织几个年轻人去村里抓赌，让我与方连沈也去。老方是军人出身，逢着这事特别兴奋。我们明明有线报，村里赌得很热闹，但好几次我们一到，见到的却是村民老老少少在听戏，没一点赌博的痕迹。回到乡里，人武部长指着对面小店对我说，看，一定是那个靠在门边的后生报的信。他过去揪住那后生把他拉到乡里看管了起来。接着立即组织人马去村里，果然抓了现形。他让这些参赌的人都到乡政府来，特别安排方连沈训斥与处罚这些人。老方沙哑的呵斥声特别威严，让他过足了久违的训人的瘾。我很吃惊地发现，赌博的这些人大都是平时与乡政府关系亲密的村干部。我与老方在基岭任职最大的“政绩”有两件。一是老方有战友在县电业所当干部，他弄来一台旧变压器，让村里拉起了电，村民终于有了电灯。还有就是，医院为了支持我们，院长亲自带一支医疗队到岭门乡为村民做义诊活动。听说是免费看病，就连临乡的村民也闻讯而来，整整一天，乡政府就像集市，人潮涌动，从未有过这样的热闹。两年的时光过得既快又慢，我时时自责虚掷大好时光，怀疑自己当时的选择，后悔自己的草率，觉得前途依然暗淡无光。医院组织义诊活动后不久，或许是单位领导也觉得我们下乡的意义并不大，任期还没满，刚逢事业单位全面职称改革，单位缺人手，便令我回去。“职改”是一项很细致而又繁琐的人事工作，短短几个月时间让我觉得远远超出我近两年做“村官”的工作量。我曾把我做“村官”两年的这段时间淡忘，现在重拾起来，不由自主地会心一笑。其实人生的每一段都有其意义，无所谓得或失，喜欢也罢，讨厌也罢，它都存在着，勾连着我之后的人生路，难道不是吗？我会常常拷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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