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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历程，我们一般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
前30年特别是文革十年，如果说我们国家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实施，对我们国家刑事诉讼制度构建有影响的话，主要是以下两点：一是为什么十年动乱之后，作为国家颁布的七部法律里，最重要的刑法和刑诉法，为什么这么快能够出来，就是文革的前30年的基础。
二是我们前30年的司法实践，尤其是十年动乱期间，给人们留下了惨痛的教训。
小平同志提出十六个字：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在新中国的法治史上有一个重要的领导人，那就是彭真同志。
刑法和刑诉法都是在他直接领导下起草的，现行的基本思想都是他最后敲定的。
79年的刑事诉讼法有一些时代的烙印，有一些中国的特色，这一直影响着我们现在的制度，也影响着这次正在进行的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活动。
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决定了我们现在诉讼制度就是和别人不一样:第一就特征，是借鉴了十年动乱之后，为什么第一批把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颁布制定出来的经验，重要的原因是统治阶级的需要。
第二个特征，是如何看待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关系。
第三个特征，在国家公权力行使方面，我们有一个中国特色，就是办案机制，公安司法机关实行分工配合，互相制约。
第四个特征，是如何看待被告人，如何看待辩护人。
第五个特征，主要反映在我们对客观案件事实查明的要求上，或者说是在我们证据的标准上。
第二阶段是96年对刑事诉讼法做了比较大的修改。
修改可以从两方面来描述，一个是立法取得的辉煌成就，这是我们引以自豪的，健全了我们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增加了三个重要原则；一个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查权、检察权，有点独立行使职权的意思。
人民检察院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
非经法院判决，任何人不得确认有罪。
第三个成就，是强化了辩护制。
除此之外，我们还改革了刑事审判程序，特别是把审判的程序吸收进来了。
我们的起诉制度也做了一些调整。
针对公检法和侦查起诉阶段，各自解决了一个96年不得不解决的问题，而且为此立法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区域治理RULE OF LAW作者简介：傅宇星，生于2000年，本科，研究方向为个人信息保护。
中国刑事诉讼模式之进程与改革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 傅宇星摘要：刑事诉讼模式主要分为弹劾式诉讼、纠问式诉讼和辩论式诉讼，辩论式诉讼逐渐演化为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
回顾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两种主要的刑事诉讼模式，以及自1978年至2018年，中国刑事诉讼模式的演变和进程，围绕中国当下的刑事诉讼模式，学界主张各异，但总体上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正历经从传统模式到现代模式的转型，其中存在一些现实问题，对于改革的方向也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刑事诉讼模式；职权主义；当事人主义中图分类号：D91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4595（2020）45-0060-0002一、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开启刑事诉讼的方式，可以分为国家追诉和私人追诉两种方式。
在刑事诉讼的历史中，私人追诉的方式又可以分为被害人追诉和公众追诉方式。
一方面，传统的私人追诉模式在英美法系国家的数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孕育出立法上的当事人主义模式，即争议事实的真相发现基本上留给当事人，法官扮演中立的被动的仲裁者。
另一方面，影响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诉讼程序相当深远的是1532年的《加洛林纳治罪法典》，采行国家追诉为主、自诉为辅的追诉模式。
与英美法系中检察官属于一造当事人的地位略有不同，在大陆法系国家更为强调检察官是客观公正的法律守护人，检察官不是单纯而片面地追求打击犯罪的追诉人，而是负有客观性义务，对被告有利之事实和证据应予收集和上诉。
二、中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变迁过程：1979—2018年从1979年通过新中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到1996年和2012年刑事诉讼法“大修”，再到2018年刑事诉讼法“小修”，中国的刑事诉讼模式经历怎样的变迁，当下的中国刑事刑事诉讼模式为何，这都是理论界高度讨论的问题。
主要有以下几点观点：一是职权主义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模式被引介到中国之初，这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刑事诉讼模式更注重犯罪控制价值和司法机关的职能发挥。
刑事法律法规在现代社会中，刑事法律法规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为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权益、实现公正司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本文将着重探讨刑事法律法规的意义、构成要素以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
一、刑事法律法规的意义刑事法律法规是指国家为了规范社会行为、处理犯罪行为，保护公民合法权益而制定的法律和法规。
其意义在于：1. 维护社会秩序：刑事法律法规以法律作为规范，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和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 保护公民权益：刑事法律法规通过明确法律责任和刑事制裁措施，保护公民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维护公民的人权尊严。
3. 实现公正司法：刑事法律法规规定了犯罪的构成、罪刑的认定等各项具体措施，使司法机关能够依法行使权力，确保刑事审判的公正性和合法性。
二、刑事法律法规的构成要素刑事法律法规主要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相关衍生法规。
具体构成要素如下：1. 刑法：刑法是刑事法律法规的核心，它规定了各类犯罪行为以及相应的刑事责任和刑罚措施。
刑法的构成包括犯罪构成要件、责任能力、刑事责任等。
2. 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刑事诉讼的程序和原则，确保刑事审判过程的公正性和合法性。
刑事诉讼法的要素包括犯罪侦查、起诉、审判、判决等各个环节。
3. 相关衍生法规：除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还存在大量的相关衍生法规。
比如，法官法、律师法等，这些法规对刑事法律制度的运行起到了重要的补充和配套作用。
三、刑事法律法规在实践中的运用刑事法律法规广泛应用于刑事司法实践中，保障着社会秩序和公民权益的正常运行。
以下是刑事法律法规在具体实践中的运用：1. 犯罪预防：刑事法律法规通过规制犯罪行为，明确了各种犯罪的法律后果，起到了威慑和预防犯罪的作用。
2. 犯罪查处：刑事法律法规规定了犯罪行为的构成要件和刑事处罚标准，为司法机关对犯罪行为进行查处提供了依据和权力。
3. 公正审判：刑事法律法规规范了刑事审判的程序和原则，保障了被告人的权利，确保了审判的公正性和合法性。
虚假诉讼罪刑法规制摘要：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小到个人的言行，大到国家的政体，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运行，依法治国、依法办事，尊重和信仰法律。
作为一种法律手段，诉讼在现代社会中作用越来越重要，人们在社会交往中难免会出现权利与义务上的纠纷，诉讼逐渐成为人们维护自己权益的主要选择。
然而，凡事总是有利有弊，大部分人用诉讼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但也有一些怀着不法目的当事人将诉讼活动作为实现自己不法利益的手段和工具，因此虚假诉讼行为时有发生。
因此，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呼吁下，《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虚假诉讼罪，紧接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此次立法和司法解释就是针对在民事诉讼中存在的捏造事实、谋求非法利益行为的一种惩罚机制。
虚假诉讼罪的入刑和司法解释的实施，使得法官在处理虚假诉讼行为时有充分的依据，有利于在审判中做到罪刑法定。
关键词：虚假诉讼行为虚假诉讼罪立法与司法解释2015 年 10 月 30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六）》，虚假诉讼罪作为新的罪名正式列入刑法。
2018 年 10 月 1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施行。
近年来，虚假诉讼案频频发生，特别是在民间借贷、离婚纠纷、企业改制等领域尤甚。
对危害结果严重的虚假诉讼行为由民事侵权上升到刑事犯罪，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显示了我国刑法打击虚假诉讼罪的决心以及对此类犯罪的重视。
虚假诉讼行为在民事诉讼中大量存在，给司法秩序和司法权威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一、虚假诉讼罪的立法目的由于民事自认制度存在弊端和法律规制措施单一，近年来，各地法院接收的虚假诉讼案件不断增加，特别是在民间借贷、离婚纠纷、企业改制等领域尤甚。
如何通过立法（特别是刑事立法）解决民事自认制度的不足，发挥刑法维护司法秩序和保护他人合法权益的功能是当前一个重要的课题。
法学中的刑事法与刑事诉讼法研究在法学领域中，刑事法和刑事诉讼法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研究方向。
刑事法主要研究犯罪行为和相应的法律制度，而刑事诉讼法则着眼于对犯罪行为进行指控、审判和处罚的程序规则。
一、刑事法的研究刑事法的研究着重于犯罪行为以及其性质、要件与责任的界定。
犯罪行为是对社会价值观念的违背，因此刑法必须对其进行界定和规制。
刑事法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保护个人权利。
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学者们会深入分析罪刑法定、非罪推定、犯罪构成要件以及刑事责任能力等问题。
对于罪刑法定原则的研究，学者们讨论了法律制定的规范性及其对犯罪行为的明确界定。
在刑法中，罪和罚不能以非法律行为为基础，也不能以法外之罚或任意的刑罚来对待。
通过深入研究罪刑法定原则，法学者们能够确保法律制度的公正性和可预测性。
此外，犯罪构成要件也是刑事法研究的重要内容。
犯罪构成要件是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标准，如故意、过失、主观方面以及客观方面的要件等。
通过对这些要件的研究，法学者们能够进一步细化刑法中的各种罪行，确保犯罪的认定在实践中更加准确和公正。
二、刑事诉讼法的研究刑事诉讼法是指控、审判和处罚犯罪行为的程序性规定。
刑事诉讼法研究的目的是确保司法实践具有公正性、效率性和合法性。
学者们会关注诉讼程序的各个环节，例如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等。
在刑事诉讼法研究中，审判程序的公正性是一个核心问题。
公正的审判程序是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前提条件。
学者们关注的问题包括被告人的辩护权、审判中的证据收集与使用、法官的中立性等。
通过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学者们能够提出改革建议，推动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
另外，刑事诉讼法研究还包括对诉讼效率的关注。
高效的刑事诉讼程序能够保证迅速审理刑事案件，减少让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长时间等待审判的不良影响。
学者们提出了很多关于提高诉讼效率的建议，例如简化诉讼程序、加强法官管理等。
总之，刑事法与刑事诉讼法的研究在法学领域中具有重要地位。
论恶意诉讼及其法律规制恶意诉讼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它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还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司法秩序和社会稳定。
本文将从恶意诉讼的概念、原因、法律规制和防止建议等方面展开论述。
恶意诉讼是指当事人出于非法目的，利用法律程序和制度漏洞，通过恶意起诉、上诉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破坏司法公正和社会秩序的行为。
这种行为具有主观恶性、行为违法性和对受害人的严重危害性等特点。
法律制度不完善：由于法律制度的缺陷和漏洞，使得恶意诉讼行为人有机可乘。
例如，诉讼门槛过低、诉讼程序不严谨、判决执行不到位等，都为恶意诉讼提供了便利条件。
律师不良道德行为：个别律师在执业过程中，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故意误导当事人，制造恶意诉讼，严重损害了职业形象和公信力。
企业或个人为规避法律风险：一些企业或个人为了转移资产、逃避税收等非法目的，故意制造恶意诉讼，以混淆视听、干扰司法正常程序。
民事诉讼法：通过严格诉讼程序、加大举证力度、加强法院审查等方式，遏制恶意诉讼的发生。
刑法：对于涉嫌构成犯罪的恶意诉讼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形成强大威慑。
律师法：加大对律师不良道德行为的惩戒力度，提高律师执业道德水平。
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完善法律制度，修补法律漏洞，提高诉讼门槛，加大对恶意诉讼行为的惩戒力度。
提高法律意识：加强法律宣传和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使人们更加了解恶意诉讼的危害性，自觉抵制恶意诉讼行为。
建立诚信档案：建立律师、企业和个人的诚信档案，记录他们的诉讼行为和信用状况，将恶意诉讼行为人列入黑名单，并向社会公开披露，提高其失信成本。
加强律师监管：律师行业协会应加强对律师执业行为的监督和管理，防止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出现不良道德行为，鼓励律师诚信执业。
优化司法程序：法院应加强审查力度，严格把控诉讼程序，及时识破恶意诉讼行为，并采取相应的法律措施予以制裁，确保司法公正和社会秩序。
恶意诉讼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它破坏了司法公正和社会稳定。
刑事案件提取电子数据之法律规制作者：冯鹏飞来源：《职工法律天地》2024年第06期刑事案件一般是指涉嫌犯罪的案件，包括涉嫌犯罪的行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涉及的相关事实。
刑事案件中的电子数据由虚拟空间产生，在电子数据形成、展现等环节，应该利用计算机对数据进行编码、压缩以及解码处理，同时利用相关电子设备才可以有效形成上述证据。
電子数据有助于侦查人员处理刑事案件，为制裁违法犯罪提供重要依据。
基于此，针对办理刑事案件，本文重点分析收集和提取电子数据之法律规制。
一、收集和提取电子数据的现状在刑事案件的审判方面，法律向来以实现正义为基础。
但是，一场审判会涉及复杂因素，容易导致对正义追求的偏离。
一方面，其主要体现在位于实质正义以外的意义更为重大的程序追求，以充当文明演化的代价。
另一方面，这可能来源于一种违背人们朴素情感的法律上的平衡，关乎权利高于权力的价值权衡，避免导致公权力朝着利维坦式（比喻专断或专制统治）的方向演变。
在刑事案件诉讼过程中，电子数据会被质疑证据来源的真实性及完整性。
相较于传统证据，电子数据由于具有易篡改的特点，证明力度不足，故无法用于精准判定嫌疑人的罪行，使得法律达不到预期的惩戒效果。
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在电子数据的证据形式、证据收集程序、证据收集主体的合法性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
这主要依靠技术规范建立机制。
虽然相关法律对电子数据的收集作出了相关规定，但大体上还是参照其他证据的封存和搜查规定，并没有充分考虑电子数据的特殊性，这产生了一系列的证据证明问题，致使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对其合法性及来源产生价值疑问。
因此，电子数据的合法性显得尤为重要。
二、收集和提取电子数据中的法律规制分析随着我国司法体制的不断进步和深化改革，刑事案件侦查人员辩护全覆盖是处理刑事案件的一个重要措施。
刑事案件侦查人员辩护全覆盖有助于被告人清楚自己需要列举什么证据以保护权益。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于追求正义，而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是实现正义的重要一环。
总论为什么说刑事诉讼法是宪法的适用法。
答：各国宪法中都规定了大量与刑事诉讼有关的条款。
例如美国宪法修正案中规定的公民的23项基本权利中，有12项与刑事诉讼密切相关。
德国宪法第1条至第19条都是关于刑事诉讼的条文。
我国宪法若干条文也与刑事诉讼直接相关，有的条文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字不差。
可见，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刑事诉讼法可以说是宪法的适用法。
这是因为：第一，宪法是规定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根本法，而在刑事诉讼中，国家司法权和公民个人的权利直接发生了对话。
刑事诉讼事关公民的生命和自由两项最基本的权利，这两项权利也是其他一切权利赖以存在的基础。
在法治国家中，如果保证国家司法权的适度行使，防止国家司法权的滥用，使其不至于侵犯公民个人的权利，理所当然地要成为宪法所关注的重点问题。
第二，刑事诉讼法与宪法的理念一致，都是在于保护个人免受国家权力的侵犯。
再强大的个人，与国家权力相比，也处于一种弱势地位。
宪法通过权力的分立和制度的制约，保护公民免受来自于国家的权力的侵犯。
而刑事诉讼中，个人相对于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也是处于不利的地位，刑事诉讼法通过对各方主体权利（力）、义务的配置和各种程序性规定，保护个人免受国家司法权的滥用。
在这种意义上，刑事诉讼法是宪法在司法领域中的适用法。
评点：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是很多老师都讨论过的。
本题依据是汪建成老师的《犯罪控制与人权保护》。
一文。
试述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的监督作用。
【如何看待检察官的诉讼地位。
】答：根据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专门法律监督机关，负有监督国家的宪法和各项法律统一和正确实施的职能。
因此，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处于法律监督者的宪法地位。
检察机关所担负的这种职能是其控诉职能得以产生的主要根据。
因为检察机关实施刑事追诉活动，旨在通过使犯罪者受到惩处，维护刑事实体法的尊严和权威。
检察机关尽管居于法律监督者的宪法地位，但它在刑事审判过程中所担当的诉讼角色却只有一个——公诉人，并以此为基点对法庭审判进行监督和制约。
第1篇一、引言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法律体系日益完善。
在现实生活中，四人打一人这一行为在我国法律中属于何种性质，如何界定其法律责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本文将从法律角度出发，对四人打一人这一行为进行探讨与分析。
二、四人打一人行为的法律性质1. 故意伤害罪四人打一人，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有伤害他人的故意，且造成被害人轻伤以上的后果，则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
故意伤害罪是指故意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2. 故意杀人罪四人打一人，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有杀人的故意，且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则可能构成故意杀人罪。
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具有极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3. 集体斗殴罪四人打一人，如果行为人出于报复、争霸等目的，有组织、有预谋地进行集体斗殴，造成他人轻微伤以上的后果，则可能构成集体斗殴罪。
集体斗殴罪是指多人有组织、有预谋地聚众斗殴，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的规定，聚众斗殴的，对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一）多次聚众斗殴的；（二）聚众斗殴人数多，规模大，社会影响恶劣的；（三）在公共场所或者交通要道聚众斗殴，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的；（四）持械聚众斗殴的。
4. 过失致人重伤罪四人打一人，如果行为人因过失造成被害人重伤，则可能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
过失致人重伤罪是指因过失行为造成他人重伤的行为。
2019年第1期法治研究修改后刑诉法与监察法的衔接朱孝清* 摘 要：文章梳理了修改后刑诉法与监察法衔接的内容，并对为什么修改后刑诉法给检察机关保留一小部分职务犯罪侦查权、为什么没有将监察机关调查职务犯罪程序纳入刑诉法、为什么检察机关逮捕监察机关的留置对象没有采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时所采取的方式、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在办案中是什么关系等四个问题作了自己的解读。
关键词：修改后刑诉法 监察法 职务犯罪侦查权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六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我国刑诉法中的若干问题作了重大修改，其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的衔接是修改的内容之一。
2017年以来，我国对国家监察体制作了重大改革。
为了巩固改革的成果、规范监察权的运行，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
该法的某些规定与我国原刑诉法的某些规定不相一致，本次刑诉法修改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使修改后的刑诉法与监察法相衔接。
一、修改后刑诉法与监察法衔接的内容（一）与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职能转隶相关的修改监察体制改革把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职能即对贪污贿赂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权渎职犯罪立案侦查的职能转隶给监察机关，监察法也已明确赋予了监察机关对公职人员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进行调查、处置的权力,故原刑诉法的有关规定需要加以修改。
1.删除了人民检察院负责对职务犯罪立案侦查的规定，同时给人民检察院保留了一小部分侦查权。
原刑诉法第18条第2款规定：“贪污贿赂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在监察体制改革中，贪污贿赂犯罪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权渎职犯罪的侦查权已整体划转给监察机关。
我国的刑事起诉法律规制本篇论文目录导航：【题目】如何借鉴和反思日本的刑事起诉制度【前言第一章】日本的刑事起诉制度【第二章】我国的刑事起诉法律规制【第三章】日本刑事起诉对我国的意义【结语/参考文献】中日起诉法定和起诉便宜的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二、我国的刑事起诉制度（一）酌定不起诉：起诉便宜主义在我国的适用1、起诉法定主义和起诉便宜主义在我国的运用现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72 条体现了刑事起诉法定主义，规定了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条件和程序：“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做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将案件材料和证据移送人民法院”③。
第173 条第一项规定了法定不起诉的适用情形：“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④。
而在第二项则规定了酌定不起诉，即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根据前面提到的我国陈光中教授对于起诉法定主义和起诉便宜主义的定义和解释，可以推知，我国亦是采取起诉法定主义兼以起诉便宜主义，酌定不起诉是起诉便宜主义在我国刑事起诉制度中的具体运用，体现了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及其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
酌定不起诉的精神实质与起诉法定主义是一致的，即是指检察官对于符合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的犯罪，在斟酌案件的具体情况后决定是否提起诉讼①。
我国的酌定不起诉也有其独特的发展历史。
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价值观的多元化发展，使得人们在追求实现一般正义的同时也开始关注个案正义，过去强调的有罪必罚违，追求高诉讼律等思想开始被预防主义及轻刑化思想逐渐取代，这使得起诉便宜主义的产生称为必然。
而在司法实践中，大量短期自由刑不仅造成司法资源负担过重及交叉感染等后果，而且不论犯罪人的个人情况及犯罪本身的情况便适用有罪必诉，使得起诉法定主义的价值减弱。
而起诉便宜主义的适用不仅能够节约诉讼成本，也使得有些轻微犯罪不用诉诸法院便可解决当事人的矛盾，从而有利于犯罪嫌疑人改造和回归社会。
因此本来酌定起诉应被重视并得到适当运用，但是根据我国高检规则的相关解释，我国检察机关酌定不起诉的适用情形是非常严格的，根据刑事诉讼法173条第二项规定，酌定不起诉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犯罪情节轻微；二是依照法律规定不需要或免予处罚的。
这也意味着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是非常有限的，而在司法实践中，也很少有检察机关或检察官采用酌定不起诉②。
据调查数据显示，2008 年我国检察机关移送起诉的犯罪嫌疑人中仅有 2.6%是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除去法定不起诉情形，酌定不起诉的比率更低。
这样就说明了虽然我国的检察机关及其检察官被赋予了酌定不起诉的自由裁量权，但是整体上我国检察机关更倾向于做有罪的审查起诉，而对消极的不起诉却谨慎采用。
而从监督机制上看，刑事诉讼法几乎规定了案件中的所有利害关系人都可以参与监督：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的酌定不起诉决定不服时，可以申请复议或复核；若被害人或者被告人不服，可以提出申诉，而对被害人更加宽容，规定其如果对申诉结果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甚至可以绕过申诉，直接诉诸人民法院起诉。
这可以说是对检察机关全方位的严格监督③。
总之，狭窄的适用范围和严格的监督机制，使得我国的酌定不起诉制度难以发展。
2、酌定不起诉在我国的适用特征首先酌定不起诉案件在我国刑事诉讼案件总数中所占比重较小，如上部分所述，酌定不起诉在我国与其说是刑事起诉法定主义的补充，更准确的说应是一种例外，我国原则上仍倚重法定不起诉制度。
而且，我国的刑法条文中不仅给犯罪予以定性，还规定了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区分了犯罪与违法的明确界限，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已经将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案件加以筛选，除了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案件，由公安机关移送给检察机关的基本上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重罪的案卷材料，检察机关很少有适用酌定不起诉的余地①。
其次，我国的酌定不起诉制度更多的是适用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应当结合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遵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我国多数省份的高级人民法院也下发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定罪量刑的指导意见，鼓励对于犯罪情节较轻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教育感化，不作犯罪处理②。
再次，酌定不起诉主要适用于轻微的过失犯罪及检查机关自行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
前者是因为在一些过失犯罪比如交通肇事犯罪中，行为人如果情节较轻，真诚悔过并向被害人及其家属赔礼道歉取得其谅解后，双方可以达成损害赔偿协议而避免起诉。
后者则主要是因为职务犯罪中普遍存在的取证难问题。
（二）我国对起诉便宜主义的制约机制1、检察机关的内部制约我国的检察机关除接受来自党和人大的监督外，对外是独立于其他任何国家机关的。
检察机关内部实行一体化，下级检察院必须服从上级的领导，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进行监督。
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407 条规定，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案件，拟作不起诉决定的，应当报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③。
第425 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不起诉决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不起诉决定，发现确有错误的，应当予以撤销或指令下级人民检察院纠正。
而如何发现“确有错误”呢，主要通过以下途径：第一，备案制度。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自行侦查的案件拟作酌定不起诉的决定后，应当将酌定不起诉决定书的副本及案件的审查报告提交给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第二，复查制度。
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建立定期的复查制度成为普遍趋势，大多是一年一查，其中便包括对不起诉决定的审查，除了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复查外，检察机关内部也主动进行复查，从而及时发现错误予以改正，保证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第三，通过被害人的申诉和公安机关的复核。
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刑事诉讼规则均规定了被害人对检察机关不服可以向上一级检察院申诉，公安机关则可以在向原检察院申请复议后向上级检察院申请复核，这都是启动检察院内部监督的方式①。
2、被害人及被不起诉人的救济制约机制根据刑事诉讼法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相关规定，被害人对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不服的。
而上一级检察院接到被害人的申诉后，经过复查认为应当做出起诉决定的，应当撤销原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并交由原检察院提起诉讼，同时也应当将复查结果抄送给移送审查起诉的公安机关。
而如果上一级检察院经审查后依然维持不起诉决定的，被害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②。
当然，被害人也可以不经过此申诉程序，而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公诉案件转为自诉案件。
同样的情况适用于被不起诉人，只是被不起诉人不可以在不服上一级检察院的复查决定后，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更不能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3、司法制约司法制约主要指来之公安机关的制约。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75 条规定：对于公安机关移送审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应当将不起诉的决定书送达给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认为不起诉的决定确有错误的时候，可以要求复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③。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公安机关申请复议和复核的案件仅限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不包括检察院的自侦案件。
上一级检察院在收到公安机关提请的复核意见后书后，应当将该意见书交给审查起诉部门办理，审查起诉部门提出审查意见后报请检察长或者检委会决定。
经复核，检委会认为原检察院不起诉决定有误的，应当予以撤销并交由其执行。
（三）我国起诉便宜主义存在的问题1、重视事后监督，且对检察院的自侦案件没有相应的制约机制上述第二部分在分析对酌定不起诉的制约机制时，针对的是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但是我国未有响应法律规定对检察院自行侦查的案件进行监督。
在我国，检察机关除了担任主要的监督职能外，还在一些特殊案件上被赋予侦查权，这类案件主要是涉及公务和职权类案件，如贪污罪，滥用职权罪，徇私枉法罪，这类犯罪的主体主要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是有的犯罪比如贪污罪并没有直接的被害人，因此无法从被害人角度启动监督程序，而法律规定的公安机关监督的案件范围使得公安机关也不能针对此类案件向上一级检察院提请复议和复核，所以，检察院若对自侦案件做出酌定不起诉决定，我国是缺少相应的立法规定对其监督制约的①。
再者我国法律规定的监督机制主要是事后制约，缺乏同步监督机制。
无论是来自被害人的救济制度，还是公安机关的复议复核推动的监督，还是检察机关的内部监督，所有这些程序的启动只能在检察机关做出不起诉决定后，缺乏同步的监督程序②。
这使得检察机关在做出不起诉决定过程中可以自行操作，自由裁量权成了绝对的自由不受监督的权力，外界力量难以介入具体程序，而检察机关内部那些欠缺专业修养和专业素质的人员便可能会乘机滥用自由裁量权，公民对检察官的信任会大打折扣，有损司法和法律的权威。
2、酌定不起诉适用没有明确的标准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73 条第二款仅规定酌定不起诉适用于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但何为犯罪情节轻微，应当依据什么进行评价，法律并没有再给出规定，因为没有明确的标准，所以司法实践中检察官在适用这条规定时慎之又慎，这极大的限制了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行使③。
再者，这窄小的自由裁量权的适用范围却面临来自被害人，被不起诉人，公安机关以及检察机关内部的监督，而且更重要的是被害人的申诉使得一部分案件公诉转自诉，分割了检察机关的提起公诉的权力，这是不科学也是没必要的。
同样的，我国起诉制度中的自诉制度也有分割代表国家公权力的提起公诉权的嫌疑。
3、酌定不起诉程序繁琐，酌定不起诉面临的风险较大《高检规则（试行）》第406 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于刑罚的，经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可以做出不起诉决定。
检察委员会是由检察长等专业素养高、经验非常丰富的检察人员组成，法律规定由其把关最后决定酌定不起诉决定，体现了对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慎重态度，也限制了承办案件的检察人员的主观臆断和腐败问题。
但是检察委员会的特殊地位也决定了具体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如果想要做出不起诉的决定，必须经过层层申报，这使得他们为了省却麻烦更倾向于直接作出起诉决定①。
而且，检察委员会的成员一般是承办案件检察人员的上级领导，这无疑让他们面临很大的心理压力，而如果自己做出的酌定不起诉的判断错误，则还会影响自己的业绩。
而在检察机关外部还有公安机关和被害人的压力，如果不起诉决定不适当，则接下来要面临来自他们的申诉和复核，如果申诉和复核成功，那么检察官会卷入无休止的纠纷中，丧失其权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