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洗钱罪刑事立法完善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监管体制机制的意见文章属性•【制定机关】国务院办公厅•【公布日期】2017.08.29•【文号】国办函〔2017〕84号•【施行日期】2017.08.29•【效力等级】国务院规范性文件•【时效性】现行有效•【主题分类】金融综合规定正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监管体制机制的意见国办函〔2017〕84号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以下统称“三反”）监管体制机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经济社会安全稳定的重要保障，是参与全球治理、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的重要手段。

反洗钱法公布实施以来，我国“三反”监管体制机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工作成效明显，与国际通行标准基本保持一致。

同时也要看到，相关领域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是监管制度尚不健全、协调合作机制仍不顺畅、跨部门数据信息共享程度不高、履行反洗钱义务的机构（以下简称反洗钱义务机构）履职能力不足、国际参与度和话语权与我国国际地位不相称等。

为深入持久推进“三反”监管体制机制建设，完善“三反”监管措施，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遵循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完善“三反”监管体制机制。

（二）基本原则。

坚持问题导向，发挥工作合力。

进一步解放思想，从基本国情和实际工作需要出发，深入研究、有效解决“三反”监管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

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税务机关、公安机关要切实履职，国务院银行业、证券、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他相关单位要发挥工作积极性，形成“三反”合力。

内容摘要：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期间许多专家、学者纷纷进言要求加大打击洗钱行为的力度。

由于我国现行刑法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的范围局限于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四类犯罪，大大削弱了对洗钱行为的打击力度，使得洗钱行为一度泛滥。

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反洗钱工作的现状、比较世界各国的立法，认为我国应扩大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以与国际接轨。

关键词：洗钱罪上游犯罪扩大一、引言“洗钱”一词是从英文“Moneylaundering”直译过来，通俗的讲就是将赃钱洗干净的行为。

究其来源，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旧金山一家饭店老板用碱液清洗沾满油污的硬币的典故。

后来，美国芝加哥一个以阿里为头目的犯罪组织，为使其犯罪收益合法化，购置了一台自动洗衣机对外承揽洗衣业务，并将犯罪所得混入洗衣服务收入向税务部门申报，使犯罪收入变成了合法收入。

此后，人们把这种通过各种手段将犯罪所得的黑色收入合法化的行为称之为洗钱。

洗钱的正式定义最早出现在1988年12月19日《联合国反对非法交易麻醉药品和治疗精神病药品公约》上。

该公约规定：“为隐瞒或掩饰因制造、贩卖、运输任何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所得之非法财产来源性质、所以，而将该财产转移或转移者”即是洗钱。

很显然，打击洗钱行为之初，界定洗钱行为的范围较窄。

洗钱罪指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以各种方法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的行为。

二、国际社会关于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的立法体例在法学理论上，人们习惯将具有洗钱性质的基础犯罪称之为洗钱的“上游犯罪”、“先行犯罪”和“前置犯罪”，而洗钱罪称为基础犯罪的“下游犯罪”或“后发性犯罪”。

而根据我国现行刑法之规定，在我国构成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主要局限于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四类犯罪。

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许多代表纷纷呼吁，我国应尽快出台反洗钱法，以加大打击洗钱行为的力度。

论我国反洗钱法律制度的完善洗钱就是指旨在隐匿或掩盖非法收入的来源以使其有合法来源的任何行为或任何企图。

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洗钱犯罪活动日益猖獗，犯罪手段日益复杂，已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一大问题。

如何有效打击洗钱犯罪活动，完善我国反洗钱立法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本文从完善立法和机构建设两方面对反洗钱制度的完善提出了设想和建议，以寻求遏制我国洗钱犯罪的有效途径。

一、我国反洗钱法制建设的反思（一）我国反洗钱法律制度建设的不足1.立法缺点我国积极响应国际社会打击洗钱犯罪的活动，已先后参与制定、签署并批准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作为国际公约和我国承诺接受的国际规范文件，应当成为我国反洗钱立法的重要渊源。

对照国际公约的要求，我国反洗钱立法存在以下不足：（1）上游犯罪范围规定过于狭窄。

洗钱活动清洗的对象是其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上游犯罪的范围宽窄直接影响洗钱犯罪的对象范围。

而我国构成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主要局限于为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等几类犯罪, 但是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40+9”建议中，明确要求成员对洗钱罪应定义为“涵盖最大范围特指罪行”，即规定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为所有犯罪或者规定为一定量刑起点以上的所有犯罪，并建议各国立法应涵盖20类“指定犯罪”。

[1]这20类犯罪放在我国近几年的司法实践看，确实是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而我国目前只规定7种，由此看来,我国洗钱罪上游犯罪范围明显过窄,既不利于预防和打击洗钱犯罪,也不利于从根本上预防和打击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

（2）关于可疑交易报告和客户身份识别问题。

目前，我国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部门规章已初步制定了以可疑交易报告制度为核心的金融机构反洗钱措施，但没有从法律角度进行规范，造成实施的困难。

人民银行反洗钱的1号和2号令只规定了对大额异常资金走向的监测、分析和报告，较为单一地在金融系统结算环节，并未规定洗钱预防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