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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秩序的起源《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读书笔记本书的作者是弗朗西斯·福山，译者是毛俊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12年第一版。
先看一下作者简介，福山生于1952年10月27日，日裔美籍学者。
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尼兹高等国际研究院、舒华兹讲座、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
曾任美国国务院思想库「政策企划局」副局长。
著有《历史之终结与最後一人》、《後人类未来──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跨越断层──人性与社会秩序重建》、《信任》。
《政治秩序的起源》是福山的新作，其主要内容是试图讲述今日政治制度是如何从历史之中发展出来的，其首先把对政治秩序的研讨向前延伸到人类的灵长类祖先，然后依次讲述人类部落社会的出现、第一个现代国家在中国的生长、法制在印度和中东的开始，一直到法国大革命前夕问责制度在欧洲的发展。
这本书涵盖了众多的社会和历史时期，其论证资料也包括人类学、经济学、生物学等众多领域。
本书分为五大部分，国家之前、国家建设、法制、负责制政府、以及迈向政治发展理论。
第一部分国家之前我认为黑丝本书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作者展开了对政治秩序发展的阐述，在第1章讲政治的必需，作者以第三波民主化的发展与衰落为引子，论述时人对自由民主制的担忧以及无政府主义的不合理性，1970年到2010年的40个年间，世界民主国家的数量经历了一次高涨，民主制和市场导向的经济在中东阿拉伯之外的国家蓬勃兴起，这便是亨廷顿所讲的第三波民主化，然而，第三波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顶峰之后，在21世纪头一个十年却出现了民主衰退，参与第三波民主化的国家中，约有五分之一的国家不是回到了威权主义，就是看到其民主制度遭到了严重侵蚀。
导致该原因的出现不无政治焦虑及左右派无政府主义的影像，作者用“达到丹麦”来形容建立政治秩序的问题，丹麦这个国家象征着民主、稳定、热爱和平、繁荣、包容、政治腐败极低。
“到达丹麦”的过程首先是以牙还牙的部落制社会，之后，这些部落逐渐发展出等级制度，中央集权的产生，财产不再为宗族而是为个人拥有，产权相应的规则也出现，日积月累，政治规则越来越正式化，变成书面法律而不再是习惯或非正式的传统，即制度代替了领袖，最后社会不仅使统治者遵守限制国家权力的书面法律，还责成他们向国会、议会和其他代表较多人口的机构负责，一旦统治者接受了正式规则，限制了自己权利，并让自己统治权臣服于通过选举表现出来的大众意志，这样民主制便产生了。
第一章：政治之必需第三波的民主化，時人對自由民主制前景的擔憂；左右兩派憧憬政府的消亡，發展中國家卻在身受該憧憬之實現；我們視各式機構為理所當然，但對其來龍去脈，卻一無所知。
1970年到2010年的40年間，世界上民主國家的數量歷經一次高漲。
1973年，世界151個國家中，被《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 ，評估為自由國家的，僅佔45個。
《自由之家》是一家非政府機構，每年就世界各國的公民權和政治權，提供量化的評選。
(1) 該年，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是獨裁政權；蘇聯和其東歐衛星國仍顯得強大和凝聚；中國正卷入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一群腐敗的「終身總裁」正在非洲鞏固他們的統治；大部分拉丁美洲處於軍人獨裁之中。
到了下一代，人們則親眼目睹巨大的政治變化。
民主制和市場導向的經濟，在中東阿拉伯之外的世界各地蓬勃興起。
20世紀90年代後期，約有120個國家——佔世界獨立國家總數的60%——成為民主制。
(2) 這一變化，即是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講述的第三波民主化。
自由民主制作為首選，已成為21世紀初普遍接受的政治環境。
(3)潛行於體制變化之下，是一項巨大的社會轉型。
世界上一度消極的千百萬民眾，組織起來，參與他們各自社會的政治生活，其結果是大幅轉向民主制。
此次社會大動員，背後有眾多因素：廣為普及的教育，使民眾意識到自我和周遭的政治環境；信息技術，使思想和知識得到迅速傳播；廉價的旅行和通訊，讓民眾得以運用他們的腳來參與選舉，如果他們對政府不滿；經濟繁榮，誘發民眾渴望獲得更齊全的保障。
第三波在20世紀90年代後達到頂峰。
21世紀第一個10年則出現「民主衰退」。
參與第三波民主化的國家中，約有五分之一，不是回復到威權主義，就是看到它們的民主機構遭受嚴重的侵蝕。
(4) 《自由之家》提及，2009年是世界自由程度連續下跌的第四年，這是1973年創建以來的首次。
(5)政治焦慮21世紀第二個10年初，民主制的病狀以若干形式呈現。
第二章：自然狀態自然狀態的哲學討論；現代生命科學彰顯人性，並彰顯政治的生物學基礎；黑猩猩和靈長目中的政治；誘發政治的人性特征；人類出現於世界不同地域西方哲學傳統中，討論「自然狀態」一直是理解正義和政治秩序的中心議題。
而正義和政治秩序，又是現代自由民主制的基礎。
古典政治哲學，把本質和慣例（或稱法律）截然分開。
柏拉圖(Plato) 和亞裡斯多德(Aristotle) 主張，合理城市必然存在，與之相匹配的是永久人性，而不是曇花一現和不斷改變的人性。
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les) 、約翰·洛克(John Locke) 和瓊·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給予這差別，以進一步的發展。
他們撰寫有關自然狀態的論文，試圖以此作為政治權利的基石。
討論自然狀態，其實是討論人性的手段和隱喻，以建立政治社會應予培育、等級分明的人性美德。
其中有個關鍵，亞裡斯多德與霍布斯、洛克和盧梭涇渭分明。
他主張，人類天生是政治的，其自然天賦使之在社會中興旺發達。
而這三位現代早期的哲學家，則恰恰相反。
他們爭辯說，人類天生不是社會性的，社會只是一種手段，使人類得以實現單憑個人所無法得到的。
霍布斯的《利維坦》（Leviathan），羅列人類的自然激情後主張，人類最深刻最持久的害怕是暴斃。
他由此演繹出，基本的天賦人權是大家享有保護自己生命的自由。
人性中有三項誘發爭端的特征：競爭、缺乏自信(害怕) 和榮譽；「第一項，誘發人類侵略以獲好處；第二項，以獲安全；第三項，以獲榮譽。
」因此，自然狀態被描繪成「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
」為逃離這一危險處境，人類同意放棄隨心所欲的自由，以換取他人尊重自己的生命權。
國家，也就是利維坦，以社會契約的形式，來執行這一相互的允諾，來保護他們天生擁有、但在自然狀態中無法享受的權利。
政府，也就是利維坦，藉保障和平，來保障生命權。
(1)約翰·洛克在《政府論之二》中對自然狀態的觀念，比霍布斯的溫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