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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Archaeological Reconnaissance at the Emperor Cheng’s Yanling Mausoleum of the Western Han Period 作者： 焦南峰[1,2];岳起[1,2];马永嬴[1,2];杨武站[1,2];赵旭阳[1,2];曹龙[1,2];王东[1,2];马明哲[1,2];孟永岐[1,2];李亚娥[1,2];谭青枝[1,2];李岗[1,2]
作者机构： [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出版物刊名： 考古与文物
页码： 23-35页
年卷期： 2019年 第4期
主题词： 西汉;成帝;延陵;勘探调查
摘要：2011年3月~2012年7月对位于咸阳原上西汉成帝延陵的大遗址考古工作勘探发现陵园二重(3座)、亚字形陵墓2座、建筑遗址14处、祔葬墓19座、外藏坑20条、道路10余条及陪葬墓36座,基本掌握了延陵的范围、形制、布局和内涵。
此次考古勘探厘清了延陵与其东的严家沟战国秦王陵及其西北汉昭帝平陵陪葬墓的叠压打破关系,为延陵名位的确认、延陵的弃而复建、昌陵的营建动因以及延陵的特殊布局形成原因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西风残照汉阳陵阙——汉景帝阳陵考古新成果
岳志勇
【期刊名称】《文物世界》
【年(卷),期】2000(000)001
【摘要】@@ “乐游原上清明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rn 这曲脍炙人口的《忆秦娥》是盛唐诗人李白对秦皇汉武时期的追忆.在他眼中古道悠悠,音尘杳然,繁华、……
【总页数】3页(P32-34)
【作者】岳志勇
【作者单位】陕西省文物局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878
【相关文献】
1.汉景帝阳陵考古新发现 [J], 王蕾
2.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揭开汉阳陵的神秘面纱 [J], 焦南峰;王保平
3.我省考古发掘又有新成果汉景帝阳陵大型从葬坑重见天日 [J], 何锐供;
4.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J], 萧易
5.汉景帝阳陵考古新发现(1996年—1998年) [J], 焦南峰;王保平;马永赢;李岗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陕西秦汉考古五十年综述陕西秦汉考古五十年综述近五十年来，陕西省以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世界级的秦汉遗址，成为中国考古研究中的重要热点。
通过对陕西秦汉考古工作的总结和回顾，可以看出在这段时间里，陕西省取得了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填补了国内关于秦汉历史的许多空白，为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秦汉考古的五十年历程中，我们首先可以看到秦始皇陵的发掘和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陕西省考古院组织了大规模的考古工作，成功发掘了秦始皇陵及其陵园。
这座庞大的陵墓被修建于公元前三世纪，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古代陵墓。
考古工作中发现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如秦兵马俑、铜车马、玉器等，这些文物的发现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秦朝的社会制度、军事力量和艺术水平。
此外，陕西省还发掘了一系列重要的秦汉古城遗址，如咸阳、渭南、长安等。
通过对这些古城的发掘，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秦汉时期的都城建设、居民生活和社会风貌。
咸阳古城作为秦始皇陵所在地，是秦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考古工作发现了大量的宫殿、城墙和道路遗址，这些遗址为我们揭示了秦朝的盛世景象。
而渭南和长安则在汉朝时期扮演重要角色，渭南是西汉初期的都城，考古工作发现了大量的宫殿、城墙和墓葬，这些遗址为我们重建了汉朝初期的城市景观。
长安作为东汉时期的都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考古工作发现了大量的宫殿、寺庙和墓葬，这些遗址的发现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汉朝都城的规模和繁荣。
在综述五十年来的陕西秦汉考古工作时，我们也不能忽略那些对于中国古代农业和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遗址，如城墙、灌溉渠等。
陕西省考古院还在秦汉古城遗址附近进行了大量考古发掘，发现了许多农田、灌溉渠等农业遗迹，这些遗迹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的水平和规模，为我们研究古代农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同时，陕西省还发现了大量的古代文化遗址，如寺庙、墓葬等，这些遗址中的文物，如石刻、壁画、铜器等，为我们了解秦汉时期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承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陕西秦汉考古五十年综述一、本文概述《陕西秦汉考古五十年综述》旨在全面回顾和总结过去五十年间陕西地区秦汉考古的重要发现与研究。
陕西，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尤其是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考古发掘与研究对于揭示这一时期的历史面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本文将从考古发现、研究成果、学术影响等多个方面，对陕西秦汉考古的历程进行梳理和评价，以期展示这一领域的学术进步和发展趋势。
本文将首先概述陕西秦汉考古的发展历程，从早期的基础性发掘到近年来的精细化研究，展现考古工作从简单到复杂、从粗放到精细的转变过程。
接着，将重点介绍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发现，如秦始皇陵、汉长安城等重要遗址的发掘情况，以及这些发现对于秦汉历史研究的贡献。
同时，还将对考古发掘中所使用的技术和方法进行介绍，以展示考古学的科技进步。
在研究成果方面，本文将综述学者们对于陕西秦汉考古资料的分析与解读，包括对遗址功能、文化内涵、社会制度等方面的深入研究。
还将关注考古学与历史学、艺术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探讨多学科合作在推动秦汉考古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本文将对陕西秦汉考古的学术影响进行评估，分析其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影响力和地位，以及对于推动中国考古学发展的贡献。
还将对未来陕西秦汉考古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以期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二、陕西秦汉考古的发展历程陕西，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陕西的秦汉考古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为我们揭示了秦汉时期这一辉煌历史阶段的面貌。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陕西的秦汉考古工作就已起步。
当时的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秦始皇陵及其周边地区的勘探与发掘，以及汉长安城遗址的初步调查。
这些工作为后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随着考古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研究方法的日益成熟，陕西的秦汉考古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
秦始皇陵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兵马俑坑的发掘震惊了世界，成为中国古代艺术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The Survey and Detection of the Kangling Museum of Emperor Ping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作者： 焦南峰;岳起;马永嬴;杨武站;赵旭阳;王东;曹龙;郑朝阳;李亚娥
作者机构： [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出版物刊名： 文物
页码： 50-63页
年卷期： 2014年 第6期
主题词： 考古调查 勘探 文物考古研究所 简报 2008年 墓葬形制 建筑遗址 咸阳市
摘要：康陵是西汉最后一位皇帝——汉平帝与王皇后的合葬陵园，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渭城
区周陵镇大寨村东（图一）。
2008年3-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汉陵考古队，对汉平帝康陵进行了全面调查和勘探。
本次调查、勘探面积约5平方公里。
确定了汉平帝和王皇后陵的墓葬形制，探明了康陵陵园、汉平帝陵园、王皇后陵的两重陵园、“围沟”及相关遗迹，还发现了10处建筑遗址、7座外藏坑。
作者： 焦南峰[1]
作者机构： [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出版物刊名： 文物
页码： 51-57页
主题词： 文字资料;出土器物;考古工作;田野资料;生产工具;秦汉时期;汉景帝;汉阳陵
摘要：1990年以来，汉景帝阳陵的考古工作取得了较大成果，为研究西汉帝陵制度提供了丰富的田野资料。
其中数量众多、分布广泛的从葬坑的探明和发掘尤为引人注目。
特别是90年代后期帝陵东侧从葬坑的试掘出土了各种身份的着衣式陶俑、成群的陶塑动物、各种质地的生活器皿、生产工具等遗物，还发现了印章、封泥等文字资料。
设置从葬坑是秦汉时期大型墓葬的特点之一，以前虽多有发现，但因出土器物中的文字资料相对匮乏，限制了对其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而上述文字资料的出土，有助于我们对阳陵从葬坑的分区、分类、设置理念、性质、内涵等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考古与文物 2000年第5期西汉宗庙再议●焦南峰 马永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由于古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人们的灵魂观念非常强烈,对先祖亡灵的祭祀达到极致,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
因此,人们非常重视先祖亡灵“居住”的礼制性建筑——宗庙。
《礼记・曲礼》载:“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次之,居室为后。
”《墨子・明鬼》云:“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必择国之正坛,治以为宗庙。
”《诗经・大雅・绵》载:周太王迁岐后,即首先“缩版以载,作庙翼翼。
”在考古发掘中,发现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遗址的一号宫殿基址与清人戴震在《考工记图》中据文献记载绘制的周代宗庙图大致相仿,有学者认为它很可能是一座宗庙建筑遗址。
若此推断不误,则以宗庙为建筑群体中心的思想,在商代前期就形成了。
春秋至秦汉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
这就是由与商周时奴隶制宗法制度相适应的“尊祖重庙”思想,发展演变成为以加强皇帝专制统治为宗旨的“尊时君,重朝宫”的封建皇权思想。
因此,这一时期宗庙的地位有些下降,但这种下降只是相对于奴隶制早期将宗庙推崇至凌驾于当朝君王之上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言的。
因为人们的灵魂观念并未减弱,所以宗庙作为皇室祭祖祷福的神圣殿堂的功用依然如故,并继续为维护所谓正统的皇朝统治在精神上起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此,封建统治者仍然很重视宗庙,为其设置多重管理机构,并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以维护宗庙的神圣地位。
本文拟针对封建制度甫迈向成熟的西汉时期的宗庙功用、管理及禁忌等作一探讨。
一、宗庙的功用修建宗庙的本意是“尊祖”,其主要功用应当是祭祀先祖,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
但本文不准备讨论此项功用,而是拟针对其衍生出的其它一些功用作一探讨。
1.确立、认可有关皇帝及皇室其他成员身份、地位及其它一些重要活动的合法性西汉宗庙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功用,即最终确认立、废君主的合法性。
西汉王朝自昭帝始即确立了新君即位谒高庙,求得高祖亡灵认可的制度。
考古与文物 2004年第3期“汉唐陵墓制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赵化成 焦南峰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汉唐陵墓制度研究”于2001年10月获准立项,这一为期三年的研究课题拟对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陵墓制度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尽管参与本课题的十多位研究人员来自全国多家高校和考古文博单位,但汉唐陵墓制度是一个涉及面很广、内容极其丰富的大题目,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共同研究,为此召开一次较大型的学术研讨会很有必要。
另一方面,陕西省作为汉唐都城和帝王陵墓的集中所在地,近年来在汉唐陵墓的调查、发掘与研究方面取得若干重大成果,因而也有意向召开这样的学术会议。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陕西省文物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商定于2003年10月在陕西省西安市联合主办“汉唐陵墓制度”国际学术研讨会。
本次会议自2003年10月21日至24日为期四天,来自国内各省、市以及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的考古、历史、美术史等学科的专家、学者共94人出席了本次会议。
10月21日上午的大会开幕式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高崇文教授主持。
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张文先生、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李伯谦教授致开幕词;著名考古学家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石兴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黄展岳研究员大会讲话;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部“汉唐陵墓制度研究”课题组组长赵化成教授作大会主题发言。
在开幕致词、大会讲话和主题发言中,大家一致认为:汉唐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突出地位,而汉唐陵墓资料所蕴涵的历史、文化信息量十分巨大,通过对陵墓制度的研究,可以从新的视角观察汉唐社会的历史,并加深对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认识。
目前,全国各地已经发掘的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墓葬已有十多万座,近年这方面的重大发现更是层出不穷,但我们在综合研究、制度研究方面还很不够,还应当站在更高的起点、更深的层面来思考问题,因而,召开这样的专题学术会议是很有意义的。
秦陶文、瓦当论著要目（首发）王伟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截止2009年底）一、专著罗振玉：《秦汉瓦当文字》石印本1914年。
顾廷龙《古陶文孴录》，国立北平研究院1936年。
陈直：《关中秦汉陶录》，天津古籍出版社1953年（中华书局2006年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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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程敦：《秦汉瓦当文字》，齐鲁书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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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文管会：《秦汉瓦当》，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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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与文物 2008年第6期陕西秦汉考古五十年综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汉考古研究部 陕西的秦汉考古工作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又肩负巨大的历史重任。
据20世纪末统计,全省范围内共发现早期秦、秦代和汉代文物遗存达5300多处①。
五十年来,经过几代文物考古工作者坚持不懈地努力,重点围绕着秦都雍城、秦都栎阳、秦都咸阳、秦始皇陵、汉长安城、西汉十一陵等开展了大规模、密集型的调查、勘察和发掘,同时对遍布全省各地的其它秦汉遗存也做了大量考古工作,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陕西秦汉考古的历史在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前,我国古代和近代就有许多历史学家、金石学家对陕西的秦汉帝陵、都城等具有浓厚的兴趣,他们对帝陵、都城等的历史沿革、地理位置、形制规模和附近出土的铜器、玉器、瓦当、钱币等进行了记述、著录或考证②。
20世纪初,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关野贞、足立喜六、水野清一,法国汉学家沙畹、谢阁兰及美国学者毕安祺等先后对西安附近的古代建筑、陵墓进行了初步的调查③;其中1906年1月至1910年2月应聘为“陕西高等学堂教习”的足立喜六进行了较为广泛地实地踏查和简略地勘测。
1933年足立喜六根据其踏查、勘测和研究结果,由东洋文库出版了《长安史迹之研究》一书。
书中对秦始皇陵、汉长安城、西汉帝陵等秦汉遗迹进行了记述和初步研究。
20世纪30～40年代,我国学者陆续开始对陕西古代遗迹、遗物进行考古调查,其中以“西京筹委会”“陕西考古会”“北平研究院”“西北史地考察团”和“教育部西京艺术文物考察团”开展工作较多,取得了一定的成果④。
其中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对宝鸡斗鸡台秦墓的发掘研究⑤和徐旭生、石璋如等的考古调查,应是现代科学意义上陕西秦汉考古研究工作的滥觞。
从1949年新中国诞生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是陕西秦汉考古研究真正的奠基和初步发展时期。
在这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汉长安城遗址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勘察工作,确认了汉长安城的规模、形制及大体布局,发掘了“王莽九庙”等建筑遗址,奠定了秦汉都城考古的基础。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则与省内的多家兄弟单位一起对秦都咸阳、秦都雍城、秦始皇陵、西汉帝陵等开展了勘察、测量和试掘工作,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如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发现和发掘揭开了秦人陵墓研究的序幕;杨家湾汉墓、阳陵刑徒墓地、汉文帝窦后陵从葬坑的发掘则是西汉帝陵大规模发掘和研究的先声。
此外为配合国家经济建设,发掘了西安、咸阳等地相当数量的秦汉中小型墓葬。
十年浩劫后,陕西秦汉考古工作与迈入“黄金时代”的中国考古学一起有了长足的发展。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一步勘察了未央宫、长乐宫和桂宫的结构和布局,探明了东市和西市的位置与基本形制,确定了宗庙遗址的地望;勘察了汉长安城中手工业作坊遗址的分布和北宫的地望和范围。
在考古勘察的基础上,先后对汉长安城的城门、礼制建筑、武库、长乐宫宫殿、未央宫宫殿、官署和角楼、桂宫遗址以及制陶、冶铸和铸币等手工业作坊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
并对照历史文献对勘查发掘的城门、道路及宫室、仓储、苑池及礼制建筑遗址等进行了细致地辨析,究明了其时代、性质及内涵,确定了部分遗址与文献的对应关系。
同时对杜陵的从葬坑、门阙、寝园・69・图一 秦雍城遗址位置示意图遗址等进行了较大规模考古钻探和科学发掘,大致探明了杜陵的布局,掌握了寝殿、便殿的形制、规模。
近年来又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联合对秦阿房宫开始进行勘察和试掘。
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则借改革开放之东风,发现了凤翔秦公陵园、临潼秦东陵,探明了秦都雍城、秦始皇陵内外城,发掘了秦公一号大墓、马家庄秦宗庙、秦汉蕲年宫区、秦咸阳宫殿及秦始皇陵铜车马坑、百戏俑坑、铠甲坑等,大致确认了西汉帝陵的陵位,掌握了阳陵的整体布局,发掘了阳陵南区从葬坑、帝陵东区从葬坑、南阙门、阳陵邑、平陵从葬坑及雍城秦国人墓地、京师仓等等。
在以秦汉文化研究为明确学术目标的主动考古发掘工作的同时,以基本建设为契机发现并发掘了神禾原秦陵园、咸阳任家嘴秦墓、长安郊区秦汉墓、西安交大壁画墓、神木大保当画像石墓、凤翔长青仓储遗址等。
国家“十一五”计划实施以来,为保护好秦都雍城、秦都咸阳、秦公陵园、秦始皇陵、西汉帝陵、秦汉长城、秦直道这些珍贵无比、享誉中外的人类文化遗产,新的、更系统的、大规模的考古调查、钻探正在陆续地展开,相信会有更多的考古成果涌现。
二、秦文化考古(一)秦都城与城邑的发现与研究1.秦都雍城雍城是春秋战国时代秦国的都城,位于关中平原西部,今陕西凤翔县南。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自秦德公元年(前677年)初居雍城大郑宫起,到秦献公二年(前383年)止,雍城一直是秦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秦在此置都长达294年⑥,雍城先后有19位国君相继执政。
经过秦人举国上下励精图治与苦心经营,秦国封建社会制度在雍城初兴,国力逐渐强盛,实现了“益国十二,扩地千里”的诸侯霸业,使雍城成为秦国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一系列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已基本搞清了该城址的基本布局和形制结构⑦。
雍城遗址由城址、秦公陵区、国人墓・79・・89・图三 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平面图地和郊外建筑遗址组成,总分布范围达51平方公里。
雍城城址东西长3300、南北宽3200米,面积约10156平方公里。
雍城西垣保存较好,长3200、宽413～15、残高1165～2105米,西垣中段发现城门一处,宽约10米;根据勘探复原南垣全长约3300米;东垣破坏严重;北垣仅发现450米。
雍城城外除东、南以纸坊河、雍水等自然河流为天然屏障外,还在西垣外开掘人工城壕作为防御设施的一部分,现探明西垣外城壕长约1000、宽1216～25、深5120米。
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雍城城内的建筑布局大致可分为三大宫区,即姚家岗春秋宫殿区、马家庄春秋宫殿、宗庙区和铁沟、高王寺战国宫殿区⑧(图一)。
姚家岗春秋宫殿区 位于雍城中部偏西,西距雍城西城墙仅50米。
上世纪70年代在此先后发掘宫殿遗址、铜质建筑构件和凌阴遗址等⑨。
姚家岗宫殿遗址的位置被确定为春秋时期的宫区所在,有学者提出即为秦德公所居的大郑宫⑩。
铜质建筑构件窖藏位于上述宫殿遗址附近,出土时构件排列整齐,共计64件铜质建筑构件可分为:阳角双面、三面蟠虺纹曲尺形,阴角双面蟠虺纹曲尺形,双面蟠虺纹楔形中空形,双面、单面蟠虺纹单齿方筒形,双面、单面蟠虺纹双齿方筒形,单面蟠虺纹双齿片状,小拐头等十个类型(图二),这批构件在大型建筑上与木构材料结合使用λϖ,它们的出土为了解当时木构交接自早期的扎结到晚期健全的榫卯接合之间,曾存在使用金属件加固阶段的设想提供了依据λω。
凌阴遗址位于宫殿遗址的西北,为一平面近方形的夯土台基。
夯土基的四边夯筑有东西长1615、南北宽1711米的土墙一周。
墙内以细泥抹光。
夯土基的中部,有一口部东西长10、南北宽1114米的长方形窖穴。
窖内四壁呈斜坡状,在坡底夯筑一周宽017～018米的二层台。
窖底铺有与二层・99・台等高的砂质片岩一层。
窖穴四周为回廊。
西回廊正中有一通道,通道上有平行的五道槽门,第一槽门开在二层台上,其余槽门开在西回廊踩踏面上,下口直达通道底部。
在西回廊的南部,也有一小缺口,宽117米,是窖穴上部仅有的进出门户。
另外,在第二槽门之西的底部,铺设水道一条,与白起河相通,是窖穴的排水设施。
该窖穴体积达190立方米,古代称之为“凌阴”。
出土的主要遗物有绳纹、三角几何纹板瓦、绳纹与抹光带纹相间板瓦、绳纹排水管道、铜质建筑构件残段及玉璧、玉圭等 λξ。
上述各类遗迹的时代均为春秋时期,且共处一个台地之上,应该同属姚家岗宫殿区,推断这里很可能是春秋时期秦德公、康公、共公、景公居住的地方。
马家庄春秋宫殿、宗庙区 位于雍城中部偏南,由四个建筑群组成,其显著特点是宫殿与宗庙同处在一个区域之内。
一号建筑群遗址坐北朝南,平面为长方形,南北残长约76、东西宽8716米,由大门、中庭、朝寝、亭台、东西厢和围墙等部分组成(图三)。
整个建筑四周有围墙环绕,布局规矩整齐。
在中庭、东西厢南侧及祖庙、东厢内,发现各类祭祀坑181个,这些祭祀坑除少数外,大多排列似有一定规律。
祭祀坑坑口高低不一,有的还存在着复杂的打破关系。
出土的遗物有各类陶瓦、铜质建筑构件及其他陶、铁、金、玉器等,其中部分陶瓦还刻划陶文。
根据遗址祭祀坑中出土的陶器、建筑的总体布局及有关史籍的记载,发掘者认为其建筑年代应为春秋中期,废弃时间应在春秋晚期,同时认定“一号建筑群为宗庙性质的建筑是毫无疑问的” λψ。
韩伟参照文献,分别将朝寝、东西厢、亭台建筑、大门、围墙等定名为祖庙、昭庙、穆庙、亳社、都宫门、都宫等,并进一步考证了其各组成部分的不同功能等 λζ。
关于一号建筑群遗址中的祭祀坑,焦南峰考证认为其中的空坑应为“豕”坑,一牛一羊一空三个一列的祭祀坑,即所谓“太牢”,而一羊一空二个一排的,则是“少牢”,同时又对其中的部分“人坑”也提出了质疑 λ{。
陈全方、尚志儒对一号建筑群遗址出土的陶文进行了排比分析、释读和研究 λ|。
尚志儒、赵从苍对其发表的简报进行了补正 λ}。
马家庄二号建筑群遗址在一号建筑群遗址东15米处,由于破坏严重,现仅存门塾、隔墙、围墙及水井、输水管道等几部分,其时代大约与一号建筑群相当,用途尚待进一步考证,但无疑与一号建筑群有着密切的关系 λ∼。
三号建筑群遗址位于一号建筑遗址西约500米处,南北全长32615、宽86～5915米。
平面布局严谨规整,四周有围墙。
由南至北可分为5座院落,5个门庭(图四)。
遗址内发现遗物有各式槽形板瓦、绳纹及抹光带相间的各式筒瓦等、还有饰粗绳纹的厚瓦片及散水石、烧土块、木炭、兽骨等,其年代上限应相近于一、二图四 秦雍城朝寝建筑平面示意图・1・图五 凤翔孙家南头遗址出土瓦当1.蕲年宫当(BT3∶6)2.橐泉瓦当(BT3∶87)3.竹泉宫当(BT5∶5)4.鹿纹瓦当(BT3∶33)5.莲花纹瓦当(BT3∶49)6.太阳纹瓦当(BT2∶17)号建筑群。
据《仪礼・释宫》推测该遗址可能是寝宫所在 µυ。
韩伟对马家庄三号建筑群各部位名称、各门及有关建筑的形制、功能进行了详细考证,认为马家庄三号建筑的五个院落即为五重曲城,五个门庭即所谓皋、库、雉、应、路五门 µϖ,该建筑群的年代为春秋中晚期,可能就是秦桓公居雍高寝”之所在 µω。
四号建筑群遗址位于二号建筑群遗址以东,相距50余米。
遗址高于周围地面,破坏严重,散水石随处可见,残存面积约2万平方米。
夯土墙基已残缺不全。
发现一些祭祀坑,内有动物肢骨及朱砂等。
采集到的遗物有各式槽形板瓦、筒瓦、陶水管、散水石等。
其时代与一、二号建筑群相同,而性质尚待研究 µξ。
铁沟、高王寺战国宫殿区 位于雍城北部,在铁钩、凤尾村、翟家寺等地曾发现多处战国建筑遗址,出土文物有槽形板瓦、筒瓦和虎雁纹瓦・11・图六 凤翔孙家南头遗址出土瓦当 1～5.云纹瓦当(BT2∶127、BT2∶190、BT3∶91、BT2∶178、BT3∶47) 6.双獾纹瓦当(BT2∶326)当µ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