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科举试赋考

明代科举试赋考孙福轩科举试赋，由唐代肇其端，宋承其绪，元代改试律体赋为古体赋，其地位一直受到尊崇，到了明清两代，取士改用八股文，辞赋的地位才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然与明代不同的是，清代赋学（尤其是律赋创作）复兴，诸如博学宏词、翰詹大考、庶吉士考试、童生、生员考试等均有试赋之举，这在商鎏衍先生的《清代科举考试》等专著中言之甚明，独于明代有无试赋，前贤皆言说不详，现据有关文献考述如下。

一、明代试赋的类型科举考试作为一种取才制度，是一个十分宽泛的范畴。

唐代分为常科与制科，到了清代，形式更为多样化。

明代取士用八股文，这是众人皆知的事实，所谓“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谓之制义”（《明史》第1694页，下引同，只注页码）。

但有无试赋之举，一直是个疑问。

其实，明代是存在着试赋现象的。

李调元《赋话》曰：“有明馆阁课试，率由学士命题，未有定式，于是八韵之作歇绝者几四百年矣。

”［1］铃木虎雄的《赋史大要》加以征引，但没有作具体明。

综合史料，明代试赋至少有这样几种形式：1、制科试赋制科是为选拔人才而特召举行的考试。

起于唐，考试的时间与科目均不固定。

清代的制科包括博学鸿词、经济特科、孝廉方正等，清代的试赋也最早出现在制科中。

明代皇帝偶有特殊简拔，亦间试赋，永乐时周启“以荐为教官，召为修撰，廷试《大明一统赋》，擢为第一”（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乙集周学官启条）；又如《周叙列传》：“作《黄鹦鹉赋》，称旨，授编修。

”（《明史》，第4199页）。

2、礼部、吏部试赋郑棠有《凤鸣高岗赋》，自注吏部试，《石城赋》自注礼部试，则礼部考试吏部转官亦尝试赋。

注：马积高先生疑为特例。

然据《明史·选举志二》所言知永乐二年以来简拔人才“初无定限。

或内阁自选，或礼部选送，或会礼部同选，或限年岁，或拘地方，或采誉望，或就廷试卷中查取，或别出题考试，亦无定制”（《明史》，第702页），因此，礼部和吏部应该会有试赋取士之举，只不过并不成定规而已。

另：从弘治四年（1491），庶吉士之选采徐溥之议，由“内阁同吏部、礼二部考选以为常，遂为永制”［2］，不知郑棠所言是否指此。

又据《明分省人物考》卷52“郑棠”：“字叔美，浦江人也。

……永乐初纂修《大典》，用礼部尚书李至刚荐，入馆，书成，吏部铨试第一，除翰林院典籍。

”知郑棠曾于翰林院供职，所以又似是指翰林院庶吉士试。

3、庶吉士试赋庶吉士制度，始于明洪武十八年，后来成为定制，沿续至清代。

《明史·选举志二》：大学士徐溥言：“令新进士录平日所作论、策、诗、赋、序、记等文字，限十五篇以上，呈之礼部，送翰林考订。

少年有新作五篇，亦许投试翰林院。

择其词藻文理可取者，按号行取。

礼部以糊名试卷，偕阁臣出题考试于东阁，试卷与所投之文相称，即收预选。

每科所选不过二十人，每选所留不过三五辈，将来成就必有足赖者。

”这种庶吉士试赋和清代的不同，清代专为试选庶吉士而设朝考，由皇帝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考试的形式也略有变化，初为奏疏、律诗各一［3］，雍正五年，“用论、诏、奏议、诗四题”（《清史稿·选举二》），乾隆辛未科改为赋一，诏一，论、诗如初；至嘉庆丁丑年，以拟古诏皆临时强记，非关学问，惟试以论、赋、诗三者而已。

光绪二十七年，废除试帖诗等，仅考论、疏两项，光绪二十八年改设庶吉士讲习馆，不课诗赋辞章，按月交经史、典制、政治、时务等笔记，不限题目，不拘体裁。

而明代的庶吉士，并没有朝考试赋的现象，而只是在考试之前，交录平时所作的习作（赋为其中之一类），颇类于唐代的行卷，然后由翰林院排定名号，这对以后的录取入官有很重要的影响。

赋作为士子词藻文理的表现文体之一，必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

4、翰林院馆课翰林院庶吉士在馆，修习的课业十分繁杂，《养吉斋余录》曰：“何子贞编修绍基，于长安肆中买得明壬戌翰林馆课五册，附己未馆课二册，为金陵广庆堂梓行。

前刻修撰、编修、庶吉士姓氏，其课题有论、序、议、疏、诏、表、露布、檄、解状、问对、赋、颂、说、记、箴、铭、启、诗，诗亦备古律诸体，非场屋八韵，与今之馆课仅以诗赋者异。

”［4］明代共经历五个壬戌，始于洪武十五年，终于天启二年，这里虽未确指何时，亦没有言明是多题共作还是择其一二为之。

但从清代翰林馆课的记载来看，应是各种体类的文章均有的。

据明《重订丁未科馆课》记载：明代庶吉士主要学习的是诗文，赋不占主导地位。

如万历丁未科翰林馆课中赋只有《瀛洲亭赋》一题五篇，而癸丑科翰林馆课则无赋作［5］。

但毫无疑问的是试赋的现象还是时而有之的。

又据《历代赋汇》：李默之《京闱秋试举人廷见赋》（原注馆课）、王弘诲《春初赋》（馆课），沈一贯《日方升赋》（题注：阁试。

《赋汇》收有王家屏、张位、韩世能、陈于陞、李维桢、田一儁）等人同题之作，此数人皆隆庆二年进士及第并被选为庶吉士，疑均为馆阁试赋。

）于慎行《阁试经筵赋》（有沈一贯、李维桢、罗万化、王家屏、李长春、陈于陞，范谦等人同题之作，均隆庆二年选为庶吉士者）、陈束《厩马赋》（原注：馆中作）、叶向高《郊禋赋》（原注：北郊馆赋，杨元梓、邹德溥有同题之作）、《万宝告成赋》（原注：馆试，赵用贤有同题之作）、《谒文丞相辞》（原注用骚体，馆课）、周如坻《月重光赋》（原注：馆课，有冯有京、黄辉同题之作）等，其人分别为正德、嘉靖、隆庆、万历间庶吉士。

另外，还有数人同题之作若干篇。

《增定国朝馆阁经世宏辞》所录馆试、馆课也有赋作多种，如顾鼎臣《圣驾躬耕帝籍赋》，蔡昂的《瑞鹿赋》，王家屏、徐显卿、田一儁、陈于陛、张一桂同题共作的《日方升赋》，罗万化、张道明同题共作的《经筵赋》等。

［6］此外，还有其它试赋的记载，如《隐逸列传沈周列传》：“沈周……年十一，游南都，作百韵诗，上巡抚侍郎崔恭。

面试《凤凰台赋》，援笔立就，恭大嗟异。

”（《明史》，第7630页）在《明史》的人物传中，还有“应制”与“献赋”的多处记载：洪武元年十一月，命东宫官作《钟山龙蟠赋》（据李调元《赋话·旧话四》引《明纪》）；洪武八年八月，帝自作《秋水赋》，亦命禁林群臣撰赋（据《赋话》引宋濂《恭跋御制诗后》）即其例。

又《吴伯宗列传》“帝制十题命赋，援笔立就，词旨雅洁”（《明史》，3946页）；《宋讷列传附聂铉列传》“为广宗丞，疏免旱灾税，秩满入观，献《南都赋》及《洪武圣德诗》”（《明史》，第3955页）；《舒芬列传》：“年十二，献《驯雁赋》于知府祝瀚，遂知名”（《明史》，第4760页）；《儒林列传薛宣列传》“时年十二，以所作诗赋呈监司，监司奇之。

”（《明史》，第7229页）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见当时赋体创作的繁盛及与科考的关联。

二、对试赋时间的商榷马积高先生据《历代赋汇》推测：所知者有郑棠《长江天堑赋》，自注“翰林赋”。

郑棠为宋濂弟子，有《道山集》，《四库提要》谓其“由文章入翰林，由典籍至检讨”，并谓其任检讨在永乐时，则明初即有此举（指翰林院试赋）。

又言：（据《历代赋汇》所例举的赋作而言），其作者为嘉靖至万历间庶吉士，而洪熙至弘治六朝则未见有此类现象。

据此，马先生总结说：（翰林院试赋）永乐间曾有此举，并未定制，至正德后始成故事。

其实明正德以前翰林院已有试赋现象存在，马先生的推论似嫌保守，又马先生言“洪熙至弘治六朝则未见有此类现象”也是不准确的。

据《明诗纪事》载：章懋在翰林院作庶吉士时，刘定之为之教习，一日以《玉堂蔬圃》为试题，章懋诗中有“贤哉公仪休，拔却园中菜”之句，刘以之为轻薄。

后又以《中秋赏月赋》为试题，按惯例不外是“敷扬休明”一翻，章作却说：“天下的人，有罹悲愁羁患贫穷孤寡者，见月则不乐，惟高官厚禄身享富贵者，见月则乐也。

刘对此更为恼怒。

［7］既然言“按惯例”，可见试赋并不是从此时开始的，也不是偶然制作。

《明史·章懋列传》言：“章懋，字德懋，兰溪人。

成化二年会试第一，成进士，改庶吉士。

明年冬，授编修。

”由此可推章懋改庶吉士在成化二年（1466年），即试赋已成惯例，在弘治朝（1488-1505）前二十余年。

又据《明史·选举志二》：自永乐二年以来，或间科一选，或连科屡选，或数科不选，或合三科同选，初无定限。

或内阁自选，或礼部选送，或会礼部同选，或限年岁，或拘地方，或采誉望，或就廷试卷中查取，或别出题考试，亦无定制。

自古帝王储才馆阁以教养之。

本朝所以储养之者，自及第进士之外，止有庶吉士一途，而或选或否。

且有才者未必皆选，所选者未必皆才，若更拘地方、年岁，则是已成之才又多弃而不用也。

请自今以后，立为定制，一次开科，一次选用。

永乐初的科举考试没有定制，翰林院庶吉士之选并不是年年都有的，或间采，或连科，试题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正如《律赋衡裁》凡例所云：“……有明馆阁课试，率由学士命题，未有定式。

”［8］这其中就有试赋的现象。

明代处在试古体赋的元代与试律赋的清代之间，起着一个重要的承传作用。

从唐宋以来的试赋制度至明并不没有被完全废止，特别在翰林院试赋等制度上，明代实开启了清代馆阁试赋之体制。

只是明代由于受到前后七子复古思潮和“唐无赋”论调的影响，试赋多为古赋，而清代则以律赋为首选而已。

当然明代的试赋制度很不固定，随意性较强，上不比唐宋元，下不及清，但无疑也对其时的辞赋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点是不应该低估的。

【基金项目】浙江省教育厅课题（20070094），浙江大学董氏基金项目（N0.13），杭州哲学社会科学项目（B09WX04）注释：［1］李调元：《赋话》卷六，《丛书集成初编》本。

［2］王圻：《续文献通考》卷35。

［3］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九载顺治三年丙戌科殿试，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4］吴振棫：《养吉斋余录》卷七，页342，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5］《重订丁未科馆课》，新刻癸丑科翰林馆课，故宫珍本丛刊。

［6］王锡爵、沈一贯辑《增定国朝馆阁经世宏辞》十五卷，《四库存目丛书续编》第18辑。

［7］此赋见《枫山集》卷四，此条参见《明诗纪事》丙签卷五“章懋条”。

［8］周嘉猷辑、蒋鸣珂注释《律赋衡裁》“凡例”，清刻本。

（作者系浙江大学城市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浙江大学文学博士、史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