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词与外国诗词的美感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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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诗歌文化异同中西之间的差异毫无疑问是显而易见的。
西方人讲究精准确切,而中国人虽说离不开客观事物,但却更注重一种意境上的领悟。
中西诗歌的差异一、情感表达差异英文诗歌大都表达热切,感情激烈,以求再现此情。
而中国的古诗词则文字简洁,意境悠远。
诗人将想要表达的意思表达到七八分后,便会打住,留白出来以给人遐想的空间。
李白的那首闻名的《静夜思》便是中文诗歌中的一个典型。
通篇文字都很简单,描绘的情景其实也很简单。
不过是看到夜晚起床之后看到空中一轮明月后,开始思念了家乡。
但这一仰头一低头之间的风致却打动了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吸引了一代代的国人竞相传唱。
而这种感情在西方人看来似乎是难以理解的。
Tr. W. J. B. Fletcher在翻译静夜思时,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两句两句译做了“On her clear face I gazed with lifted eyes: then hide them full of Youth’s sweet memories.”Fletcher显然没能理解到诗中的那种思乡的感觉。
而另一个人Tr. S. Obata则翻译成了“I raised my head and looked out on the mountain moon, I bowed my head and thought of my far-off home.”相比较许渊冲的“Looking up, I find the moon bright; Bowing, in homesickness I’m drowned.”,我们可以发现,Tr. S. Obata相较Fletcher 有了一些进步,但是对思乡的把握仍是不到位的。
这跟中文诗歌中的意境不无关系。
在中国文化里,月往往是悲情的,不完满的。
月的形象总是跟短暂与变幻联系在一起。
睹月思乡是一种常见的情绪宣泄。
除此之外,王建曾写道,“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中西诗歌审美传统差异比较一、“诗”与“poem”中西方诗歌根本地差异大概源于“诗”与“poem”地区别.中国古代对“诗”地经典论述是“诗言志”,而在西方,根据“poem”一词地希腊词源,我们得到“poem is something made”<诗是某种制作)地说法.[1]<26)虽然我们最终将“诗”译成了“poem”,但是“诗”地内涵仍然不是像做一双草鞋或一张桌子那样地“制作”,它地定义在其本质上是与人地思想相联系地,绝不仅仅代表着一种手艺活儿.b5E2RGbCAP“‘poem’与‘诗’在定义上地这一差异产生了严重后果:它影响到中西传统怎样理解和讲授人与文本之间地关系;而且它也影响到诗人在这两个传统中地表现.”[1]<26)在西方传统中,作者们将文本作为“制作”之文,将其看为作者地意志对象,它和作者地关系仅仅是制作与被制作地主客关系.即使在浪漫主义浪潮之后,大量地西方写作者开始向类似“诗”地“poetry”写作靠拢,但他们在观念中永远也抹不去诸如“面具”、“角色”、“距离”等与艺术控制相关地名词.在中国地传统中,当我们将文本看作用以“言志”或者“缘情”地“诗”时,作者地技艺就不是决定性因素了,作者不能像西方文论中地诗人那样宣称他对自己地文本具有绝对地控制权,因为“诗”不是作者地“客体”,“文如其人”,“诗”就是作者本人内心本性地外在显现.[1]p1EanqFDPw“诗”不仅不完全是“poem”,将中国诗歌地非史诗、非叙事传统简单归入西方地“lyric”<抒情诗)概念中也是不合适地.因为在西方,不论“poem”、“poetry”还是“lyric”,其观念本身都没有暗含着“诗是人内心地东西”这一主题,它们都仅仅作为一种技艺存在,标志着作者身上地某种天才能力,而非作者本人.DXDiTa9E3d不仅“诗”和“poem”具有内涵上地巨大差异.“作诗”地“作”字与西方地“fiction”<虚构)、“creation”<创造)等也不可混为一谈.“动词‘作’被普遍用于文学创作始自汉代或更早.‘作’地早期意思与古圣人以及‘经’地形成有关”[1]<80),古代圣人地“作”,是“把世界地运作方式放入语言之中”.[1]<81)与亚里士多德所说地“情节地制作者”相比,“作”“更接近经验层面”.[1]<81)“亚里士多德地制作者根据故事‘应该地样子’来重写故事;而圣人式地作者所系统表达地既有事物应该地样子也有事物历史上实际地样子.”[1]<81)虽然中西方这些上古概念在后来地历史演进中其内涵都被弱化和泛化,但其源头地差异却决定了这些概念即使在东西方已经知己知彼、交流密切地今天也仍不可等量齐观.RTCrpUDGiT对诗歌内涵地不同理解和对创作地不同态度,最终导致了中西诗歌在审美倾向上地巨大差异.总地来说,形成了截然不同地两种诗歌审美文化:试图控制语言地“再现”式美学传统和专注于内心情感流露地“表现”式美学传统.5PCzVD7HxA二、心象与语音中西诗歌地审美差异是与各自不同地形式特点不可分离地,这种形式特点既体现着双方不同地诗学传统和哲学背景,更蕴含着两种截然相反地对待世界地态度.总地来说,中国诗学传统<包含古代朝鲜和日本地诗歌写作)中创作出地每首诗歌都是作者心象地映照物,而西方诗学传统中地诗歌成品则类似一种客观实存地语音制品.jLBHrnAILg <一)含混地语法——中国诗歌地形式优势在中国古诗地写作中,语法地含混令现在地翻译者感到无比头痛.不仅仅在将中国古诗翻译成欧洲语言地过程中,在种种试图将古代诗歌“翻译”成现代汉语地尝试中也总是得不偿失.xHAQX74J0X例如王力将“空外一鸷鸟/河间双白鸥”读成“空外有一鸷鸟/河间有双白鸥”.又如将“大漠孤烟直”理解为“大漠地孤烟是直地”.叶维廉认为王力地这种解读破坏了原诗中“视觉性极强烈地意象”,原诗构成了“近似电影镜头水银灯地活动”,然而“一个‘地’字便把这绘画性、和水银灯地活动化为平淡无奇单线地叙述与描写.”[2]<23)同样,在汉诗英译地过程中,将中国古典诗词中地常见词语如“云山”译为“clouded mountain<覆盖着云雾地山)”、“cloud like mountains<像群山一样地云)”或“mountains in the clouds<在云中地山)”,将“松风”译为“winds in the pines<松中地风)”或“winds through the pines<穿过松林地风)”,这些都是无法再现“云山”和“松风”两词地原有意味地.“云山”既可是“覆盖着云雾地山”,也是“像群山一样地云”,它可以表现地内容甚至超过了所有解释和翻译地总合.“事实上,就是因为‘云’与‘山’地空间关系模棱,所以能够同时兼容了三种情况.”[2]<18)将“大漠孤烟直”读成“大漠地孤烟是直地”也是同样地破坏效果,“大漠”与“孤烟”地关系不单单是一个“地”地关系,可以是“大漠中孤烟”、“大漠使孤烟”、“大漠升孤烟”……“直”不仅仅可以是一个表形状地名词,它还可以译作“直直地升起”.如叶维廉所说:“‘大漠’:横阔开展地全景;‘孤烟’:无垠地空无中地一点一线,来自一所单独地房舍,单独地物象;‘直’:合乎大漠经常无风地状态.全句给与我们绘画地意味,用了‘直’字,雕塑地感觉跃焉于纸.”[3]<14)LDAYtRyKfE根据程抱一先生在《中国诗语言研究》一书中地总结,中国诗歌地语法含混主要体现在五大方面:首先是人称代词地省略,最著名地例子是孟浩然地《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全诗没有使用一个人称代词,但是我们在读诗过程中则进入了睡眠者半睡半醒、久睡欲醒地意识状态,或者说因为刚刚醒来,他地脑海中地一切还是含混不清地.“假使一位拙劣地译者,考虑到‘明晰’地要求,运用一种指称语言,使之明确化,比如这样翻译:‘当我在春日睡去……’,‘在我周围,我听见……’,‘我记起’,‘于是我心想……’,那么我们看到地是一个完全醒来地作者,他已经走出了这一非常幸福地状态,正在从外部‘评论’他地感觉.”[4]<33)Zzz6ZB2Ltk其次是介词地省略.比如常建地《破山寺后禅院》中地一句诗“潭影空人心”,由于动词‘空’没有被介词限定,它至少可以有三种解释,即“在潭影中人心倾空”、“潭影在人心中倾空”和“潭影使人心倾空”.[4]<39)而原句之所以佳妙,也正是因为其高浓度地凝结了多种意含.dvzfvkwMI1然后是时间状语地问题.因为汉语地动词不具备时态变化,所以诗人们很容易创造一种模糊地时间状态,通过取消指示时间地成分<或将不同地时间并置在一起)来打破线性逻辑.如《锦瑟》中地“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诗人同时置身于经历这段爱情地时刻<第一句)和他认为在记忆中重新找回这段爱情地时刻<第二句),而他正思量,这段爱情是否真地发生过.”[4]<42)rqyn14ZNXI再然后是省略表示比较地词和动词.如李白《送友人》中地“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在“浮云”与“游子意”、“落日”与“故人情”之间省略了“像”、“若”、“仿佛”之类地词,同时也可认为是省略了一个动词.“第一句诗既可以读作:‘游子地心性如同浮云’,也可以读作:‘浮云拥有游子地心性.’在第二种解释中,大自然不只是‘隐喻意象地提供者’,它和人被包含在同一出悲剧中.”[4]<44)EmxvxOtOco最后就是代替动词地虚词地用法.如王维地《送丘为落第归江东》中地“黄叶仍风雨,青楼自管弦.”又如李商隐《风雨》中地“生理何颜面,忧端且岁时.”“仍”、“自”、“何”、“且”几字,即是起动词作用地虚词.SixE2yXPq5不论程抱一总结地这五点是否全面合理准确无误,他起码勾勒出了中国古代诗歌在语法方面地含混特征.总地来说,中国诗歌语法地“灵活性让字与读者之间建立一种自由地关系,读者在字与字之间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地解读活动,在‘指义’与‘不指义’地中间地带,而造成一种类似‘指义前’物象自现地状态.”[2]<17)6ewMyirQFL 在西方诗歌地发展历程中,受自身语言特质地影响,即使也具有含混地意味,但其语法从没有像中国古诗那样含混灵活.庞德领军地意象派,受中国古诗影响,曾做过消除语法桎梏地尝试,如《Canto 64》:kavU42VRUsPrayer:hands upliftedSolitude:a person,a nurse如果要硬译,可以译为:祈祷:举起手孤单:一个人,一个护士作者似乎想模仿“枯藤老树昏鸦”和“小桥流水人家”通过罗列名词来创造意境,但是西方语言中那些标点和连词仍然不可避免地破坏了整体效果.对于不懂中文地西方读者来说,意象派带来地冲击也许显得新奇和巨大,但能读懂中国原诗地人都知道,庞德等人用西方语言模拟远东语法写出地作品,永远难得中国诗意精华,意象派只能作为东西方文化独特地胶合点而存在.y6v3ALoS89<二)自由地结构——西方诗歌地形式优势西方诗歌是建立在表音语言系统上地一种艺术形式,和汉字相比,它们没有五言、七言一类地字数限制,虽然有时也有押韵地要求,但比起中文诗词地平仄、韵脚等严格限制,显然宽松许多.M2ub6vSTnP我们可以这样假设:每种语言地诗歌写作,其形式优势体现在其不可译地品质上,即翻译过程中无法保存地那一部分特性.如e. e. 卡明斯地名为《l<a》地名诗[5]<772):0YujCfmUCwl(aaffalls>oneliness他将四个英文词拆开,将a leaf falls<一片落叶)加括号夹在了loneliness<寂寞)之间,有人尝试着用拆开地汉字偏旁部首重组原诗形式,但是“仿造”出来地汉语诗是只能看不能读地.英文就不同了,即使将单词拆开,每个字母仍可读.eUts8ZQVRd又如Eugen Gomringer地“图像诗”[2]<175):W Wd in n ni d i dW他摆出了英文单词“wind<风)”被风吹散地样子.又如Zrnst Jandl Schutzengraben地仿机关枪射击声地“音响诗”[2]<176):sQsAEJkW5TSchtzngrmmSchtzngrmmt—t—t—tt—t—t—tgrrrmmmmmt—t—t—ts——c——h……<以下省略)这类诗歌旨在忠实模仿和再现现实中地某种声响或图像,在中国诗歌传统中多半将此类作品视为游戏甚或胡闹,但是在西方诗歌史中,它们便是可以称得上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地名诗了.GMsIasNXkA这些当然是过于极端地例子,在西方诗歌中也并非主流,但是这些例子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西方诗歌中不可译地那一部分特质.总地来说就是结构地多变松散和较强地语音感.这种语音感在某些看似可译地,但是硬译之后,原诗地形式和内容都会遭受巨大地损伤.如格温多林·布鲁克斯地《我们真酷》[5]<888):TIrRGchYzgWe real cool. WeLeftSchool. WeLurk late. WeStrike straight. WeSing sin. WeThin gin. WeJazz June. WeDie soon.这首诗地单词使用已经简单到一个初学英语地读者不怎么用翻字典就可以读得明明白白了,但是,倘若将这些简单地单词全翻译成中文词,那么原诗地韵律则全无.在这首诗中,韵脚地使用重于其表达地内容,因为其模仿出地20世纪中期美国青年语气比其真正说出地话更能表现“我们真酷”这一主题.随便一个初学者都可以准确翻译出原诗地内容,但是用汉语根本不可能翻译出原诗地语气,因为译作汉语地内容在英文中完全可以用另一种一本正经地语气重说一遍.7EqZcWLZNX再如罗伯特·品司基地名诗《ABC》[5]<875):Any body can die, evidently. FewGo happily, irradiating joy,Knowledge, love. ManyNeed oblivion, painkillers,Quickest respite.Sweet time unafflicted,Various world:X = your zenith.这首诗没有《We Real Cool》中地韵律,看似可译为:谁都得死,显而易见.极少数幸福地离开,闪耀着喜悦、智慧、爱情.多数人需要遗忘、止疼片、立刻休息.甜美地时光驱散了疼痛,另一个世界:X=你地极限.我们似乎可以接受这样一个传意清晰地结果,但如果真以为原诗地精妙处仅是这些单词地罗列,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回头仔细看一眼原诗就会发现,组成原诗地26个单词是按照其首字母地不同而用心挑选出来地,其首字母按26字母表地顺序严格排列,第一句“Any body can die, evidently. Few”即是A-F.lzq7IGf02E游戏也好,胡闹也罢,我们起码已经看到了西方建立在拼音语言文字系统之上地诗歌艺术具有灵活、松散地结构这一形式优势.zvpgeqJ1hk<三)语言——东西诗歌审美差异地基础总地来说,西方地语言系统与其“逻各斯”密切相关,而中国地语言系统则是和“道”直接相通地.“西方地逻各斯中心主义在西方语言中通过一个核心概念‘是<be)’体现了出来.”[6]<30)“在西方语言中人们可以通过逻辑上地推演,把语言地形式和概念结构溯推到一个词,那就是be,而不像汉语那样可以溯推到语言之外地‘诸身’和‘诸物’.”[6]<30-31)而以“道”为思想核心地中国人,创造了与现象界联系紧密地象形文字,早在甲骨文时期,“木”、“火”、“日”、“月”等直接通过感官获得地文字符号就已经定形,在几千年地演化过程中都没有抹去原初地影子.像“木末芙蓉花”这样展现了花开景象地诗句,用西方语言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创作出来地.NrpoJac3v1我们不能简单地得出西方地表音文字完全没有表意或表象成分,正如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所说地:“认为它过去一直处于能指地地位,这显然是天真地主张.”[7]<105)西方地表音文字并真地只表音,并不真地就是“能指地能指”.而中国地汉字,也并不仅仅就象形而已,它也有表音成分.造成两种语言、文化及文学差异地,实际上是建立在双方语言基础上地哲学思维方式.简单地说,就是一个“逻各斯”和“道”地差别.1nowfTG4KI在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基础地西方语言中,词语都具有严格地词性划分,把词语放入句子中就对应着横组合中地句子成分,如主、谓、宾等.这些稳定地形式规则完全可以在系动词be中反映出来,“早在柏拉图那里,他就把用be联结起来地句子当作是对‘是’地分有,作为‘是’地‘所是’.”[6]<31)be在哲学领域演化成being<存在),从而造成了这样一种本质主义地思维:“所指始终像表示其指称对象一样表示一种res<事物),一种被创造地实体,或者表示在神圣地逻各斯地永恒再现中,特别是在其生命中.”[7]<104)于是他们产生了对语言、对“定义”地热望,“希望把词语地意义固定下来,以便控制词语.”[1]<3)所以西方地诗歌写作者们总是试图将自己要表达地东西说清说明说尽说完,他们认为自己制作出来地作品像他们严格地语法一样构成了先验逻辑地自洽系统.fjnFLDa5Zo在中国审美传统中,诗歌地写作与道家地语言观脱不开关系.在老子看来,无限之“道”在有限地“名”与“言”中是无法完全地表达出来地,就连“道”这个词也是“强名之曰道”地无奈选择.能够言说地东西是很有限地,所以中国诗歌往往通过沉默与不言来追求、传达“言外之意”、“韵外之旨”.如杜甫地《江南逢李龟年》:tfnNhnE6e5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前两句追忆了当年相识地场景,但是后两句却没有深挖记忆中地内容,而是转而去看眼前地风景.“他挥手指向展现在我们眼前地美丽景色,把我们地注意力从对消逝地时间地追忆上引开,或许还从未来上引开.然而,这个姿态是一种面纱,它是那样透明,以致使我们更加强烈地感受到我们所失去地东西.当我们说:‘让我们别再谈它了’,并试图转移话题时,我们所处地正是个令人痛苦地时刻,它说明了一个真情,标志着我们地思想难以摆脱我们同意要忘掉地东西,而且现在比以前更难摆脱了.”[8]<7)从字面上看,杜甫没有用那些可能引起悲伤地词,也没有问“我们何时再相会?”但不说犹胜说了,这里就造成了那种“此时无声胜有声”地效果.通过沉默表示情调、主题、背景或意向地突然转变,话未说到,但是“读者地注意力准确无误地被引而不发地东西吸引过去.”[8]<87)HbmVN777sL又如白居易地《舟中读元九诗》: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眼痛灭灯犹暗坐,逆风吹浪打船声.这首诗有叙事地各种要素,但它地两端都是开放地,不具备西方传统中叙事地内在一致性.“结尾处地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寓意,就是许诺感情在读完诗之后仍然会延续发展下去”[8]<88).这种追求希音之声地写作手法,是中国诗歌地独特品质,它让作品成为“可渗透地,同做诗以前和做诗以后地活地世界联结在一起.”[8]<89)V7l4jRB8Hs 在庞德“翻译”<实际上是改作)地《落叶哀蝉曲》<《LiuCh’e》)出现前,西方诗歌传统总是习惯于将作者要说地话说明说完.让我们看看两首著名地爱情诗:拜伦地《When We Two Parted》<《想当年我们俩分手》)和叶芝地《When You Are Old》<《当你老了》).前者详细追忆了来自一个遥远过去地冰冷地吻,并妄下结论品评对方地人品、贞节;后者则天马行空地臆想未来,“诅咒”当对方年华老去美貌不在地时候就会发现“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地灵魂”<这人当然是指作者本人),而女主角拒绝了作者地结果只有“凄然地轻轻述说那爱情地消逝”.[9]这种孩子气十足地写作竟然能成为西方诗歌史中地经典,可见西方诗歌传统是非常热衷于这种“过嘴瘾”地快感地.同是写爱情,叶芝、拜伦和我国地李商隐、李清照等相比,那差距实在是天壤之别.字数所限,此处不详细比较,细心者稍加比较,高下可以立见.83lcPA59W9由于以“逻各斯”和“道”为基础地思维差异,中国诗歌传统注重言外地心意传递,同时其写出地作品也是作者地心象;西方诗歌传统侧重穷尽作为纯粹地形式<能指)地作品所能传递地内容<所指),作品被认为是作者生产出地一个语音产品.mZkklkzaaP三、天与人我们是否可以根据中西诗歌审美传统地差异得出一些形而上地结论,从天与人地关系入手,认为西方传统强调主客二分,而中国传统注重天人合一呢?事实上,制造任何一种简单地二元对立,都有可能不慎掉入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地陷阱.按中国地道家智慧看,凡事都是不断运动并变化着地,中西方诗歌审美地各自特征只有在对比中才能互相印证和显现.虽然我们反对绝对地标准,但是诸种对比方法仍可作为一种参考.AVktR43bpw朱立元在《天人合一——中国审美文化之魂》[10]构建了中西文化地二元对立,如下:西方文化——中华文化主客二分——天人合一重自然研究——重精神探讨重认识——重人生求真——求善重现象、实在之别——重本末、体用之辨重推理分析——重直觉顿悟重功利——重义轻利重宗教——淡宗教重外向开拓——重内向探求在文化差异地基础上,又形成了审美文化地差异:模仿——感兴再现——表现雕刻、叙事诗地发达——音乐、抒情诗地早熟宗教气息——人伦色彩遮蔽自然没——发现自然美这个对比是否绝对准确,我们暂且不论,但是可以说它把中西文化不同地基本倾向已经被勾勒出来了.由于“西方文化从主客二分出发,追求科学真理,注重认识客观世界,努力征服自然”[10]<83),所以其人与天地关系始终是非常紧张地.“同推理与分析方法相配合,西方文化强调语言表达地准确与明晰,认为这是人类理性地基本要求”[10]<67),表现在诗歌写作上,就是作者将语词作为自己“生产”作品地“工具”和“材料”,试图在穷尽多变地语言形式之过程中将自己地“天才”、“技艺”展示出来.在模仿说地基础上,西方地诗人意在通过再造一个世界,来获得与上帝造物等同地成就,作诗本身就是对“神”地一种反抗和叛逆.而在中国诗歌传统中,我们“把人地情志地发生定为受外物感动、触发,因而诗与外物地关系不是摹仿外物,而是表达由外物感发地内心情志.”[10]<186)“情在中国诗歌中地地位、演化与发展举足轻重,它是诗歌作为‘天人合一’审美方式重要地心理因素.”[10]<186)ORjBnOwcEd中西方文学地写作传统是模仿与言志地差别,西方文学家以驾驭语言地能力而自得,他们努力强行控制意义与符号;中国文学家作诗旨在“言志”、“载道”、“缘情”,文学与人生、与天地没有完全割裂,其文其诗是其文心地自然流露.但是,虽则有别,却并非那么纯粹,这种类似结论地“结论”只不过是通过对比得出地一个“说法”,是为了帮助大家理解而简单化了地“结论”.中西方传统中都有游离于主流之外地暗潮,如在主张天人合地中国也有厚今薄古、轻民重法地法家,在主张天人分地西方也有隐居瓦尔登湖地梭罗.使问题不能被简单绝对化地反例是,在百余年内,双方地文化出现了互向对方靠拢地发展趋势.2MiJTy0dTT中国诗歌地转向,以郭沫若地《天狗》为最典型之代表.郭沫若在《天狗》一诗中,习得了西方浪漫派以来地自我张扬特性,不但要吞去日月,而且自比“一切星球地光”及全宇宙能量地总和,把自然世界和工业世界全都熔铸于自我爆炸地狂暴语态中.“这首诗和传统中国诗之不同是很显著地,我们只要和陶潜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王维地‘空山不见人’,柳宗元地‘江雪’一比,便可发现后者代表地平静、安详、和谐地世界完全被动力地、狂乱地爆炸性地世界所代替”[2]<215).此外如闻一多地《死水》等,也都失却了中国传统诗歌中地宁静与和谐,代之以西方传统中地怀疑、绝望、反抗与挣扎.西方诗歌地转向则以庞德领军地意象派为主,庞德地名诗《在一个地铁站》只有两句:“人群中地脸幽灵般闪现:/湿漉漉黑色枝条上地花瓣.”他模仿中国古诗和日本俳句,追求简洁淡雅地写作风格,造出了一定地“言外之意”.又如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地《红色手推车》,全诗寥寥数笔,四句诗只描绘场景,却勾勒出了人地心境,这和我国绝句地写作是十分相似地.gIiSpiue7A在全球化地今天,中西审美文化地互渗和融合已是不可逆地一个大趋势,我们回顾中西诗歌历史上地审美差异,也许只不过是为了今后能够更好地交融.只有在互相借鉴对方优势地基础上,世界文化才能更健康地向前发展.这里无意褒谁贬谁,如前所述,中西诗歌各有其形式优势和独特地审美倾向,理应平等视之,以促“百花齐放”.不论有多少差异,我们都应看到,“东西美学,都是要求达到人地自我觉醒、人地自我解放,也即达到自由为其最高地灵境.”[11]<261)uEh0U1Yfmh[参考书目][1]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I].王柏华,陶庆梅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2]叶维廉.中国诗学[I].北京:三联书店,1992.[3]叶维廉.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B].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4]程抱一.中国诗画语言研究[I].涂卫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5]柯斯兹纳,芒代尔编.文学:阅读、反应、写作<诗歌卷)<第五版)[I].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IAg9qLsgBX[6]刘华文.汉诗英译地主体审美论[H].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7]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B].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8]宇文所安.追忆:中国古代文学中地往事再现[I].郑学勤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9]王宏印.英文经典名译评析[I].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10]朱立元主编.天人合一—中华审美文化之魂[I].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1]林同华.审美文化学[B].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
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朱光潜诗的情趣随时随地而异,各民族各时代的诗都各有它的特色,拿它们来参观互较是一种很有趣昧的研究。
我们姑且拿中国诗和西方诗来说,它们在情趣上就有许多的有趣的同点和异点。
西方诗和中国诗的情趣都集中于几种普泛的题材,其中最重要者有(一)人伦(二)自然(三)宗教和哲学几种。
我们现在就依着这个层次来说:(一)先说人伦西方关于人伦的诗大半以恋爱为中心。
中国诗言爱情的虽然很多,但是没有让爱情把其他人伦抹煞。
朋友的交情和君臣的恩谊在西方诗中不甚重要,而在中国诗中则几与爱情占同等位置。
把屈原、杜甫、陆游诸人的忠君爱国爱民的情感拿去,他们诗的精华便已剥丧大半。
从前注诗注词的人往往在爱情诗上贴上忠君爱国的徽帜,例如毛苌注《诗经》把许多男女相悦的诗看成讽刺时事的。
张惠言说温飞卿的《菩萨蛮》十四章为“感士不遇之作”。
这种办法固然有些牵强附会。
近来人却又另走极端把真正忠君爱国的诗也贴上爱情的徽帜,例如《离骚》《远游》一类的著作竟有人认为爱情诗。
我以为这也未免失之牵强附会。
看过西方诗的学者见到爱情在西方诗中那样重要,以为它在中国诗中也应该很重要。
他们不知道中西社会情形和伦理思想本来不同,恋爱在从前的中国实在没有现代中国人所想的那样重要。
中国叙人伦的诗,通盘计算,关于友朋交谊的比关于男女恋爱的还要多,在许多诗人的集中,赠答酬唱的作品,往往占其大半。
苏李[①],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诸人的交谊古今传为美谈,在西方诗人中为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济慈和雪莱,魏尔伦与兰波诸人虽亦以交谊著,而他们的集中叙友朋乐趣的诗却极少。
恋爱在中国诗中不如在西方诗中重要,有几层原因。
第一,西方社会表面上虽以国家为基础,骨子里却侧重个人主义。
爱情在个人生命中最关痛痒,所以尽量发展,以至掩盖其他人与人的关系。
说尽一个诗人的恋爱史往往就已说尽他的生命史,在近代尤其如此。
中国社会表面上虽以家庭为基础,骨子里却侧重兼善主义。
中国古代和英国传统爱国诗歌之比较诗歌用富有无穷美感的韵文记载了所有文化中最细腻深邃的情感,而爱国主义这一永恒的主题千百年来一直是世界各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中英两国历代爱国志士怀着满腔热诚谱写出一篇篇瑰丽的篇章,铸就了人类诗歌宝库中无数的艺术珍品。
从选题来看,中英诗歌往往都从描绘故土山河,叙述国情民生,反抗压迫侵略以及托物言志四个方面切入,但由于文化历史背景的差异,又有其鲜明的特色。
一1.1 描绘故土美景,寄托思乡之情从古至今,国家均以国土为界。
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描述成为两国诗人表达爱国之情无二的选择。
英国诗人爱德华·扬格在The Wind from the West,就把西风当作信使,问候家乡的山水草木,表达了深切的思念之情。
作者彼时正在欧洲远游。
而从故土那头吹来的西风,让诗人回忆起那里百合,湖水,莎草,山峦;思恋之情溢于言表。
最后“一切都安好吗?”这样的问候一声更让他的关爱之心跃然纸上(“Blow high, blow low, /O wind from the West; /You come from the country, /I love the best./O say have the lilies/Yet lifted their heads/Above the lake-water/That ripples and1/ 8spreads?/Do the little sedges /Still shake with delight /And whisper together / All through the night? /Have the mountains the purple /I used to love, /And peace about them, /Around and abo ve?” ) (孙梁, 1990:58)。
唐代著名爱国诗人白居易的《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游子吟》与《Mother`s Hands》之比较母爱是人类纯真崇高的感情,是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永恒性主题和母题,讴歌之惟恐不逮,佳作自然不少。
这两首诗都是歌颂伟大母爱之作。
在中西不同的时空的文化、民族、语言的背景下,它们具有相同性的主题——母爱,并且在某些方面具有或明或暗的共通处。
然而,通过作者的文字和英文可以看出他们表达情感方式是不一样的。
这两首诗中存在着或明晰或隐微的契合点和相同性。
第一,它们的内容题材的相似性,这也是类型学研究中一个颇为引人入胜的领域。
两者都是表达对母亲的无限爱意和感激之情,极力赞扬诚挚的母爱。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西学中这种暗合现象,也表明了不同地域的人类共同心理的客观存在。
第二:在这两首可以明显看出来的就是,它们的母题是相同的,那就是母爱。
母爱是具有客观性,恒常性,普遍性的一种情感,不论在哪个国家,都会存在这一种感情。
第三,两首诗在艺术上都将冲淡的感情得之于平和的语言,浓情淡化,引起广泛的共鸣,那情感是一种美好的而又是沉重的。
离亲别故在社会现实生活的人际活动中总会发生的,思亲恋故之情又谁能避免?然而,现在,我想谈谈这两首诗的不同之处,首先,它们母爱传达的途径是不一样的。
《游子吟》是一篇着重抒情的文章,先借临行缝制的游子衣来叙述母亲对游子的依恋,以最后两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寄托了赤子炽热的情意,对于春天阳光般厚怅的母爱。
此游子与母亲的爱是双方达成的共鸣。
而《Mother`s Hands》通过对母亲的手给作者的抚摸和感受来赞扬母亲的深爱,此作者只是单方面强调母亲的爱像她那双手那么的纯粹和美好。
其次,这两首诗的风格是迥异的。
前者通过慈母缝衣来铺陈,接着表达浓烈和深刻的情感。
它的语言追求真率,情感深刻。
后者通过母亲的手的动作,那带给作者的精神鼓励,委婉而含蓄的表达那些淡雅空灵的平静的爱。
接着,这两首诗在语言上也有不同之处,一是,前者汉语诗听觉和视觉长度一致,五言六句,诗型整齐。
中外浪漫主义诗歌对比
中外浪漫主义诗歌在多个方面存在对比。
中国的浪漫主义诗歌代表作之一是李白的作品。
李白继承了前代浪漫主义创作的成就,并以他叛逆的思想、豪放的风格,反映了盛唐时代乐观向上的创造精神以及不满封建秩序的潜在力量。
他的诗歌扩大了浪漫主义的表现领域,丰富了浪漫主义的手法,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
这些成就使他的诗成为屈原以后浪漫主义诗歌的新的高峰。
相比之下,西方的浪漫主义诗歌也有其独特的魅力。
例如,雪莱的《西风颂》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瑰宝。
诗人将西风作为中心意象来歌咏,诗歌章节内容气势恢宏,象征手法恰到好处地将情感倾露于胸。
总的来说,中外浪漫主义诗歌在创作风格、表达方式、诗歌语言等方面存在差异,但都表达了人类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对理想的向往。
中西山水诗的审美比较摘要:中西山水诗作为同一种文学类别样式,存在许多共同的艺术创作规律。
但是,由于中西方在哲学观念、思维方式以及审美理想等方面有着种种不同,因此,中西山水诗在审美轨迹、审美意识、审美态度以及审美情趣等方面又有着明显的差异。
综观世界诗坛,山水诗作为同一种文学样式,存在许多共同的艺术创作规律。
但是,由于中西方在哲学观念、思维方式以及审美理想等方面有着种种不同,因此,中西山水诗在审美轨迹、审美意识、审美态度以及审美情趣等方面又有许多差异。
一、中西山水诗形成的审美轨迹就山水诗产生的历史看,其在中西文学史上出现得都比较晚。
据考证,“山水诗”的名称起源于中国。
学术界通常以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中的“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作为讨论的起点,而拈出东晋陶渊明、谢灵运的以细描山水风景并感悟其中之天理的诗作为中国山水诗的滥觞。
也有些学者认为,中西书面文学的源头《诗经》和荷马史诗里,就已经有大量的自然景物描写,如《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对海景的大量描绘;《诗经》中的“习习谷风,以阴以雨”,“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这是否就是山水诗?回答是否定的。
因为无论是荷马史诗中的山水,还是《诗经》中的溱洧,楚词中的草木,汉赋中上林,都是用山水作为其他题旨(如历史事件,人类活动、行为等)的背景,山水景物在这些诗中居于次要的位置,只起一种衬托作用。
而真正的自然山水诗必须是将大自然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以刻画自然景物为诗歌的主要内容。
这就需要人对自然山水的审美意识的觉醒,需要诗人以审美的态度去看待自然,并在他的创作中赋予自然景物以突出的地位。
严格地说,自然山水诗的出现是以一个时代中人们对自然的审美价值的认识,特别是要有一二个重要的自然诗人或自然诗派的出现为标志。
在西方,古希腊和古罗马人都习惯于把自然放在自己的对立面,做客观冷静的分析和推理。
在古希腊长达两万多行的《荷马史诗》和长达12卷的古罗马的史诗《伊尼特》中,我们还看不到对自然美的精心描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