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案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分析

从受害者群体特征探析性奴案中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发生原因摘要：种种犯罪资料以及受害者的表现表明隐匿于城市生活长达两年之久的性奴案着实产生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也是犯罪人顺利实施所有犯罪过程的保护伞。

通过分析，笔者发现此案具备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发生的四个条件；并进一步结合受害者即卖淫女的群体特征进一步分析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产生的原因，从而得出了斯德哥尔摩发生的综合动力因素。

关键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卖淫女一、案情简介以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发生：2009年8月，河南南阳新野县人李浩控制妇女进行淫秽视频表演赚钱，在其购买的地下室挖掘地洞，先后将6名妇女骗来囚禁于地洞内。

期间，李浩多次强行与6人发生性关系。

2010年下半年的一天，被告人李浩指使、胁迫段某某并直接参与杀害一名被囚禁妇女。

2011年3、4月份，李浩开始组织被其控制的妇女在地下室通过网络进行淫秽视频表演。

2011年6、7月份，李浩又指使段某某、姜某某、张某某杀害另一名被囚禁妇女。

2011年8月30日至9月2日，李浩组织被其控制的多名妇女卖淫。

9月初的一天，警方接到23岁的女子小晴（化名）的报警电话，称其被“大哥”带出卖淫，刚从一个地窖中逃离，她和另外五名姐妹被诱骗绑架后，沦为“大哥”的性奴，“‘大哥’还杀了两个人。

”案情浮出水面。

这桩性奴案在涉及多名受害人的情况下隐匿了长达两年之久，如果不是受害人的逃跑，至今犯罪人的罪行还不能令众人哗然。

很大一部分原因归结于受害人群的特殊性，她们是被社会遗忘的“卖淫女”，她们的失踪不会引起社会的注意，无助与长期形成的心理方面的缺陷也很容易使她们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又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

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于他人。

）洛阳“性奴”案震惊全国，许多人感到很奇怪，这些女性完全有机会、有能力依靠集体的力量反抗、逃脱，可是据案情曝光，李浩平时对这些女孩“调教有方”，女孩子们不仅毫无反抗之意，反而相互妒忌。

常常以“晚上谁能陪大哥睡觉”而发生争执。

时间一长，女孩子们都喜欢叫李浩为“大哥”、或者“老公”。

在被李浩杀死的2名女子中．最后1名被害女子是因为“争风吃醋”由李浩和其他4名被囚女子共同折磨致死的。

案件告破后，她们竟为嫌犯李浩求起了情。

这就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二、性奴案中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产生条件：学者从被囚禁者与控制者的互动关系中总结出了斯德哥尔摩产生的四个条件，笔者认为在洛阳性奴案中，李浩和其性奴们之间的关系状态确实具备了这四个条件。

（一）．威胁会杀死被囚禁者．并且其也相信他们完全有可能这么做。

在此案中，李浩先后杀害了两名被囚禁妇女，使其暴力和施虐在被囚禁妇女心中合理化，给予她们绝不敢违背的警示，也造成了极大地恐惧。

因为这一因素的存在，如果某位被囚禁者有过激的或挑衅的行为，并因而受到了控制者的体罚和制止，这种暴力行为会被其他的被囚禁者所接受，认为他是“罪有应得”，因为他破坏了整个情境的稳定，并威胁到了其他入质的生命。

这首先就使受害人的认同发生了扭曲，认为控制者的暴力行为实属正常。

受害者明白，在这种极度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既然控制者可以杀死他们，那么对他们惩罚、虐待并不值得惊异，即便这是一种负面的身体遭遇和情感体验。

相反，那些控制者对他们的良善之举，是被囚禁者从没有奢望过的，所以，这些善行一旦出现，会在受害者的内心激起较高的情感波澜。

这就会使受害人在基本的认知上发生了扭曲，即控制者的暴力行为实属正常及合理，而仅仅维持生命的略施的恩惠在她们眼中却成了意外的善举。

即被囚禁者对控制者施加于他们身上的伤害的否认，和对“生命的礼物”的感恩（二）向被囚禁者表达某种程度的善意，经常给他们一些小恩小惠。

在此案中，对于另外四名被囚禁妇女来说，她们被赋予了额外的生存的权利和希望。

他早期每两天多才给女孩们送饭一次，后来嫌“太麻烦”，才为她们购置了做饭工具。

而且从李浩的犯罪事实可以看出，李浩对她们的“照顾”和“恩惠”是处于一个不断升级的状态，这就使得被囚禁妇女的感激心理不断被强化。

事实证明，这些善举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形成的基石。

被囚禁者将所有这些都感知为是控制者赐予他们的“生命礼物”。

控制者威胁他们生命这一事实被忽略了，他们为当下被给予的生命所感动。

从这种视角看。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产生，是因为这是一种双重感激，一方面，是因为控制者没有实施被囚禁者所预想的最坏的行为，或者说，被囚禁者因为没有被杀死而产生的负向感激；另一方面，是被囚禁者对控制者给予他们的关心和照顾的正向感激。

在讨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时，人们经常用到这样的比喻：魔鬼来到人间，将某人抓进地狱，让他受尽苦难。

当魔鬼允许他重回人间，偶尔体验一下正常人的生活时，他便会产生幻觉，认为自己来到了天堂，而那位将自己带入地狱的魔鬼此刻被认为是解救他的天使。

（三）被囚禁者没有逃脱的机会在此案中，那两名试图反抗和逃跑的被囚禁妇女都死在了李浩的手里。

这个事实更加强化了被囚禁者的这种认识：被囚禁者的生死完全掌控在控制者手中。

怎样在这种高压的情况下提高生存机会，成为压倒一切的思想。

而且，控制者经常对被囚禁者说：“不要害怕。

如果你们听从我们的命令并且保持沉默，我们不会伤害你们；但是如果你们有过激反应我们就会杀死你们。

“不受伤害”的前提是“听从命令”、“保持沉默”。

在这样的情景下，被囚禁者很清楚要想活下来应该怎样做。

这是一种本能，或者说是一种前性情倾向使个体愿意为了生存做任何事情。

比如人类在驯化狗的时候，常常以食物为引诱，辅之以鞭子，在驯化过程中，狗对人也形成了依赖的习惯与情感。

人在本能上也逃不出这个藩篱。

这里被害人表现出来的便是对加害人的言语上的信任，把自己的生杀大权交给了加害人。

人对情景主宰者(如控制者)的认同，会确保个体的生存和受到保护，认同此时成了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受害者体验到的无助感越强烈，认同也就越明显。

（四）被囚禁者与外界隔绝，他们所能得到的信息皆来自于控制者李浩给女孩们配备了电脑，但不能上网，只能看影碟、打游戏。

在从事“裸聊”和“卖淫”工作的时候她们也不可能获得任何外界的信息。

这一点使控制者有机会在短暂的时间里对被囚禁者进行再社会化，或者说对其进行洗脑我们很少对我们所接受的观念提出质疑，它们看起来是那么的合理合法，以至于我们一直想当然地接受。

这些观念也很少受到别人的挑战，因为在我们的周围，大家接受的也都是同样的价值观念。

在没有疑义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对“异端”没有免疫力，所以在控制者的高压面前，被囚禁者原来的那套信仰体系不堪一击，重新占据被囚禁者头脑的是控制者的那套观念系统。

被囚禁者开始站在控制者的立场上。

透过控制者的眼光来重新看待这个世界。

这种转化一旦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产生就在所难免。

三、卖淫女群体特征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发生原因再探通过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此案完全且很好的具备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条件。

在笔者看来，之前提到的群体的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发生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笔者将借助卖淫女这一群体心理特征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发生的原因进一步分析。

（一）习得性无助：心理学上，习得性无助感是指人或动物接连不断地受到挫折，便会感到自己对一切都无能为力，丧失信心，陷入一种无助的心理状态。

它是一种由于学习而形成的无能为力的心理体验。

从卖淫女违法行为所产生的纵向心理发展来看，卖淫女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由于早期生活挫折以及家庭环境的影响，这样的女孩子往往生活窘迫而且没有生活技能，在求助无门的情况下，迫不得已选择以此谋生。

第二种是开始被不法之人或不良团体威逼强迫从事卖淫活动，经过自身多次逃脱仍摆脱不了，后习惯化甚至发展为积极欺骗他人进行不法行为的人。

对于前者来说，习得性无助是生活日积月累的结果，生活的不公与冷漠使他们自暴自弃。

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的需求也就处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的最底层，只要能保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就可以，生活的积极动机是很低的。

对于后者，刚刚遭遇不法侵害的被害女性急切渴望逃离噩梦，因此她可能会采取各种方式逃离生存场所，但是由于不法团体的控制，使被害女性产生极大的挫败感，习得性无助感产生，使得自己逃脱行为越来越不具有主动性。

而且对于所有的卖淫女来说，社会给与她们的标签注定了她们是被忽视和蔑视的群体，一方面她们很难获得外界的关爱和帮助，另一方面，外界的评价很容易内化成她们对于自我的评价，自我蔑视与放弃就产生了。

这种习得性的无助可以说使被囚禁妇女的服从成为一种习惯性的强化结果。

卖淫女平日的工作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性或者说她们在工作中可能已经经历过性侵害，在面对这样险恶的情景时恐惧势必不可免的。

但是不得不承认，案中的性侵害、“裸聊”“卖淫”等对于她们来说接受起来要比一般妇女容易的多，她们的无助感会更加强烈。

首先她们深知自己没有亲人朋友的关心，即使自己失踪也不会有人主动寻找自己，在无人可以依靠的情况下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

其次，这种恶劣情况对于普通妇女来说可能会难以面对和接受而选择自杀和无尽的反抗和逃跑，但是对于卖淫女来说，“李浩”可能逐渐就被认知为她们的客户，她们甚至亲切的以“大哥”，“小妹”互称。

只不过这个客户掌握着她们的生死，虽然不能完全适应和喜欢上这个工作环境和方式，但是只要做了她们可以做的就可以满足和现实生活中一样的基本的需要。

另外，她们深知即使逃跑被警察救助，在中国的法律之下自己也会因为卖淫这一活动受到惩罚和拘留，而之后自己生存的唯一来源就没有了，所以还不如选择苟活。

可见，卖淫女的这种习得性无助感，很容易使她们在无助的环境中习惯性的选择接受和服从。

（二）不成熟的防御机制与焦虑心态：心理研究表明，面对挫折人的心理会有个自动保护机制起作用，即将不良刺激转化为良性刺激，借此度过难关。

常见的心理防御机制有合理化、压抑、选择性遗忘、幽默、升华等。

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中，体现更多的是合理化这种不成熟的防御方式。

该症状中的被害人既然已是被加害状态，在认知中若更多地强化悲惨境遇的观念，无疑会加深自己的痛苦。

相反把被加害的事实理解为不是最糟，便会降低内心焦虑和恐惧等负面情绪。

此时若加害人再给与一点小恩惠，就会使他们强化了合理化心理。

曲洪芳等分别用防御方式问卷(DSQ)和症状自评量表(SCL一90)对83名卖淫妇女(研究组)和41名女大学生(对照组)进行调查。

结果发现研究组更多地使用不成熟防御机制和中间型防御机制，投射、幻想、分裂、退缩、躯体化、解除、理想化、同一性、否认、交往倾向、消耗倾向等在两组间差异均有显著性(P<0．01)，潜意显现、回避、隔离等在两组间差异存在显著性(P<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