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法角度看钓鱼岛事件

从国际法⾓度看钓鱼岛事件

从国际法⾓度看钓鱼岛事件

为您整理了从国际法⾓度看钓鱼岛事件，希望和您⼀起探讨！

钓鱼岛群岛亦称钓鱼台，依主岛名称为钓鱼岛⽽得名。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位于中国台湾岛的东北部，是台湾的附属岛屿，分

布在东经12320-12440，北纬2540-2600之间的海域，由钓鱼岛、黄尾屿、⾚尾屿、南⼩岛、北⼩岛、南屿、北屿、飞屿等岛

礁组成，总⾯积约平⽅千⽶。〔1 〕1969 年，美国海洋学家埃默⾥等⼈所著的《东海和黄海的地质构造和⽔⽂特征》〔2 〕

⼀⽂发表，提出在东海中⽇韩⼤陆架交界处存在着世界上最有潜⼒的尚未勘探的海底⽯油资源。由于上述未经证实的东海蕴藏

巨⼤⽯油储量的假设，从那时起，中⽇两国之间围绕东海⼤陆架划界展开了持续较量，由于钓鱼岛主权归属可能对东海⼤陆架

划界产⽣影响，因此，围绕钓鱼岛问题的争端也⽇趋激烈。进⼊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两极格局的终结和⼤规模开发利⽤海

洋资源时代的到来，中⽇两国围绕钓鱼岛的⽃争更加尖锐。

⼀、中⽇双⽅对钓鱼岛归属问题的不同⽴场

(⼀)中国政府对钓鱼岛主权归属的基本⽴场和依据

中国坚持对钓鱼岛的主权，主要理由包括：⾸先，从地理位置讲，钓鱼岛群岛位于毗连中国⼤陆和台湾地区的东南沿海⼤陆架

边缘，附属于台湾岛;其次，从历史上讲，中国⼈最早发现和命名了这些岛屿，在明清两代的使琉球录及⼀些图志中都载明了

这些岛屿属于中国;再次，从使⽤⾓度讲，中国渔民长期在该海域捕鱼，利⽤岛屿避风，明清两代的册封使都利⽤这些岛屿作

为航标;最后，从国际条约⾓度讲，钓鱼岛群岛属于1895年中⽇《马关条约》〔3 〕中割让给⽇本的领⼟。根据《开罗宣⾔》

〔4 〕和《波茨坦公告》〔5 〕的有关条款，战后⽇本应予以归还。《旧⾦⼭和约》〔6 〕和美⽇《归还冲绳协定》〔7 〕是

在排除中国的情况下签订的，且遭到中国政府持续反对，不应对钓鱼岛主权归属产⽣影响。

(⼆)⽇本政府对钓鱼岛主权归属的基本⽴场和依据

与之相对，⽇本官⽅和部分学者坚持钓鱼岛是⽇本领⼟的主要依据包括：⾸先，从先占⾓度讲，⽇本依据国际法中⽆主地先占

原则获得对钓鱼岛(⽇本称尖阁列岛) 〔8 〕的主权。1885年以后，⽇本政府对该岛反复进⾏实地调查，确认该岛是⽆⼈岛且没

有证据表明其属于中国之后，于1895年1⽉14⽇由内阁

会议通过决议，正式将其编⼊⽇本领⼟;其次，从有效控制⾓度讲，⽇本已连续地、和平地对钓鱼岛实⾏了统治;再次，从历史

地理⾓度讲，钓鱼岛群岛是⽇本南西诸岛的⼀部分，⽽不是中⽇《马关条约》中清政府割让的台湾及澎湖列岛的部分;最后从

条约规定讲，《旧⾦⼭和约》未将钓鱼岛包含在⽇本应放弃的领⼟之内，⽽是将其置于美国管辖范围内。在美国管辖期间，⽇

本仅保留其剩余主权，《归还冲绳协定》⽣效后，⽇本恢复对这些岛屿的完全主权。

总体⽽⾔，中⽇两国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三⽅⾯：第⼀，哪国可以依据⽆主地先占原则取得钓鱼岛主权?第⼆，哪国可以依据有

效控制原则取得钓鱼岛主权?第三，联合国托管和美⽇之间⼀系列协议安排是否对钓鱼岛的主权归属产⽣影响?下⽂将从国际

法的⾓度，结合国际上⼤量岛屿争端案件的判决和裁决意见，对中⽇钓鱼岛争端及其解决前景进⾏探讨。

⼆、钓鱼岛的主权归属：以⽆主地先占原则为视⾓

领⼟是国家的根本特征，领⼟的法律性质历来也是所有国际法研究中的关键问题。在国际法中，领⼟取得⽅式主要包括对⽆主

地的先占、时效、割让、添附以及征服五类。先占，亦称占领，是⼀个国家的占取⾏为，通过这种⾏为该国有意识地取得当时

不在其他国家主权之下的⼟地的主权。〔9 〕先占必须具备三个要件：第⼀，由国家⽽⾮个⼈进⾏;第⼆，先占必须是有效的;

第三，先占必须有对该地区主张主权的意图(intention)。〔10 〕三项要件中，除第⼀项要件的衡量标准基本稳定外，后两项要

件的衡量标准处于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换⾔之，判断⼀种国家⾏为是否属于先占，不能⼀概⽽论，必须根据法律事实发⽣时

的时际法(intertemporal law)进⾏判断。

(⼀)最先发现标准

时际法原则是最早由胡伯(Huber)在1928年帕尔马斯岛仲裁案〔11 〕中提出的。胡伯认为：⼀个法律事实必须根据其发⽣时施

⾏的法律，⽽⾮与该事实相关的争议发⽣或解决时施⾏的法律来定性。〔12 〕詹宁斯(Jennings)在其著作《国际法中的领⼟

取得》中也对时际法原则予以了确认。〔13 〕具体到钓鱼岛争端中，根据时际法原则所确⽴的在早期，发现即取得对主权⽆

争议的有效权利〔14 〕标准，⾃14、15世纪发现钓鱼岛时起，中国即对其拥有了完全的主权。

(⼆)最先发现+有效占领标准

随着实践发展，关于领⼟取得的规则也在不断演进。〔15 〕18世纪以后，最先发现标准发展到有效占领标准，即必须以取得

国的名义占有⼟地并在该⼟地上建⽴⾏政管理⽽实现。1931年克利珀顿岛仲裁案〔16 〕和1953年敏基埃岛和艾克利荷斯岛案

〔17 〕的判决，进⼀步明确了相关衡量标准。克利珀顿岛仲裁案中，仲裁员指出，如果⼀个地区完全不适合⼈类居住，那么

当占领国第⼀次

在该地区出现起，占领就被视作已实现，先占因此得以完成。〔18 〕在敏基埃岛和艾克利荷斯岛案中，法院认为涉诉住⼈主

岛相当于传统意义上的陆地社会，英国的⾏为更符合传统定义上的占领+⾏政管理所构成的有效占领模式，因此最终将有⼈居住岛的主权判给了实际⾏使了⾏政、⽴法和司法权的英国。此后不久，⼀项国际仲裁裁决进⼀步明确对于类似克利珀顿岛这种

被弃绝的和不适宜⼈类居住的岛屿，对该岛屿⾏使主权的初次展⽰便⾜以取得主权，除⾮有证据证明其后有放弃管辖权的明确

意图表⽰。〔19 〕由此可见，在判断是否构成有效占领时，对陆地的要求远远严格于对岛屿的要求;⽽对⼈烟稀少以及⽆⼈岛

的要求最低，通常只要存在插旗、对外宣布主权等象征性兼并(symbolic annexation)⾏为即可满⾜有效占领的要求。钓鱼岛与

克利珀顿岛⼀样，同属⽆⼈岛，因此，对钓鱼岛实⾏有效占领的标准应与克利珀顿岛的标准⼀致。从18世纪开始提出有效占

领的新标准，到⽇本提出钓鱼岛属于⽆主地(terra nullius)⽽取得钓鱼岛主权的1895年1⽉14⽇为⽌，相关史实⾜以证明清政府

对钓鱼岛实施了与该岛特征相符的有效占领。譬如，1871年(清同治⼗年)刊印的陈寿祺等编纂的《重纂福建通志》卷⼋⼗六将

钓鱼岛列⼊海防冲要，⾪属台湾府噶玛兰厅(今台湾省宜兰县)管辖。〔20 〕同时期国外绘制的地图，如1811年英国出版的

《最新中国地图》、1859年美国出版的《柯顿的中国》等均明确显⽰钓鱼岛是中国的领⼟。上述史实表明，中国不仅已对外

宣告了对钓鱼岛的主权，并且得到了其他国家的接受和认可。

总之，⽆论是按照18世纪前最先发现标准，还是18世纪后最先发现+有效占领的标准，中国均有充分的法律依据证明对钓鱼岛

的主权。此外，还有史实可证明⽇本曾承认过钓鱼岛是中国的领⼟，那么，根据国际法上的禁反⾔(estoppel)原则，⽇本更不

能通过主张钓鱼岛为⽆主地，然后通过所谓的先占来篡夺对钓鱼岛的主权。

三、钓鱼岛的主权归属：以有效控制原则为视⾓

时效作为另⼀种取得领⼟主权的⽅式，是在⾮⽆主地领⼟上确⽴主权的⽅式之⼀。该领⼟可能是⾮法获得的，或是在有关情况

下不能证明取得的合法性，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假定前主权者的默认使不确定的主权合法化，是对事实的合法化，这反映了国

际体系中对稳定性的要求。〔21 〕1933年，国际法院在著名的东格陵兰岛法律地位案〔22 〕的判决中确⽴了有效控制原则，

其适⽤要件包括：⾏使主权的意图、⾏使主权的实际⾏动或展⽰以及其他国家的权利主张的程度。〔23 〕

近年来，有效控制原则逐渐成为国际法院确定争议地主权归属的重要原则。国际法院对利吉坦岛和西巴丹岛案〔24 〕、尼加

拉⽠和洪都拉斯岛屿归属

与海洋划界案〔25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关于⽩礁岛、南礁岛及中岩礁主权争端(以下简称⽩礁岛案) 〔26 〕的判决，均采纳

了该原则。东格陵兰岛法律地位案确⽴的三要件中，前两项要件是有效控制的构成要件，已得到研究者的充分关注;⽽第三项

要件则是在主权要求国满⾜前两个要件的基础上，国际法院或仲裁庭判定能否对其适⽤有效控制原则的条件，尚未引起⾜够关

注。以下将专门对第三项要件进⾏评析。

(⼀)其他国家的权利主张的程度

在东格陵兰岛法律地位案中，国际法院的判决指出：只有当另⼀国未提出更权威的权利主张(superior claim)时，法院才会依据

⼀国只进⾏了哪怕⼗分有限的主权的实际⾏使，裁定将领⼟主权归属该国。对那些⼈烟稀少或⽆⼈定居的地区进⾏主权主张

时，尤其如此。〔27 〕由此可见，要适⽤有效控制原则，必须排除另⼀国对争议地存在更权威的主张。遗憾的是，国际法院

未对更权威的主张予以明确定义。结合国际法院对喀麦隆诉尼⽇利亚案〔28 〕、贝宁诉尼⽇尔边界纠纷案〔29 〕等案件的判

决，笔者认为，所谓更权威的主张，就是通过国际法上规定的领⼟取得⽅式所获得的法定权利(legal title)。〔30 〕如果⽆法排

除其他国家存在上述法定权利的可能性，那么，即便⼀国的⾏为充分符合有效控制的前两项要件，国际法院或仲裁庭也不能适

⽤有效控制原则，进⽽判定其获得主权。以下将具体对有效控制与法定权利之间的关系予以评析。

(⼆)有效控制与法定权利的关系

国际法院最早在1986年布基纳法索诉马⾥边境纠纷案〔31 〕的判决中，以假设的⽅式，对有效控制和法定权利进⾏了阐述，

指出如果对争议地的有效控制是由对其不存在法定权利的⼀国所实施的，那么在决定主权归属时，优先考虑存在法定权利的⼀

国;如果争议地上不存在法定权利，那么有效控制必须被加以考虑;如果法定权利不能明确划分领⼟界限，有效控制对实践中理

解该法定权利将产⽣重要影响。〔32 〕换⾔之，有效控制能否实现取决于争议地上是否存在法定权利。如果有效控制与法定

权利发⽣冲突，法定权利处于优先地位;只有在缺乏任何法定权利时，有效控制才可能决定争议地的归属。这种基本态度在国

际法院之后审理的多个案例中也得到了印证。20XX年，国际法院在对喀麦隆诉尼⽇利亚案的判决中，将争议地巴⽌西半岛(Bakassi Peninsula)的主权判给了基于条约取得巴⽌西半岛主权的喀麦隆，驳回了基于有效控制⽽主张主权的尼⽇利亚的请

求。20XX年，国际法院在贝宁诉尼⽇尔边界纠纷案中，将争议地最终判给基于保持占有原则(uti possidetis)主张权利的⼀⽅，

并在判决中明确指出，只有在法定权利缺失或可信度不⾼时，有效控制才可以替代或确认法定权利。如果有效控制与法定权利

相冲突，前者则必须让位于后者。〔33 〕

(三)钓鱼岛的有效控制分析

如前⽂所述，利吉坦岛和西巴丹岛案和⽩礁岛案都是通过适⽤有效控制原则来解决争议岛屿的主权归属问题，这给⽇本带来很

⼤希望。但是，从有效控制的构成要件⾓度看，钓鱼岛问题与利吉坦岛和西巴丹岛案和⽩礁岛案存在根本性差异，⽇本政府不

可能通过适⽤有效控制原则进⽽取得钓鱼岛的主权。

利吉坦岛和西巴丹岛案和⽩礁岛案两案中存在两个关键的相似点：第⼀，两案中都有存在建⽴灯塔的⾏为，并且被国际法院确

认为是⾏使主权的实际⾏动或展⽰，符合有效控制的第⼆项要件。例如，在利吉坦岛和西巴丹岛案中，国际法院采纳了马来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