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管理的“行政化”与“去行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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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管理“行政化”历史沿革
及“去行政化”的探索
在我国，高校首先被定义为行政事业单位，其次才是一个专家云集，从事教育与科研的学术团体，因此在管理上由行政作为主导。行政管理队伍的庞大和学术队伍的不纯粹化已是不争的事实，行政人员大多身兼教师、管理者等多重身份，但“双肩挑”所带来的后果是：作为教师，完成不了教学任务；作为行政人员，不具备科学管理的能力。高校发展普遍受制于行政干预，针对这一问题，“高校管理去行政化”成为时下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热门话题。那么，为什么高校管理是行政化管理？高校管理的行政化对我国的高等教育起了什么作用？现阶段，我们如何看待高校管理的“去行政化”？
一、高校“行政化”管理是“历史”的选择
（一）教育的初始目的决定了教育活动从开始就是服从“行政化”的管理。
教育活动最初就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其整个过程必然存在着行政管理的影子。无论是古希腊还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教育就是由原始的贵族——奴隶主组织并为其服务的。斯巴达和雅典是古希腊两个最大的、具有代表性的城邦国家。斯巴达教育的唯一目的，就是通过严酷的军事体育操练把氏族贵族的子弟训练成体格健壮的武士；雅典的教育目标就是培养英勇的战士，要把年轻人培养成为有文化知识的政治家、能说善辩的思想家、精明能干的商人和国家的上层统治人才。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是君主专制制，其教育目的突出特点是为政治服务，为封建统治阶级培养从政的人才，虽然也有培养医生、军事等方面的专才，但占不了主流，而且重德轻知，且其“德”打上了深深的阶级烙印，是从政人才的德。
（二）中世纪欧洲大学的特点也鲜明的展示出高校，也即“大学”的管理充满“行政化”的烙印。
“大学”是拉丁文“universitas”一词的译名，专指12世纪末在西欧出现的一种高等教育机构。起源于中世纪的大学，最初具有以下显著的特点:是一种学者的行会;主要有法学、医学、神学以及后来被统称为文科等学科;与宗教关系密切;任务是保存和传递现有文化，而非创造文化;享有一定的自治权。显然，这些大学虽然产生了“学术自由”的雏形，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服从服务于统治阶级——教会及封建地主。要么直接由教会控制，要么由国家或城市资助，有着厚重的“行政”烙印。
（三）我国高校管理的“行政化”色彩“与生俱来”，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我国大学“行政化”是一种有着深厚历史文化背景、社会心理基础和体制根源的社会现象。
历史文化背景。我国大学“行政化”现象并非今天才有，而是由来已久，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事实上，自近代大学创建起，“官办官管”制度一直是我国大学管理的主流，行政权力长期充当着大学运行管理的主导力量，经过一百多年的承传和变革，最终形成了当前我国大学“行政化”的客观现实。
官员身份和资源控制是大学“行政化”的物质前提。我国近代大学的核心特
征自然就是“官办官管”——校长由政府任命或委派，教育部对大学行使全面的主导和管理权。长期以来，我国大学实行的是行政本位和官本位制度，如教育部
管辖的大学中有十余所为副部级，其他的和省属的一些大学，其级别则是厅级、副厅级。与此一致，大学的书记、校长也享有与之相应的待遇，这已成为我国大学内部的痼疾，严重地阻碍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大学内部管理人员越
来越像官员，大学的运行模式越来越像政府机构，进而不按照教育规律、人才成长和学术发展规律办事，用行政手段和思维来解决学术和教育问题。
社会心理基础。中国是世界上封建统治时间最长、官僚体制最精巧、政治权术最发达、官本位势力最顽强的人口大国，官员群体掌控着最多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和近乎无限制的治理权，构成了国人普遍的超强政治理性和根深蒂固的 “官本位”社会结构。做官，就会有一系列与之相当的政治待遇和社会地位，会远远超越金钱的号召力和组织动员力，可以让一名遵从传统价值观的民族精英分子为之奋斗终身。这便是给大学和大学校长规定行政级别的社会心理基础。
体制根源。资源高度集中基础上的集权化管理是我国大学“行政化”的体制根源。由于我国公办大学完全由政府出资举办，大学与政府之间存在行政隶属和管辖关系，大学长期作为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的附属物和辖地，体制特征是“政校一体、管办合一”，且权责不对称、责任主体缺失。从办学体制上看，不是“教育家办学”，而是“教育部办学”，教育部直接举办72所重点大学，高等学校的各项办学自主权很难得到落实。
可以说，我国大学校长“官员化”和大学“行政化”有着深厚历史文化背景、社会心理基础和体制根源的社会现象，它本身只是当代中国社会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只要不从治理深层根源方面痛下决心，采取果断行动，任何针对“官本位”的改革努力都容易在强大的传统文化惯性面前显得“力不从心”。
二、中外高校“去行政化”的探索
（一）中世纪的柏林大学的改革
始于中世纪欧洲的大学，基本上掌握在教会或者贵族的手中，仍然是服务于教会和统治阶级的，是管理国家，主要是知识和思想的行政延伸。直到以柏林大学的改革为转折点，中世纪大学才真正走上了现代化的征程。柏林大学改革的成
功在于通过制度创新确立了科学研究在大学的中地位。采用以科学研究为中心的教师聘用制度；倡导卓越的校长和一流的学者。强调以科学研究为中心的组织制度和教学制度。“柏林大学的根本思想是：大学最主要的原则是尊重自由的学术研究。”由此，具体形成了体现“教的自由”和“学的自由”的教学制度。要保证教授“教的自由”，教授治校自然顺理成章。采用讲座制。拥有讲座的教授是该专业的权威，是实验室、研究所的核心，拥有教学、研究和聘用私授讲师和助教的自主权。采用“教授治校”权力模式，权力主要掌握在教授手中：各学院正教授负责讨论决定本院内部事务，院长从他们中间自行选出；全体正教授组成校评议会，共同就全校性事物作出决策。
（二）蔡元培在北大的教育改革
从1898年建校到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内，北大的发展状况并不是很乐观，学术气氛沉闷，学术水平很低，而且封建腐朽思想在校内蔓延。1916年蔡元培来到北大后，推动北大进行了一系列重要变革，领导这所大学实现了一个伟大的跨越发展。他借鉴德国的“洪堡思想”和世界各国大学的办学经验，强调大学的“学术自由”，主张对不同学派“兼容并包”。实行教授治校，是蔡元培关于大学行政管理的基本思想。他主张教授治校，是为了建立民主的管理体制，防止校长主观专断，任意办事，这是他民主思想的反映。更主要的是为了依靠真正懂得教育和学术的专家来管理学校。由此可见，民主精神和依靠专家，这是蔡元培教授治校主张的两根支柱，教授是学校教学与科研的主力，他们既懂得教育又有学问，蔡元培依靠他们来管理学校，这不仅彻底扭转了旧北大一切校务有校长等少数几个人决定的状况，而且大大调动了教授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出现了民主办校的生动局面。
三、“去行政化”要融入到高等教育改革的大潮中去
关于高校“去行政化”的讨论，眼下已进入“白热化”阶段。《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征求意见稿明确，大学要“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围绕这一议题，民间关于“去行政化、教授治校、大学自治”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但耐人寻味的是，大学高墙之内，很多在科研和教学一线的教师们谈到“去行政化”时，却表现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冷静。无论从教育的本质讲还是从大学的发展看，行政在大学管理中的存在是必然的，只是行政管理与中国的传统（主要是“官本位”意识）结合导致了“行政”在大学管理重的“过犹不及”。因此，我们完全没必要谈“行政”变色。大学要“去行政化”，而不是去“行政”。要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在体制上实现“政校分开，管办分离”。
当前，国际国内教育界越来越重视高等教育改革，重视教育的质量与效率。我们无需把时间和精力集中到“行政”、“行政化”之中去。在我国现有的教育体制中完全“去行政化”有必要但并不不一定是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整个社会的“官本位”意识并不是一时半会就可以去得掉的。“去行政化”是我国教育发展尤其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瓶颈，但不是唯一解决方案，教育模式、教育质量、教育公平等问题在未来教育发展中同样重要。因此，“去行政化”只是作为我们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方面，要在发展中不懈探索重塑大学精神的方法，紧跟国际发展，挖掘自身特色，创建我们自己的国际一流的高等教育及大学。
（一）重塑大学学术精神。
“大学精神”是大学自身存在和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形式的文明成果,它是科学精神的时代标志和具体凝聚,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高级形式。大学精神既深藏于“大学”之中，又游离于“大学”之外。给大学注入了生命活力，使大学不仅仅是教学楼、图书馆、林荫道等冷冰冰的建筑群落，也不仅仅是人才的集散地，而是人、思想、价值观念、理性思考、创新、智慧与博大胸怀的代表。大学从创立指出就交织在“行政”、“去行政”的复杂过程，尤其在物欲横飞的今天，人们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不知不觉的忽略了大学的精神。一个高尚的人必
须有一个纯洁的灵魂，一所优秀的大学当然需要积极的大学精神。
1、自觉的学术精神。
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大学应有的品位是“真正培养出一些智慧的才具，培养出一些有骨头、有广博知识，同时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的地方。大学教师不仅仅教书育人，也必须是一个研究者，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成熟、独立和精神已有所追求的年轻人”，大学生不应单纯地接受知识，更应以探索学问为己任。
2、永恒的道德精神。
大学是任何一个社会道德与理性的凝聚之所，具有高雅的文化品位和卓而不凡的气质，能够出淤泥而不染，并孜孜以追求自己的理想。大学不仅以自身纯洁的德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更以积极的姿态投入到改造社会、重塑德性的潮流中，成为社会德性的捍卫者与提升者，领导着社会德性的发展方向。
3、敏锐的时代精神。
从中世纪大学的兴起到现代大学的发展这一历史演变轨迹可以看出，大学无疑是时代的产物，并代表着最进步的时代精神，驱动着社会向前发展。作为时代的智者，能够预见并感应到社会潮流的前奏，而成为推动社会潮流的先行者，使社会潮流之声最终成为时代的最强者。大学正是紧紧扣住了时代的脉搏，才赢得了自身持续发展和地位的逐渐提高。
（二）加快创建“现代大学制度”
现代大学制度是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反映大学与政府和社会关系的治理模式、制度规范和行为准则。各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共同特征包括：政府不直接管理大学，大学自主履行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功能，社会利益相关者参与大学决
策和主要治理环节，形成完整的内部制衡和外部监督制度，建立教师和学生的利益保障机制等。对我国大学的现状而言，最好、最需要的大学制度和治理结构就是能够最终让教师、学生、家长、社会和政府都共同认可和满意的大学制度和治理权力结构改革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关键。
（三）建立服务型行政
去掉行政级别背后的行政本位、官本位的思想，建立服务型行政，让高校的发展回归到遵循教育规律的基本轨道上来。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要依法行政，服务于高等学校的发展。高校内部要切实建立起并发挥好学术组织的作用，制衡行政权力，确保其为人才培养和学术发展提供必要的服务。使“行政权”与“学术权”各司其责“行政权”与“学术权”应当是分工协调、相辅相成的互补共生关系，而不应当是相互排斥的对立关系。让行政权和学术权各司其责、各扬其长、各得其所，做到合理分工、管办分离、权责对称，理直气壮地加强符合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优质高效和公平公正的教育行政管理，让教授在学术资源的分配上拥有最大话语权，使行政人员做到甘于为教授、为学生服务。不管是教授还是行政人员，最终都必须为培养人才服务、为科技创新服务、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