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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及意愿的文献综述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从事工业、建筑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
然而，在城市中生活、工作的农民工并非完全市民化，他们在享受公共服务、获得城市居民身份等方面仍面临各种限制和挑战。
本文将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及意愿两个方面，对该问题进行文献综述。
1. 经济成本在获得城市居民身份和享受公共服务等方面，农民工面临经济成本的限制。
一方面，城市居民身份需要缴纳高额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费用，在农民工低收入的情况下难以承担。
同时，在获得公共服务方面，农民工需要支付更高的费用，而且往往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
例如，在医疗服务方面，农民工普遍需要选择更便宜但医疗质量较低的医院或医生。
2. 社会成本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也会给城市带来一定的社会成本压力。
一方面，农民工的大量涌入会对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带来一定压力，例如水、电等基础设施供应不足导致的供需矛盾。
同时，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工也会面临教育、文化、社会融合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政府、社会组织等力量来加以解决。
1. 低意愿原因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的压力成为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之一，导致他们对于市民化的意愿较低。
尤其是对于那些收入较低、家庭状况较差的农民工来说，更难以承担市民化的成本和风险，因而他们对于市民化的意愿较低。
2. 提高意愿途径为了提高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
首先，政府需要通过降低市民化的成本和提高农民工的收入等措施来吸引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此外，需要加强公共服务的建设与完善，包括教育、医疗、住房等服务的提供，从而让农民工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服务。
同时，在社会文化方面也需要加强交流，让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文化、价值观等方面。
综上所述，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及意愿问题需要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以及农民工本身的共同努力。
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我们需要关注和呵护这些辛勤工作、为城市发展作出贡献的农民工，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和发展环境。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研究的国内外文献综述1 国外研究现状（1）农民工问题研究。
美国作家Carolyn A Martin（1993）将“Y一代”定义为80年代生人。
Tulgan 和Martin（2001）则在此基础上，针对Y一代各方面情况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Y一代最突出的特点即其受教育程度与老一代人相比，明显较高，并且他们的学习主动性和知识吸纳能力都相对更强[1]。
Suqiong Chen（2014）认为第一代农民工更喜欢选择县外和省内的流动类型；新生代农民工大多选择成为技术工人；与第一代农村劳动力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汇款量较少，工资大部分用于自己在城市的消费[2]。
Deng（2018）借鉴社会资本理论、社会交换视角和组织支持理论，提出利用“家庭性”提升员工的组织承诺。
认为家族企业可以通过将这种家族性嵌入其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来获得比较优势。
报告总结说，体面的工作条件、职业发展和将员工融入一个大社区的企业文化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具有巨大的吸引力[3]。
Liang Zhuoxin（2013）期待通过加快改革开放进程，推进城镇化，从而道道转变经济发展的效果，而想要达到这一效果必然要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相关概念展开研究，并且，他认为，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激励对策是解决问题的首要保障[4]。
Yanling Cao（2018）对农民工职业教育现状进行调查。
发现他们的教育是有帮助的，主要是在就业，工作和方法的指导和进修组织的雇主。
揭示了培训时间短、培训自付费用高、培训理论性差、缺乏领导的支持等问题。
我们发现，职业发展受到政府、用人单位、培训机构和劳动者自身等因素的影响[5]。
Yeyun Liu，Meixuan Li（2013）认为应当将关注的重心放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层面[6]。
Qingxiu Peng,Chaojie Zhao（2013）认为加快新生代农民工的激励保障措施将能对农民工的心理满意度起到正面的影响作用[7]。
文献检索报告—-2011～2012年第一学期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专业：xxxxxxx学号:xxxxxxxx姓名：xxx指导老师：李大辉时间：2011/10/13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文献综述摘要：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涌现出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
为城市繁荣和农村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他们的社会保障程度低，近乎游离于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之外。
近年来理论与实务界对此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保障,文献综述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涌现出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他们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规模巨大的特殊社会群体,并为城市繁荣、农村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作为城市的“边缘人”，他们享受的社会保障程度很低，如何实现从传统的土地保障向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转换的问题。
为农民工提供适度的社会保障,既是这个特殊群体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因此，研究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近年来，理论与实务界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以期为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正文：1。
国外的相关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都是因为工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的经济结构，尤其是深刻地改变了这些国家农村的经济结构。
在这些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由于管理混乱出现了诸如贫困等问题。
特别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大批工厂倒闭，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劳动力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对此,资本主义政府采取了一些对策。
如1897年，英国议会通过《工人赔偿法》,规定在某些工作危险较大的特定行业，雇主应对丧失工作能力者给予赔偿。
为了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德国城市中出现自发援助和照料穷人的活动,以使穷人得到最低生活保障。
德国的全国性社会保障制度正是在解决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这一问题的背景下逐步完善的。
近年来国内进城农民工问题研究综述摘要：农民工问题，关系到我们国家经济开展与社会稳定，是近年来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围绕农民工的概念、群体特征、生存状况、开展状况、融入状况等方面，学术界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取得了不少有益的成果，但也存在缺乏，在保护其生存权的根底上，应更多地对其开展权、融入权进行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农民工；生存状况；开展状况；融入状况；研究综述作为改革开放后涌现的一个庞大社会群体，农民工为推动国民经济开展、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城市化进程等方面做出了巨大奉献。
但因“亦农亦工，非农非工〞的特征，导致其游离于城市生活的边缘，在生存质量、开展状况、融入程度上还无法真正和城市接轨。
为进一步推动农民工理论研究的开展，本文就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研究状况作简要的回忆与梳理。
一、农民工的概念及特征城市农民工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独特社会现象，也是其他国家所未曾出现和存在过的新概念。
何谓农民工？虽然学术界对农民工的概念尚无统一的界定，但多数学者对此有三点根本相近的认可：首先，他们属于农业户口；其次，他们虽是农民，但主要时间是在从事非农生产活动；再次，他们的非农活动不限于工业领域，更多的是商业、效劳业等第三产业活动。
但在阶层属性方面，学者们看法却有分歧：大多数学者认为，进城农民工的户籍虽在农村，但他们已从农民中别离出来，已较大程度地融入了城市生活，是中国工人阶层的一局部。
但也有学者认为，目前农民在经济待遇、社会认同、政治参与等各方面还与市民不具有相同的地位与特质，在户籍制度的负面影响还未完全消除之前，提出“农民工是新的产业工人群体〞的说法还为时过早。
二、农民工的生存状况进城农民工是城市的边缘群体，保护其根本的生存是在城市立足的根本前提，主要表达在工资水平、住房条件、就业情况等方面。
〔一〕工资水平随着最低工资制度的推行和城市用工环境的改善，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在近年来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行业差距和地域差异短时间内仍无法消除。
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文献综述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文献综述引言农民工是指在非农业领域参与劳动工作的农村人口。
由于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农民工群体庞大，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一直备受关注。
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文献的综述，分析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问题以及研究热点，以期为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提供参考。
一、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1. 农民工群体主要特征农民工是城乡差异的重要表现之一，他们大多数是外来人口，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他们往往无法在城市享受同等待遇。
此外，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较低、技能水平较差，在城市就业形势不佳时更面临失业问题。
2. 社会保障现状由于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的身份受限，他们往往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待遇。
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方面与城市居民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已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二、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1. 社会保障政策的落地难目前，我国有关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政策和制度法规已相对健全。
然而，由于农民工本身的特殊性与户籍制度的限制，这些政策在实际操作中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城市户籍居民享有的社会保障待遇难以向农民工群体延伸。
2. 农民工社会保障缺乏统筹性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仍存在部门化、地方化的问题。
不同城市、不同地区的社会保障政策各异，农民工在迁徙时难以得到连续保障。
另外，农民工群体自身特性也使得他们在享受社会保障时受到一定的局限。
三、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热点1. 社会保障政策的创新与完善当前，研究社会保障政策的创新与完善是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的热点。
研究者提出了基于农民工特点的创新社会保障政策，如“多层次、覆盖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理念，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如何完善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
2. 农民工就业条件和工资待遇由于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较低，技术含量较低，他们的就业条件和工资待遇也存在问题。
研究者在此领域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如何提高农民工的就业水平、工资水平，以及提高他们的社会保障待遇。
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及对策分析文献综述一、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及对策分析的写作意义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为城市的繁荣和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当今社会，农民工被称为“三最”，即最受关注、最有争议和最难界定的人群。
他们既非农民，又非工人，身份难定；他们大部分干的是最脏、最累的活，对城市建设贡献巨大，但却得不到应有尊重，他们的生存、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情况令人忧虑；农民工流动性大，给社会治安、计划生育等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农民工问题日益成为学术界、新闻界和政府决策部门的探究热点，并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关注。
本选题研究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的问题，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问题的研究现状（一）专家、学者对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问题的分析1、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周亮亮在《》中提到我国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劳动关系不稳定。
有些用人单位更是以成本增加、出口减少等诸多理由，试图暂缓、甚至中止劳动合同法的施行。
另外，一些用人单位利用农民工急于找到工作的迫切心理，只与农民工进行口头约定，而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一些地方、一些行业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的问题再次凸显。
王茹，李亚辉在《农民工劳动合同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中提到，用人单位与农民工之间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不高，一些企业没有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一些企业虽然与农民工签订了劳动合同，但本意只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这些合同大多临时拟定，一式一份，农民工只是在合同上签名而已，既不知道合同内容，也不拥有合同文本，劳动合同并没有得到执行。
还有一些企业仅与农民工中的工头签订劳动合同，并不与农民工本人签订劳动合同。
2、农民工劳动基准问题日益凸显（1）劳动报酬不稳定李培智在《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的制度障碍及其矫正》中提到报酬协商权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通过劳动合同协商确定劳动报酬的形式和水平的权利。
关于农民工可持续生计问题的文献综述摘要：第一代农民工的可持续生计问题不仅关乎一代农民工群体的养老保障，而且更是实现人的城镇化和社会保障及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问题。
本文主要本文通过归纳梳理国内外关于“农民工可持续生计问题”的文献，以期为新时代下我国第一代农民工可持续生计问题的研究提供启迪和思考。
关键词：文献综述；国内研究现状；国外研究现状；文献评述引言第一代农民工是改革开放后率先进城从事非农业生产，常住地在城市，户籍地在乡村的农民工，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孕育的一个新兴劳动群体。
1978年后，大量的农民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他们为中国工业的发展、城市的建设和农村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筚路蓝缕的开启者。
由于时代的局限，作为第一代农民工，他们存在着“先天”不足：知识少、文化低、技能弱。
在长期的打工生涯中，主要的“本钱”就是体力。
多年来，他们凭借自己体能优势在采矿业、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等“体力型”行业穿梭求职。
伴随着年龄的增加和健康水平的下降，第一代农民工在就业中日趋处于劣势，尤其在疫情防控期间，更面临着失业和生计困境。
因此，全社会亟需关注第一代农民工的可持续生计。
而且随着退休人口的增加，如果得不到合理妥善的解决，这将成为一个很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为此，本文通过归纳梳理国内外关于“农民工可持续生计问题”的文献，以期为新时代下我国第一代农民工可持续生计问题的研究提供启迪和思考。
一、国内研究现状综述我国学者主要使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探讨失地农民（包括工程移民、农村农户）生计问题，据农民工生计特点,对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进行重新解读,探讨将其用于农民工问题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直接探讨农民工生计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
魏雪、袁承程（2022）通过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探讨了农户的城镇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他们提出了加强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的建议，包括增加农民金融资本、促进农民生计资本的增加，并扩大城市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以推动农民城镇化生存诉求，从而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高效发展。
农民工问题研究综述摘要从农民工的界定, 农民工权益维护的现状,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以及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对策等方面对农民工问题进行综述。
关键词农民工；权益维护；社会保障；对策1关于农民工的界定农民工是一个介于农民和工人之间的词汇，朱力将他们称为准市民。
关于农民工的界定，有的学者认为，“所谓农民工, 就是长期生活在城镇城市，长期从事二、三产业劳动，以此获得主要收入，但户口仍在农村, 户籍身份是农民的劳动者。
”有的学者认为，现行的农民工大体有两类：一是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此类多是在本乡或本村的乡镇企业里或附近的工厂、商店、机关等地方劳动，住在家里的农民工；二是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他们在城里的工厂、机关、商店及服务部门劳动。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序言中谈到：“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特殊概念, 是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 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收入为主要来源的人员”。
杨思远教授认为：“农民工是指拥有农业户口但离开土地从事非农经济活动的雇佣劳动者”。
由此可见，对农民工的界定具备“农民身份”和“从事非农产业”两个特征。
但是，对于“是否以工资收入为主要来源”的判断标准还存在分歧, 因为有很多农民到达城市之后从事个体或私营商业, 而并非以工资形式为主要来源。
农民工的范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是目前较为普遍的观点, “狭义的农民工, 一般是指跨地区流动的进城务工人员。
广义农民工, 既包括跨地区外出务工人员, 也包括在县域内二、三产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
进城农民工引发的社会问题远比在乡农民工突出, 所以一般意义上的农民工往往是指狭义的农民工。
因此，学术界普遍认同关于“狭义农民工”的界定。
而广义农民工的范畴包括“进城务工人员”和“县域内二、三产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
因此，严格说来也包括自谋职业的个体劳动者、个体工商业户和企业主等。
顾益康认为, 广义农民工不包括“自己投资营业的个体工商户和企业主”, 他的依据是这个定义不符合“以工资收入为主要来源”的标准。
关于“农民工返乡就业”现状问题研究的文献综述在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后，我国从全面脱贫向全面小康又一目标的再次出发下，要达成这一目标，首要的就是解决城乡差距，而落手乡村振兴战略、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则是焦点。
在我国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城市就业压力的不断增加的环境下，一部分农民工面对家乡就业政策的吸引、外部就业压力的增大、家庭的需要和自身的需求等各种因素，返乡就业。
而农民工的返乡就业带来了发达地区的一些新观念、新技术、新工艺、新风气，为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一股活力，为解决当前新农村建设面临的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民增收乏力、村风乡风守旧、村庄建设规划不规范、村集体凝聚力不强等问题奠定了基础，为农村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成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又一动力源泉。
一、相关概念的综述在对“农民工返乡就业”的相关研究中，主要从农民工返乡就业现状、返乡意愿影响因素、鼓励农民工返乡的相关政策等方面来探究农民工返乡就业行为中存在的问题。
1.1农民工及其返乡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
农民工是指户籍仍在农村，主要从事非农产业，有的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亦工亦农，其流动性强，有的长期在城市就业，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在建筑业、加工业、服务业等低收入、低技术要求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作。
夏尹萍将农民工定义为“年满16周岁以上，离开户籍所在省份当省外城市务工的群体，目前正在省外从事非农行业且工作时间在半年以上，工作期间把外省城市作为主要生活居住场所的农民工”[13]。
农民工返乡在夏尹萍的研究中被成为农民工回流，而回流是指“离开务工地城市，返回农民工家乡所在地县域及以下，开展生产生活活动”。
[13]杨兴华从农民工返乡的现实意义出发，认为农民工返乡有利于解决招商引资企业用工短缺问题，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有利于繁荣小城镇，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实现创业带动就业；三是有利于解决“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四是有利于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步伐，为农业农村发展注入新动力[12]。
当代中国人口迁移研究——中国农民工研究综述【前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消除农村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对农民收入增长、农村消除贫困和经济增长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尽管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并没有对城市收入贫困产生显著影响，但来自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歧视和社会排斥使得他们处于边缘化的境地。
加强贫困人口的能力建设，将农民工纳入统一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未来中国消除贫困的重要政策措施。
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具有独特的制度特征，但中国将农村劳动力流动纳入经济发展规划所取得的经验教训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一、农民工迁移的过程特征（一）、自主自觉的理性迁移农民工是农民主动突破流动限制的就业迁移行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开创了“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
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和城市的发展，出现了“离土又离乡”的农村劳动力迁移。
这两类流动既不同于之前的自由迁移，也不同于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的动员式迁移，更不同于因建设需要或征地需求的安置移民的迁移，完全是农民自主、自觉、自发、自愿、自己负担迁移成本的迁移行为。
农民工的流动是追求发展机会的理性迁移行为。
根据资料推断，农民工的总体流向是以中西部人口大省为流出地，以经济发达的特大中心城市和东部发达省份为流入地，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圈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四个主要流入中心。
农村劳动力的跨省迁移量与流出地的人均耕地量、人口密度和迁移距离呈显著的负相关，而与流入地的人均耕地量、外商直接投资、流动人口数量和流出地的农业比重呈显著的正相关。
农民工的流向遵循发展机会的导向。
（二）、市场主导的动态迁移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人口流动包括本质不同的两类迁移，一类是户口迁移，属于技能型熟练劳动力，由城市迁出，通过计划决定，政府提供福利和机会，大多在国有部门有固定工作，享有迁入地城市居民类似的居所；另一类是非户口迁移，属于非熟练或低技能劳动力，由农村迁出，大多在非国有部门承担零时的工作，享有低成本的居所。
农村劳动力迁移属于非户口迁移，迁移量与迁出地的人均耕地量呈显著的负相关，与迁入地的人均耕地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对迁移距离和迁出地农业比重更敏感，而户口迁移相反。
农民外出务工主要依托以亲缘、地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信息网络，大多数农民工通过自发方式外出，有组织外出的仅占小部分。
而且，近年来部分省市试图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化程度，也未收到显著效果。
此外，农民工的流向和流量是受市场调节的。
工资水平及其兑现程度是引导农村劳动力调整外出就业区域的最重要的因素，并且市场对区域就业分布将发挥更大的调节作用。
（三）、推进和均衡城乡发展农民工已成为支撑我国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农民工在计划体制之外开辟了一条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生产要素流动的通道，为城市二、三产业发展提供了劳动力，满足了加快工业化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形成了我国作为“世界加工厂”的重要的要素支撑。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农民工占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的58%、占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52%;占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的68%、占建筑业从业人员的80%，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民工外出务工增加了收入，带动了农村发展。
“输出一个，脱贫一户；输出百个，脱贫一村”。
大量农民工外出务工，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变成了人力资本财富，成为均衡城乡发展的重要的人力资本力量。
此外，农民工外出务工也促进了自我发展。
通过“干中学”、“做中学”，农民工在城市务工增长了非农产业生产经营的本领，转变了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丰富了社会关系网络，提升了自身的人力资本价值。
二、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冲突与分析（一）、经济冲突及其表现1．农民工从事的劳动强度大、时间长“农民工”在城镇从事于最脏、最累、最差的采掘业、建筑业和低端的第三产业等，大多是城镇居民不愿干的工作。
由于农民工在城镇所从事的工种绝大多数是高强度、高空、高温、有毒、有害的工作，如矿山、煤炭、化工、建筑、环卫、勤杂等行业，有很多私人企业生产工艺落后、设备陈旧、工作条件极差，安全隐患多，防范措施少，轧、压、砸、炸、毒等危险时时威胁着农民工。
农民工打工期间平均每周工作74.2小时，每天工作10.6小时，没有双休日和节假日。
一个调查数据显示，珠江三角洲的农民工每天工作12~14小时者占46%，没有休息日者占47%，一些农民工因老板剥削程度高，个人劳动强度大，于是产生了仇恨社会不公和厌恶贫富不均的心理。
2．农民工的报酬低、欠薪久农民工在城镇从事工作的劳动强度大，但所得报酬却很低，他们受到工资歧视。
工资歧视是指：相同生产能力的工人获得不同的劳动报酬以及私营企业主故意克扣、拖欠农民工的工资。
据有关统计，70%以上的农民工月收人在600元以下，20%左右月收入在600~800元之间，只有少数能拿到千元以上的工资。
更严重的是有不少的私人企业老板故意拖欠、扣发农民工的工资，若遇生产滑坡或市场不景气，农民工往往是首当其冲成为裁员的对象。
近年来，各地拖欠民工工资的事情越来越多，迄今已演化为各地普遍存在的现象。
（二）、权力冲突及其表现1．健康权和生命权的丢失由于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特征，超过劳动时间的高强度劳动、缺乏必要的危险防护措施以及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的恶劣是他们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
不少私人企业有化学中毒的职业病，一些农民工因此丧失了劳动能力。
我国每年发生的各类事故死亡人数接近14万，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农民工。
据分析，农民工发生安全生产事故主要集中在矿山开采、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生产等高危行业。
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建筑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80%以上，而建筑施工安全事故中受伤害的也是农民工。
另据统计，在危险化学品生产行业中，我国每年发生职业中毒事件5万多例，其中化学性中毒1.1万多例，农民工首当其冲成为受害者。
2．劳动报酬权的损失劳动所得是农民工在城镇的唯一生活来源，但是工资水平低、工资无端被拖延和克扣的现象十分普遍。
3．民主平等权的丧失民主平等不仅意味着机会平等、社会参与的平等，还意味着结果的公平、公正。
由于户籍制度的刚性限制，农民工没有政治生活的待遇，更谈不上民主的权力，他们不仅在选择职业上受到限制，而且其子女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都无法与城镇居民享受同等待遇。
4．社会保障权的缺失中国的城镇居民享受养老、失业、工伤以及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以保证其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
但是农民工无法享受养老、失业、工伤以及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尤其是从事危险程度比较高的行业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和工伤保险。
（三）、思想冲突及其表现“起得比鸡还早，睡得比猫还晚，干得比驴还累，吃得比猪还差”，这是不少文章对中国农民工生活状况的“经典”描写。
在没有生活保障的情况下，不少农民工实质上沦为城市新的贫困群体和弱势群体，造成了人们之间经济收入差距拉大产生的失衡心理。
这主要表现在价值观念、政策导向、行为方式等方面。
第一，政府害怕“城市病”，从而试图将农民捂在农村。
第二，存在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利益之争，即农民工进城就业，加剧城市居民的就业矛盾，因此城市政府的政策取向与城市居民的利益取向一致。
第三，中国各大城市存在“隐性超城市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人必然使城市的“超城市化”进一步加剧，城市治理成本大幅加大。
第四，城市劳动力失业给城市政府带来的成本十分巨大，而农村劳动力找不到工作最多也只是回家种田，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反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人。
第五，决定农民工经济地位的主要因素是他们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情况。
农民工抱着发财梦想和高期望值进人城市，然而生存境遇艰难、生活环境恶劣的残酷现实，加上近年来人与人之间收人差距越拉越大，二者对比之下不少农民工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失衡。
一些农民工既羡慕他人出手阔绰的生活，又无法通过诚实劳动实现大富大贵。
（四）、文化冲突及其表现社会学认为，人的个性是基于一定的生理素质，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条件下，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一方面，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如城乡文化、区域文化等，不同文化体系的矛盾客观存在，尤其是作为文化理论层面和心理层面的深层因素；另一方面，文化的保守性、封闭性和排他性强化了解决文化冲突的难度。
文化冲突，说到底是利益的冲突，价值观念的冲突。
当农民工从农村文化域进人城市文化域时，必然会碰到与自己个性特征不完全相同的人群。
特别是进入大中城市和发达地区以后，跨文化公司、外资企业较多，这就存在一个面对多种文化共生共和的问题。
因此，能否正确理解并接受特定文化是异域文化中个体成功驾驭文化冲突的关键所在。
将农民工的农村保守性、封闭性的文化从其冲突的价值观念中拯救出来，不仅是和谐文化建设所必须正视的问题，也是农民工融人城市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在知识经济时代，终身教育是每一个人的必须，也是社会的责任。
然而，农民工自身的学习没人问津，他们本身就不高的文化造成恶性循环，他们的子女人学问题更是难题。
由于城镇学生是按户口所在地就近入学，要上个好一点的重点中学，那比上一般大学还难。
何况农民工的户口在农村，农民工的子女到城镇人学的难度就相当大。
要么就在城镇一些教学质量和教学条件很差的学校借读，否则，就得缴纳高额的赞助费方可人学。
有的农民工由于经济条件限制，干脆让其子女辍学到城镇打工，重复他们父辈的生活方式。
进入城里打工后，这些人难以找到技术性工种，往往从事简单体力劳动工作，劳动强度普遍较大，劳动时间较长，休闲时间很少，长年累月重复“干活一吃饭一睡觉”单调生活，基本上没有什么业余文化生活，很少通过报纸或电视接受法制教育。
即使有一点空闲，也通过打牌赌博式来打发时间。
（五）、家庭婚姻冲突及其表现有社会学家预言，家庭婚姻冲突是未来社会的难题，尤其是一些大龄农民工，婚姻成了他们的老大难，也成为社会问题。
于是，家庭婚姻冲突在我国现实环境下已从作为家庭纠纷的“一般问题”上升为“社会问题”。
发生在家庭内部的冲突行为，特别是犯罪行为，既给家人造成了肉体上的伤害、精神上的痛苦、心理上的压抑，也给社会带来了诸多不稳定因素。
可见，家庭婚姻冲突所带来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它不仅仅影响家庭，而且影响社会。
三、推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措施（一）、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贫困人口最稀缺的资本是人力资本，最缺乏的机会是获得教育的机会，最缺乏的能力是知识能力。
研究表明，“职业培训”对农民工经济地位的获得具有重要意义，其重要性几乎不亚于正规教育的作用，那些在近五年内受过培训的农民工比没有接受过培训者的收入也明显高出不少。
这意味着民工的教育等人力资本需要经过培训的方式进行补充和转化，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