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与刑法机能之关系

论罪刑法定原则与国际刑法的关系目次一、罪刑法定原则与国际刑法的关系的历史考察二、在国际刑法中引入罪刑法定原则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三、关于“罪刑法定”中的“法”即国际刑法的渊源问题结语尽管罪刑法定原则早被很多国家的国内刑法规定为基本原则，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东京国际军事法庭曾以事后确立的反人道罪对主要战犯进行审理，所以，罪刑法定原则是不是国际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成为一个在国际刑法领域内值得探讨的重大问题。

本文拟从历史分析的角度对罪刑法定原则与国际刑法的关系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探讨国际刑法中引入罪刑法定原则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进一步对“罪刑法定”中的“法”即国际刑法的渊源问题进行研究。

一、罪刑法定原则与国际刑法的关系的历史考察罪刑法定的早期思想渊源是1215年英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第条，它确立了“正当的法定程序”（Due process of law），要求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自由民的生命、自由或财产。

罪刑法定的思想，在17、18世纪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思想潮流，与封建的罪刑擅断相抗衡。

较为明确地表述罪刑法定思想的是意大利刑事古典学派创始人贝卡利亚。

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贝氏对封建社会的法外用刑进行了猛烈抨击，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超越法律限度的刑罚就不再是一种正义的刑罚”。

从形式上说，最早使用这一概念作为刑法学根本思想的是德国学者费尔巴哈，他在《刑法教科书》（1801年）中首次将“罪刑法定原则”表述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罪明文规定不处罚”（nullum crimensine lege，nulla poena sine lege）。

法国大革命后，在《人权宣言》的指导下，1791年和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先后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完成了罪刑法定从学说到法律的转变，并为后世各国刑法典共同尊奉为刑法最重要的基本原则。

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都对罪刑法定原则加以确认。

罪刑法定与刑法修正在现代社会中，刑法是维护社会秩序和保护个人权益的重要法律体系。

其中，罪刑法定原则被视为刑法的基石。

罪刑法定原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罪刑法定和刑罚确定。

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是确立法律权威，维护社会公正，但同时也需要关注刑法修正的问题，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化。

首先，罪刑法定原则强调的是罪行与刑罚之间的必然关系。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罪行必须以法律明文规定方可成立，而刑罚亦必须在法律范围内予以确认。

罪刑法定的核心思想在于明确规定了刑罚所对应的具体罪行，保证了刑罚的合法性和公平性。

此外，罪刑法定原则还要求法律的明确性和具体性。

刑法的规定必须具备足够的明确性和具体性，确保公民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有足够的预测性。

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避免司法滥用的发生，还能增强法律的权威性和可信度。

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和发展，刑法修正成为了必然的选项。

刑法修正是根据社会变革的需要，对刑法进行修订和完善。

刑法修正应当立足于社会实际，符合社会道德和价值观的要求。

在刑法修正过程中，必须保持一定的稳定性，防止频繁的修改对法律的权威性造成损害。

与此同时，刑法修正也要有所创新和超越，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要，特别是在信息技术和网络化背景下，对刑法的修正需求更为迫切。

一方面，刑法修正可以对某些罪行的构成要件进行调整，以更好地适应社会变革和人民的需求。

例如，对于一些新兴的犯罪行为，如网络犯罪和环境犯罪，现有刑法体系可能无法完全适应。

在这种情况下，刑法修正可以扩大罪名范围并明确刑罚力度，以维护社会公正和法律权威。

另一方面，刑法修正还可以对刑罚模式进行调整，并加强刑罚的人权意识。

在过去，刑罚往往以惩罚为主导，忽视了被刑罚者的人权保护。

而现代社会，人权观念的兴起使得刑罚制度也需要向着更为人性化和恢复性的方向发展。

刑法修正可以通过减少刑罚种类和限制刑罚执行的人权保护措施，实现刑罚的社会矫正功能和人权保障的双重目标。

此外，在刑法修正过程中，还需充分考虑公众参与的需要。

罪刑法定与刑法机能之关系周少华Ξ内容提要:社会保护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的统一是刑法的整体价值目标,而不是刑法某一个构成要素的价值目标。

认为相对罪刑法定原则具有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双重机能的观点,实际上是混淆了刑法的机能与罪刑法定原则的机能,错把刑法的整体机能当成了其构成要素的机能。

罪刑法定原则虽然应当服务于刑法的整体价值目标,但是,它却不应该、也不可能直接承载社会保护的价值内容。

我国《刑法》第3条从正反两个方面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将社会保护的内容附加给罪刑法定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这一原则的社会法律意义,不利于现代刑法观念的培植。

关键词:罪刑法定;刑法机能;人权保障;社会保护一、问题的提出作为刑法学中最具魅力的语言,“法无规定不处罚”冲破了一个国家国民意识形态的束缚而成为世界性的观念。

〔1〕当然,当代的罪刑法定已经不再是古典意义上的绝对罪刑法定,而是相对罪刑法定,这同样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观念。

但是,相对罪刑法定与绝对罪刑法定的界限何在?它们之间的不同是价值取向上的不同吗?笔者之所以提出这个看似不成问题的问题,乃是出于对以下观点的怀疑。

有人认为:“在价值观念从个人本位向个人、社会双本位变迁的现代社会,罪刑法定原则的机能也发生了转移,从只重视人权保障机能向保障机能和保护机能的协调转移。

社会保护机能是通过对犯罪的惩治来实现的,因而属于罪刑法定的积极机能或曰扩张机能;而人权保障机能是通过限制国家的刑罚权而实现的,因而属于罪刑法定的消极机能或曰限制机能。

罪刑法定的保障机能和保护机能并非势不两立,而是可以在共同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并协调发展。

”〔2〕Ξ〔1〕〔2〕参见陈兴良主编:《刑事法总论》,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页以下。

需要说明的是,该书系多人合作成果,上述说法并不代表主编者陈兴良教授本人的观点。

类似的观点还可见于曲新久等撰写的新纪元高等政法院校系列教材:《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齐文远、刘艺乒主编:《刑法学》,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

作者： 管仲
作者机构： 中共青海省海东地委党校,青海平安810600
出版物刊名： 攀登：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 71-74页
主题词： 刑法;保障机能;罪刑法定
摘要：近现代刑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强调其人权保障的作用。

因为刑法是限制性非常明显的法律规范，它涉及到对公民的财产、权利等方面的规定。

如果不对刑罚权给予一定的限制，势必会侵犯公民的自由和权利。

而要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制，就必须坚持罪刑法定原则。

因为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取向和刑法的保障机能是一致的，它对立法权和司法权的限制，体现的是刑法对人权的有力保障。

了解刑法中的罪与刑的关系在刑法体系中，罪与刑是密不可分的概念，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和互动作用。

罪是指犯罪行为的主体在法律上承担刑事责任的程度，而刑则是国家依法对罪犯予以的惩罚措施。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探讨刑法中罪与刑的关系。

一、罪与刑的定义及分类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罪与刑的定义及其分类。

罪是指个人或组织依照刑法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而被判定有罪的处境。

刑则是国家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民合法权益而对罪犯实施的强制措施。

在罪的定义中，刑法规定了具体的违法行为和构成要件，而在刑的定义中，刑法规定了具体的惩罚方式和刑期。

罪的分类主要包括犯罪的主体、犯罪的客体以及犯罪的性质等方面。

按照犯罪的主体可分为个人犯罪和组织犯罪；按照犯罪的客体可分为人身犯罪和财产犯罪；按照犯罪的性质可分为普通犯罪和特殊犯罪，特殊犯罪又可以分为政治犯罪、经济犯罪、科技犯罪等。

刑的分类主要包括主刑和附加刑。

主刑是指对罪犯直接施加的刑罚，如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等；附加刑是指对主刑以外的补充措施，如罚金、剥夺政治权利等。

二、罪与刑的关系罪与刑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因果关系。

罪是刑的前提，没有罪就没有刑。

只有在罪成立的前提下，刑法才能对罪犯进行惩罚和制裁。

刑是对罪的反应和回应，是法律对犯罪行为予以的惩罚和制裁措施。

罪与刑的关系还体现在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上。

刑法规定了不同罪行所对应的刑罚，其中包括量刑范围和刑罚种类等规定。

罪与刑的关系需要保持相对的平衡和合理性，即刑罚应当与罪行的严重程度相匹配，既不能过重导致刑罚过分，也不能过轻导致刑罚不足。

另外，罪与刑的关系体现在量刑原则上。

刑法规定了精确的量刑规范和量刑原则，如犯罪的主客观方面、犯罪的情节和后果、犯罪的危害程度等被纳入量刑的考量因素。

通过对这些量刑因素的综合评估，可以确定罪犯所应承受的刑罚程度。

三、罪与刑的实施和执行罪与刑的实施和执行是刑法体系中的重要环节。

一方面，罪犯需要经过司法程序的审判和判决，才能确立其罪名和责任，并确定刑罚的类型和刑期。

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中的运用1997 年我国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作为我国刑法适用过程中的一项基本原则，该原则在刑事立法及刑事司法实践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得益于一系列规则的颁布，使该原则在适用的过程中能够具体化，充分发挥刑法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价值。

本文以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适用为主线展开论述，以期为充分发挥该原则的价值提供些许建议。

作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是近现代社会公认的刑法第一原则。

自刑事古典学派提出并将之确立为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以来，其在实践中的应用价值日益显现，成为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重要依据。

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是以尊重个人自由为基础的，彰显的是法律保障人权的功能，是为了限制司法权和立法权，防止公权力的任意滥用而侵犯到私权利，以实现人权保障的目的。

我国1997年刑法第 3 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

”这是我国刑法有关罪刑法定的规定，也是贯穿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指导性原则在刑法总则中明确规定了对于什么样的犯罪应当作出何种刑罚，使得刑罚有着明确的标准，既对潜在的犯罪行为有着强大的威慑力，也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提高了刑事司法的权威性和社会公信力。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一）罪刑法定原则的含义罪刑法定原则最早产生于资本主义反对封建统治的时期，是向往自由与民主的人民向封建专制的阶级提出保障人权的合理诉求，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也是走向民主和法制社会的重要保障。

罪刑法定原则指的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即刑事法律没有规定的行为不会被认定有罪，也不会被判处刑罚。

刑罚的实施只能针对法律中明确规定的罪名，这主要是为了限制公权力机关在法未授权的情况下可能会对私权利造成的侵害，以法明文规定的形式定罪处罚，有助于保障刑法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适用，防止出现相同行为不同罪名或刑期偏差较大的情形。

论罪刑法定原则对我国刑法发展的指导意义目录一、论文摘要 (1)二、论罪刑法定原则对我国刑法发展的指导意义正文 (1)（一）罪刑法定在中国的确立 (2)（二）罪刑法定对中国刑法的影响 (3)1、罪刑法定与新刑法 (3)2、冲出困境的罪刑法定 (4)（1）罪刑法定在中国的困境 (4)（2）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 (5)3、佘祥林案之反思 (5)（三）对罪刑法定在中国刑法领域发展的期待与展望 (5)三、注释、附录与参考文献 (6)论文摘要我国1997年新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作为限制刑罚权、保障人权的重要手段，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对于我国实现刑法理性、以法治国的目标来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对于保障社会稳定、保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平稳运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社会法制还不健全，罪刑法定原则作为一个舶来品，在某些地方还未落到实处，还未从观念上得到真正转变。

但是，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的确立和发展，是社会历史不可逆转的潮流，作为实现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目标之一，罪刑法定原则对我国刑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对罪刑法定原则的深入研究，也必将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进程，推动我国刑法观念的转型，加强对人权的保障。

关键词：罪刑法定确立影响困境展望罪刑法定原则是西方法治国的产物，被誉为是“保障国民权利和自由免受强大的国家权力侵害的必不可少的一大铁的规律”。

①在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今天，“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已被人们耳熟能详。

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罪刑法定对于我国刑法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的确立作为限制刑罚权、保障人权的重要手段，罪刑法定主义具有特定的生成背景和深刻的价值蕴涵。

他是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产物，是资产阶级对抗封建社会罪行擅断的重要手段。

罪刑法定的思想于清朝末年由日本传入中国。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规定：“臣民非按照法律规定，不得加以逮捕、监察、处罚。

罪刑法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一般的题目的话就这吧。

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简单说来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即“罪要法定，刑也要法定”。

由此派生出以下几个原则：成文法主义；排斥习惯法；排斥绝对不定期刑；禁止重法溯及既往。

罪刑法定主义是现代社会保障人权的要求和体现。

刑法的机能，站在国家的角度要打击犯罪，保护公众；站在公众的角度要限制国家权力，保障人权。

罪刑法定主义，一方面，法律规定为犯罪的，必须要依照法律定罪处罚，体现了国家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另一方面，对于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的，不得定罪处罚，这体现了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对人权的保障。

所以说，罪刑法定主义是刑法机能的有机结合，它最终的落脚点是要保障人权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及其价值定位罪刑法定原则即行为时，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我国1997年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包括两个基本方面：1、积极的罪刑法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2、消极的罪行法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量刑”。

积极的罪刑法定从积极的方面要求，正确地运用刑罚，惩罚犯罪，保护社会；消极的罪行法定基本精神和主要意义是从消极方面限制刑法权的适用，防止国家滥用刑法权侵犯人权，从而确保刑法是善良公民的大宪章，是犯罪人的大宪章。

消极的罪行法定派生以下原则：禁止类推、禁止事后法、禁止习惯法、禁止不定刑、明确性原则。

两个基本方面是对立统一的，价值定位为，运用刑罚惩罚犯罪以保护社会，与约束国家刑罚权以保障人权的对立统一。

现代刑法的首要价值和任务是维护个人自由，尽最大可能地保护和保障个人自由，同时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特殊情况下，当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发生冲突时，应以消极方面为优先考虑，在此前提下寻求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统一。

罪刑法定中明确性原则要求刑法规范明确，这样就与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形成一定的矛盾。

罪刑法定原则与犯罪构成关系论罪刑法定主义与犯罪构成论作为刑法学两大课题，其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特定时期的社会环境和哲学气候。

产生于自然法时期的罪刑法定主义与产生自新康德主义时期的犯罪构成论表现出来的是哲学和刑法理论上的前后承继。

在回顾罪刑法定主义以及犯罪构成论的变迁及基本学说的基础上，对二者之间存在的何种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以期人们对罪刑法定和犯罪构成论能有新的认识。

标签：罪刑法定主义；犯罪构成论；前后承继罪刑法定主义与犯罪构成理论是刑法学领域研究的两大课题。

从实践的角度来讲，落实为法律条文的罪刑法定贯穿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指导立法和司法工作；犯罪构成理论不仅仅指导、规范当时的刑事审判活动，作为一个认识工具，也具备检验功能、展示功能①，帮助司法人员和社会大众客观地、有统一标准地评价刑事案件。

两者来源于人类的司法经验总结，作为理论课题在学科研究中深化发展，对人类的刑事法律活动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作为犯罪行为评价体系，犯罪构成论的存在对刑事审判活动的实践指导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如林山田言，设若无犯罪理论之存在，则只能依据法感而为从事犯罪之判断。

②19世纪勃兴之新康德主义，则无疑是犯罪构成理论发展及嬗变的核心推力。

刑事新派与后期古典学派之学人在建构构成要件论的过程中，以新康德主义的认识论和哲学观为理论根基，及至20世纪目的犯罪论的产生，亦未能消弭新康德主义在刑法理论中的影响。

对于传统的罪刑法定原则和犯罪构成论的研究主要是“孤立性”的，没有将二者的关系内容进行深层次的比较与分析。

因此，笔者从罪刑法定与犯罪构成的前后承继关系上对二者进行“关系式”研究。

一、罪刑法定主义是犯罪构成论的前提在时间先后上，罪刑法定主义早于犯罪构成论。

在理论的承继关系上，犯罪构成论是对罪刑法定主义的发展和延伸。

刑法学说史上，罪刑法定主义具有深远的历史。

其思想渊源可追溯文艺复兴时期，启蒙思想家为反对罪刑擅断主义而提出罪刑法定主义。

经由18世纪贝卡利亚和费尔巴哈的阐述，罪刑法定主义成为一种学说并逐渐影响立法而确定为具体的法律条文。

作者： 左勇
作者机构： 西华师范大学法学院,四川南充637002
出版物刊名： 社会科学家
页码： 76-78页
主题词： 刑法的双重机能;罪行法定原则;刑法的价值目标
摘要：刑法的机能，又称刑法的作用、刑法的功能，刑法的双重机能——保护机能和保障机能是刑法价值的集中体现，二者体现着刑法的秩序价值和人权（自由）价值的对立和统一，罪刑法定原则也是为保护人权而设立。

刑法双重机能和罪刑法定原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二者价值取向相同，是同一价值的不同视角，它们相互促进、相互作用。

为了更为充分有效地发挥刑法的双重机能和保障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与实施，刑法当前的任务是要解决刑法在制定和适用中存在的弊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刑法的价值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