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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中西医病因病机研究及辨证治疗进展作者：徐炜来源：《中国现代医生》2016年第05期[摘要] 乳腺癌是女性常见的一种恶性肿瘤，占全身恶性肿瘤的7%～10%左右，仅次于宫颈癌。
近年来，乳腺癌的发病率有不断上升趋势。
现代医学主要以手术、放疗、化疗、内分泌综合治疗为主。
而中医方面深入研究乳腺癌中医证型学临床特点，在中医肿瘤的诊疗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因此，本文将近年来乳腺癌中医常见证型及其治疗进展进行综述，旨在为今后的临床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 乳腺癌；中西医结合；治疗方式；辨证[中图分类号] R73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6）05-0162-03乳腺癌为临床常见恶性肿瘤之一，据有关数据显示[1，2]，全球每年约有120万妇女发生乳腺癌，有50万妇女死于乳腺癌，严重危害女性健康及安全，对其的防治是临床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问题。
近年来，中医药在治疗乳腺癌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其在乳腺癌综合治疗中的作用和优势越来越受到临床的关注，中医治疗该病主张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尤其以辨证为重。
辨证水平的高低对中药的治疗效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4]。
临床治疗时有计划的将中医药和西医联合，运用于手术、生物治疗中，对提高患者生存质量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此，本文结合了最近几乳腺癌中西医病因病机研究及辨证治疗进展1 乳腺癌的病因病机1.1 乳腺癌发病的中医学病因病机乳腺癌在祖国医学中属于“乳岩”、“乳石痈”等范畴[5]。
在祖国医学著作中有广泛的记载，例如在窦汉卿的《疮疡经验全书·乳岩》中记载“此毒阴极阳衰”。
而《景岳全书》指出脾胃不足、冲任失调是导致乳腺癌发病的主要原因；《外科正宗》指出忧则伤肝、思则伤脾，情志不畅可导致瘀阻脉络，从而进一步指出乳腺癌的发病病机为气滞、气郁[6，7]。
基于上述学者的理论可以看出，乳腺癌的发生与脏腑损伤、情志不畅、外邪入侵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乳腺癌的中医辨证论治诊断方法中医治疗方药方剂乳腺癌是一种常见的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率逐年上升。
中医作为一种传统的医学体系，在乳腺癌的治疗中具有独特的优势。
本文将探讨乳腺癌的中医辨证论治诊断方法以及中医治疗方药方剂。
一、中医辨证论治诊断方法中医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独特特色，对于乳腺癌的诊断非常重要。
根据病人的病情、病史和体检结果，中医师可以采用以下几种辨证方法来确定病情的类型和治疗方向。
1. 四诊合参法四诊合参法是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方法之一。
中医师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来观察病人的症状、体征和舌象，结合病史和体检结果进行综合分析，确定病情的辩证类型和治疗方向。
2. 病机辨证法乳腺癌的发生和发展与病机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医师通过分析病人的病机，如气滞血瘀、痰湿蕴结等，来确定治疗的重点和药物的选择。
3. 脉诊辨证法脉诊是中医辨证论治中非常重要的辨证方法之一。
中医师通过触诊病人的脉搏，判断气血运行的情况以及五脏六腑的功能状态，从而确定治疗方向和药物配伍。
二、中医治疗方药方剂中医治疗乳腺癌主要依靠中药的使用，针对不同的辨证类型和病情，中医师会选择不同的方药和方剂进行治疗。
1. 活血化瘀类乳腺癌的发生和发展与气滞血瘀密切相关。
中医师常常会选用活血化瘀的药物，如桃仁、红花等，来促进气血的运行，消散病灶。
2. 清热解毒类针对乳腺癌恶病质的出现，中医师会选用一些清热解毒的方药，如黄连、连翘等，来净化体内的病邪，提高机体的抗癌能力。
3. 补益调理类乳腺癌的治疗过程中，病人往往会经历放疗、化疗等副作用。
中医师会选用一些补益调理的方药和方剂，如黄芪、人参等，来增强机体的免疫力，缓解副作用。
4. 抗肿瘤类乳腺癌的根本治疗是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和扩散。
中医师会选用一些具有抗肿瘤作用的中药，如青蒿素、五味子等，来阻止肿瘤的恶化。
总之，乳腺癌的中医辨证论治诊断方法以及中医治疗方药方剂在临床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中医能够综合分析病人的症状、体征和辨证类型，选择合适的中药方药来治疗乳腺癌，对缓解病情、改善生活质量具有积极的意义。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之一，多发于40—60岁之间绝经期前后的妇女。
乳腺癌早期诊断率低，大多数患者在确诊时已经到了晚期，甚至出现扩散转移。
骨转移是乳腺癌常见的转移部位，给患者带来的痛苦极大，而中医治疗安全、无副作用受到很多患者的欢迎，下面就一起来看一下乳腺癌骨转移中医治疗创造奇迹吧。
中医治疗癌症从患者的角度上出发，能够有效的考虑到患者自身的承受能力，同时还能够全面的去提高患者自身的免疫能力。
通过使用具有针对性的抗癌中草药，直接杀灭肿瘤细胞，使肿瘤迅速缩小、改善患者血尿、疼痛的情况，抑制癌细胞的生长，破坏其生长环境使其肿瘤细胞完全失去繁殖能力，对正常组织没有伤害，同时改善患者进食的情况，大大延长存活时间，减少痛苦，提高乳腺癌患者生活质量。
中医治疗乳腺癌具有很强的整体观念，不只是局限在缩小肿块、消灭肿瘤细胞本身，更是从调整人体脏腑功能相协调的全身情况来考虑。
治疗“肿”、“痛”、“水”这些“标”症的同时，更注重辨病因、病机，重点治疗肿瘤“虚”、“瘀”、“毒”三大本质，并且调整全身的免疫和阴阳平衡，疗效持久稳定。
通过下面这位患者的案例一起来了解一下中医治疗的效果患者情况：陈林凤，女，66岁，洛阳市涧西区人，乳腺癌骨转移治疗经历：2008年7月，陈林凤在洗澡时发现左乳房有个凹陷的“坑”，随后在洛阳市乳腺病医院确诊为乳腺癌。
确诊后，陈林凤做了两次手术切除，以及6个疗程的化疗。
由于臀部疼痛，无法站立，2008年11月29日就医检查的陈林凤又被告知出现骨转移。
复发后，陈林凤又按照医生要求做了2个疗程的化疗。
此时，骨转移及严重的毒副反应令陈林凤的身体虚弱，下不了床，走不了路，极度绝望的陈林凤开始安排后事。
康复历程：2009年1月5日，不愿意放弃的女儿拉着陈林凤到郑州希福中医肿瘤医院寻求中医治疗。
袁希福院长一边为其开具药方，一边对陈林凤进行开导，让陈林凤当场热泪盈眶，“求医半年来，我都没有碰到过说话这么和和气气的医生。
sTEPP风险评分1。
94内分泌治疗一直以来都是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患者的重要治疗手段之一，其在乳腺癌患者术后辅助治疗中能够有效发挥延缓患者复发转移、改善预后的作用。
然而随着患者生存时间的不断延长，仍有部分的早期雌激素受体（ER）阳性乳腺癌患者会发生复发转移。
识别高危人群并给予更强或更久的雌激素抑制治疗，有助于增加患者获益。
风险测算模型是客观识别高危复发人群的重要辅助工具，能为治疗决策提供一种客观的、可度量的参考标尺，精准指引乳腺癌的“强化”或“延长”内分泌治疗选择。
本文将介绍两个基于临床病理学参数建立的风险测算模型——STEPP评分和CTS5评分。
在临床实际工作中，多个与预后相关的个体因素，如患者年龄、ER表达状态、淋巴结状态、肿块大小、组织学特征等均会影响抗肿瘤的治疗效果与疾病复发风险。
因此乳腺癌的内分泌治疗决策通常需从多个维度综合考量。
STEPP分析是一款基于SOFT和TEXT前瞻性试验数据开发出来的能有效评估复发风险的复合评分工具，它将所有与预后和治疗相关的因素（年龄、淋巴结状态、肿瘤大小、分级，ER受体表达等）先赋予一定的分值及权重，在此基础上计算出患者的复发风险评分。
临床医师在实际工作中只需将患者的年龄、激素受体表达状态、淋巴结状态等参数输入该多因素评价体系，计算出患者的整体复发风险，以此确定哪些患者在强化治疗方案中可以得到获益。
对所有影响因素进行合理赋值是STEPP分析最重要的环节。
只有基于具有代表性的大样本试验数据，才能对影响预后的各种因素进行合理赋值，计算出的风险结果也更符合临床实际，保障STEPP评分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目前，乳腺癌领域的STEPP分析均来自于大样本ER+/HER2-乳腺癌研究数据。
TEXT&SOFT联合分析证实，卵巢功能抑制（OFS）联合内分泌治疗可使ER+乳腺癌患者获益更多。
基于5.6年的随访数据，研究进行了第一次STEPP分析，为不同的高危因素进行了赋值，终点为无乳腺癌间期（BCFI）。
中医辨证施治与中药联合用药对肿瘤转移的干预近年来，肿瘤转移成为临床治疗中的一大难题。
传统的西医治疗方法对于肿瘤转移的干预效果有限，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于中医辨证施治和中药联合用药对肿瘤转移的干预效果。
中医辨证施治和中药联合用药的独特优势在于其综合调理机体，增强免疫力，减轻化疗药物的毒副作用，以及对肿瘤微环境的调节。
中医辨证施治是中医特有的诊断和治疗方法，通过观察病人的症状、舌苔、脉象等，辨别病人的体质和病情，从而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针对肿瘤转移患者，中医辨证施治注重调整患者的阴阳平衡，改善体内气血循环，增强机体的自愈能力。
例如，对于肝转移的患者，中医辨证施治可以通过调理肝脏功能，疏肝理气，活血化瘀，达到抑制肿瘤生长和转移的效果。
中药联合用药是指将不同的中药组合在一起使用，以增强药效，减轻毒副作用。
中药的药理作用复杂，其中包含许多抗肿瘤活性成分。
通过合理的中药联合用药，可以发挥不同药物的协同作用，增强抗肿瘤效果。
例如，黄芪、党参、枸杞等中药可以增强机体的免疫力，抑制肿瘤生长和转移；当归、川芎等中药可以活血化瘀，改善肿瘤患者的微循环，减轻肿瘤相关的疼痛。
中医辨证施治和中药联合用药在肿瘤转移的干预中的优势不仅在于直接的抗肿瘤作用，还在于其对肿瘤微环境的调节。
肿瘤微环境是指肿瘤细胞周围的组织和细胞，包括肿瘤相关的血管、免疫细胞、炎症细胞等。
肿瘤微环境对肿瘤生长和转移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中医辨证施治和中药联合用药可以通过调整肿瘤微环境，抑制肿瘤生长和转移。
例如，某些中药可以抑制肿瘤相关的血管生成，减少肿瘤的营养供应；某些中药可以调节免疫细胞的功能，增强机体对肿瘤的免疫力。
然而，中医辨证施治和中药联合用药对于肿瘤转移的干预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首先，中医辨证施治和中药联合用药的疗效需要进一步的临床研究验证。
虽然已有一些临床研究表明中医辨证施治和中药联合用药对于肿瘤转移有一定的干预效果，但是仍需要更多的大规模临床试验来验证其疗效。
乳腺癌会提高女性的死亡率，属于常见的一种恶性肿瘤，经过手术的乳腺癌患者，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忧虑：怎么突然发烧了，是不是肿瘤复发了？怎么那么疼，是不是乳腺癌进展了？等等.......其实，乳腺癌术后复发危险的时间也会期限，下面我们就来针对乳腺癌术后复发危险的时间为大家解答下。
乳腺癌术后复发高峰期有多久呢？大多数乳腺癌患者普遍看到的回答是五年居多，这种说法缘由是乳腺癌的临床五年生存率。
据统计肿瘤手术后，前五年都会维持较高的复发、转移风险，但凡出现复发、转移的患者，中间有九层的病人是在前五年发生的，九层病人中80%是在术后前三年出现复发、转移，10%是在后两年发生。
一旦五年内没有出现肿瘤复发，就说乳腺癌患者度过了肿瘤复发高峰期。
故，我们说乳腺癌术后复发高峰期是五年。
可是还有10%的患者是在术后五年以后出现的肿瘤复发、转移。
虽然从大数据上，五年复发高峰期的参考意义重大，但患者安然度过五年后，不能就此放松警惕心。
毕竟复发风险仍在，没有人可以确保患者一定不在那复发的10%人群中，还是有不少患者是五年后出现复发，而没有及时进行治疗，导致死亡的。
因此，虽然五年才是乳腺癌术后复发高峰期，但五年依然不能怠慢，也要把后面的康复期严肃对待，与五年内一样积极做好定期复查、中医巩固治疗等等措施。
故，真正乳腺癌术后复发高峰期应当是不止五年，需要持续终身。
中医药为乳腺癌术后康复期提供助力面对会伴随乳腺癌患者终身的肿瘤复发，一方面要坚持定期复查，可以时刻监控癌情进展，及早预防治疗。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就是术后的巩固治疗，可以继续进行抗肿瘤治疗，预防病情反复。
肿瘤医生建议的化疗、放疗、中医治疗就都属于巩固治疗的范畴。
不过放、化疗的巩固治疗毒副作用明显，如恶心呕吐、骨髓抑制，对脏腑心肺功能损伤等等。
导致并不能长期巩固。
而复发的高峰期会维持终身，中医治癌的优势就是疗效稳定、安全，可以稳定内环境，能够长期服用，乳腺癌术后患者按医嘱服用五年、十年甚至终身都可以。
中医药防治癌症复发转移论文：中医药防治癌症复发转移的临床研究【摘要】癌症是一类常见多发的要挟人类生命健康的疾病。
当前手术、放疗、化疗为要紧医治手腕。
但医治后五年生存率还不令人中意，复发和转移仍是常见的致死缘故。
因此增强中医药防治癌复发转移的临床研究，巩固提高术后、放疗、化疗的远期疗效是超级重要的。
本文通过对术后，放疗和化疗后的500例恶性肿瘤的分析，按karnnofsky分级标准，全数病例均达80分以上。
三年存活率156例，五年存活率160例，十年存活率85例，十五年存活率48例，二十年存活率39例，25年以上存活率12例。
中医学整体观以为复发和转移的要紧病机为脾肾阴阳两亏，正气内虚。
提出了临床辨证与辨病结合，扶正与祛邪并用，扶正不助邪，祛邪不伤正，留人治病的医治大法，而其重点在扶脾补肾，从治痰、化瘀、解毒入手，内治外消结合，挑选出扶脾补肾的中药（人参、黄芪、绞股蓝、白术、茯苓、山药、熟地、枸杞子、山萸肉、补骨脂、仙灵脾、女贞子等）和补气养阴方药（西洋参、沙参、白芍、麦冬、元参、黄精、石斛、花粉、首乌、生地、元肉、知母、龟板等）并结合临床辨证选加活血化瘀、化痰软坚、消肿散结、清热解毒的中草药。
最后指出癌症患者都有不同程度的失望、恐惧心理，医师必需做细致的说明工作，既治病又要治心。
临床上多数癌症病人常由于发觉晚、确诊晚、医治晚而延误了最正确医治机会。
因此对通过手术、放疗、化疗后的患者，如何继续医治，排除后遗症，预防和操纵复发与转移，对提高手术，放疗及化疗后癌症患者的生存质量和存活率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从事中医中药医治中晚期癌症临床研究中，对手术、放疗及化疗后的大量癌症患者，不管是对已复发转移或尚未复发转移的病例，均以中医中药医治，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疗效。
专门是对手术、放疗及化疗尚未复发转移的患者，继续进行中医药医治，成效尤其中意。
现将资料比较完整的500例，报告如下；临床资料本组术后，放疗和化疗后恶性肿瘤500例中，男性286例、女性214例，年龄最小14岁，最大86岁。
LuminalA型乳腺癌术后复发转移的影响因素分析LuminalA型乳腺癌是一种较为常见的乳腺癌类型，它通常对激素敏感，对雌激素受体（ER）和/或孕激素受体（PR）呈阳性表达，对HER2呈阴性表达。
尽管LuminalA型乳腺癌的预后通常较好，但仍然存在术后复发和转移的情况。
为了更好地理解LuminalA型乳腺癌术后复发转移的影响因素，本文将对相关研究进行分析和总结。
1. 年龄年龄是影响LuminalA型乳腺癌术后复发转移的重要因素之一。
研究表明，年龄较大的患者更容易出现术后复发和转移的情况。
这可能与年龄大的患者的免疫功能下降、身体代谢减缓等因素有关。
对于年龄较大的LuminalA型乳腺癌患者，需要密切关注术后的随访情况，以及采取更加积极的治疗措施。
2. 肿瘤大小和淋巴结转移肿瘤大小和淋巴结转移是乳腺癌预后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影响术后复发和转移的重要因素。
研究表明，肿瘤大小和淋巴结转移的情况与LuminalA型乳腺癌的术后复发和转移密切相关。
肿瘤越大、淋巴结转移越多的患者，其术后复发和转移的风险也越大。
对于肿瘤较大、淋巴结转移情况较严重的LuminalA型乳腺癌患者，需要更加密切地监测其疾病进展，以及调整治疗方案。
3. 分子生物学指标除了临床病理指标外，分子生物学指标也对LuminalA型乳腺癌术后复发转移具有重要影响。
雌激素受体（ER）和孕激素受体（PR）的表达情况、HER2的表达情况以及Ki-67的表达水平等分子生物学指标都与乳腺癌术后复发和转移密切相关。
ER和PR的阳性表达通常与较好的预后相关联，而HER2的阳性表达和Ki-67的高表达水平则通常意味着较差的预后。
对于不同分子生物学类型的LuminalA型乳腺癌患者，需要结合分子生物学指标进行更为个性化的治疗和随访。
4. 分子靶向治疗随着分子靶向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针对LuminalA型乳腺癌的分子靶向治疗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内分泌治疗（如雌激素受体拮抗剂和雌激素合成酶抑制剂）、HER2靶向治疗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LuminalA型乳腺癌的预后。
乳腺癌术后高危人群复发转移影响因素及中医治疗评价作者：富琦等来源：《中国中医药信息》2014年第02期摘要：目的观察乳腺癌术后高危人群复发转移的影响因素，并应用中医辨证论治方案干预，观察其降低复发转移率的有效性。
方法对178例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术后高危人群复发转移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比较中西医结合队列（中医辨证论治+内分泌治疗）与西医队列（内分泌治疗）的复发转移、无病生存情况及中医症状积分。
结果淋巴结转移情况、肿瘤分期、是否接受中医辨证治疗3个因素对乳腺癌术后高危患者的无病生存率有影响，是否服用中药是影响无病生存期的独立预后因素。
与西医队列比较，中西医结合队列3年复发转移率明显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
两队列的中医临床症状总积分在治疗3个月及6个月时均明显下降，接受中医辨证治疗的队列改善程度更大。
中医治疗对于心烦易怒及烘热汗出的疗效显著，自汗及失眠的疗效次之，口干口苦及神疲乏力的改善情况欠佳。
结论淋巴结转移情况、肿瘤分期、是否接受中医辨证治疗是影响乳腺癌术后复发转移的主要因素。
中医辨证治疗可降低3年复发转移率，明显改善中医症状，尤其对心烦易怒及烘热汗出的疗效更为显著。
关键词：乳腺癌术后；高危人群；复发转移；影响因素；中医治疗中图分类号：R273.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04（2014）02-0027-05乳腺癌的治疗近年来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术后高危人群无瘤生存率及5年生存率依然较低，因此，研究复发转移的影响因素及采用有效的干预手段降低复发转移率是十分必要的。
本研究分析178例乳腺癌术后高危人群复发转移的影响因素，同时观察中医辨证干预治疗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1.1 一般资料病例来源于2009年1月1日-2013年1月31日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7医院肿瘤科门诊或住院治疗的Ⅱa～Ⅲc期乳腺癌术后患者，依据纳入标准，共入组200例，随访至肿瘤复发转移或2013年4月阶段研究终点。
1.2 纳入标准具有明确病理诊断的乳腺癌术后高危患者（腋窝淋巴结转移≥4个，或腋窝淋巴结转移1～3个同时肿瘤组织中癌基因Her-2表达阳性）；已完成术后规范化辅助治疗半年内；病理示雌激素和/或孕激素受体为阳性，接受内分泌治疗者；签署知情同意书。
1.3 排除标准合并心、肝、肾和造血系统等严重疾病；妊娠或哺乳期患者；有精神病史无法合作的患者；证实有肿瘤复发或合并其他器官转移者。
1.4 诊断标准西医诊断标准参照中国抗癌协会1999年《新编常见恶性肿瘤诊治规范乳腺癌分册》[1]；TNM分期标准参考《AJCC癌症分期手册（第六版）》[2]；中医辨证标准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3]及本院肿瘤科2009年乳腺癌中医诊疗规范。
2 研究方法2.1 试验方法采用多中心、前瞻性队列研究模式，观察乳腺癌术后高危人群复发转移的影响因素，并应用中医辨证论治方案，验证其降低复发转移的有效性。
本研究拟先期观察200例。
依据患者的治疗意愿入组。
西医队列：内分泌治疗（三苯氧胺或芳香化酶抑制剂）。
中西医结合队列：中医辨证论治加内分泌治疗。
中医辨证治疗：气虚证予四君子汤加减，血虚证予生血汤加减，阳虚证予肾气丸加减，阴虚证予六味地黄丸加减，气郁证予加味逍遥散加减，痰湿证予温胆汤加减，血瘀证予桃仁四物汤加减；同时组方中酌情加入预防肿瘤复发的抗肿瘤备选药物（土贝母、龙葵、白英、重楼、猫爪草、半枝莲、蛇莓、土鳖虫、山慈菇）。
中医治疗遵照中医辨证论治方案应用中药2年，每4周依据病情变化和辨证结果对方药进行调整。
临床医生可以根据患者病情联合必要的对症支持治疗。
每年至少累计服药4个月。
观察时间：①出现复发或转移。
②如无复发转移，观察截至阶段研究终点。
2.2 观察方法2.2.1 基线调查在入组开始前1周内完成。
①病历采集：按照病例报告表（CRF）的要求填写；②肿瘤标志物检测；③影像学检查：CT、MRI、B超、X线、骨扫描等。
2.2.2 随访调查时间 2年内每3个月随访1次，2年后每半年随访1次。
治疗情况：每次随访详细记录各种治疗的名称、剂量、时间、不良反应等。
生存情况：是否生存，是否有复发或转移。
中医证候：按照中医证候表填写。
体格检查。
肿瘤复查：肿瘤标志物、胸CT、B超、X 线、骨扫描等检查根据情况每3～6个月1次。
2.2.3 病例脱落判定中西医结合队列应用中药时间累计小于4个月；入组患者1年内失访；激素受体阳性患者无故停止内分泌治疗。
2.2.4 复发转移判定有明确病理证实的复发转移病灶或有影像学确凿证据并且经过2位专科医师判定且结论一致。
2.3 疗效评价指标2.3.1 主要疗效指标生存情况评价：复发、转移时间；无病生存时间（DFS）；1、2、3年累计无病生存率；复发转移率、死亡率。
2.3.2 次要疗效指标中医证候评价：参照以往研究结果[4]总结的乳腺癌康复期患者常见中医症状制定中医证候表，包括神疲乏力、少气懒言、自汗、食欲不振、头晕耳鸣、胸胁胀痛、心烦易怒、口干口苦、五心烦热、烘热汗出、失眠、上肢水肿、便溏、便秘、腰膝酸软、畏寒肢冷等，根据证候轻重程度，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3]分别计1～3分。
2.4 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对所有变量进行描述性分析，计量资料用—x±s表示，对于两队列间无病生存率、总生存率等的比较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Log rank检验进行组间对比；对于患者治疗前后疗效差异比较，数据符和近似正态分布者采用配对t检验，数据不符合近似正态分布者采用配对比较的秩和检验。
对于两队列间各阶段疗效差异的比较，符合近似正态分布的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不符合近似正态分布的采用独立样本秩和检验。
对两队列复发转移率及死亡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P3 结果3.1 一般资料分析共入组200例患者，脱落22例，完成研究者共178例。
其中中西医结合队列91例，西医队列87例。
年龄31～75岁；腋窝淋巴结转移1～3个者48例，4～9个者74例，>9个者56例；肿瘤分期为Ⅱ期44例，Ⅲa期78例，Ⅲb、Ⅲc期56例；接受4周期化疗32例，6周期化疗70例，8周期化疗76例。
经统计学处理，两队列年龄、腋窝淋巴结转移数、肿瘤分期、接受化疗周期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3.2 影响乳腺癌术后高危复发转移的因素分析对178例乳腺癌术后高危患者进行Kplan-Meier生存分析：平均DFS为（29.81±12.97）月，最长48.0个月，最短3.0个月，中位DFS为28.5个月。
1、2、3年的累计无病生存率分别为97.6%（162/166）、94.6% （122/130）、92.0%（69/75）。
3.2.1 单因素预后分析分别对患者年龄、肿瘤发生部位、病理类型、肿瘤大小、淋巴结转移数（LNM）、雌激素受体水平、孕激素受体水平、Her-2基因表达水平、肿瘤分期、化疗周期数、是否接受放疗、是否接受靶向治疗、是否接受中医辨证治疗等进行单一影响因素分析，结果发现，乳腺癌术后高危患者的无病生存率影响因素中，LNM、肿瘤分期、是否接受中医辨证治疗3个因素对乳腺癌术后高危患者的无病生存率有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9个的患者（P=0.006）。
肿瘤Ⅱ期患者的累计无病生存率高于Ⅲb～Ⅲc期患者（P=0.009）。
其他因素对于乳腺癌术后高危患者的无病生存率没有影响（P>0.05）。
3.2.2 多因素预后分析采用Enter法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多因素预后分析，纳入单因素分析结果中P3.2.3 两队列无病生存时间的分层比较在对两队列累计无病生存率比较的生存分析基础上，依据LNM进行分层生存分析。
将LNM按≤3个、4～9个、>9个分为3层，肿瘤分期分为Ⅱ期、Ⅲa期、Ⅲb～Ⅲc期3层，逐层对两队列的DFS比较进行Log-rank检验。
结果显示：当LNM为4～9个时，中西医结合队列DFS高于西医队列（P9个时，两队列DF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当肿瘤分期为Ⅲa时，中西结合医队列DFS高于西医队列（P0.05）。
见表2。
3.3 两队列无病生存时间及累计无病生存率比较中西医结合队列平均DFS为（29.96±12.49）月，中位DFS为29个月；西医队列平均DFS为（29.66±13.52）月，中位DFS为28个月。
两队列DFS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67）。
中西医结合队列1、2、3年累计无病生存率分别为96.6%、95.3%、93.7%，西医队列1、2、3年累计无病生存率分别为94.2%、88.0%、85.1%。
经Log-rank检验，表明两队列1、2、3年累计无病生存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3）。
3.4 两队列复发转移率、死亡率比较截至阶段小结时间，复发转移患者共23例，总复发率为25.3%。
其中中西医结合队列7例（7.7%），西医队列16例（18.4%）；术后3年内死亡患者共6例，其中中西医结合队列1例（1.1%），西医队列5例（5.4%）。
经卡方检验，与西医队列比较，中西医结合队列3年复发转移率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
两队列死亡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93）。
3.5 治疗前后两队列中医临床症状比较3.5.1 中医症状分布由于患者入组时间不同，178例患者中完成完整的3个月及6个月随访中医证候表采集者156例，其中中西医结合队列84例，西医队列72例。
根据患者入组时中医临床症状记录情况，各症状发生率依次为：神疲乏力59.0%、自汗59.0%、烘热汗出56.4%、失眠55.8%、口干口苦53.8%、心烦易怒50.6%、腰膝酸软42.9%、食欲不振40.4%、月经不调35.9%、少气懒言33.3%、头晕耳鸣32.1%、上肢水肿32.1%、畏寒肢冷32.1%、五心烦热28.8%、胸胁胀痛28.2%、便秘25.6%、便溏20.5%。
3.5.2 两队列治疗前后临床症状总积分比较将两队列患者入组时的中医症状总积分分别作为基线，对治疗前后积分进行比较。
结果显示，中西医结合队列和西医队列治疗3个月及6个月时症状总积分均明显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与3个月时症状比较，治疗6个月时症状总积分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
中西医结合队列基线水平症状总积分高于西医队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治疗3个月时，中西医结合队列症状总积分均值为（7.94±4.87）分，西医队列为（6.94±5.40）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