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艺术的结合

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一位科学家的独特见解钱老认为，科学与艺术是结合的，技术和艺术是伴生的。

一为什么科学与艺术是结合的?因为在客观世界,科学与艺术本来就是结合的，辩证统一的，这是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来看科学和艺术的关系。

钱老在《书信》中，用历史唯物主义观分析技术与艺术的关系。

他说，人类“最早是原始公社,那时开始有了生产，也就是有了技术(当时还没有技术的理论———科学)，然后加入了一些艺术———美感。

这就是说，技术和艺术从一开始就是结合的，伴生的，往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这时阶级不同，技术和艺术的相互关系也不一样：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生活贫困，对艺术的要求不可能过高，基本上还是沿习着上古时代的情况。

而统治阶级则将技术(手艺)当成他们实现艺术追求的手段。

至于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和艺术的相互关系分两条路走：一条是传统的工艺日用品，由于人民生活的改善，能把封建社会中仅由上层阶级享用的东西大众化了；另一条则是封建社会没有的东西，如机器、火车、汽车等。

这在资本主义初始阶段只有技术，没有艺术，或者说还来不及有艺术，在这个阶段技术和艺术是脱离的，到20世纪中叶，“丑恶的机器”已为人们所厌恶，技术和艺术又趋向结合，在工程设计中要考虑到艺术的美。

钱老在《书信》中又进—步说，文学艺术的表现总是用物质的手段，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影响这些物质手段，也就必然影响文学艺术。

他说，就连笔、墨、纸和颜料都是科学技术给画家提供的物质手段，更用说今天的广播、电影、电视、卡拉OK、电子音响、光盘唱机，以及把电子计算机，电视机和光盘唱机的功能集于一身的“交互式电视机”等等科技新成果为文学艺术家们所提供的展现艺术才华的无限空间了。

从这一点上可以说，科学技术也是艺术的“生产力”。

由这一基本观点出发，钱老认为，科学技术工作者要有一点文学艺术素养，而文学艺术家要懂一点科学知识。

为什么要这样?从人的思维方法来看，科学研究总是用严密的逻辑思维，但科学工作往往是从一个猜想开始的，然后才是科学论证。

也就是说科学创新的思想火花是从不同事物的大跨度联想激活的。

而这正是艺术家的思维方法，即形象思维。

接下来的工作是进行严密的数学推导计算和严谨的科学实验验证，这就是科学家的逻辑思维了。

换言之，科学工作是源于形象思维，而终于逻辑思维。

也可以简单地说，科学工作是先艺术而后科学的。

他举例说，大科学家都是有文学艺术修养的；爱因斯坦喜欢艺术，小提琴拉得很好；对我国原子弹氢弹作出重大贡献的汪德熙教授，不仅是一位钢琴家，有很高的音乐水平，他还会调钢琴。

他从美国回国时想到旧中国缺调钢琴的师傅，自己就专门去学调钢琴的技术，并自购了一套调钢琴的手工器具一同带回国来；汪德熙的哥哥汪德昭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水声学家，对音乐也有很高的修养；同济大学的老教授、著名建筑学家陈从周诗写得非常好，他的诗集《廉青集》钱老十分欣赏，曾反复念诵。

他认为，这些科学家都做到了“文理相通”。

更不用说钱老在《书信》中多次提到的鼎鼎有名的大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了。

钱老说，这两人对科学和艺术都有深刻见解，并在近年发表过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和讲话。

为了推动我国科技艺术的研究，他曾给北京工学院(现为北京理工大学)校长朱鹤孙写信，支持他在北京工学院建工业设计学院，创办《设计》杂志和创建工业设计协会，这些专业和协会都是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

另一方面，钱老认为，文学艺术家要懂一点科学技术，不能是“科盲”，这主要不在于科学方法，而在于世界观。

他说，要成为文学艺术大家，不懂一点科学不行，因为科学技术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无处不存在科学，无处不存在文学艺术。

文学艺术家只有懂一点科学才会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才会对社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然后你才能创作出既符合时代精神又具有历史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艺术工作是先科学而后艺术的。

他举例说，鲁迅和郭沫若早年都是学医的。

郭老后来还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他对科学有深刻的理解，与科学家们有共同语言。

他特别强调，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科学有了许多新发展，新技术也层出不穷。

文艺人如果不懂一点科学，就会落后于时代。

他从阅读《文艺研究》和《文艺理论与批评》等杂志感到，我国文艺人发牢骚的多，论中国古代文艺辉煌的多，就是缺乏对新文艺形式的探讨，缺乏研究科学技术发展所能提供的新的文艺手段。

他说，回顾本世纪的历史可以看到，这是我国文艺人和文艺理论工作者的老毛病。

电影出现了，是自生地发展；电视出现了，也是自生地发展。

录音伴奏(卡拉OK)出现了，文艺人、文艺理论工作者惊惶失措。

这么被动怎么能行？他认为，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文艺人，文艺理论工作者应该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一切可以为文艺活动服务的高新技术，并研究如何利用它们来发展社会主义中国的文艺，繁荣新中国的文化。

为此，他曾给杭州《艺术科技》编辑部写信，支持他们搞艺术科学和舞台美术等研究。

并建议他们和北京工业协会加强联系，交流学术，互相促进。

以上这些都是钱老在上世纪80年和90年代初说的老话。

今天我国电影艺术的大制作和舞台艺术的豪华设计真可谓大手笔。

但是，在这些辉煌的“大手笔”后面，往往缺乏深刻的思想内涵,缺少艺术的灵魂。

他认为这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并不可取。

对钱老这种科学与艺术结合的思想，许多人表示不能理解。

在我国科学界，专家多而统领科学技术全面发展的科学家少，而在文学艺术界，不懂科学照样可以搞文艺创作，但真正成为传世佳作的少。

对于这些“不理解”都是可以理解的，199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出版钱学森著《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一书，但反应平平。

钱老曾感叹说，两者若不结合，终不能成大器。

可喜的是，从近年新闻媒体的报道中看到，不论在科学界还是在文艺界，赞成钱老这一观点的人越来越多，但他也注意到，他的知音者中，老科学家和老艺术家多，年青人则少有所闻，这又令他忧心。

近年来,在新闻媒体上多有讨论在中国为什么没人得诺贝尔科学奖和文学奖的问题。

钱老也有书信谈到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基本意见是不能急功近利，重要的是安下心来，踏踏实实为繁荣中国的科学事业和文学创作作出贡献，而得不得诺贝尔奖并不是唯一的标志。

然而，从《书信》可以看到，钱老的这一思想也不是没有一点反响。

1985年，钱学森给一位搞“红学”研究的人员彭昆仑写信，支持他用系统工程和电子计算机研究《红楼梦》，并祝贺他在…红学‟研究中解决了大难题。

彭昆仑他们的这一研究成果不仅得到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的支持，也得到我国红学研究的老前辈冯其庸这样的红学家的高度评价。

1986年冯老先生参加“红楼梦数据系统”鉴定会，看了电脑表演和多项功能演示以后非常高兴。

他说：“彭昆仑他们的研究成果超出了我的想象之外，把红学界一些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彻底地解决了，例如像荣国府、大观园的平面示意图和10条人物活动路径，比以往的成果似乎更科学更合理了”。

“过去我也不知道读过多少遍《红楼梦》，但是要把大观园的房屋，院子都搞清楚并不容易，而现在，—目了然了”。

冯先生在这一次讲话中还谈了他对电脑和人脑关系的看法，是很有见地的。

他说：“你们能取得那么多的成就，根本原因是在于电脑与红学的结合上，其关键还在于人的作用。

试想，若他们对红学无较深入的研究，想要让电脑发挥作用也是不可能的。

电脑本身没有思想，需要的是有一定红学研究水平的人去开发它”。

“光有电脑行吗?我看不行。

电脑能回答曹雪芹的艺术理论与政治观点吗?我看不行吧!”。

冯先生的最后结论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前景是十分宽广的”[1]。

我想，在这一点上，钱学森这位科学家与冯其庸这位文学家的思想是相通的。

二钱学森是一位科学家。

他有渊博的学识是公认的。

2001年11月19日，在由中国力学学会等21个学术机构和高等院校联合召开的“新世纪力学研讨会———钱学森技术科学思想的回顾与展望”大会上，钱学森的老朋友、著名华裔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林家翘在讲话中说：“钱先生的学问可以说是博大精深”。

我想，林先生所说的“学问”，恐怕主要是指钱老在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方面的学问。

他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钱老在文学艺术方面也有很高素养。

钱老之所以能对科学和艺术，以及科学与艺术的关系提出深刻见解，是与他两方面的素养都有关系的。

这里只讲讲钱老在文学艺术方面的素养。

从钱学森在《书信》的自述中我们了解到，他打小就喜欢文学艺术。

他在北京师大附中念高中时读的是理科，但他学过水彩画，老师是后来著名的画家高希舜。

他拉过小提琴，写过小品文；读大学期间，参加过交通大学的管乐队，吹小号。

大学第一次暑期就看过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

交大毕业前夕，即1935年(民国24年)2月，他在《浙江青年》杂志上发表“音乐和音乐的内容”一文，讲的是如何欣赏贝多芬和莫扎特的音乐作品。

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和工作期间，他除了参加美国物理学会、美国航空学会和美国力学学会之外，还参加过美国艺术与科学协会。

钱老曾经对我说，他参加美国艺术与科学协会，是他的同窗好友、冯•卡门的另一位高徒F•马林纳介绍的，马林纳除了研究航空和火箭，还是一个画家。

钱老说:“我给他们写了一篇讲艺术的论文，还交了几张艺术摄影作品。

他们觉得还可以，就吸收我参加了”[2]。

他说：“在这个协会里既有西服革履的科学家，又有留着长发，衣着不整的艺术家，我们当时搞火箭时萌生的一些想法，就是在和艺术家们交谈时产生的。

”[2]钱学森的第一大业余爱好是书画。

就在我担任秘书期间，他常常去中国美术馆和荣宝斋参观书画展，并对国画艺术有自己的见解。

他在《书信》中与画家们探讨国画发展的新路。

说“吴昌硕、齐白石的路子已走到尽头，张大千和刘海粟的发展实始于20年代的徐悲鸿，但前途如何?国画也要开创一个新时代”[2]。

他对一位女画家的工笔画十分欣赏，并认为工笔画因有技术要求，放开写意比所谓写意画更难些，所以历来工笔画家在这方面比不上写意画家。

他看到这位画家赠送的绘画《墨竹》，认为十分淡雅，使人感到清新，他也喜欢她先前赠的作为1986年年历的12幅仕女画，尤其欣赏那幅李清照的画像，说“她是我最尊敬的女文人”。

他看到《新华文摘》上讲“三怪”王学仲的文章，立即写信给天津大学的王学仲教授，向王先生敬求墨宝，说“我连您…润笔只要纸‟的纸也没有，实感唐突，请恕我无礼”。

王教授接钱老亲笔书信，十分激动，立即挥毫，作长卷《狂草赋》，并赠《夜泊画集》。

接王教授墨宝，钱老十分高兴，在1992年10月1日立即回书说：“今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3周年，我凝视画集第一幅《怀思》，心情激动，牌刻上的人物又现眼前。

……读先生《狂草赋》，使我神采飞扬，如火箭升空，…巡天遥看一千河‟矣。

……先生所赠书画将是我余生中的精神粮食，受用不尽”[2]。

对于书法，钱老也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