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南京大屠杀更恐怖的卢旺达大屠杀

比南京大屠杀更恐怖的卢旺达大屠杀2009-04-30 10:11 来源:新华网科技4月7日是卢旺达种族大屠杀10周年纪念日。

届时卢旺达将举行为期一周的纪念活动，大约20个国家的领导人将被邀请出席。

在人们痛悼那100多万无辜冤魂时，一个愈来愈清晰的事实更令大家惊诧：如果当年介入及时，这场大屠杀其实只需要5000名装备精良、授权明确的联合国部队就能够制止。

1962年卢旺达宣布独立后，胡图族与图西族两部族之间矛盾重重，多次发生冲突，战事持续不断，成为1994年种族大屠杀的内部原因。

1994年4月6日，卢旺达总统、胡图族人哈比亚利马纳的座机在基加利上空被导弹击落，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该事件成为导火索，在卢旺达全国范围内引发了胡图族人针对图西族人的血腥报复。

在此后3个月里，先后约有100万人被杀，其中绝大部分为图西族人。

2004年3月，在卢旺达大屠杀10周年到来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卢旺达大屠杀1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讲话，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防止卢旺达大屠杀事件重演。

联合国大会还将每年的4月7日定为“反思卢旺达大屠杀国际日”，以追思过去，警示未来。

这是1994年4月6日，在距卢旺达首都基加利约50公里的一个难民营里，一名孩子坐在地上哭泣。

在卢旺达尼亚鲁西西难民营里，图西族儿童尼古(中)被交由红十字会照管。

他的双亲及兄妹都在种族大屠杀中丧生。

卢旺达是非洲中部一个仅有800多万人口的内陆小国，国小名微，许多人甚至根本没有听说过它。

然而，10年前，卢旺达一度成为世界各大媒体上出现频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1994年4月至7月，这个被称为“千丘之国”的国家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种族灭绝大屠杀，在短短100天里，先后有100万人被杀，成为20世纪的人类悲剧。

在卢旺达大屠杀10周年前夕，记者来到这个曾被鲜血染红的国家。

首都基加利是一座小城，城区分布在7座起伏缓和的山丘上，植物繁多，绿意盎然，颇具田园特色。

卢旺达人看上去很温和，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人热情地同我们打招呼。

整个城市很安全，就是在使馆区，除美国使馆保持戒备外，其它使馆和国际机构看上去就像富裕人家的宅户，既没有高墙电网，也没有荷枪把守的士兵。

这种安宁在大多数非洲国家是难以想像的。

成堆白骨的述说然而，我们知道眼前所看到的并不是基加利的全部，否则就无法解释10年前发生在这个国家的骇人暴行。

我们乘车前往基加利西南部166公里处的穆兰比。

也许是心理作用，当汽车沿着公路行进时，两旁起伏的丘陵和葱翠的芭蕉林在我们看来总显得鬼影憧憧，几乎可以触摸到一种怪异的寂静——那是成千上万名死者的寂静。

我们的目的地在一个山坡上，那里有三排平房，原是一座刚竣工的技术学校，10年前那场突如其来的大屠杀使这里和附近地区陷入一片血海。

尽管以前就听说过各种描述，但当我们走进屋子时，还是为眼前的恐怖景象震惊了：一张张木架子上堆满了干枯的尸体，其中不少残缺不全，有的不见了头颅，有的没有了四肢，还有的遗骨上能看出明显的刀伤或弹孔……为了防腐，本已风干的骨骸又被撒上石灰，更显得白森森的，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气味。

眼前的恐怖场景无声地叙述着10年前那血腥的一幕：1994年4月6日，卢旺达总统、胡图族人哈比亚利马纳和布隆迪总统恩塔里亚米拉乘坐的飞机准备在基加利机场降落时坠毁，两名总统和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数小时后，以胡图族为主的总统卫队和以图西族为主的卢旺达爱国阵线在基加利市区爆发激烈冲突，冲突迅速蔓延至全国，演变成一场胡图族极端分子对图西族人的疯狂杀戮。

4月21日，躲藏在穆兰比技术学校里的图西族人遭到胡图族武装的屠杀，一天一夜间，有5万多人倒在了血泊中。

杀红了眼的胡图族民兵手持砍刀、棍棒和长矛疯狂追杀图西族人，甚至连老人、孩子和孕妇也不放过。

现在穆兰比大屠杀遗址收存有27000具尸骨。

警告被忽视穆兰比屠杀只是当时卢旺达境内种族灭绝暴行当中的一幕。

10年前的卢旺达大屠杀是人类的悲剧，但更令人心痛的是这场悲剧本来可以避免。

早在大屠杀发生前3个月，加拿大籍的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司令达莱尔将军就曾向联合国维和行动部报告：据可靠情报，胡图族正在筹划有计划的屠杀，图西族已处在危险之中。

他要求尽快采取行动，收缴那些即将用于屠杀的武器。

但是，达莱尔等来的却是异常冷静的答复：“我们不能同意你在电报中所计划的行动，因为它明显超越了第872号决议(1993年)授予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的权限……你应当通知(卢旺达)总统，你已经获得了有关胡图族民兵行动的可靠情报，这些行为是对和平进程的威胁……但是，我们想强调的是，务必避免采取可能导致使用武力和不可预测的反应的行动。

”无奈，达莱尔只好奉命向比利时、法国和美国驻卢旺达大使通报了他所得到的情报，但是警告依然没有引起注意。

几年以后，曾经担任联合国维和行动部负责人及安南高级助手的里扎回忆说：达莱尔将军的电报使他感到吃惊，“是的，确实有杀戮。

暴力活动到处都是，但是并没有剧烈的升级。

几周过去了，电报里所预测的情况并没有发生。

我想，就在我们没有察觉的情况下，也就是在4月6日，局势突然爆发了。

”由于联合国对达莱尔报告的忽视，胡图族极端势力得以举起了屠刀。

比利时人撤走了尽管达莱尔将军本人对即将到来的屠杀早有预感，但是迅速蔓延的杀戮使无权使用武力的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束手无策。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这位加拿大将军更加忧虑。

4月7日，卢旺达图西族总理乌维吉利伊马纳在前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避难途中被胡图族军人打死，奉命护送她的10名比利时维和军人也遭杀害。

比利时朝野震惊，遂决定撤回全部在卢部队。

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竭力劝说比利时人留下，但见对方去意已定，遂表示希望他们把重型武器留下来，以供留守的联合国部队使用。

然而，比利时人在撤离时带走了所有武器。

比军是当时驻卢旺达维和部队中装备最好的，它的撤出不仅使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陷入困境，而且助长了胡图族民兵的气焰。

后来发生的一切表明，胡图族军人杀死比利时蓝盔士兵是一个阴谋，目的是逼迫比利时撤军，以便肆无忌惮地对图西族人下手。

不幸的是比利时人果真钻进了这一圈套。

联合国在卢旺达的维和行动是一个失败，100多万人的惨死使这个最大的国际组织显得暗淡无光。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1998年5月7日在卢旺达议会发表演说时讲了下面这段话：“我们应当而且也确实承认，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世界舍弃了卢旺达。

国际社会和联合国没能集中起政治意愿来面对这场灾难。

世界必须对这一失败表示深深的悔恨……所有关心卢旺达的人们，所有见证过它的不幸的人们，是多么希望我们曾经阻止了那场种族灭绝屠杀。

”联合国踌躇不决联合国曾试图采取行动，但由于美国的阻挠和其它原因始终没能实现。

面对迅速蔓延的屠杀，当时的秘书长加利致信安理会，称除非向卢旺达增派维和部队，否则联合国将无法在那里履行职责。

然而，几个月前曾在索马里遭受重挫的美国态度消极，其驻联合国大使奥尔布赖特建议，在基加利保留“最小限度”的存在以显示联合国的决心。

安理会决定象征性地在卢旺达保留270人，职责仅仅是调停停火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鉴于卢旺达形势日益严峻，加利一再要求安理会重新考虑将大部分维和部队撤出卢旺达的决定，并呼吁采取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行动去制止屠杀。

但是，美国并不理会，奥尔布赖特在安理会发言时说，在许多问题尚未弄清之前就向卢旺达增兵是“愚蠢的想法”。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谴责发生在卢旺达的屠杀行为，但是并没有使用“种族灭绝”一词。

在大屠杀持续了近一个半月后，联合国终于决定将联合国驻卢旺达援助团人数增加到5500人，并扩大其行动授权。

此时，联合国开始承认“(卢旺达)或许已经发生了种族灭绝行为”。

然而，奥尔布赖特援引“第25号总统令”向安理会其它成员国施加压力，要求在满足美国一大堆条件前不得向卢旺达部署增加的维和部队。

美国人为何一直躲躲闪闪?除了众所周知的“索马里综合症”外，前美国国防部部长助理帮办伍兹的经历或许更能说明问题：克林顿政府上台初期曾指示五角大楼列出世界上可能爆发危机的地方，以供白宫决策使用。

熟悉非洲事务的伍兹把卢旺达和布隆迪问题列进名单，但是，他很快接到了上司的指示：“我们并不在乎卢旺达或布隆迪发生了什么，把它们从名单中去掉。

美国的利益不在那里，我们不能把这些无聊的人道主义问题和诸如中东、北朝鲜等重要问题混为一谈。

”然而，当湖水被鲜血染红、河道被尸体堵塞、媒体将卢旺达大屠杀告诉全世界的时候，美国的态度才开始转变。

曾经担任美国国务院政治军事顾问的马雷说：“从4月到6月，(美国)不愿以任何方式卷入(卢旺达危机)。

然而，从7月以后，一种犯罪感开始出现，或许是因为(美国)什么也没干，也或许因为是它阻止了国际社会采取有效行动。

”但是，一切都为时已晚。

美国总统克林顿1998年3月访问卢旺达，他在基加利机场对大屠杀幸存者发表讲话时婉转地向卢旺达人表达了歉意。

但他似乎并不想让美国显得有什么特殊，只是说“国际社会，包括非洲国家，都必须对这场悲剧承担责任。

”失败，还是失败卢旺达大屠杀发生后，面对世界的震惊、疑问，那些在纽约、华盛顿、巴黎、伦敦和布鲁塞尔的政治家们也在指责、辩解和自责。

然而，最痛苦的并不是他们，而是曾经亲眼目睹大屠杀的达莱尔将军。

2003年10月，达莱尔所写的讲述卢旺达大屠杀的《与魔鬼握手》一书在加拿大出版。

他认为这是一本关于失败的书：失败属于驻卢维和部队，因为胡图族极端分子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杀死了100万图西族人和胡图族温和派;失败属于几个西方国家，它们有能力但是却没有及时制止屠杀的蔓延;失败也属于联合国，它没能给身处困境的少量蓝盔部队以支持。

达莱尔在书中流露出深深的自责，作为驻扎当地的部队指挥官，他觉得自己是这失败集体中的一员，甚至是最大的失败者。

对于联合国和外界来说，从卢旺达传出的消息只是一种表述，但对于达莱尔来说却是血淋淋的现实。

在大屠杀开始后的第三天，法国和比利时撤侨部队飞抵基加利，完成任务后迅速撤离，达莱尔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吃得好，装备更好”的欧洲人在他眼前匆匆而过。

达莱尔再次恳请联合国向卢旺达增派部队，后来的士兵多来自孟加拉国和加纳，装备差且缺乏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整个援助团仅有一部卫星电话。

后来情况越来越糟糕，在大部分维和部队根据安理会的决定撤出后，达莱尔身边仅剩下几百名士兵，而此时的卢旺达已经如同地狱一般：城里缺水少电，街头成了屠场，到处尸横遍野，伤者悲号。

尽管条件如此恶劣，达莱尔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人道使命，他和他的部下所建立的一个安全区使得两万多图西族人和胡图族温和派躲过了杀戮。

大屠杀给达莱尔的精神造成了巨大创伤。

在达莱尔看来，许多图西族人之所以在局势恶化的情况下没有选择逃离正是因为他们对维和部队的信任，但结果却遭到了背弃。

达莱尔回到加拿大后经常借酒消愁，企图以此来麻醉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