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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反映：当前民间信贷市场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以投资、担保、典当和委托寄卖名义注册的公司纷纷成立，并直接从事民间投融资活动，为斯地区民营经济蓬勃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民间借贷对于解决借贷双方资金需求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它以独特的方式活跃在县域经济中，呈现出规模庞大、融资主体多元、方式多样的特点，成为解决中小企业及个体工商户资金运转瓶颈的重要“途径”。
但是，民间融资也存在着极大的金融风险，给社会的安定和谐带来一定隐患。
一、民间借贷行为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业务办理不规范造成信用风险。
投资、担保、典当、委托寄卖企业均存在融资行为，且资金来源非常广泛，既有居民个人投资，也有通过各种渠道流入的银行贷款。
由于这部分投融资业务处于监管的“盲区”，无法有效评估民间资本的信用，一旦发生信用风险，就会危及到多数投资者的利益，还可能对金融机构的信用造成一定冲击，导致发生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二是监测难度大，影响宏观调控效果。
一是借贷数据无法统计。
民间借贷资金分散，借贷行为隐秘，数据来源不一，即使作为权威机构的人民银行也只能抽样调查，难以准确掌握民间借贷规模、区域分布、流动特点等。
二是民间借贷行为不受国家货币信贷政策和产业政策制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宏观调控效果。
既给执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造成障碍，又对出借入的资金安全形成了较大隐性风险。
三是法律保护缺位，容易引发民事纠纷。
民间投资担保典当企业融资活动大多数为高利贷行为，甚至实行“驴打滚”的计息方式，且资金来源多数为居民自有资金，投资担保典当企业又对借贷方资金投向缺乏必要的了解，一旦出现投资失误，导致举债人无力偿还债务或故意赖债引发的纠纷或案件，势必给社会安定带来不良影响。
四是民间借贷多为短期行为，不利于企业自身与地方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民间借贷立足借贷双方的个人关系，一般只用于弥补短期的资金缺口，资金供给和使用依附于短期的经济关系，对于长期的市场变化缺乏预测。
Finance金融视线论利率市场化和浙江民间金融改革广发银行杭州分行 钱佳琛摘 要：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加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也在加快，尤其是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很多不错的成绩。
中央银行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进一步加强，利率市场化的速度也稳中有进，各金融机构与金融监管组织在协调中相互促进。
本文通过对浙江民间金融改革的研究观察，总结了我国部分省市的金融研究成果，通过利率市场化和民间小额融资贷款的自由化，主要从银行角度反映出金融改革对金融市场以及我国经济的影响。
关键词：利率市场化 金融改革 小额融资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00(2012)11(c)-131-021 利率市场化概述利率市场化是指将金融市场上的利率决定权交由市场、金融机构根据自身情况和对市场动态的判断自发确定利率水平，形成了一个以市场供求为基本影响因素、央行基准利率为基础、货币市场利率为传感器的一种机制，它是价值规律作用的结果。
利率市场化对一国金融市场的影响重大，使银行体系面临着严重的不确定性，一般而言，为了争夺市场占有率，银行间会通过上调利率水平维持竞争优势，而这正是加重了银行风险的原因。
由于市场信息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商业银行常常会因为把握不住市场风向和利率的灵活变化而产生金融风险。
如逆向选择效应将原本应由存款人承担的风险转嫁到了银行，使信贷风险加剧。
我国自1996年开放了同业拆借利率以来，又开设了国债市场利率为我国市场利率提供了可以参考的基准利率，为利率市场化打下了牢实的基础。
调整利率结构、完善交易品种、提高监管水平、放开贷存款利率，中国正在一步一步地完全实现利率的市场化。
2 最新的利率改革改革是近几年来一直位居前列的热词，十八大上金融系统代表团队提出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首要任务就是要加快推进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促进推进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
由于利率变化对银行的影响重大，银行风险需要以利率工具加以控制。
浙江省民间资本发展研究浙江省民间资本规模庞大，相对较为活跃，是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在总结浙江民间资本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浙江民间资本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
标签：民间资本发展一、浙江民间资本发展历史与基本情况民间资本是中国特有的概念，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义。
根据《浙江统计年鉴2004》的规定，将民间资本定义为非政府拥有的资本。
具体而言，民间资本就是民营企业的流动资产和家庭的金融资产。
浙江民间投资发展迅猛，民间投资已占据我省全社会投资绝大部分。
据浙江省有关部门调查，光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九八年，浙江省民间投资（非国有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百分之五十六，其后民间投资发展更快。
以2003年为例，根据上述民间资本的定义估算，浙江民间资本的规模已经突破万亿元，规模非常巨大。
目前，浙江民间投资的主要领域主要有两大类。
一是以民间投资为主体、自主投资的项目，如兴办个体、私营企业。
这类项目还包括长期以来由国有投资垄断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和教育卫生设施等。
第二类项目是在政府规划、引导下，吸纳民间投资。
据介绍，浙江省个体私营工业发展很快，人均GDP增长速度最快的二十个县市，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县市个体私营经济比重超过百分之五十，并且正在扩大，这也说明浙江民间资本潜力很大。
有鉴于此，浙江省已提出把民间投资纳入经济规划中，为其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实行市场准入，允许民间投资进入除国家规定之外的国民经济各个行业，如参股国有企业、开展境外投资等。
同时，浙江更是成为了我国最大的民间资本溢出地。
数据表明，截至目前，共有5万多家浙江企业在上海滩发展，其中有一定规模的达2000多家。
在北京，全国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最大的灯具市场、奥运场馆建设等项目的背后，都闪现着浙江人的身影。
北至黑龙江，南到海南，西达新疆，全国各地都有浙江民间资本扩张的事例。
据不完全统计，自“九五”以来，浙江至少有7000多亿元民间资本进入全国各地的不同领域。
民间金融对发展经济的积极作用摘要：自2007年以来，政府为了控制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采取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导致中小企业融资成本提高；另一方面，在人民币不断升值、出口退税率调低、工人工资增加等诸多因素作用下，很多中小型企业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在我国经济可能出现滞胀风险的情况下，中小企业的发展如何无疑会对中国经济的走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长期以来与中小企业息息相关的民间金融受到了格外关注。
最近，浙江省出台政策推行小额信贷公司改制村镇银行的试点工作,民间信贷合法化的实践工作又一次走上了改革的前台，也掀起了学术界研究民间金融的一股热潮。
关键词：民间金融；诱导性制度变迁；积极作用一、民间金融的内涵界定虽然学术界已对民间金融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深入研究，但是迄今为止，对民间金融的内涵和外延界定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
姜旭朝（2003）提出，凡是没有经过国家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各种金融形式都为民间金融。
这种说法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但是，在现实中，有许多金融机构如典当行，虽经过了工商管理部门的登记注册，却在国家正式的金融管理体制之外，应该列入民间金融的范畴。
左柏云（2001）认为，民间金融是正式金融体制之外的，由单个国有企业单位、集体和个人所从事的合法的、半合法的或不合法的资金融通活动。
胡德官（2005）认为，民间金融是相对政府金融或国有金融而言的。
他认为民间金融产权必须是属于民间所有的，并应由民间金融组织或个人独立自主地开展金融服务以及与其相关的金融交易活动。
民间金融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合理且合法的“非正规金融”；第二类是合理不合法的“灰色金融”；第三类是不合理也不合法的“黑色金融”。
综上所述，在中国特定的经济转轨背景下，民间金融具有特殊的内涵，不同于外国文献与国内学术界提出的“体制外金融”，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地下金融”或“黑灰色金融”（宋冬林，2005）。
本文认为，民间金融是指由民营金融机构提供各种金融服务及相关金融交易关系的总和。
浙江民间金融发展浅析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9-4202(2010)01-053-02摘要浙江民间金融的发达是浙江金融发展的最大特色,而中小金融机构是浙江民间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分析了浙江民间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的关系,并通过介绍台州的民间金融发展,阐述了中小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的互动发展状况。
最后提出了促进浙江民间金融发展的一些建议。
关键词民间金融中小金融机构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快速发展是浙江经济奇迹的主要缔造者,也是浙江经济的最大特色。
但浙江民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多为中小企业所组成,而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大多面临着融资难的困境。
在市场的自然选择下,浙江民间金融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这一困境发挥了巨大作用。
因此,浙江民间金融与浙江民营企业存在着某种天然的属性,它是与浙江“草根经济”相对应的一种“草根金融”。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浙江经济的发展史也就是浙江民间金融的发展史。
目前,浙江民间金融仍是浙江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方式,且民间金融的规模不断扩大,形式也更加多样化,由低级化向高级化发展,更是通过金融创新出现了民营金融机构和民间信用担保机构。
2005年,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地下金融调查》课题组,通过对浙江省五个地区224家中小企业和119位个体工商业者的调查,得出在各中小企业的融资来源中,通过私人性质的金融机构和企业间的拆借,获得资金的比重分别是24%和14%,两者合计高达38%,这还不包括其他途径中的民间金融部分,由此可见,浙江民间金融的活跃程度。
一、浙江民间金融存在的必然性和自发性浙江民营经济的崛起,支撑了浙江经济奇迹,而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组成民营经济的中小企业,对发展资金的需求呈现出了金额小、时期短、面广等特点;而这与国有银行金额大、时期长的信贷政策相违背,再加上信息不对称,贷款手续复杂,所需时间较长,大大增加了贷款成本。
因此,中小企业很难获得国有银行的贷款,造成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
浙江省金融办关于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创新发展的意见文章属性•【制定机关】浙江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公布日期】2015.10.29•【字号】浙金融办〔2015〕75号•【施行日期】2015.10.29•【效力等级】地方规范性文件•【时效性】现行有效•【主题分类】金融其他规定正文省金融办关于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创新发展的意见浙金融办〔2015〕75号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级有关单位：为促进我省小额贷款公司（以下简称小贷公司）规范、健康和创新发展，积极探索解决小贷公司试点和发展中的瓶颈性问题，进一步发挥“支农支小”的生力军作用，经省政府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一、坚持“支农支小”的市场定位，实行分类监管1.坚持“支农支小”特色化发展定位。
始终遵守“小额分散、支农支小”的基本原则，发挥小贷公司“机制灵活、快捷高效、服务优质”的比较优势，为实体经济提供差异化金融服务。
按照“分类监管、扶优限劣、正向激励、规范发展”的导向，把小贷公司培育成定位清晰、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金融性贷款公司或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成为服务县域小微企业和“三农”的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的有机组成部分，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2.引导和优化贷款投向。
根据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小额贷款的实际需求，适度调整单户小额贷款额度的规定。
小贷公司投向单户100万元（含）以下的小额贷款和500万元（含）以下的涉农贷款（按照人民银行、银监会的统计口径）不得低于贷款余额的70%，各设区市主城区小贷公司前述比例不得低于50%。
严禁小贷公司拆分或变相拆分贷款。
鼓励小贷公司根据目标客户群体实行差别化利率定价，逐步降低融资成本，加大惠农惠企力度。
二、强化大股东牵头作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3.优化股权结构。
小贷公司主发起人及其关联方入股比例上限扩大到45%；小贷公司主发起人为上市公司或为同一实际控制人的优质企业，其持股比例上限可扩大到60%。
小贷公司一般股东最高持股比例可扩大到20%，取消法人股东、本地股东总持股比例51%以上的限制，高管和员工持股最低比例可适当放宽。
浙江民间信贷的金融风险与创新摘要: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民间信贷对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的民间信贷是属于原生性金融制度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它是自生自发的和极具生命力的。
民间信贷的需求主要表现在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巨大的资金渴求以及现实中表现的民间信贷交投的活跃性。
由于民间信贷存在一定的金融风险，中国金融体制迫切地需要更加深入的改革和创新。
关键词:民间信贷金融风险金融创新原生性改革开放三十年，由于我国特有的复杂的经济社会环境以及经济转轨进程中所造成的体制不确定性，使得我国的民间信贷既面临着空前的发展机遇，也存在着诸多体制和环境方面的困难。
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金融机构比较单一，国有金融机构处于垄断地位，市场运行效率低下，尽管曾经出现个人借贷和合会、私人钱庄等民间金融组织，但因法律地位问题或者被整体取缔，或者被迫转入地下经营。
单一的垄断性的金融机构所导致的低下的金融运行效率对中国经济特别是农村的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弊端是相当严重的。
任何的金融工具都存在着风险，国有金融机构并非不存在金融风险问题。
民间借贷大部分的风险都是由于信息的高度不对称和不透明造成的。
政府如果一味地打压民间信贷的发展，只能迫使其转入地下经营，导致其完全游离于监管体制之外，从而加剧了风险，而且缺乏融资工具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巨大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与民间信贷能为中国经济带来的巨大活力相比，风险引发的成本损失是可以接受的。
如美国的“风险投资”制度，投资者自愿接受投资失败带来的损失，才能带来一系列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这也是市场的配置作用。
政府应允许多种民间金融机构的并存，给民间充裕的资本和强烈的需求一个广大的平台进行资金链的运转，同时政府应当出台配套的法律措施加以监管将会使我国经济更加健康和富有活力。
否则，地下金融的滋生只会增加我国金融市场的风险并加大了监管的难度。
允许多元化的借贷制度的合法化经营才能遏制地下金融的产生，并且有效解决金融抑制的问题。
所以，我们迫切地需要一个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满足包括日渐壮大的中小企业和仍然挣扎在贫困中的广大农民的多层次的借贷需求，金融创新势在必行。
（一）民间信贷的概念界定美国的经济学家吉利斯以是否纳入国家的金融监管体系为划分标准，把民间金融定义为：未能纳入国家金融监管体系的非正规金融机构。
本文中的民间信贷是属于民间金融的具体形式，指相对于官方的正规金融制度和机构而言，自发形成的民间金融工具与信用机构。
但是民间信贷正逐步地被正规金融机构所慢慢接受。
（二）金融制度创新的概念界定金融创新就是在金融领域内，对各种要素进行重新组合以及创造性变革而产生的新事物，从而获得金融领域内潜在的利润。
本文所论述的民间信贷的金融创新主要体现在制度层面。
（三）激励系统分析从理论上来说，金融制度创新一定要为创新主体提供客观的利润空间，但利润并不是金融制度创新的充分条件。
在国外的金融理论中，金融制度创新的激励问题的研究已经十分成熟，因为这些国家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激励机制，包括私有产权的界定、法律制度的明晰等。
在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金融制度的激励问题更显其重要性。
瓦尔拉在《纯粹经济学要义》中写道：“自由竞争结构，不但对服务转变为产品来说，而且对储蓄转变为效益资本品来说也是一个自发的和自动调节的结构。
”这就阐发了市场和自由自发的竞争机制对于金融制度创新的重要性。
一般来说，金融创新没有任何权威机构在做计划，而是产生于企业和公司的单独行为。
金融创新背后的基本经济动力与一般创新的动力是一样的，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的那样，通过追求自己的利益，他不断提高社会的利益，而且比他真的力图这样去做的效率还高。
有效的市场是一种成本低、效率高且有自发的组织性的激励制度。
这主要体现在，市场能使得金融机构和个人甘愿冒着金融风险为制度创新提供动力。
创新永远是存在着巨大的风险的，犹如实验室中对于自然科学的探索一样，需要经过长年的试验并付出巨大的“试错”成本。
社会科学的创新，特别对于金融制度的创新而言也是同理，许多金融机构（个人）如果因为金融风险而因循守旧，不敢创新就会停滞不前，无法获得经济上的发展。
金融制度的创新不仅能使金融产品的供给者获得利润，也能使需求方获得更好的服务。
金融市场将创新成功与否的最终检验权交给了金融产品的购买者，这既促使金融市场的供求达到平衡，也有利于正确引导创新的方向，更加有利于市场上企业家的诞生——在竞争过程中优胜劣汰，有才能的经营者才能脱颖而出，获得超额利润进而扩大生产。
（四）金融制度创新的主体从创新的主体看，在整个金融制度创新的类别中分为两种基本的类型——供给主导型金融制度创新和原生性金融制度的创新。
原生性金融制度的创新是指单位创新主体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为确立与其能导致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制度安排和权利界定而自发组织而实施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在理想状态中，它以产权界定明晰和自主决策为制度条件，但是现实中往往很难达到。
原生性金融制度的创新是自生自发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供给主导型创新方式是指金融当局借助直接和间接的手段自上而下组织实施的制度创新，它以大量的公共产权和集权型决策体制为组织条件。
在原生性金融制度的创新中，担任发起者的是金融市场第一线的参与者，他们在不确定的环境中，为获得利润进行制度创新并独自承担风险。
本文分析的民间信贷正是属于原生性金融制度的创新，它从破土而出到步步壮大的动力都来自于底层的民间需求。
即使政府曾不断地打压民间信贷的发展，企图将其扼杀，但是民间信贷凭借强大的生命力获得了发展。
（五）金融制度创新的阻碍因素尽管金融制度的创新有着许多的积极影响，但是实现中的金融制度创新却有着许多的制约阻碍因素，这与各国的现实情况有关。
如果在一个经济高度国有化的国家，其对货币的需求通常只有较低的部分通过金融市场满足，而且由于金融的高度管制会使金融创新缺乏动力且很难实现。
相反，在一些经济高度市场化的国家，金融制度的选择具有很大的空间，通常也能更加的活跃。
一个简单的逻辑是：金融制度创新的活跃性与基本经济制度变迁的剧烈程度正相关。
中国外资（一）非公有制经济的内在需求中国民间信贷制度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顺势而生的。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得以迅速地崛起和发展壮大。
民营经济的主要力量中小企业因为其规模小、机制灵活而充满活力，为gdp的增长和劳动力的就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随着国民经济组成成分的变化，国有、民营和三资企业在工业增加值中已呈三足鼎立之势，而民营企业却始终面临着融资困难的局面。
比如在浙江的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遇到了“金融抑制”带来的障碍，经济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了传统金融体制不能有效动员社会储蓄和引导投资的制约。
这种融资体制的现状和国民经济的现实变迁不相一致，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无法顺畅体现，其结果导致了地下金融的存在和发展，令金融风险增加和更加不可控制。
正是由于非公有制经济对民间借贷资金的渴求，迫切希望获得相关的融资服务，导致了对民间借贷机制的强烈需求。
经济增长需要资本的投入，非公有制经济从正规途径融得的资金太少，远远无法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从而只能在民间借贷中获得资金来满足需求。
（二）中国农村市场的资金渴求民间小额借贷还解决了农村市场对资金的大量需求。
目前，我国大部分农村的生产组织依然保持着传统农业的特点：经营规模狭小、劳动生产率低、资金盈利低，因而农户的收入水平一般不会很高，抵抗意外风险的能力也比较弱，若遇天灾人祸导致农业歉收，或家庭礼仪支出过多，纳税负担过重，又或是农副产品销路不好等，农民都极有可能陷于入不敷出的境地，再加上自身积累能力的不足与近年农地收益的持续下降，导致农民在生活与生产等方面举债不可避免。
正规金融在农村的大量网点被大量撤走，而没有其他的措施填补这一空都。
在正规途径无法满足农户资金需求的情况下，民间借贷适时地出现，解决了农村市场的大量的资金需求，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原有农村信贷制度存在着许多的局限性，如借贷交易成本过高。
在融资交易中，信息成本是影响交易能否进行的主要因素。
信息成本包括贷款者对借款者信用状况、经济状况、借款用途或投资项目可行性的调查；贷款者对借款者行为的监督，定时核实其财务状况。
一次交易往往需要耗费庞大的信息费用。
这笔庞大的信息费用不会因为贷款额的减少而减少，也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转移信息成本，因此向单个农户发放贷款就意味着亏损，我国现有的贷款制度是为大额贷款量身定做的。
改革开放前，我国政府拥有垄断的权力，为了满足其自身目标，国家必然会利用垄断权力制定出符合其利益的制度安排。
在这种情形下，金融制度的设计就是以国有金融为主的安排，不论民间借贷机制是多么符合制度演进的规律和民间经济的需求，都只会受到国有正规金融的排挤和限制，从而民间小额借贷机制的外生供给很弱。
但是，正如孟加拉格莱珉银行与美国的消费信贷制度一样，中国民间信贷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不断遭受打压和质疑，但是其极强的生命性使其走到了今天。
而这种生命性就来源于它的原生性，民间强烈的需求和金融制度演变的必要性使得民间信贷制度从无到有，步步壮大，并开始披上合法化的外衣。
通过对浙江省民间信贷发展的考察展示了中国民间信贷发展的真实进程，从浙江温州第一家私人钱庄——“方兴钱庄”的破土而出，民间信贷就开始为当地的经济生活发展提供服务。
钱庄蕴藏的巨大利润推动了各式各样的民间信贷机构发展起来，“标会”应势而生。
从历史经验看，标会作为民间资金借贷的无奈之举，曾经为地方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调剂农村资金余缺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缺乏管理以及少数标头对利益的欲望不断膨胀，“倒会”事件的发生给某些地区带来经济损失。
社会和政府开始过分地担忧民间信贷的风险问题，无任何经营问题的“方兴钱庄”也被关闭。
钱庄被关闭，但是现实中对于小额信贷的强大需求并没有减少，反而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迫切。
随后的20多年里，“方兴钱庄”的发起人方培林和众多的温州企业家一样，一直在尝试着民间金融的生存空间。
2001年，方培林成立了温州首家私人担保公司——“方兴担保有限公司”，通过为公司融资提供担保服务变通地提供民间信贷服务，在当地政府的默许下，担保公司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2002年，浙江省台州商业银行正式挂牌成立，作为浙江首家以市场为导向自下而上组建而成的商业银行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这仅作为特例存在，中央对其向更广范围的推广持谨慎的态度。
其中特别指出的是：地方政府对民间信贷的政策——从管制到无为而治再到主动服务。
这也将是中国小额信贷发展的一个趋势，只是首先在浙江这个民间资本极为活跃的地方率先破土。
将民间信贷放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制度环境下进行探讨，强调了民间金融的强大生命力和其对于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