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林悟道《韩非子》-有度 第十章：镆铘

红林悟道《韩非子》-有度第二章：释法在上一章中韩非子提出了法家的治国理念“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意思就是执法者强，国家就会强大，执法者弱，国家就会衰退。

并举了荆庄王、齐桓公、燕襄王、魏安釐王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道理，四王在世强推法制，国家强大并国扩地，四王不在世，人亡政息，国家开始衰退。

这就是强人政治。

《有度》的开篇语“国无常强，无常弱”，这是“道”家思想的体现，“无常”就是不定形，是在不断的变化中，就像自然界一样，四季更替，变化不断。

人无常势，兵无常形、水无常态，都是指世间万事万物是在不断变化的，没有固定不变的。

但，天地有好生之德，万事万物都有其发展规律与圆满的结局，就看世人要不要按规律行事，要不要这圆满的结局。

按世俗的想法，世人都想要圆满的结局，但却不一定按事物发展的规律办事。

这就是世间的核心矛盾。

韩非子讲的很明白“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法”就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国家圆满的依据，荆庄王、齐桓公、燕襄王、魏安釐王四王强推法制，国家就强大，这是因果关系。

四王死后，人亡政息，后来者抛弃“法”，脱离了社会发展的规律，自然国家就开始衰退。

所以说国家强大不是偶然，是必然的结果。

一切遵循规律而为，圆满是必然的；一切不遵循规律而为，不圆满是一定的。

世间之事十之八九都是不圆满的，可见遵律而为是有多难，就连天地都不全，还需女娲去补。

这一章叫“释法”，就是放弃法制。

这是楚国、齐国、燕国、魏国四国衰弱的根本原因。

国家为什么会衰弱呢？韩非给出的答案“群臣官吏皆务所以乱而不务所以治”就是四国的群臣官吏都专干乱国的事，而不干治国的事。

为什么群臣会专干乱国之事，难道没有人管吗？原因就是“皆释国法而私其外”，意思为国家混乱衰弱了，又都丢掉国法去营私舞弊。

韩非子还作了个比喻说明释法的恶性循环“负薪而救火也，乱弱甚矣”这好比背着干柴去救火，混乱衰弱只会加剧。

国家没有法制，君主就失去了治国权柄，官吏就没有办事依据，国家就会混乱，不法之徒得到管治与处罚，就会更加为非作歹，功臣贤者得不到重用与奖赏，就会消极隐退，不问世事。

红林悟道《韩非子-喻老》第十章轻躁红林悟道《韩非子-喻老》上一章韩非子给我们明喻了老子的“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

”韩非子重点解释了何为“重”：邦者，人君之辎重也。

重是轻的根本，静是躁的主宰，君子整天走路不离开辎重。

国家就是君主的辎重。

根本，事物的本源、根基，决定事物发展的力量。

重为轻根，轻的根本在重，轻的发展情况与结果由重来决定。

按韩非子的定义，控制权的掌握者为重，站在国家管理的角度而言，重者就是国家的管理者即政府，轻者就是广大人民群众，那么民众生活的就好坏取决于政府，政府是民众生活好坏的根本。

所以“为人民服务”是治世的终极良方，政府让民众生活幸福既是责任，也是处理“重轻”关系的根本出路。

静是躁的主宰，这个更好理解，静是执政党，躁是在野党，执政党自然要管理在野党，在野党是被管理者。

君主做为一国之君，自然是一刻都不能离开国家，意思是不能失去对国家的控制权，如果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权，相当于失去了国家。

韩非子举了赵武灵王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道理，赵武灵王传位给儿子，虽然拥有自己的封地代与云中，但继位的赵惠文王还是对自己父亲不放心，结果在沙丘之乱中被幽禁饿死。

这就是失去国家控制权的后果。

这就是政治的残酷性。

韩非子对于赵武灵王的故事总结为“主父，万乘之主，而以身轻于天下。

”意思是赵武灵王是大国君主，却让自己被天下人所轻视。

轻视的结果就是幽禁饿死。

政治的核心就是权力，权力在握时万人敬仰，权力失去时就是一介草民，这是规律，是社会法则，是世俗世界人性表现。

其实，认清了这一规律，本就是智慧的表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是政治常识。

当下很多官员并不明白这一规律也不具备这一政治常识，人退心不退，余威来做威，破坏规则，祸患无穷。

韩非子认为“无势之谓轻，离位之谓躁，是以生幽而死。

”意思是失去权势叫做轻，离开君位叫做躁，因此被活活囚禁而饿死了。

韩非子定义了什么叫做“轻”，失去权势变为一介草民，回归为普通百姓。

红林悟道《韩非子-制分》第十章相窥红林悟道《韩非子-制分》上一章韩非子告诉我们“至治之国”的首要任务就是“善以止奸”，好好的禁止奸邪。

“至治之国”就是治理最好的国家，何为最好？就是国泰民安，无奸无邪。

在这样的安定环境里，国家才能正常有序的发展，才能逐渐繁荣昌盛，国富民强。

韩非子从“治乱”讲到“至治”是一整套完整而富有实效的施政策略，“治乱”需要严格执法，所执律法要刑赏分明，而分明的标准要统一，而统一的原则就是“为民”，而为民的依据就是人性民情。

当“治乱”使国家恢复秩序，行政有法可依，国家走入正规后，君主就要考虑国家发展民生改善的问题，而这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与民众支持，如要达到这一目的唯一的方法就是禁止与清除一切危害国家与民众利益的奸邪之为，只有这样社会环境才能稳定，民众思想才能团结一致，为国家的富强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与民众基础。

不能不佩服韩非子的智慧与聪明，从战略的高度为国家的建立与建设发展提出了行之有效的路线图，而且被历史一再的证明其正确性与伟大。

2021年新成立的塔利班富阿汗政府就是一个当下最为鲜明的例子，当塔利班政府高管带领民众上街大扫除时，就能说明他们胜利的原因，更能说明西方所谓的民主只是用来掩盖邪恶的虚伪幌子。

一切不“为民”，不为民作主的思想都是邪恶的。

如果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过不上安定富足的生活，这样的“民主”就是虚假的，这样的政府本身就是邪恶的。

如果只有少数人或少数利益既得团体过上稳定优越的生活，这样的国家与社会一定不是“至治之国”。

自然，律法也不是“通乎人情”的，政治也不会通畅。

所谓的灯塔之国美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的状况就更能说明问题。

美国的医疗技术世界上最发达,但新冠肺炎疫情死的人最多，说明他们防疫政策不“通乎人情”,医疗基础更不“通乎人情”，就不是为最广大民众而建，所以说不论是防疫政策，还医疗举措，美国政府都毫无人性可言。

韩非子讲完“至治”之策后，再讲更加具体细微的社会基层治理，通过“民主监督”实现去除微奸。

红林悟道《韩非子》-有度第十三章：显己在上一章中韩非子主要讲了法家对“廉、忠、仁、义”的定义，在韩非子看来，轻视爵禄藐视规则，心无衡心，随意择主，并不是正真的廉洁自律；那些不实事求是，说谎抗法，违背君主之意而强行进谏，并不是正真忠诚为君；违反君权原则，私自施恩行惠，取愉百姓收买人心，在社会中建立自己名望，这是不仁；那些愤世忌俗，怀才不遇，退隐山居，为一已私利，致君主与百姓于不顾，还用自以为是的话非议君主，这是不义。

在韩非子看来，要积极的溶入社会，承认现状，正视现实，知道正道，尽职尽责，循序改进，这才是正确的处世方式。

韩非子在说完“廉、忠、仁、义”后，重点说了一下“智”。

知识是用来解决问题，智慧是用来解决生存，在中国古代大多数情况下“智慧”是用来形容得道之人，就是洞悉自然规律与事物发展规律的人。

而获得知识，只是洞悉规律的基础。

韩非子是将自然规律社会化，依据自然规律演化出社会发展规律，所以他用社会中具体的人与事来说明什么是智。

对于臣子来说处理国事，尤其是外交事务，最能显出臣子的智慧。

在韩非子看来臣子【外使诸侯，内耗其国，伺其危险之陂，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亲，怨非我不解”。

而主乃信之，以国听之。

卑主之名以显其身，毁国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谓智。

】意思就是出使他国，损害祖国，等着祖国陷入危境，便恐吓君主说，交往没有他就不能亲近，积怨没有他就不能解除；而君主也便相信他，把国家托付给他；这样，贬低君主名声来抬高自己，损害国家利益来便利私家，我不认为是智。

韩非子的这一段可以总结为“卑主显已，不智之为”，说的明白一点不管对外还是对内贬低君主损害国家，抬高自己谋取私利都是不明智的作法。

在前几章我们一直在说国家朝廷是平台，君主是朝廷的管理者是平台的搭建者与拥有者，而臣子只是站在平台上的“舞者”，再说的深一点，自然法则是自然界的创造者管理者，个人只是自然界的一个物种中的一份子。

那么对于平台的尊重与敬畏是最起码的品行，如果臣子身居朝廷平台，拿着君主的俸禄，却干着损国利已的事，那么从道义上来讲是不聪明的也是不明智的。

红林悟道《韩非子》-有度第一章：执法“度”在《说文解字》中的意思为：法制也。

有度，意为有法制。

法家的核心思想就是依法制国，依法制国的思想不是凭空而来，依法制国即有《老子》“道德经”思想的社会化演绎，又有现实社会真实的实例。

在《有度》开篇韩非子就举了众多的例子来说明依法治国的重要性与好处。

首先，韩非子告诉君主“国无常强，无常弱”天下没有永远强大的国家，也没有永远弱小的国家，更没有建立之初就强大或弱小的国家，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国家灭亡之时必是弱小的。

强大与弱小是可以相互转换的，转换的按扭就是“法”。

韩非子的论点是“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执法者强，国家就会强大，执法者弱，国家就会衰退。

请大家注意，这里韩非子说的是执法者强弱与国家强弱的关系，并没有说依法治国的强弱与国家强弱的关系，这说明韩非子强调的“有度”指的是君主执法，而并不是国家，原因是当时中央集权集还没有完全规范的建立起来，依法制国的思想还不是国家战略，只能依靠君主的力量来推行。

韩非子将历史作为论据来讲明“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的论点。

第一个实证“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庄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

”楚庄王并吞二十六个国家，开拓疆土三千里，庄王灭了他国，楚也就衰弱了。

第二个实证“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齐以亡。

”齐桓公吞并三十个国家，开辟疆土三千里，桓公灭了他国，齐也就衰弱了。

第三个实例“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袭涿、方城，残齐，平中山，有燕者重，无燕者轻；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

”燕昭襄王把黄河作为国界，把蓟城作为国都，外围有涿和方城，攻破齐国，平定中山，有燕国支持的就被人重视，无燕国支持的就被人看轻；昭襄王灭了他国，燕也就衰弱了。

第四个实例“魏安釐王攻燕救赵，取地河东；攻尽陶、魏之地；加兵于齐，私平陆之都；攻韩拔管，胜于淇下；睢阳之事，荆军老而走；蔡、召陵之事，荆军破；兵四布于天下，威行于冠带之国；安釐王死而魏以亡。

红林悟道《韩非子-说疑》第十章胜君红林悟道《韩非子-说疑》上一章韩非子将十二个隐居修道，宁死也不愿出山入世的人认定为无用之人。

这十二个人自视清高，沽名钓誉，厌世避俗，无视世俗社会，既不为君谋划，又不为国谋事，更不愿为民谋福，这样的的人先古圣王都不能让他们为臣，那么对于当令之世，又有什么用呢，可以说不但没有用，反而还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韩非子所列的十二个人他们为避世甚至不爱惜身体，不珍视生命，有的隐居而死在深山洞穴中，有的枯槁而死在荒野上，有的饿死在山谷里，有的投水自尽。

为什么要这样，就是为了躲避世俗，这里的世俗更为准确一点是指当世朝廷与君主。

看看他们那个不是离朝廷与君主最近的人，那个不是身在深山心在朝野的人，只不过时势不利于他们，也不想与时俱进，只是为了保全性命而隐居不出。

韩非子列举这十二人，旨在揭示社会中类似这十二人的群体，他们不承认家国家正统思想与社会核心价值，一味的追求自以为是的道理，回避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这种人既不接爱国家俸禄，也不接受国家职务，见利不动无人的社会属性，临危不惧无人的自然属性，既不爱财也不怕死，总之，与世俗世界格格不入。

法家研究人性，也就是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人的自然属性是先天具有，而社会属性是后天教化所得。

自然属性就是与我们身体机能相关联的性质，比如饿了想吃，困了想睡，危险了想安全，占有等，社会属性就是人居社会之中与之相关联的性质，比如遵守社会公德与共识，在群体中产生的心理特性，如见贤思齐，嫉妒仇恨等。

但，类似这十二人的人却见利不动，临危不惧，使得基于奖罚权柄的君权毫无作用，许由给天下都不要，还有什么利益可以打动他，伯夷、叔齐宁可吃野菜饿死也不原出山，面对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办法呢？他们的存在只会为社会增加不稳定的人因素，如果人人都学习他们，君主还怎么治国，国家律法还有什么作用，这是问题的核心。

《庄子·田子方》中说：“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

”古意为最悲哀的莫过于人没有思想或失去自由的思想，这比人死了还悲哀。

红林悟道《韩非子》-有度第十五章：守要在上一章中韩非子主要讲了当世臣子的假廉、假忠、假仁、假义、假智，这五种险世之说，为什么说是险世呢？因为按韩非子的说法如果国君支持这五种行为，那么国家就会陷入危险境地。

之后韩非子说了先王治国之法简单明确，主要就是“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从王之指；无或作恶，从王之路。

”意为臣下不要逞威，不要牟利，顺从君主旨意；不要作恶，跟随君主脚步。

这里明确规定了臣子的行为与思想，要求臣子从行为到思想要与君主保持高度的一致，这是古代版的与时俱进。

鉴于世臣的险世之说，韩非子告诫君主“夫为人主而身察百官，则日不足，力不给。

”意为做君主的亲自考察百官，就会时间不够，精力不足。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天能做的事就那么多，而世间的事又成千上万，每天都在发生时刻都在变化，这就需要将各项事物归纳分类，找到各类事物发展的规律，按规律制订制度与流程，这样处理事物只需按制度办事就简单多了。

君主亲自考察管理天下的官员，时间不够精力也不够，只能靠制度办理。

为什么要按制度办理呢？韩非子认为“且上用目，则下饰观；上用耳，则下饰声；上用虑，则下繁辞。

”意思就是君主用眼睛看，臣子就修饰外表；君主用耳朵听，臣子就修饰言辞；君主用脑子想，臣子就夸夸其谈。

如果君主是凭个人喜好与习性处理事物，那么臣子就会按君主的喜好与习性来粉饰事物，达到蒙蔽君主的目的。

如君主喜欢艳丽，臣子就修饰处表；君主喜欢好听的，臣子就会修饰言辞；君主喜欢思考，臣子就会大谈主张。

这样下来，君主并没有看到听到接收到事物的真相，就会影响决策。

所以在整篇《韩非子》中韩非子都告诫君主要站在事物外面看事物，就是要看清事物的真实，不要轻易听信臣子之言。

君主也是人，是人就有认识的局限性，所以韩非子说“先王以三者为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数，审赏罚”意思就是先王认为这三种器官不够，所以放弃自己的才能而依赖法术，严明赏罚。

这就是管理学的精髓，个人认识的局限性让我们无法全面真实的认清事物，所以先王认为通过看、听、思并不一定能掌握事物的真实与全部，才放弃这三种方法，依赖法术，严明赏罚。

红林悟道《韩非子》-有度第十八章：威制在上一章中韩非子主要讲了不法臣子侵害君主采取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方式，在不知不觉中让君主失去正确的方向，犹如远处看物，渐近渐清。

韩非子借先王设司南证朝夕来说明律法的重要性。

站在法家的角度看，圣明的君主应该是不让他的群臣在法律之外乱打主意，在法令规定的范围内谋求利益，举动没有不合法的。

“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这就是律法想要达到的目的，也是理想的治官之境，臣子的言行与利益都在法律范围内，自然不会有不法之为。

自古律法都是以规范与惩罚为核心，是为遏制人性阴暗面而设计。

如果人人道德高尚、尊道守理，自然就没必要制定法律，但现实社会却是善恶同在，善者守法按规则行事，恶者违法破规则行事，破规就会破坏社会规则与秩序，使社会陷入混乱，法律的根本目的是建立规则和谐的社会，作用是遏制“恶”，打压人性的黑暗面。

所以韩非子认为“峻法，所以凌过游外私也；严刑，所以遂令惩下也。

”意思是严峻的法令是用来禁止犯罪、排除私欲的，严厉的刑法是用来贯彻法令、惩办臣下的。

一切犯罪的起因都是“过游外私”，就是私俗与侵越，所以韩非子才说严厉的法律，就是要打压人的侵越与私欲。

有法就有刑，法是界定罪过的，刑是处罚犯人的，所以韩非子说严厉的刑法是用来贯彻法令、惩办臣下的。

法是建立规则，刑是处罚违规，法是刑的依据，刑是法的体现，相辅相成，是有机的统一体。

韩非子正是基于法刑一体的思想，提出了“威不贰错，制不共门。

”的主张，意思就是威势不能分置，权力不能同享。

这也是为君之道，权柄不可外借与共享。

有法无刑，或是有刑无法都是不对的，有法无刑，法就没有了权威性与威严性，有刑无法，刑就失去了依据与法理，反而成了违法之为。

法家有自己一整套的思想理论与执行路线，诸子百家从不同的方向与角度提出自己的治国理念与方法，这是中华文明的精髓。

对于君主将权力与人分享，威势分置的作法，韩非子警告道“威、制共，则众邪彰矣；法不信，则君行危矣；刑不断，则邪不胜矣。

红林悟道《韩非子-解老》第十章义者红林悟道《韩非子-解老》上一章韩非子为我们重点讲了老子的“上仁”，也就是大爱，这是人先天本有的本能。

我们常说大爱无疆，这与佛教教教义是一致的，当佛祖用无量巨大的事物比喻福德时，最终发现宇宙间没有那一样能跟“爱”相比。

爱是人的本能，也是一种思维，而思维是无限。

再大的事物都有边界，而思维是无边界的。

老子说：“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J至上者的行为是没有目的的。

有些记者在采访救人者时总会问，当时你是怎么想的？这是多么愚蠢和无知的问题，这是对救人者的侮辱与不尊重。

我想救人者唯一的想法就是救人，不会再有其它想法。

记者提出这样的无知的问题，说明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仁”。

当下社会教育都是有目的性的教育，使得教育失去了原本的意义，本是“为之而无以为”却成T“为之而有以为”，这是逐利思想的体现。

老子的“爱”还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心连心”上，彼此能感知对方的悲喜。

喜人之福恶人之祸，这是当下社会最为缺乏的，没有怜悯之心，没有恻隐之心，对他人的疾苦表现冷漠，事不关已高高挂起成了常态，老人跌到，要不要扶，却成了问题，“仁”的“欣然”却要三思。

所以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与实践，关乎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文化的复兴才是真正的复兴。

韩非子在讲完“仁”后，接着讲“义工按《孟子•告子上》对五常的解释：义也，羞恶之心，就是知道羞耻的心。

“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指对错事、坏事感到羞耻、憎恶，就是义的开端。

上仁，没有目的自然而为，而“义”已经带有人为情感在里面了，不知道从何时开始人们知道了对与错，好与坏，羞与耻，也许是我们知道了它们的含意后才知道的，而这些不是我们本性中本有的，后天学习的结果，从此开始，人类的文化走向了自我。

韩非子对老子“义”的解释“义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贵贱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亲疏内外之分也J意思是义是指君臣上下的联系，父子贵贱的差异，知交朋友的交往，亲疏内外的分别。

人类社会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从不的角度看都有差异与差别，都有等级上下之分。

红林悟道《韩非子》-有度第九章：贤臣在上一章中韩非子主要讲了“明主使法择人”的主张，强调“不自举”的原则。

让选人用人的制度发挥主体作用，按岗位标准选人，按岗位要求育人，按岗位职责用人，按奖罚制度评价人。

同时，韩非子也明确“使法量功，不自度”的制度，这样就能做到“能者不可弊，败者不可饰，誉者不能进，非者弗能退，君臣易治”。

最后韩非子再次强调“主雠（chou）法则可”的原则，就是君主要依法治国就好的原则。

韩非子在前几章讲了去私曲就公法能强国富民，依法度审得失能治国安帮邦的主张。

之后又讲了“以誉进能与以党举官”的种种恶果，最后得出君主必须依法治国的结论。

因韩非子受到老子《道德经》的影响，在他看来，人只是自然界的产物，是万事万物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是平等的，而不是所谓的万物之灵，自然要受到自然法则的管束。

所以一再强调依法治国的原则，也许韩非子还看到了人性丑恶阴暗的一面，如果没有法制的管束，可能会走入黑暗。

依法治国则国泰民安，君臣关系易治和谐。

在韩非子看来为臣之道应该是“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意思就是品德高尚的人做臣子，面北献礼，效忠君主，没有二心。

中国人自古讲一心不能二用，一仆不能二主，讲究一个唯一性。

其实，这是“道”性的人性化，“道”性最大的特质就是唯一性，是中华文明的原点。

这一特质应用到贤者与官场上，就演化为忠心不二，这一思想一直延续到现在，在中国人眼里最看不起的就是背叛组织的叛徒，出卖国家的汉奸。

对于“忠诚”的实质，韩非子指出“朝廷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意思就是在朝廷不敢推辞贱事，在军队不敢推辞难事。

人性只有在具体的事务中体现出来，忠与不忠，不是说出来而是干出来的。

为君做事，作别人不想做的“卑贱”之事，作别人不想做的困难之事，才是忠诚的表现。

俗话说“患难见真情”，平常的你好我好并不能真正代表“忠诚”，忠诚表现在关键时刻，表现在生死存亡之时。

其实平常的工作都是臣子的职业自觉性的表现，也就是职业素质与职业道德的驱使所为。

红林悟道《韩非子-说疑》第一章禁奸当原始人类走出洞穴，走向森林与平原，发展到族群部落，开始狩猎与种植时，人类的自主意识中的自我思想被唤醒。

当人类摆脱了生存的困境，有了足够多的食物后，大脑功能得到提升，思想与精神开始充分发展，对于自身与事物有了自己的看法与想法，尤其是表达与记录思想的文字出现后，各种想法开始迸发与积累，人类终于脱离了自然思想的约束，走进了自我思想的花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也就是人多口杂的时代。

我们常说鼓不敲不响，理不辩不明，这句话的另一个意思是鼓总会响，理总会明，响了我们要听到，明了我们要遵守。

鼓不能总敲，敲多了会破，理也不能总辩，辩多了会愚，愚了就没有了方向，反而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就如我们常说的议而不决不能解决问题，决而不议也解决不了问题。

真相只有一个，真理也只有一个，我们总要遵循一个标准为事，遵守一个法规办事，信仰一个主义奋斗。

当实践证明了真理的正确性后，由真理衍生出的社会共识与规范就成为国家律法。

中央集权制并不是突然产生的，是由法家思想通过实践不断演化而来，秦国统一天下后，中央集权制最终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并以法规的形式确定与表现出来。

政治制度是这样，社会文化也是这样，春秋战国是中华文明与思想最为灿烂与辉煌的时期，通过百家争鸣与社会实践，最终在汉武帝时汉代完成了思想的大统一，汉朝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为国家正统思想。

值得强调的是此时的儒家思想，已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原貌。

而是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兼容”与“发展”特性，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思想。

它维护了封建统治的社会秩序，神化了专制王权，统一了社会思想，尤其是文人与官吏的思想，因而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与历代儒客推崇，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

韩非子的《疑说》旨在理清社会思想与疑问，按法家思想与理念对君主治国之道和历史及人物进行分析评判，提出并确立明确的治国思想。

红林悟道《韩非子》-有度第七章：枉法在上一章中韩非子主要讲了“群臣废庆法而行私重”，结果就是“轻公法”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在前面讲过权力需要法律与制度的保护与约束，如果群臣轻视国家法律制度，那么权力既得不到保护也无法约束，天下就会混乱，重臣就会权倾朝野，只手遮天。

群臣拜私门离朝堂；利私家忘国家；欺君主渎官职；君无实名，依于重臣。

面对亡国之相，韩非子说“亡国之廷无人”，意思就是衰弱国家的朝堂上没有人，没有朝臣拜君理事，国事荒废，国家行政体系处于停摆状态。

朝堂没有人，并不是说朝臣没有，而是“非所尊君”与“非所以任国”朝臣都跑去权臣府上拜谒议事，不尊君尊权臣，不守职谋私利。

群臣都在“家务相益，不务厚国”，意思就是群臣只致力于互谋私利，不致力于国事民情。

权力不单指官员的行政权，还有百性的民生权，法律制度保护的还有百姓的民生权，“群臣废庆法而行私重”抛弃法律制度，不单侵害的是官员自身的权力而侵害了百姓的权力。

法律制度废弃了，朝臣们都“大臣务相尊，而不务尊君”，意思就是大臣致力于互相推祟，不致力于尊奉君主。

不管宗教教义，还是儒家思想，都是要让人们产生敬畏之心，敬畏神，敬畏自然，敬畏君主。

而法律与制度是这种敬畏的基础，如果没有了这种基础，自然不会产生敬畏之心，更不要说依律而为了。

群臣抛弃了“君臣”之纲，不再尊敬君主，而是相互推崇，形成不同的势力与利益集团。

人一旦没有了敬畏之心，就会妄念丛生，恶事不变。

大臣相尊，不务尊君，小臣也是上行下效，“小臣奉禄养交，不以官为事”意思是小臣拿俸禄供养私交，不把官职当回事。

在中国古代执行的是官吏制，官是朝官，是国家政策的制订者，吏是地方官，是国家政策的执行者。

国家政策的制订者都弃法寻私，地方官吏更不用说了。

朝官相互推崇，地吏就拿禄养人，根本不把官职当回事，也就是前面说的“官之失能”国家就混乱。

吏是国家行政体系的末端，与百姓离的最近，吏不执事、职能缺失，祸乱就从最低层发生。

中国历史上历次的农民起义，都是吏乱执事直接引发的。

红林悟道《韩非子》-有度第十二章：忠义红林悟道《韩非子》-有度第十二章：忠义在上一章中韩非子主要讲了“至治”的表现，也就是治理国家最好的社会现状。

首先是“民不越乡而交，无百里之感”，其次是“贵贱不相逾，愚智提衡而立”。

就民生而言，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农业文明时期，老百姓吃饱穿暖，按劳获得就很满足了，但长年的战乱让百姓颠沛流离，民不聊生。

所以韩非子说至治之象，一是民众不越乡而交，也就是不因战乱而迁栖，没有远道奔走的忧虑，二是民众社会地位稳定，社会形态稳定，互不相越，思想稳定，再就是民众能按劳所得，收获与付出相当。

这就是韩非子眼中的至治之象。

韩非子在说完“至治”之象后，对当时的社会思想与意识形态进行了抨击，并定义他认为的“廉、忠、仁、义”，用法家的思想与标准对“廉、忠、仁、义”进行了诠释。

在韩非子看来，现在社会中所流行或是大家认为的行为都不是“廉、忠、仁、义”。

那么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眼中的“廉、忠、仁、义”是什么呢？韩非子首行对“廉”进行了说明“轻爵禄，易去亡，以择其主，臣不谓廉”，意思是轻视爵禄，轻易流亡，去选择他的主子的，我不认为是廉。

在韩非子看来臣子不重视朝廷设定的爵位与俸禄，一是不守社会规则，二是轻视皇权，这并不是真正的廉洁自律。

真正的廉洁自律，是通过劳动获得合法的收入，不属于自己的不强求；承认社会现状自觉遵守社会规则与法律。

轻视爵禄那是耍个性，是没知识没智慧的表现。

臣子如果轻视朝廷爵禄与社会法则，自然就会“易去亡”无恒心不稳定，容易流亡，总想着会有更好的机会与平台，所以就会“以择其主”去选择他的主子。

对于这样的臣子与行为，韩非子不认为这是廉。

对于忠，韩非子认为“诈说逆法，倍主强谏，臣不谓忠”，意思是谎言抗法，违背君主而强行进谏，我不认为是忠。

这里的“强行”一是违背君主的意愿与命令，二是有钻牛角尖的意思，历史上强行进谏最强者就是以死为谏了。

其实“强谏”的实际情况，一是臣子对君主对事物没有了解清楚，总认为自己的主张是对的，总想不明白君主为什么不采纳的自己主张。

连载《韩非子》之第六篇《有度》原文与翻译《韩非子》是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法家韩非的著作总集，现存五十五篇，著作中许多当时的民间传说和寓言故事也成为成语典故的出处他创立的法家学说，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泽光书院将《韩非子》重新整理，计划用五十五天时间，每天整理一篇原文及翻译进行连载，均采用原文与翻译对照的形式，原文和译文排在一起，一段原文一段译文，便于大家阅读理解。

今天是《韩非子》之第六篇《有度》原文与翻译。

国无常强，无常弱。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庄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

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齐以亡。

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袭涿、方城，残齐，平中山，有燕者重，无燕者轻；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

魏安釐王攻燕救赵，取地河东；攻尽陶、魏之地；加兵于齐，私平陆之都；攻韩拔管，胜于淇下；睢阳之事，荆军老而走；蔡、召陵之事，荆军破；兵四布于天下，威行于冠带之国；安釐王死而魏以亡。

故有荆庄、齐桓公，则荆、齐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则燕、魏可以强。

今皆亡国者，其群臣官吏皆务所以乱而不务所以治也。

其国乱弱矣，又皆释国法而私其外，则是负薪而救火也，乱弱甚矣！国家没有永久的强、也没有永久的弱。

执法者强国家就强，执法者弱国家就弱。

楚庄王并吞国家二十六个，开拓疆土三千里、庄王灭了他国，楚也就衰弱了。

齐桓公吞并国家三十个，开辟疆土三千里；桓公灭了他国，齐也就衰弱了。

燕昭襄王把黄河作为国界，把蓟城作为国都，外围有涿和方城，攻破齐国，平定中山，有燕国支持的就被人重视，无燕国支持的就被人看轻；昭襄王灭了他国，燕也就衰弱了。

魏安厘王攻打燕国，救援赵国，夺取河东地，全部攻占陶、卫领土；对齐用兵，占领平陆；攻韩，拿下管地，一直打到淇水岸边；眼阳交战，楚军疲敝而退；上蔡、召陵之战，楚军败；魏军遍布天下，威振于中原各国；安厘王死，魏随即衰弱。

红林悟道《韩非子》-有度第十四章：险世在上一章中韩非子主要讲了“显己卑主，不智之为”。

至今听过最为自大与豪气的口号就是“替天行道”，这已经是极致了，替天行道言下之意仍将“天”作为最高的领袖，仍是心存敬畏。

当孙悟空打出“齐天大圣”时，他离被压五行山也就不远了。

替天已经是大忌，齐天就是找死，更不要说灭天了。

天，就是自然，中国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之道，衍生到人类社会就是对君主的敬畏之道，所以对君主的不敬，是有违中国人传统的思想与道德观的。

有人认为这是旧观念，是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往往抱有这种思想的人在折腾后，要么回归主流，要么被社会所淘汰，人再有本事，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是“造物主”的产物，怎么可能反抗和推翻造物主呢？在韩非子看来臣子出使他国，与之勾结，损害国家，使国家陷入危地，再威胁国君说：“没有我就没有和平，没有我就不解除危祸。

”君主也就信了，并把国安危托付给他。

韩非子认为贬低君主名声来抬高自己，损害国家利益来便利私家，这是不明智的。

在法家看来，当下之臣子所谓的廉、忠、仁、义、智，是将国家推到险地的行为与言论，在韩非子看来却是不廉，不忠，不仁，不义，不智。

所以韩非子说“此数物者，险世之说也。

”在讨伐当世的同时，韩非子提到了先王，认为“先王之法所简也”，意思就是先王治国的办法很简单。

也对，大家都说大道至简，是我们把生活过复杂了，生活本身是简单的。

先王治国的简单办法：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从王之指；无或作恶，从王之路。

”意思就是先王法令说：“臣下不要逞威，不要牟利，顺从君主旨意；不要作恶，跟随君主脚步。

”就是这样，只做规定，不说原因，教你怎么做，不讲大道理。

韩非子认为当下的君主没有权威，没有治国之智，所以才让臣子以国危相威胁，同时韩非子也认为当下臣子没有君臣之礼，没有规矩意思，没有法治思想。

同样，有什么样的君主，就有什么样的百姓。

先王治国简单，百姓生活也简单。

“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废私术，专意一行，具以待任”意思是古代太平社会的百姓，奉行公法，废止私术，一心一意为君主办事，准备条件来等待任用。

红林悟道《韩非子》-有度第十九章：规矩在上一章中韩非子主要讲了法与刑，及其两者的关系，法是立规则防私欲，刑是惩恶行罚违者。

法定罪，刑执罚，刑依法而行，法因刑而威，两者相辅相成，有机统一。

所以韩非子说法刑所产生的威势不能共享，立法行刑的权力不能分置，必须掌握在君主的手中。

如果不能坚持这一原则，结果就是威制共，则众邪彰矣；法不信，则君行危矣；刑不断，则邪不胜矣。

君权分置，邪臣出没；执法不严，君主危险；行刑迟疑，正不胜邪。

道为天地之规律，法为世间之规则，背道而驰，终有恶报，违法乱纪，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法制的意义在于设立标准，在于设定规矩。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事物圆满必先要有规矩。

人是有机肉体与意识思想的结合体，人的言行受思想意识的支配，人终究是情感动物，对待事物总会感情用事，这就需要法规、规矩来加以约束，让其言行在法规规矩的范围内，让其明白什么是底线，什么不应该做。

对于律法标准的重要性，韩非子举了一个例子“巧匠目意中绳，然必先以规矩为度”意思是巧匠目测合乎墨线，但必定先用规矩作标准。

技术再高明的工匠目测墨线是否准确，前提也是要用“规矩”作好标准，否则墨线就没有的价值。

工具只是标准的表达器具，比如尺子，只是长度单位标准的衡量工具。

所以才有“上智捷举中事，必以先王之法为比”的说法，意思为智商高者办事敏捷合乎要求，必定用先王的法度作依据。

聪智的臣子在办事时，一定要用律法的标准来衡量一下是否合规。

韩非子非常重视官场规矩，而且肯定了先王之法的指导与规范作用，所以他才说聪明的臣子办事敏捷合乎要求，必定用先王的法度作依据，说白了就是按先王之法去办事。

律法的作用韩非子用四个生活中的事物来做比喻，第一个是“绳直而枉木断”意为墨线直了，曲木就能砍直，因为有了依据。

第二个是“准夷而高科削”意为测准器平了，高坛挞就要削平，因为有了依据。

第三个是“权衡县而重益轻”，意为称具拎起，就要减重补轻，还是因为有了依据。

第四个是“斗石设而多益少”意为量具设好，就要减多补少，因为有了依据。

红林悟道《韩非子》-主道第十章：虎在上一章中韩非子主要讲了君主如何管理官员，才能获得真实的天下事物。

韩非子给出的策略是“官有一人，勿令通言”意思是每个官职只有一人，不要让他们相互通气。

这是现代管理学中组织架构建设的原则，就是一职一官，一官一职，只有这样才能职责明确，责任到人，同样，不同职位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向上汇报同一件事才能还原事物的真相，也是避免“三人成虎、众口烁金”的结局。

韩非子一再强调君主要掩盖行为，藏匿想法，祛除喜好、智慧、才能，就是要让事物回归真实，因为只有真实的事物才能体现出律法与制度的公平与公正，还有近乎于“道”的无私，韩非子秉承了“德”的特性，并不要求事物的对与错，只要求事物的真与假。

在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中，韩非子让君主去喜好去旧智的目的并不是要让君主变成真正的白痴，而是要“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意思是保守自我意图而验证臣下，这是战略。

其实一个合格的君主在韩非子看来其德性应该是最接近“道”的人，不管是智慧才能还是道德水准要远高于臣子，只这样的君主才能审视验证臣子的主张。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让其坐在君位而又保持“沉默”是何其之难。

为道日损，最后的境界就是空，空的结果就是沉默，因为真的没有可以说可以做的。

韩非子讲完君主的日常工作后，接着讲了作为君主的核心工作就是“谨执其柄而固握之”意思就是谨慎地抓住权柄而牢固地掌握它。

任何一位君主其首要工作就是要保住自己的君位与权势。

我们常说能量越大责任越大，其实要完成这么大的责任就有相匹配的权力与平台，能量是无法转化为力量的。

比君主更加接近“道”的人在中国古代大有人在，但却没有成为君主，这就说明平台与权势的重要性。

君主要想让自己的智慧才能造福全国民众，就要牢固掌握手中的权柄，才能让自己的能量转换为力量造福民众。

韩非子站在维护君权的高度再次提到了君主要去除喜好，藏匿想法的主张。

“绝其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

”意思是杜绝臣下的窥探，破除臣下的揣测，不要让人贪求君位。

初见秦第一臣闻：“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

”为人臣不忠，当死；言而不当，亦当死。

虽然，臣愿悉言所闻，唯大王裁其罪。

臣闻：天下阴燕阳魏，连荆固齐，收韩而成从，将西面以与强秦为难。

臣窃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谓乎！臣闻之曰：“以乱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

”今天下之府库不盈，囷仓空虚，悉其士民，张军数十百万，其顿首戴羽为将军，断死于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

白刃在前，斧锧在后，而却走不能死也。

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

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赏罚不信，故士民不死也。

今秦出号令而行赏罚，有功无功相事也。

出其父母怀衽之中，生未尝见寇耳。

闻战，顿足徒裼，犯白刃，蹈炉炭，断死于前者皆是也。

夫断死与断生者不同，而民为之者，是贵奋死也。

夫一人奋死可以对十，十可以对百，百可以对千，千可以对万，万可以克天下矣。

今秦地折长补短，方数千里，名师数十百万。

秦之号令赏罚，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

以此与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

是故秦战未尝不克，攻未尝不取，所当未尝不破，开地数千里，此其大功也。

然而兵甲顿，士民病，蓄积索，田畴荒，囷仓虚，四邻诸候不服，霸王之名不成。

此无异故，其谋臣皆不尽其忠也。

臣敢言之：往者齐南破荆，东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韩、魏，土地广而兵强，战克攻取，诏令天下。

齐之清济蜀河，足以为限；长城巨防，足以为塞。

齐，五战之国也，一战不克而无齐。

由此观之，夫战者，万乘之存亡也。

且臣闻之曰：“削株无遗根，无与祸邻，祸乃不存。

”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湖、江南。

荆王君臣亡走，东服于陈。

当此时也，随荆以兵，则荆可举；荆可举，则其民足贪也，地足利也，东以弱齐、燕，中以凌三晋。

然则是一举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邻诸候可朝也；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复与荆人为和。

令型人得收亡国，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庙；令率天下西面以与秦为难。

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

天下又比周而军华下，大王以诏破之，兵至梁郭下。

红林悟道《韩非子》-有度第十七章：司南红林悟道《韩非子》-有度第十七章：司南在上一章中韩非子主要讲了君主依法可统治四海，依法可遏制用聪智来欺诈，用险躁来欺骗，使奸邪不发生。

在国家治理中依靠法律可以做到：远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辞；势在郎中，不敢蔽善饰非；朝廷群下，直凑单微，不敢相逾越。

可以达到政令全国统一，官场风清气正，官员守职尽责。

这样一来，君主要处理的政事就少了，闲余的时间就多了，这主要是君主使用权势的作用。

春去秋来，寒来暑往，日月轮替，生老病死，大自然总是这样有条不紊的运行着，从来没有混乱过，这都是自然法则在起作用。

而这样的“有条不紊”正是君主所要达到的治国目的，但是人心难测，在律法还不健全，执行还不到位、不彻底的情况下，不法臣子就会侵害君主。

对于不法臣子侵君之事韩非子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渐以往，使人主失端，东西易面而不自知”意思就是臣子侵害君主，就像行路时的地形一样，由近及远，地形渐变，使君主失去方向，东西方向改变了，自己却不知道。

这是一个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君主看来感觉很好，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臣子的言行都是为了自己好，但却不知在臣子的影响与侵害下君主已经失去了正确的方向。

其实，君主的这种感觉是个人感觉，而不是国家与百姓的感觉，君主只所以感觉好，一是格局小，二是责任感不强，三是不懂为君之道。

格局小，是只想着个人的感受，没有全局观，没有站在国家与百姓的高度与角度来看待问题，体会感受；责任感不强，没有履行君主的职责与责任，无视天下安危与百姓安康；不懂为君之道，只听一人之言，偏听偏信，身陷事务，不明全局。

以上三点给了不法臣子侵君之机。

对于“方向”问题，韩非子讲了先王立司南的事“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韩非了举司南之例，只是想借“司南”喻法，只要法立，君臣皆有方向，君主不会受臣子的诱惑而改变方向，臣子也不会去诱惑君主，因为有法约束。

天下之事，根本在于方向，方位是第二位的，方法是第三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