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平：图书馆界的“德鲁克”说柯平是图书馆界的“德鲁克”一点也不夸张。
他先后在郑州大学和南开大学做过信息管理系主任、图书馆馆长和副馆长，既搞实际工作，又搞管理理论研究。
这样的经历，图书馆界只有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焕文可以与之媲美，两人一南一北，各领风骚。
与程焕文的精于世故相比，柯平更加理想化，他无论是对生活、对工作还是对事业，都充满了激情副馆长的两个空间柯平是我国首届图书情报学博士，~年在武汉大学科技情报专业攻读博士研究生，获理学博士学位。
年任郑州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年晋升为教授，~年兼任郑州大学图书馆馆长。
年月辞去郑州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职务，调至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任教。
现任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南开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他当馆长上瘾，当副馆长也上瘾。
他说，馆长只有一个空间，而副馆长有两个空间，一个空间是馆长给的，另一个空间需要自己去创造。
记者：目前，在高校中，图书馆学系（信息管理系）与图书馆都是分开的，图书馆学系的老师与图书馆之间关系比较生疏，甚至老死不相往来，应该说，这种情况比较普遍。
柯平：这是图书馆界长期的理论与实践相脱节所造成的。
图书馆专业教学朝着院系的方向发展，偏离实践；而图书馆呢，作为学校的一个服务部门，向服务部门发展，偏离理论。
这其实背离了我们当初创办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系的宗旨。
年武汉大学率先在我国创办图书馆学系，现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是王重民先生上世纪年代创办的，当初武大和北大都非常重视教师的实践教学，建立了馆系一体化的模式，而现在两极分化了。
记者：您在郑州大学做了八年系主任，四年图书馆馆长，特别是四年的馆长经历中，您有哪些收获？柯平：我做馆长，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背景，我当时是系主任，时逢学校院系合并，学校要求所有的系必须合并到学院，当时要把我们系合并到文学院或者历史学院，我们觉得都不太适合，而且我一直想让图书馆学系保持独立性。
巧合的是，学校图书馆新馆刚刚建成，缺一位馆长，还没有物色到合适的人选，学校领导跟我说，你们就和图书馆合并吧，合并以后你来当馆长。
我就这样当上了馆长。
我当馆长最大的收获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当时是把图书馆作为一个大的实验基地。
我掌握馆、系两块资源，在两个资源的优化配置上做了很多文章。
另外，还积极推进河南省高校资源的共建、共享，在河南省高校中起到了表率的作用。
记者：做正馆长和副馆长有什么不同？柯平：很多人曾经这样问我，原来是馆长，为什么来做副馆长。
我觉得有价值的工作都需要去尝试。
我做过系主任，做过馆长，副馆长我也要尝试去做。
这种体验对我对图书馆学、图书馆管理的研究很重要，也是我当时要做这个副馆长的初衷。
另外，我刚到南开，也很想为南开作贡献。
在我来之前，我们系原来没有博士点，现在有了两个博士点，在全国的图书馆学教育中有了自己的地位。
我当时的心态非常好。
我对自己说，一定要改变角色，这些年我在南开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深刻体会到了副馆长在图书馆中的作用。
过去，我觉得馆长有空间，副馆长没有空间。
馆长想做的事可以马上去推动，而副馆长听馆长安排就可以了。
记者：您同时是系主任，和馆长的级别是一样的，而您又是副馆长，您如何处理与馆长的关系问题？柯平：我非常幸运地碰到一位好馆长，我们的阎世平馆长给我的空间很大，我们都是博导，彼此相互理解。
他一直强调自己是外行，我是搞图书馆学的，让我放开手干。
退一万步说，即使馆长不给你空间，你自己也要创造空间，所以我觉得副馆长有两个空间，一个是馆长给的，另一个是你自己创造的。
从这个角度上说，副馆长能做的事不一定比正馆长少。
图书馆被边缘化了吗图书馆在社会中的地位，既不是前台，也不是后台，而是处在中间位置。
社会地位提升较快的往往是前台的经济、政治等领域，后台就是一般性的社会服务行业，在前台后台之间就是文化和教育。
科学和教育的一部分已经是前台了，文化还是处于中间的层面，图书馆属于文化范畴，因此处于一个中间的位置。
记者：您是图书馆学系主任，又是图书馆馆长，对于目前图书馆人才需求与图书馆专业教育之间的矛盾，看得最清楚，也最有发言权，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柯平：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恰当而正确的认识，如果仅仅站在图书馆或者是图书馆学系的某一方,可能看问题都会有一些片面性。
有一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就看你如何去分析。
我觉得把双方放到一个大的环境中去考量，可以发现这个问题正在朝着好的方向转化，而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很严重，甚至看不到希望，于是互相批评，人为制造矛盾。
这一问题是在上世纪年代出现的，主要是受大环境的影响，因而不能单纯地去责怪哪一方。
很多人说图书馆教育跟不上图书馆的发展，如果在年代说图书馆教育落后是对的，但是到了年代还这么说就不客观了。
年代以后，图书馆教育发展非常快，教学已经在引领图书馆学的发展，因此教育并不落后，图书馆也已经意识到图书馆教育的重要性。
但有些人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单纯从就业难的角度批评馆长不要图书馆学系毕业的学生，这是一种悲哀。
我们要理解馆长，图书馆在年代招聘大量的非专业人员是必要的，比如计算机专业、统计专业等等，这是符合图书馆自身的发展规律的。
相对于其他一些专业，图书馆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算是比较好的了，我们不能要求所有图书馆专业的毕业生都进图书馆或者都能够顺利就业，这是不现实的。
所以我不认为这是图书馆学教育的失败，或者说是图书馆对教育不支持。
关于图书馆学教育与图书馆之间的关系，我的一个基本评价是：相互促进，良性循环。
记者：我的一个总体感觉，图书馆还是比较边缘化，特别是公共馆，社会认知程度不高，政府不重视，老百姓的评价也不高，您怎么看待图书馆在社会中的角色？柯平：我一直有这么一个认识，图书馆事业肩负着很重要的社会责任，大量的工作要靠自己去完成，而不能等社会来重视你。
实际上图书馆的地位在一点一点地提升，但不能期望飞速的提升，这样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图书馆处在前台和后台之间，其社会地位，不能夸大，也不能低估。
虽然说医院、饭店等行业关系民生且位置都很重要，但他们承担的社会责任没有图书馆大。
图书馆作为中间位置的行业伸缩性比较大，如果我们去推动，往前台推，图书馆的社会地位可能会提高。
即便我们不作任何努力，我想图书馆也不会消亡，因为图书馆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不可或缺的，最不济退回到藏书楼、博物馆。
当然往前台推，就要更努力，吸引后台对你的支持，社会认知程度的大小取决于你自身发挥了多大的作用。
过去我们说科学的两翼，一翼是资料室和图书馆，另一翼是实验室，在某种意义上，图书馆已经站在前台了，而不仅仅是做后台的服务工作了。
最近几年，图书馆在推动科技创新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一点一点地往前台做。
图书馆的定位是知识的中心，广义地说应该是知识资源的中心。
文献的中心贬低了图书馆的作用，信息的中心容易把图书馆泛化，信息中心太多了，在信息中心这一块难以站在前台，因为前面有电信。
我们说，知识资源是图书馆的核心竞争力，知识的保存与发展就是图书馆的任务。
科学需要信息的同时更加需要知识，教育也是如此。
记者：在我看来，高校图书馆比较团结，而公共图书馆则比较分散，这是什么原因？公共图书馆与高校图书馆之间的隔阂更大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如何改变这种局面？柯平：其实不是这样的。
公共馆与高校馆自成系统，这是体制造成的，不存在团结不团结的问题。
我对两个系统都比较了解，他们都非常团结，活动都比较多，以天津的市馆和区县馆为例，我参加过他们的评估活动，我发现他们的团结不亚于高校馆。
无论是高校馆还是公共馆，在各自系统内，合作都是比较紧密的，比如高校馆的CALIS平台，公共馆的文献共享和服务平台，都是共建共享的典范，但是两个系统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比较少，中国图书馆学会为此做了许多工作，可是收效甚微，究其原因，一是历史原因，历史上就形成了两大系统，各自的独立性很强。
另外，两个系统分别属于文化部和教育部系统，体制的原因导致没有合作的现实基础。
第三，两者服务的目标和对象不一样，因此在沟通、交流和合作的时候会有认识上的偏差，这是避免不了的。
记者：国外的情况如何？有没有合作的范例？柯平：国外并没有形成国内这样两大系统，这可能是中国的特例。
两大系统可以在标准和资源这两大方面开展合作。
现在许多行业都在开始统一自己的标准，图书馆行业也不应该例外。
资源的合作同样非常重要，很多公共图书馆在做地方文献中的特色资源，其实高校图书馆有很多地方文献资源，但公共图书馆往往想不到向高校图书馆寻求合作，高校图书馆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和不足。
当馆长的酸甜苦辣柯平是一个著作等身的学者，他的学术成就有目共睹。
但面对记者，他谈得最多的还是当馆长的心得，他也希望借此机会与更多的同行分享他当馆长的酸甜苦辣：先说酸。
有时候你做的工作别人并不理解，比如，我们刚开始建立学科馆员制度的时候，其他部门不理解，甚至说风凉话，这个时候你要保护好自己，相信别人，你只要做好了，别人就会认可你，事实上你并不能苛求每个人都认同你，都站在你的角度来想问题，应该允许别人有不同的想法，一般馆长都会遇到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
但酸的时候比较少，当馆长更多的是苦。
我做两份工作只拿一份工资。
为了图书馆的工作，我经常把我的科研项目放到假期来做，春节也很少休息，如果不做馆长，我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一位前辈曾经对我说过，是人就可以做馆长，但馆长真不是人干的。
图书馆有两大苦，一是没钱苦，二是人员苦。
人员很复杂，过去说老弱病残多，家属多，图书馆有各种各样的人，在这样的环境里非常累，还见不到成果。
还有辣，馆员对你有要求，读者对你有要求，方方面面都在给你提要求。
比如图书馆是重点防火单位，我在郑州大学期间，听到救火车的声音，都感到很紧张。
虽然当馆长苦和辣是最多的，但是甜还是主要的，我的工作能够推动，想法能够实现，我就充满激情和力量，很有成就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