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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语气词研究综述近年来，现代汉语语气词的研究受到了学者的广泛重视，从基本语法到自然语言处理，从文字类型到对话模式，都对该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本文旨在综述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现代汉语语气词研究上取得的有关研究成果，以期提高学界对该研究领域的认识，并指出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完善的内容。
首先，关于学界如何确定、归类现代汉语语气词的声音、义项、文字形式，以及语用学角度对该类词的分析，学者已经有了一系列的成果，最值得一提的是伊顿、张榕等学者的研究，他们探讨了现代汉语语气词的基本特征，并将之分类为六类，具体为积极、负向、表达担忧、表示揶揄、表示没有/委婉、反转义词。
同时，还借助计算机、统计学等技术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证实其分类结果，使现代汉语语气词的划分更加客观、准确。
此外，现代汉语语气词也受到了建构主义理论的提法，认为它们不仅是表达情感、情绪的工具，也是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建构的媒介，研究者们将其定义为“具有情感加工功能的词汇——它们既表达情绪，又传达关系。
”从这一角度来看，语气词的实际用途大大超出了其基本的语法功能，是参与者之间构建关系的重要媒介，从而为汉语交际提供了自然、流动的气氛。
另外，也有一些值得一提的研究结果，如查昆林研究者提出的“三维语气模型”，它关注“对对象、对形势、对场景”三方面的表达，以便更好地把握汉语的非正式、口语语体的特征；另一方面，张榕等学者将语气词中的“情感”细分为多种，具体包括愤怒、安慰、礼貌、焦虑等，以便更精准地掌握汉语语气词的表达功能。
总之，近年来研究现代汉语语气词的学者均对该领域做出了重要、深入的贡献，为我们理解、掌握汉语礼貌语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目前学界仍有很多薄弱环节需要完善，如研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汉语语气词的差异、以自然语言处理的方式建立语气词模型等，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加入这一充满挑战的领域，将对该研究带来新的洞察和贡献。
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综述对现代汉语形容词的论述，根据词类划分的不同而不同，主要有两种:一种从意义出发，另一种从功能出发。
一、意义派意义派对形容词的处理主要是在中国语法学的创立时期和革新时期，代表人物有:马建忠，黎锦熙，王力，吕叔湘等，他们的词汇划分标准的主要特点是根据意义划分。
但并不完全一致，首先，语义内涵不同。
，马建忠的语义主要是指词汇意义，依次划分的词类实际上属逻辑分类。
这种词类是孤立于句法结构之外的归类，不是语法分类。
黎锦熙先生承袭马建忠的逻辑分类观点的同时，明确提出根据词的句法功能给词分类。
显然黎锦熙先生进了一步，有人认为他第一个明确地使词类成为语法分类，他的观点是现代汉语最早的词类划分。
吕叔湘先生按意义和作用归类。
王力先生把词类分为理解成分和语法成分，前者按意义分类，后者按语法作用。
其次，在意义和功能发生矛盾时，各家处理不同。
马先生发现“字无定义，故无定类”。
而欲知其类，当先知上下文何如耳。
自然陷入字无定类的困境。
对此他提出了字类假象说，先确定某种字常做某种句子成分，他类词作此成分时算是假借。
黎锦熙的四类形容词中只有性状形容词与我们所说的形容词相当。
能充当定语的不一定是形容词，为了维持其句法功能标准，他提出转类说:性状形容词由它种词类转成的颇多。
比如名词转成形容词:“玻璃窗”等。
由此得出句品说:“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
马先生和黎先生都没有根本解决这个问题，留下了“词无定类”、“类无定词”的结论。
吕叔湘的《文法要略》和王力的《现代语法》与马、黎的处理方法不同。
《文法要略》采纳了陈承泽《国文法草创》中词类活用的理论，提出了本用和活用说。
《现代语法》里的词变性说与此相当，把本用称为正常用法，把活用称为变性。
但这里的活用和变性指的是极其罕见的临时用法，不是指现在说的常用兼类用法。
王、吕两位先生都不认为有兼类的。
只要词义不变，词性就不变。
王力举例说:“吃奶的“奶”和我从小奶了他那么大的“奶””都是名词，咱们只能说它们的职务不同……也不能认为是两类。
汉语能愿动词研究综述【内容摘要】能愿动词也叫助动词,是表示意愿、可能性、情理的一类特殊动词。
汉语能愿动词一般放在动词前作状语，表示意愿、可能性以及情理等意义。
能愿动词的否定形式具有不对称的特点，否定一个能愿动词要从意义上否定。
【关键词】能愿动词；分类；否定；不对称一、能愿动词的界定汉语的能愿动词是在汉语语法界颇受关注的一类词类,也叫“助动词"，是一类表示可能、必要、必然、意愿等意义的动词。
马建忠《马氏文通》认为：“凡动字所以记行也，然……有不记行而惟言将动之势者，如‘可’‘得'‘足’‘能’等字,则谓之助动词，以其常助动字为功也。
”［1］马氏在这一轮书中提出了助动字（词)这一类，并认为它有“助动词之功。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使用了后来为语法学界较多使用的另一个名称“能愿”式。
[2]吕叔湘则指出：“助动词这个名称是从英语语法引进来的，原文的意思是‘辅助性动词’，那是误会。
”［3］他的论述明确了助动词属于动词的词类，是“辅助性的动词”，中心语是动词；而不是“辅助动词的词”，因为辅助动词的词范围比较宽,可以是副词、形容词等等。
在这里，本文采用“能愿动词”的名称.关于能愿动词的语法特征，丁声树、吕叔湘等[4］提出:能愿动词一般可以单独作谓语;能愿动词不能重叠;能愿动词不能带“着"、“了”、“过”；能愿动词不能带体词宾语。
朱德熙认为:“能愿动词是真谓宾动词里的一类。
”[5]这种真谓宾语“可以是单个的动词或形容词或动词，也可以是主谓结构、述宾结构、述补结构、连谓结构或由副词充任修饰语的偏正结构等。
”朱德熙先生指出助动词的特点有:只能带谓词宾语，不能带体词宾语；不能重叠;不能带后缀“了”“着"“过”；可以放在“～不~”的格式里；可以单说。
黄伯荣、廖序东认为：“能愿动词常在句子里做状语，还可以作谓语或谓语中心语；不能用在名词前；不能重叠；不能带助词‘着’、‘了'、‘过’;大都能构成‘~不~’和‘不~不’式.”［6］综合以上各家意见，我们可以总结出汉语中能愿动词是动词的一个词类，可以单独作谓语，不能重叠、不能加“着”、“了”、“过”。
现代汉语定语研究综述一、本文概述《现代汉语定语研究综述》旨在全面梳理和深入探讨现代汉语中定语的相关研究。
定语作为语言中重要的语法成分，对于表达事物的属性、特征和状态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从定语的定义、分类、功能、位置、与其他语法成分的互动等方面，对现代汉语定语的研究进行系统的回顾和总结，以期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本文将概述定语的定义和分类。
定语是语言中用来修饰或限定名词或代词的词或词组，具有描述性、限制性等功能。
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定语可以分为多种类型，如形容词性定语、名词性定语、动词性定语等。
这些不同类型的定语在表达上各具特色，共同构成了现代汉语丰富的定语系统。
本文将探讨定语的功能和位置。
定语在句子中主要起到修饰和限定名词或代词的作用，使表达更加精确、生动。
同时，定语的位置也是其语法功能的重要体现。
在现代汉语中，定语一般位于名词或代词之前，形成“定语+中心词”的结构。
这种位置安排既符合汉语的语法规则，也符合人们的表达习惯。
本文将分析定语与其他语法成分的互动关系。
定语在句子中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他语法成分相互关联、相互制约。
例如，定语与中心词之间的关系是修饰与被修饰的关系；定语与状语之间的关系是限定与被限定的关系。
这些互动关系共同构成了现代汉语复杂的语法网络。
通过对现代汉语定语研究的综述，本文旨在揭示定语在现代汉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深化对现代汉语定语的认识和理解提供有益的参考。
本文也期望能够推动现代汉语定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为汉语语言学的研究贡献新的力量。
二、现代汉语定语的分类在现代汉语中，定语是对名词或代词进行修饰或限制的词语或词组。
根据不同的标准和功能，定语可以分为多种类型。
按照定语的性质，现代汉语定语可以分为限制性定语和描述性定语。
限制性定语主要用于对名词进行范围或类别的限制，如“红色的苹果”中的“红色的”就是限制性定语，它限定了“苹果”的颜色。
而描述性定语则主要用于对名词进行形象的描绘，如“美丽的风景”中的“美丽的”就是描述性定语，它描绘了“风景”的特质。
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综述一、综述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语言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日益频繁，外来词作为语言接触和文化交流的产物，在现代汉语中占据了不可忽视的地位。
汉语外来词研究逐渐成为语言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
本文旨在通过对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期对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涉及多个方面，包括外来词的界定、分类、来源、特点、影响等。
在界定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外来词是指从其他语言中借用过来的词语，这些词语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可能与汉语存在一定的差异。
根据不同的标准，外来词可分为音译词、意译词、形译词等多种类型。
在来源方面，现代汉语外来词主要来自于英语、日语、法语、俄语等世界主要语言，这些语言中的词汇通过不同的途径进入汉语，丰富了汉语的词汇系统。
在研究特点上，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学者们注重对外来词的语言学特征进行描述和分析，如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特点；另一方面，他们也关注外来词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探讨外来词在文化交流、社会变迁等方面的作用。
还有一些学者从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角度对外来词进行研究，揭示了外来词在人们的认知和社会交往中的重要作用。
在外来词对现代汉语的影响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外来词的引入丰富了汉语的词汇资源，增强了汉语的表达力。
外来词的使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开放程度和文化的多元性。
外来词的过度使用也可能导致汉语的纯洁性受到挑战，因此需要在语言规范和社会文化层面进行引导和调控。
综观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的发展历程和现状，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领域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和深化研究内容，如加强对外来词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研究、探索外来词对汉语语言结构的影响等。
还需要注重研究方法的创新和跨学科的合作，以推动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
1. 外来词在现代汉语中的地位与影响外来词作为现代汉语词汇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日益显著，影响也日益深远。
21世纪汉语词类问题研究述评——基于CiteSpace软件的可视化分析21世纪汉语词类问题研究述评——基于CiteSpace软件的可视化分析随着时代的变迁，语言也在不断发展，其中汉语作为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其变化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在汉语词类问题的研究中，CiteSpace软件作为一款能够进行可视化分析的工具，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便利。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什么是词类问题。
词类是语言学中对词按照其在词法上的共性和区别进行分类的一种方法。
而词类问题则是对于某个词能否作为某个词类的成员存在疑问。
例如，现代汉语中的“蓝色”的词类问题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蓝色”既可以作为形容词使用，也可以作为名词使用，对于它的具体词类归属一直存在争议。
CiteSpace软件是一款基于文献引用关系进行可视化分析的工具，它能够帮助研究人员快速地了解一个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和研究热点。
在对21世纪汉语词类问题进行研究时，我们可以通过该软件对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献进行分析，了解这个领域的发展趋势和热点问题。
通过CiteSpace软件的可视化分析，我们可以获得如下结论。
首先，在21世纪汉语词类问题的研究中，名词、动词和形容词是研究的主要关注点。
这是由于名词、动词和形容词是汉语中最基本和最常用的词类，对于汉语词类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引用分析，我们可以发现21世纪汉语词类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研究词类划分的准则和研究词类归属的标准。
对于词类划分准则的研究，研究人员主要从语义、句法和语用等不同角度进行探讨；而对于词类归属标准的研究，则注重于如何确定某个词是否可以作为某个词类的成员。
另外，通过分析引用关系图，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和学者之间的学术合作。
这些都为21世纪汉语词类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借鉴。
然而，CiteSpace软件作为一款工具，仅能提供研究现状的表面信息，对于深入理解和解决21世纪汉语词类问题还需要更深入的探究。
汉语语法研究中的词类划分及术语演变问题一、现代汉语词类研究回顾（一）30年代以前的词类研究：1898年，《马氏文通》的问世标志着汉语语法学的诞生。
受国内与国外语言学的双重影响，他提出“字无定义，故无定类”，这可以看出，该书以词汇意义作为词类划分的标准。
马建忠先生在《马氏文通》中，将词类分为9类，那时还未出现“词”这种说法，而是叫做“字”，故词类均称为“X”字，分别为实字和虚字。
这个体系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后来的一系列的研究都是建立在这一基本格局之上，只有些许变动，数词和语气词分别从静字和助字中独立出来，增加了拟声词和量词。
黎锦熙先生的著作《新著国语文法》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这本书第一次系统地研究了现代汉语语法，在汉语语法史上影响甚大。
黎锦熙先生提出“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
”[1]（P19）他开始引入句子成分这一标准，他认为要按照词在句子中充当的语法成分来分辨词类，词类不能离开句子。
书中将词类划分为9类，和《马氏文通》里的分类大体一致，只是名称略有变动，有了“词”的叫法。
（二）30——40 年代的词类研究：20世纪30——40 年代的词类研究，主要受到马建忠先生的《马氏文通》和黎锦熙先生的《新著国语文法》的影响，主张以词汇意义作为词类划分的标准。
吕叔湘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产生于这一时期，书中认为划分词类的标准在于意义的虚实。
吕叔湘先生按照意义和作用把词归为7类，他认为名词、动词、形容词意义比较实在，归为实义词一类；并指出凡是意义不及名词、动词、形容词那样实在的，一概称为辅助词，属于这一类的有限制词（副词）、指称词（代词）、关系词、语气词；为了便利起见，还添列了一些名称，如方所词、时间词以及日期等等。
王力先生的《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既有规律的描述，又有理论的阐述，从而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汉语语法新体系。
关于词类划分标准，王力先生从意义出发，但虚词的划分考虑到了语法的意义。
他认为“汉语里，词的分类，差不多完全只能凭着意义来分。
汉语介词研究综述汉语介词研究综述摘要：本文拟从评析《马氏文通》以来的有关汉语介词的研究入手，从历时的角度,对汉语的介词研究概况做一个系统的梳理，并提出目前介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难点以及解决问题的对策，最后指出新的理论视角下的介词研究情况。
关键词：汉语介词研究功能综述引言介词是汉语中一个重要的词类，其主要的句法功能就是附着于其他词语前面构成介词短语, 介词短语主要用作状语, 用来介绍跟动作行为或性质状态有关的范围、时间、方式、目的、原因、角色等。
从现有的材料看,汉语的介词在甲骨文时代就已出现了。
但是,真正把介词作为语法学体系中的一个类来进行研究,才不过一百年的时间。
在汉语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介词数量不断增长，有关介词的归属、介词的范围、介词的功能和性质等直到现在仍存在争议，仅以介词的范围研究为例，我们看到的代表性研究有如下一些:《现代汉语八百词》中收介词(包括兼类的) 60个；《现代汉语虚词例释》收介词93个；陈昌来的《介词和介引功能》确定介词为159个。
各家由于确定介词的标准和目的不同,因而收词数量不一,但无疑介词是现代汉语中的封闭性的词类。
自《马氏文通》出版至今的一个世纪里，语法学界的前辈和专家们对介词作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各种观点，有的已成为共识，但有些仍存在争议。
本文拟从评析《马氏文通》入手，以汉语介词研究的发展脉络为主线，系统的划分出介词研究的几个阶段，指出各阶段的代表观点。
意在总结前人的研究状况，指出各阶段研究的成就与不足，以期对汉语介词的研究有一个整体的把握。
一汉语介词研究概况1.1 “介词”与介词体系的构建时期（1898 — 1935）汉语介词研究的开始是以《马氏文通》（1898）的出版为标志的。
①《文通》中把“介词”称为“介字”，并写道：“凡虚字以连实字相关之义, 日‘介字’ , 介字云者, 犹为实字之介绍耳。
夫名代诸字, 先乎动字者为主次, 后乎动字者为宾次。
然而实字相关之义, 有出乎主宾两次之外者。
近十年来汉语词汇本体研究述评近十年来汉语词汇本体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
本体是一门研究词汇概念及其关系的学科，它是语义学的一个分支，致力于揭示词汇之间的本质属性和关联。
在汉语中，本体研究主要包括本体特征的确定、本体间的关系、本体的分类和本体的应用等方面。
关于本体特征的研究取得了一些突破。
传统上，本体特征主要包括实物本体和抽象本体。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词汇本体具有更加复杂多样的特征。
某些词汇本体具有时空属性，比如“房子”代表了某个特定时间和地点的住宅建筑，而“车”则代表了某个特定时期和地方的交通工具。
还有一些词汇本体具有情感属性，比如“爱”和“恨”等词汇都代表了人类情感体验中的特定方面。
本体特征研究的发展，为我们更好地理解词汇的意义和使用提供了理论基础。
本体间关系的研究也有所突破。
在本体研究中，人们通常关注本体之间的上下位关系、整体与部分关系、以及类别与实例关系等。
这些关系的揭示有助于我们明确本体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动物”与“狗”之间存在上下位关系，即“狗”是“动物”的一个特定实例；“汽车”与“车轮”之间存在整体与部分关系，即“车轮”是“汽车”的一个构成部分。
通过研究本体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深入理解词汇在语言系统中的位置和意义。
本体的分类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根据本体的不同类型，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分类方法。
最为常见的分类方法是按照实物本体和抽象本体来划分，这是传统的分类方法。
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了基于语义属性的分类方法，即根据本体所具备的属性特征来进行分类。
这些分类方法的出现，丰富了本体研究的视角，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本体的内部结构和特点。
本体的应用研究也有一定进展。
本体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框架，还可以应用于语言技术、知识图谱等实际应用领域。
在机器翻译领域，本体可以作为词汇的语义描述来辅助翻译工作；在信息抽取领域，本体可以用于提取出特定领域的关键词汇。
这些应用研究的推进，为本体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实际案例和验证。
汉语词类研究综述本文介绍了汉语词类研究的发展概况、汉语词类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围绕解决词类研究中的不足而进行的各种尝试和努力。
重点讨论了沈家煊提出的“名动包含”模式，认为这一理论是迄今為止能解释汉语词类问题的最佳方案，同时认为该理论为今后的词类研究甚至整个汉语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标签：汉语词类名物化名动包含一、引言汉语词类体系的构建始自《马氏文通》，一百多年来，汉语词类问题的研究一直贯穿汉语语法研究的整个历史，在汉语语法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王力（1985：11-18）、吕叔湘（1979：40-53；1982：16-27）、高名凯（1953；1986：65）、朱德熙（1982：37-54）、陆俭明（2013）等众多学者为汉语词类研究做出巨大贡献。
尽管如此，在词类研究中我们始终面临两个难以摆脱的困境：第一，做到“词有定类”就“类无定职”，做到“类有定职”就“词无定类”（胡明扬，1995）；第二，满足“简约原则”就违背“中心扩展规约”，满足“中心扩展规约”就违背“简约原则”（沈家煊，2007、2009）。
为了解决汉语词类研究的上述两大困境，学界进行了各种尝试和努力，尤其是沈家煊（2007，2009，2010a，2010b，2012a，2012b，2013）通过一系列论文提出了“名动包含”模式，该模式的提出为处于两大困境之中的学者们提供了研究的新思路，对一直在传统观念之下亦步亦趋的学者们来说，无疑打开了另一扇大门。
下文将回顾汉语词类研究从初创到深入发展的概况，介绍汉语词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争议，其中重点介绍汉语词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而进行的各种尝试，尤其是沈家煊的“名动包含”模式。
二、汉语词类研究的发展概况（一）“词类”的提出汉语词类研究肇始于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马氏文通》（以下简称文通）。
作者马建忠（1983：19）首先根据意义划分出了实字和虚字两个大类。
《文通》指出，“凡字有事理可解者，曰实字。
无解而唯以助实字情态者，曰虚字”。
将实字分为名字、代字、静字、动字和状字五类，把虚字分为介字、连字、助字和叹字四类。
《文通》问世之后，各种语法著作蜂起，其中当属黎锦熙（1992：16）的《新著国语文法》影响最大，该书第一次明确提出“词类”的概念，在对国语白话文的词汇划分类的时候指出“就语词在语言的组织上所表示的各种观念的性质，分为若干种类，叫作词类”。
从《马氏文通》到《新著国语文法》这一时期，虽然中国的语言学家们对汉语词类有了初步的认识，但是如何结合汉语自身特点运用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来分析、归纳汉语的词类还处于探索阶段，马建忠和黎锦熙都是参照印欧语法对汉语词语进行分类，正如何容（1985：29）在《中国文法论》中评论的那样，这一时期的汉语词类研究“差不多都是依据欧洲文法的用例，把词分成八类，再加欧洲语言里所没有的‘助词’，而成为九类”。
换言之，这一时期语言学家们的研究模式是纯粹的“拿来主义”，直接把西方的词类套用到汉语词类上。
自从“词类”这一术语出现，汉语词类研究正式拉开序幕，其后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学术讨论甚至争议也伴随始终，比如汉语有无词类、汉语词类的划分标准等问题，尤其在汉语词类划分标准上存在更多争论。
（二）以词类划分标准为核心的汉语词类问题大讨论在早期的汉语词类研究中，词类的确定一般只能借鉴印欧语的标准，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汉语本身的特点，特别是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学界围绕汉语有无词类、词类划分标准、词类数目三个问题展开了一次大讨论。
关于第一个问题，高名凯（1953）认为汉语不是形态语言，所以实词是无法分类的，但吕叔湘（1954）随后指出，划分词类是进行语法研究的前提，如果不分词类就无法研究语法。
汉语有没有词类这一论题并未持续多久就形成较为广泛的共识，之后的争论焦点不再是能不能分，而是如何分。
而第三个问题即词类的数目，取决于分类标准。
这样，这场大讨论实际上是以词类划分标准为核心的。
当时学界关于词类划分标准有四种观点，分别从意义、形态、功能或三者统一的“广义形态”来划分汉语词类。
吕叔湘（1982：16-27）在《中国文法要略》中按意义和作用相近的归为一类，虽已强调“作用”，但在实际操作中仍以意义为主。
王力（1984：12-29）认为“实词的分类，当以概念的种类为根据；虚词的分类，当以其在句中的职务为根据”。
也就是说，实词的划分标准是意义，虚词的划分标准是功能。
高名凯（1953；1986：63）主张将词的形态作为分别词类的主要标准，结果却得出汉语实词不能分类的结论。
方光焘主张把意义、形态、功能统一到广义理解的形态之中，用广义形态标准（即词与词的组合关系）来确定汉语的词类。
（方光焘，1997）值得指出的是，吕叔湘早期倾向于把意义作为分类的主要标准，但是他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却改变了这种看法，明确主张“用句法功能做划分词类的依据”，认为“汉语没有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就不能不依靠句法功能”（1979：33-34）。
朱德熙是坚决主张采取单一的功能标准来区分词类的语言学家之一，他在《语法讲义》中强调汉语里词的分类“只能根据词的语法功能，不能根据意义”（1982：37），后来在《语法答问》里再一次强调“划分词类的根据只能是词的语法功能”（1985：11）。
胡明扬（1995）在《现代汉语词类问题考察》一文中也认为“词类划分只能根据句法功能”。
虽然学者们在词类划分标准上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但大多数学者还是倾向于将功能作为划分词类的主要标准。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汉语与印欧语之间的天然差异，词类的划分仍常常陷入标准混乱的境地。
词类划分标准讨论的目的之一是为语文教学服务，只有统一词类划分标准，才能方便语文教材编写，而大多数学者主张以单一的功能标准来划分词类，这对语文教材的编写具有重要的意义。
胡裕树（2011：284-298）主编的《现代汉语》提出“分类的基本根据是词的语法功能”。
实词分七类，虚词分六类。
黄伯荣和廖序东（2011：7）主编的《现代汉语》下册对划分词类的主要依据也是语法功能，形态和意义是参考依据。
将实词分成十类，虚词分成四类。
邵敬敏（2007：172-174）主编的《现代汉语通论》认为“汉语词类的划分主要依靠功能标准”。
上述几本现代汉语教材的编写都是以词的语法功能作为划分词类的标准，语文教材有了相对稳定的词类划分方式。
（三）对汉语词类研究中“印欧语眼光”的反思如上文所言，汉语词类研究是从借鉴印欧语开始的。
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国的语言学家们发现，用适合印欧语的理论体系来分析或解釋汉语产生了越来越多的问题，这使他们越来越意识到“印欧语眼光”的弊端，由此引发了他们对汉语词类研究不足的反思。
王力（1984：28-29）指出：“咱们也不能把词的分类看得太重要了……至于象汉语这样的孤立语（isolating language），既然没有屈折形式，一个外国人尽可以完全不懂中国的词类就学会了它。
恰因汉语词类可以从概念的观点上去区分，越发失去了它在语法上的重要性……假使在汉语语法上，仍象西洋传统的语法书，专以区分词类为能事，就是舍本逐末，离开语法学太远了。
”朱德熙（1985：4）坚定地反对“印欧语眼光”，认为“印欧语眼光”就是“把印欧语所有而汉语所无的东西强加给汉语”。
他在《语法答问》的日译本序中敦促后来者要继续摆脱印欧语的眼光：“我们现在在这里批评某些传统观念，很可能我们自己也正在不知不觉中受这些传统观念的摆布。
这当然只能等将来由别人来纠正了，正所谓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吕叔湘（2002：402-404）主张摆脱印欧语语法的束缚，从汉语自身的特点出发进行研究分析。
高名凯（1986）在《汉语语法论》前序中指出抄袭欧洲语的语法格局来给汉语语法建立“体系”不能解决问题。
徐通锵（1991；1994）明确强调不摆脱用印欧语的眼光来观察汉语的思想束缚，汉语的研究恐怕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沈家煊（2010b）也认为过分注重汉语里名词和动词句法上的区分就是用印欧语“名动分立”的眼光来看待汉语，已经带来不良的后果。
在对汉语词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的过程中，一些学者从汉语自身的特点出发，试图找到适合汉语特点的词类研究方法，下一节将专门讨论汉语词类研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三、汉语词类研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一）汉语词类研究的两大困境上文提到，尽管以功能为标准划分汉语词类得到普遍认可，但由于印欧语词类研究的框架并不完全适合汉语的特点，在实践中无论何种标准均无法做到相对完美地分析、解释汉语。
即便是采用单一功能标准对汉语词类进行分类，在实践上仍出现了广义形态和狭义形态两种标准的矛盾：在词类划分中，主要依据词与其他词的组合情况即广义形态来确定词类，而在处理词的转类现象时，却坚持狭义形态标准，比如一个动词出现在主宾语位置，因为汉语无显性形态变化，仍认定为动词（沈家煊，2009）。
这样，汉语词类划分长期处于两大困境之中：一方面，若要实现“词有定类”就会出现“类无定职”，若要实现“类有定职”就会出现“词无定类”（胡明扬，1995）；另一方面，若要满足“简约原则”就会违背“中心扩展规约”，若满足“中心扩展规约”就违背“简约原则”。
（沈家煊，2009）先谈第一个困境。
上文提到，尽管有学者（如高名凯，1953）认为汉语无法划分词类，但绝大多数语言学家都赞同汉语的词是可以分类的，也就说“词有定类”。
吕叔湘（1954；1979：32）指出不给词分类，就无法进行语法研究，沈家煊（2009）指出词类是讲语法必不可少的理论构件。
然而，正如胡明扬（1995）所指出的那样，在语法体系上出现了两个不同的词类体系，讲词类的时候是一个体系，在进行句法分析时又是另一个体系，使得词类系统与句法功能之间缺乏紧密的联系，无法用汉语词类序列来判断汉语句法的结构关系，结果就导致了“类无定职”。
当我们确认“类有定职”（如名词在主宾语位置、动词在谓语位置、形容词在谓语定语位置）时，又发现词类与句法成分不能一一对应，比如动词也可以出现在主宾语位置，这样，根据不同的句法位置上给同一个词分类就会分出不同的类，这就产生了“词无定类”的问题。
再谈第二个困境。
朱德熙（1985：77）认为评价一种理论或系统的时候，简明性跟严谨性一样，都是很重要的标准，可以立一套名目时就不必设立两套，给汉语划分词类时应遵循“简约原则”，即用句法成分功能来给汉语的词定类，词类和句子成分之间是一对一的关系，这一套名目就够了。
吕叔湘（1979：46）也坚持“简约原则”，认为“句子成分是A，B，C，D……，词类也是A，B，C，D……，岂不省事？”但是由于汉语缺乏形态变化，同一个词可以出现在句中多个位置上，比如“出版”一般认为是动词，遵照“简约原则”就不能把“这本书的出版”中的“出版”定为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