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中国军队曾在马来半岛发动游击战1941年，鉴于日军南进迹象越来越明显，英国决心利用马来亚华人与中国的天然联系，以增强当地防务，蒋介石对此也表示支持。
经过重庆军统与英国特别行动处(SOE)秘密协商，以岑家焯少将为首的9名中国军官从印度乘船前往新加坡，等他们于12月18日到达时，日军已开始进攻马来亚。
英国当局欢迎岑家焯一行的方式很特别，作为见面礼，英方释放了所有关押在监狱里的被捕华人，其中包括反对英国统治的马共党员。
岑家焯以中国军事顾问和军统驻新加坡站特工为教员，组建第101特种战学校，向165名学员传授游击战技能。
经短期培训后，他们被派到马来农村，日后成为马来人民抗日军的骨干。
在岑家焯倡议下，1941年12月25日，英国殖民政府在新加坡组建星华义勇军，当地华人踊跃报名。
星华义勇军被送到柔佛州集训，但岑家焯发现星华义勇军的装备实在太差，每个士兵随身携带的2个弹匣里只装有20发子弹，很多狩猎用鸟枪和帕兰刀都被当作武器。
一个叫朱金声的中国顾问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连根本没有配发手榴弹和机枪，英国人给连里每个人发一只水壶、一条席子、一把刺刀和24发子弹，连里的几名女兵只被允许从事救护、烹饪和一些简单的后勤工作。
”实际上，英国人有的是武器，但他们担心华人会把武器藏起来倒卖，他们根本就不信任华人。
训练期间，还曾发生一场悲剧。
两名来自重庆的中国军官因身穿英军军服，被不知情的英军当成日本间谍枪杀。
事后，岑家焯要求在星华义勇军的军服上增加醒目的大手帕形状，以防友军误伤。
星华义勇军后来被编成4个连和1个排，第l连驻扎裕廊岛，第2连配属给澳大利亚第22旅，第3连驻守新柔长堤，第4连防守实龙岗河和白沙之间区域，剩下一个华人警卫排则防守新加坡市中心的克兰芝。
少将捐躯1942年1月31日，日军发起新加坡战役，星华义勇军被派往红树沼泽地带巡逻，还有一个连被配属给马来亚步兵第1旅，参加巴西班让战役。
由于缺乏足够弹药，星华义勇军损失惨重，但中国军官指挥的华人部队前赴后继，令日军进攻速度大大降低。
日本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恼羞成怒，发誓拿下新加坡之日，将血洗当地华人。
2月13日，也就是驻新加坡英军总司令阿瑟·欧内斯特·帕西瓦尔中将向日本人投降的前两天，他下令解散星华义勇军，以免华人士兵被日军俘虏后遭到成批屠杀。
每名幸存下来的星华义勇军士兵都收到10元叻币的酬劳。
然而日军一入城，就搜捕华人“败兵”，很多人都被日军杀害。
随着英国殖民统治在马来亚崩溃，抵抗日本侵略军的重任落到由马共领导的马来人民抗日军肩上。
侥幸逃出新加坡的岑家焯等4名国民党军官出于抗日的目的，选择与马共合作。
从1942年2月到l943年中旬，马来人民抗日军处于最艰难的时期，他们缺粮少弹，日军还故意制造“无人区”，用恐怖手段对付游击队，三分之一的游击队员在这一时期死去。
1942年6月12日，岑家焯率一支25人的游击队袭击日军车队，不幸被日军包围，岑家焯少将和朱金声上尉被俘。
为威慑其他反抗者，日军将两名中国军官斩首，头颅挂在新加坡市区示众。
蒋介石轻视游击战由于岑家焯阵亡，国民党军官对马来人民抗日军的影响逐渐减弱，另两名活下来的中国军官只担任顾问，未被赋予指挥权。
1943年5月24日，英军上校约翰·戴维斯和5名中国军官乘潜艇从锡兰(今斯里兰卡)秘密登陆马来半岛，重新与马来人民抗日军取得联系。
9月12日，英军“136特遣队”登陆。
在中国军官劝说下，l944年1月1日，马来人民抗日军领导人陈平来到“136特遣队”营地，双方达成一致，英国提供武器、金钱和补给品，帮助培训游击队成员，但马来人民抗日军要受英国军官指挥。
然而，“136特遣队”自己也因丢失电台而与盟军总部失去联系，实际行动中反倒只能按照抗日军的指示作战。
据战后统计，马来人民抗日军同日军作战340次，以牺牲1000名战士的代价消灭5500名日军。
游击战显示出了巨大的威力。
l945年底，曾在马来人民抗日军担任顾问的国民党军官上书蒋介石，要他重视游击战的作用，但蒋介石却认为决定胜负的还是正面作战，游击战只能起骚扰作用。
晚清“下南洋”移民下南洋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三次人口迁徙之一。
1922年至1939年间，从厦门等港口出洋的移民超过500万……晚清中国海外移民的主要方向有二，一是美洲，二是东南亚。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接受纷至沓来的不平等条约，允许西方国家在东南沿海招募华工，因为应募者要订立契约，时人称为“契约华工”，又叫“卖猪仔”“当苦力”。
下南洋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三次人口迁徙之一。
鸦片战争之前，下南洋经商谋生的华人就已有150万之多；从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西方国家在我国东南沿海招至东南亚的“契约华工”约200万人；1922年至1939年间，从厦门等港口出洋的移民超过500万……晚清中国海外移民的主要方向有二，一是美洲，二是东南亚。
在清代，东南亚泛称南洋，包括今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11个国家。
东南亚自古以来便是我国东南沿海百姓移居海外的主要目的地。
唐宋时期，中国海商远及东南亚沿海地区，商民往来频繁。
15世纪初，爪哇、苏门答腊等地出现华人聚居区。
明朝中后期，政府多次发布禁令限制出海，但由于海外贸易的兴盛，前往东南亚的人依然有增无减。
然而，真正形成规模并影响至今的移民活动，则是近代以来称为“下南洋”的移民潮。
贫困战乱造成移民浪潮晚清出现“下南洋”移民浪潮，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17世纪以降，西方殖民势力开始进入远东地区，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国家先后在东南亚开辟商埠，将远东地区纳入世界殖民、贸易体系。
开发东南亚需要大量劳动力，而非洲黑奴贸易在18至19世纪之交已经衰落，西方殖民国家开始把眼光投向人口众多的中国，鼓励华人前往东南亚。
就国内而言，“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自古以来便是海上贸易、对外移民活跃的地区。
鸦片战争之前，下南洋的华人以经商谋生者居多，当时东南亚华人已有150万之多。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接受纷至沓来的不平等条约，允许西方国家在东南沿海招募华工，因为应募者要订立契约，时人称为“契约华工”，又叫“卖猪仔”“当苦力”。
由此，下南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其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出现以华人劳工为主体的海外移民潮，即苦力贸易阶段。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凋敝，民众生活困苦，在经历太平天国和两广洪兵起义(1854年至1861年，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下，广东天地会发动反清大起义，起义军自称为“洪兵”。
有40多个县的天地会先后举事，参加者达100万人，并一度围攻广州城，后辗转进入广西，建立“大成国”等农民政权)以及广东土客大械斗之后，到了19世纪60年代，东南地区满目疮痍，农村生活更加艰难。
时值美洲发现金矿、东南亚种植园经济发展，急需大量劳动力之际，各国纷纷在中国东南地区设立招工公所。
洋行、公所通过雇佣“客头”(“猪仔头”)，将贫民诱至“猪仔馆”，签订契约，以出国后的工资为抵押，换取出洋旅费，成为所谓“契约华工”。
当时甚至还有使用欺骗、绑架手段掠夺华工的现象。
数十年间，仅在东南亚就有约200万华工，主要集中在中南半岛的种植园和印尼等国矿山。
由于深受“猪仔馆”和船主的非人待遇，契约华工不断反抗，各界舆论也纷纷质疑、抨击。
迫于内外压力，各殖民国家相继出台改善华工状况的条例。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禁止贩运“猪仔”与保护华侨的法令，宣告苦力贸易的终结。
这一时期也有部分华人以自由劳工的身份前往东南亚从事商业、手工业与农业活动。
第二阶段：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50年代初，是下南洋新的高峰期。
20世纪前期，中国国内兵连祸结，战火不断，而东南亚则得到殖民宗主国的扶持。
除了传统的种植园、采矿经济外，铁路、航运、金融、制造等新产业也获得空前发展，对于熟练劳工的需求进一步加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0年间，中国向东南亚移民达到顶峰，仅1922年至1939年间，从厦门等港口出洋的移民就超过500万。
日军侵入东南亚后，打压华人社会，大量华人回迁国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迁往东南亚的华人大幅减少。
随着共和国的建立，持续数百年的“下南洋”移民潮基本停止。
飘流海外的辛酸“下南洋”是中国人走出国门的移民潮，其中充满了辛酸与艰险。
首先是“违法”。
移居海外在很长时期内是不被允许的。
朝廷认为，迁居海外无异于“弃绝王化”，因此，不仅不给移民任何保护，而且对回国者严厉制裁。
直到晚清，清政府才意识到海外华侨的经济实力与商埠的重要性，于光绪三年(1877)任命当地华侨领袖胡璇泽为新加坡首任领事。
光绪十九年(1893)，清政府解除华侨海禁。
进入民国，华人参与当地政治、经济、教育事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其次是旅途的艰险。
早期移民偷渡出洋，整日担心官军稽查与海盗行劫，海上风险难测，帆船时有倾覆的危险。
近代出洋华工则几乎与奴隶无异，饱受猪仔头与猪仔馆的虐待。
华工被封禁在船舱内，条件恶劣，死亡率极高，贩运华工的船只被称为“移动地狱”。
自由移民者也经常遭到偷渡船主的讹诈与各色人等的刁难。
再次是登陆后，移民同样面临着凶险的环境。
一方面，需要克服难以适应当地自然环境的问题；另一方面，还受到当地各种势力的多重压迫。
殖民者急需华人参与地区开发，但又对华人迅速扩张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充满担忧，因而有意压制华人，以致迫害、屠杀华人的事件时有发生，其中尤以印尼多次屠杀华人的事件最为惨烈。
殖民势力消退后，土著政权也延续了以往排华、限制华人的政策。
一旦政局出现动荡，华人往往成为各种政治势力发泄不满的对象。
漂流海外的孤独感和受到的各种压迫，促使华人通过种种方式来保护自己、寻求慰藉与帮助，大致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与土著通婚。
早期移民大多是单身的成年男子，妇女数量少，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不少华人便与当地妇女通婚，逐渐融入当地社会，“华人有数世不回中华者，遂隔绝声教，语番语，衣番衣，读番书”。
19世纪末，随着有关禁令的取消，华人妇女迁往东南亚者日渐增加，华人华侨与外族通婚的现象逐渐减少。
二是创立同乡会馆。
移民迁入早期，即出现以互助为目的的合作团体，马六甲的青云亭、槟榔屿的广福宫、新加坡的天福宫都是不分籍贯的华人互助机构。
随着移民增加，来自同一省份、府县、方言区的同乡会馆逐渐取代前者，使华人社会的人口分布逐步呈现出强烈的地缘色彩。
三是加入秘密会党。
早在1799年，槟榔屿当局已发现华人会党(“私会党”)的存在，后来会党在东南亚各地势力急剧膨胀，成为影响当地政治的重要力量。
在早期华人社会中，会党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保护人的角色。
在华工贸易中，私会党大多充当“猪仔头”角色，其势力还遍布赌场、妓院、烟馆等场所。
私会党内部派系林立，经常发生械斗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