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七一――翻译研究学科发展现状与范式演进PPT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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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译谭之七国内文学翻译研究的一大突破――读廖七一《文化转型中的胡适诗歌翻译》有感谢天振回顾最近一、二十年(甚至更多一些时间)以来国际学术界的最新发展,有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一个意味深长的景象,那就是不少当代国际顶尖级的文化学家、哲学家、文学理论家,像福柯、德里达、埃科、斯皮瓦克、埃文-佐哈尔、尼南贾纳、希利斯·米勒等,都不约而同地对翻译产生了莫大的兴趣,并对翻译发表了相当独特而又深刻的见解。
而与此同时,国际译学界一批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像安德鲁·勒菲弗尔、苏珊·巴斯奈特、韦努蒂、西奥·赫曼斯等,都跳出了原先翻译界比较狭隘的、仅仅关注两种语言转换的层面、而共同致力于从更为宏大的文化层面上去审视翻译、研究翻译、阐述翻译。
这个景象我们称之为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我以为这两个转向非常值得我们国内学术界、尤其是翻译界的人士重视并对之进行深入的研究。
自从进入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国际学术界的翻译研究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如果说,在此之前世界各国长达一、二千年的翻译研究历史基本上都集中在讨论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层面上的一些问题上的话,诸如翻译的技巧、策略,翻译的标准,以及译者的风格等等,至多也就是讨论翻译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也即译学界所称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问题;那么,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翻译研究者的目光就不再局限在上述这些问题上了,他们从各个领域切入到翻译研究中来,除了语言学、文学、外语教学外,还有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各种各样的当代文化理论,如符号学、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理论、多元系统理论,等等。
而且,即使是曾经在当代西方译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所谓的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到后来也没有一直局限在纯粹的语言转换层面而不进入到文化研究的层面。
譬如奈达,他从功能对等发展到动态对等理论,实际上也已经涉及到了不同文化语境对翻译等值的影响。
所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文化层面上审视、考察翻译,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翻译研究正在演变为一种文化研究,成为当代国际译学研究中的一个趋势。
第 33 卷 第 9 期2020 年 9 月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Journal of Jiangx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of ElectricityVol.33 No.9Sep.2020廖七一翻译研究综述王丽娟(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陕西西安 710062)摘 要:从佛经翻译时期开始,中国的翻译实践活动由来已久,学者们对翻译的理论研究也迅速发展壮大。
从译介西方翻译理论到自身翻译学科的建立,国内学者提出新的理论,众多学者在翻译理论与实践方面辛勤耕耘,使中国翻译事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
廖七一在翻译学发展、翻译批评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研究视野与学术建树。
本文通过梳理廖七一的相关研究文献,旨在向其他学者介绍、阐述其主要研究方向及成果,为未来译学研究提供指导借鉴,丰富译学发展。
关键词:廖七一;翻译学发展;翻译批评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3-0097(2020)09-0111-030 引言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更加频繁,翻译成为连接不同语言和民族必不可少的纽带。
林译小说的盛行、西学翻译现象等对中国文学界和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代翻译事业蓬勃发展,涌现出一大批翻译家及翻译研究者,推动了中国翻译事业的长足发展,廖七一教授就是其中的一员。
本文通过梳理廖七一教授的研究论文,帮助译学界了解当前研究趋势,为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提供实践经验与理性指导。
廖七一教授现任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研究所所长,在翻译研究领域默默耕耘、辛勤付出,先后出版了《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胡适诗歌翻译研究》等10余部专著,在《中国翻译》等重要期刊共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在翻译领域的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在译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翻译事业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通过中国知网检索,查询到廖七一教授从2000~2019年共发表学术论文66篇,其中翻译学11篇,翻译批评17篇,诗歌翻译14篇,翻译规范与实践研究18篇,其他类6篇,将诗歌翻译、翻译规范、具体翻译实践融合为一个主题,即理论建构与实践研究。
2010年6月第26卷 第3期外国语文Foreign Language and L iteratureJun.,2010Vol.26 No.3翻译与现代白话规范廖七一(四川外语学院翻译研究所,重庆 400031)提 要:翻译是引发中国传统语言流变的最重要中介之一。
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晚清以来的语言通俗化趋势及《新青年》等杂志围绕白话展开的论争,构建了现代汉语语言规范;白话语言规范的形成不仅促进了传统文学向现代化的过渡,同时也完成了国人语言与思维的现代化。
关键词:翻译;现代白话;语言规范中图分类号:H31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10)03-0081-06Tran sl a ti on and the Nor m s of M odern Ch i n eseL I AO Q i2yiAbstract:on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i m portant agents that br ought about the changes and transfor mati on of the nor m s of Chinese language.The literary translati on in vernacular Chinese during the M ay4th move ment,t ogether with the popularizati on of written Chinese since the end of Q ing Dynasty,the argu mentati on for and against the vernacular Chi2 nese in magazines such as La Jeunesse,eventually constructed the nor m s of modern Chinese,which not only hel p s the tra2 diti onal Chinese literature,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the mentality of Chinese peop le t o be modernized.Key words:translati on;modern Chinese;nor m s 晚清的白话应用始于传教士翻译的西方书籍和创办的华文报刊;1890年以后中国开明士大夫从“启蒙”、“救亡”出发倡导“言文一致”和语言通俗化,“庚子事变”之后中国涌现出一大批白话报纸,白话逐渐成为潮流。
翻译流派与范式的演进研究范式的演进最明显地反映在翻译理论家划分翻译史的观念上。
纽马克以语言学翻译论的兴起作为翻译前语言学模式时期与语言学模式时期的分界(廖七一,2001:166),认为前语言学模式时期的翻译研究“忽视了翻译与意义、思维以及语言普遍性的关系”,讨论往往局限于原文与译文、直译与意译、优美与忠实之争,理论上没有多大发展。
20世纪50年代以来,卡特福德、奈达、费道罗夫、穆南、威尔斯等将系统功能语法、转换生成语法、语言结构、文本功能等引入翻译研究,分析和制定翻译活动中语言转换的规律,成绩卓著,翻译研究局面为之一新。
奈达将翻译研究划分成语文学派、语言学派、交际学派和社会符号学派(Nida,1984:9-15),更加明显地表现了范式的演进。
语文学翻译观注重“语义结构,内容选择和组织的方式”,“详细分析修辞手法,权衡和比较修辞价值”(ibib:9)。
语言学的翻译观将翻译视为比较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强调意义的构成特征和语言结构,力图制定对等转换的规则。
交际学的翻译观着重研究动态使用中的语言,刻意分析文本内容、形式、接受者以及交际情景对翻译的影响。
社会符号学的翻译观以皮尔斯和艾科的符号学理论为理论基石,强调“语言的功能以及这些功能与其他符码的关系”(ibib:11),强调符号、所指和解释者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这四种翻译研究模式不仅承前启后,在时间上有相随性,而且在理论假说、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上均有革新和超越:语言学派克服了语文学派将文本孤立于整个语境和情景之外的缺陷;交际学派又克服了语言学派过分倚重语言结构而无视语言交际功能的倾向;而社会符号学派则力图克取交际学无法充分考虑翻译中各种符号交互作用的不足。
根茨勒(E.Gentzler)将当代翻译研究划分为五大流派:美国翻译培训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派主义派,同样体现出翻译观念的嬗变。
美国翻译培训班派将翻译视为一门艺术,认为培训班可以加强学生对文学和语言的认识和理解,进而通过翻译经验的交流提高翻译技艺和水平,强调文学翻译中“创造性转换”,注重作品的“文学价值”(廖七一,2000:17)。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月/30日/第B06版语言学由“器”入“道”:翻译研究的学科疆界与方向廖七一四川外语学院翻译研究所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翻译研究已经经历了从前学科、学科乃至跨学科或泛学科的发展,翻译已不再是简单的技能或文字转换,翻译研究已超越了“器”而进入了“道”的层面。
科学方法是为描述和解释特定对象的属性、行为和现象而设计的程序法则。
翻译研究方法论可分为三个层次:翻译研究的哲学观、翻译研究模式和翻译研究技术。
翻译研究的哲学观预设了我们对翻译研究的性质、范围的认识,也预示了翻译研究范式的演变。
学科构建:霍姆斯翻译研究结构图翻译是与人类文明相生相伴的古老交际活动。
1972年,霍姆斯在《翻译研究名与实》中首次描绘出翻译研究的学科结构图,翻译研究也从随感式、主观印象式的点评发展成为现代意义的学科。
霍姆斯指出:翻译研究是“以翻译行为和翻译产品为基础或为核心的所有的研究活动”。
他将翻译研究划分为纯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两大分支,纯翻译研究又细分为理论翻译研究和描述翻译研究。
霍姆斯的结构图不仅确定了翻译研究的领域和范围,也确定了翻译研究的路径,即首先对翻译实践活动(应用翻译研究)进行观察、描述,进而概括出规律、原则,然后上升为解释或预测翻译活动的理论。
翻译研究的功能在于确立“描写或预测上述现象”的“普遍原理”。
在霍姆斯提出翻译研究结构图后,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令人眼花缭乱、彼此各异的研究方法、理论学说、研究目的、名词术语和技巧程序”。
首先是翻译研究领域日益扩展:其一端包括了旅行、手势语和跨文化语用学,另一端则涵盖了所有跨文化甚至文化内的谈判与协商,远非霍姆斯当时所能想象。
其次是研究模式、手段和方法日益丰富。
仅以计算机和网络发展为例,语料库研究、IT技术、网络资源、机助翻译等引发了翻译手段和翻译研究技术的深刻变化。
翻译研究的迅猛发展,特别是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突破或重新调整了传统规划的学科疆界,使翻译研究成为跨学科甚至泛学科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