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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Zhejiang University）是一所历史悠久、声誉卓著的高等学府，位于中国浙江省杭州市。
以下是关于浙大的一些认识：
1. 学术声誉：浙大是中国的一所顶尖综合性大学，被誉为“东方剑桥”。
它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多个学科领域在全国乃至全球处于领先地位。
2. 综合实力：浙大是一所综合性的高等教育机构，涵盖了文理工农医等多个学科领域。
学校拥有一流的师资力量和研究设施，提供广泛的学科专业和研究方向，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和发展机会。
3. 科研实力：浙大在科研方面非常出色，拥有许多国家级和省部级的科研机构和实验室。
学校在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学术成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4. 国际化程度：浙大注重国际交流与合作，与世界上许多知名大学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
学校吸引了大量的国际学生和教师，提供丰富的国际交流和学术合作机会，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人才。
5. 校园文化：浙大有着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学生组织和社团活动活跃。
学校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领导能力，提供广泛的课外活动和社团组织，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
浙大荣耀1945年，英国《自然杂志》（Nature Magazine）刊登了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李约瑟的一篇文章：“在重庆和贵阳之间叫遵义的小城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那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学校之一……”关于另外三所大学，据说，有两个版本，一说是被李约瑟分别称为“东方剑桥”的浙江大学加上被称为“东方牛津”的西南联大的三所大学——青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
另一个版本是说战时的前两所大学加上中央大学和交通大学。
战时的这两所大学之所以被李约瑟称为“东方剑桥”和“东方牛津”，根据现有的资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流的大学校长，强大的教授阵容，相对较好的教育资源。
从校长看在中国，大学校长的作用远较西方各国重要，甚至决定了一个大学的兴衰成败。
北大蔡元培开创“兼容并包”学风经蒋梦麟等发扬后蔚然成风，青华校长梅贻琦的“大师大楼”的办学理念，严谨厚实的学风得以传承……。
战时青华、北大、南开在昆明合办，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并由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组成的校务委员会主持校务，融合了清华“严谨求实”，北大“民主自由”、南开“活泼创新”、弘扬三校科学与民主的优良传统，一时间西南联大气象万新；并且三校校长都为一代教育名家，作为校务主席的梅贻琦更是公正无私、宽容待人，博得全校上下一致好评。
竺可桢出长浙大真可谓一时之选。
1936年浙大爆发驱郭（任远）运动，当时蒋介石看保不住郭，遂决定在全国范围内遴选一位学养、资历、才能都深孚众望且能安定学运的校长。
与联大的三位校长相比，竺可桢不仅是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并且是一直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是四位校长中唯一的一位。
他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早年在美国就是中国科学社的领袖之一，回国后从教授到系主任，领导创建新兴学科，主持创办中国的气象科学事业。
是教育家更是科学家，为人为学堪称师表。
从教授阵容看竺可桢说：“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
”三校联合的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阵容强大。
浙江大学学习心得(2篇)浙江大学学习心得篇1金秋九月，硕果累累。
我参加了总行组织的浙江大学“湘潭天易农商银行中高层管理人员履职能力提升班”。
首先要非常感谢总行党委领导给予我们这么一次高规格、系统化、全面性的培训，培训期间不仅领略了多位教授专家的渊博学识和授课风采，同时也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
这次远赴浙大学习既是对知识的丰富和更新，又是对思维的拓展和能力的提升，相信对今后的工作一定会有所帮助。
一、浙大印象浙江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中央直管副部级建制，位列“211工程”、“985工程”、“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为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新式高等学校之一，曾被誉为“东方剑桥”。
她的前身是创立于1897年的求是书院，1998年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了新的浙江大学。
目前，浙大有7个校区、7个学部、7家附属医院，在国家公布的“双一流”建设名单中，浙大入选一流大学建设高校（A类），18个学科入选一流建设学科，居全国高校第三。
进入浙大紫金港校园，绿树成荫，丹桂飘香，微风吹来，池水碧波荡漾，岸边柳枝摇曳，让人不禁想陶醉那一杯香茗一卷书；一抹斜阳一壶酒的闲散和逍遥。
浙大的校风是求是创新,即使带着很大的对大学的向往来参加本次学习，还是被浙大求是的校风给震到了。
整齐的教室布置，学员座签、学员证、校徽、教学设备等物品配备都让我们感受到了那种被重视、被认真对待的态度。
再看课程设计，没有虚无缥缈的华丽和不实，有的是实实在在对教育的点、面诠释和解读。
二、师资印象这次培训是总行和浙大管理学院精心组织安排的一次高端培训班，邀请的老师有全国的教授、专家，有银行业资深经理人，还有浙大“四大名嘴”之一。
浙大对学习的管理更是组织有序，管理有方，只想说辛苦的是浙大的老师，受益的是参训的我们。
班主任老师和授课老师都说，是因为我们的认真，才让教授们的讲授更加精彩，可我们分明看到的是每位教授，都会在开讲前十几甚至二十几分钟之前到达教室。
近现代中国大学校长群体课程论文题目：浙大保姆——竺可桢学生姓名：张**学号：**********专业班级：2011级地科1班学院：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指导老师：章*论文评分：浙大保姆——竺可桢摘要：教育界达成了一个共识：一个好校长，必定有一个学校。
浙大之所以发展壮大，蜚声海内外，与竺可桢在浙大执校的13年是密切相关的。
浙大之所以可以获得“东方剑桥”的美誉，主要得益于竺可桢对浙大的建设与贡献。
竺可桢的治校理念和教育思想，对浙大的发展和强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的浙大成为了一所世界知名的国际学府。
竺可桢的教授“灵魂说”、学术自由、导师制、通识教育、求是精神等，铸就了浙大的筋骨和灵魂，使其一直生机盎然、蓬勃向上！关键词：竺可桢、浙江大学、大学理念、治校理念、教育思想一、引言大凡世界一流大学, 都与一流的校长紧密联系。
大学校长拥有一流的大学理念, 才可能打造一流的大学。
浙江大学虽然是中国近代创办最早的新式高等学校之一, 但由于民国初年有过中断的历史, 恢复办学后又一直维持原有的规模, 起初的声誉和影响并不大, 直至1936 年4月竺可桢执掌学校后才得以迅速发展, 跻身于国内一流大学的行列。
浙江大学的崛起, 是和竺可桢校长密不可分的。
在办学实践中, 他不仅躬耕力行, 身先表率, 更立足本国, 关注世界, 对大学的理想、目标、使命、精神等问题不断地进行理性思考, 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的大学理念，他的大学理念包括治校理念和教育思想，这使得浙大迅速的崛起发展并强大，蜚声中外。
二、竺可桢简介竺可桢( 1890-1974) , 字藕舫, 浙江绍兴人。
他不仅是我国现代著名的科学家, 还是一位成绩卓著的气象学家、地理学家。
1909 年, 他考入唐山路矿学堂, 学习土木工程, 决心献身于旨在振兴中国的科学事业。
1910 年, 竺可桢考取庚款生赴美留学。
考虑到国家科学事业的落后, 他先在伊利诺大学农学院学习农业科学, 后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攻读气象学, 希望归国后能尽个人微薄之力, 以现代科学振兴中华。
认识浙江大学——报考浙江大学的十大理由（一）东方剑桥，江南名校之首浙江大学历史悠久，其前身求是书院始建于1897年，是近代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最早的高等学府之一。
创建初期，浙江大学广延名师、精研学术、彰显文明，成为民国时期最顶尖的四所国立大学之一，被誉为“东方剑桥”。
当时著名的英国牛津大学承认中国七所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可以直接升入牛津大学研究生院，给浙江大学的名额排在第一位。
建国以来，浙江大学励精图治、统一壮大、创新体制，始终站在高等教育改革开放大潮的最前沿，是全国发展最为迅速的高等学府，成为首批设立研究生院、首批进入“211工程”、首批进入“985工程”的若干所重点大学之一。
在1995年国家教委直属高校综合办学水平评估中，浙江大学高居第三。
在近年来众多官方、民间的排行榜上，浙江大学也都雄踞全国高校三甲之列，是当之无愧的“江南名校之首”。
（二）海纳百川，综合实力超群浙江大学位于经济体制发展最彻底、市场发育最成熟、社会富有程度最高的浙江省，具有全国高校中最大的物理发展空间，在“985工程”层次的38所大学中覆盖了最大的区域GDP体量，在全国少有的若干所文、理、工、农、医综合性大学中具有最好的学科融合度，是全国学科门类最齐全、综合实力最强劲的高校之一。
在2006年教育部组织的31个一级学科评估中，浙江大学排名前10的学科数量列全国高校首位，排名前3和前5的学科数量均列第三位，充分展示了其全面而强大的综合实力。
浙江大学有全国高校最齐全的115个本科专业设置和312个硕士点，还有最多的41个一级学科博士点、237个二级学科博士点和39个博士后流动站。
浙江大学现有24个国家重点学科；有10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居全国高校第二位；还有4个国家专业实验室、2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3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7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3个国家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都位于全国高校前列。
浙江大学具有最精致的中华文明传统和深厚广博的科学人文底蕴。
抗战时期的大学奇迹及启示摘要：“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有计划的摧残使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濒临绝境。
在极其残酷的环境下，中国的教育事业反而创造了浙江大学、西南联大等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这一历史现象，至少给我们两点启示：一是放眼未来，重视教育；二是创造自由环境和民主气氛。
关键词：浙江大学西南联大抗日战争高等教育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的抗战被迫开始。
日本为了完全控制中国，泯灭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用武力推行其殖民教育政策，对中国的教育事业进行有计划的摧毁和破坏。
刚刚成长起来的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濒临绝境。
1946年11月，中国代表团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届大会递交的报告书中写道：“抗战八年间，我国教育文化曾受敌人之重大摧残。
日本认为各级学校均为反日集团，所有知识青年均是危险分子。
为达到其长期统治中国之目的，日军极力奴化我青年之思想，摧残我教育及文化机关。
欲以消灭我固有之文化。
因此之故，战时我国教育文化之损失，乃至惊人。
”①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中华儿女没有被吓倒，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的命脉，延续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国的高等院校开始了坎坷的内迁，边学习边抗日，中国的教育事业不仅没有被摧毁，反而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浙江大学和西南联大即是非常典型的案例先看被誉为“东方的剑桥”的浙江大学。
浙大师生在竺可桢校长的率领下，举校西迁，为躲避日军的轰炸，穿越浙、赣、湘、桂、闽、粤、黔七省，行程五千余里，最终抵达遵义湄潭。
浙大西迁办学七年多，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为中华民族保留和培养了一批科学文化精英，在沿途的穷乡僻壤播撒下现代文明的种子，在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中国科学文化界共赴国难、坚韧不拔的浓重一笔。
王淦昌在这里完成了发表于美国《物理评论》上的著名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谈家桢在湄潭的唐家祠堂发现了瓢虫色斑变异的嵌镶显性现象中的机制和规律，其研究成果引起国际遗传学界轰动；苏步青的微分几何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国核能之父卢鹤绂、生物学家贝时璋以及陈建功、罗宗洛等著名科学家最重要的成就都在这里取得。
2024年赴浙江大学培训心得体会模版为提高民警的综合业务素质，县局组织我们赴浙江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学习培训，能参加此次培训，我感到十分荣幸。
走进浙江大学，扑面而来的浓厚学术氛围，一下子感染了我，有着“东方剑桥”美誉的浙江大学，无处不体现着其“求是”的学风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离开学校____多年的我，对校园总有种莫名的渴望，现在能够在历史悠久、又有着深厚积淀的学府—浙江大学，重温食堂、宿舍、教室三点一线的简单学校生活，还是让我兴奋了好一阵子。
我们培训的地点在浙大玉泉校区。
位于西湖边上的浙江大学玉泉校区，校园里的新绿处处可见，经过浓密树荫的层层过滤，阳光变得斑驳，变得温柔，变得亲和，浮躁的心变得宁静、简单且满是清凉。
徜徉于有着百年历史的校园、建筑、景观中，常感叹“大不自多，海纳百川”、“昔言求是，实启尔求真”，这是靠几年时间就打造出来的后现代主义景观无法比拟的，或许也只有马一浮老先生抒写出的如此有胸怀和境界的校歌，能才衬得上浙大这百年老校。
一周的时间很短，课程很紧，因而对浙大的印象也是很浅显的，但短短几天的学习却让我真正领悟到了“大学之大在于大师之大，而非高楼之大”之真意。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散进校园，我们迈着整齐的步伐行进在美丽如画的浙江大学，无论职务高低，年龄大小，都能静下心来，学习和钻研学到的知识，我们以振奋的精神风貌和扎实过硬的工作作风，展示了莒县公安队伍的良好形象，获得了学校的点赞。
浙江大学为我们安排了涵盖面宽、知识内容丰富、能开拓视野、拓展思维的课程，我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相互交心谈心，结合学习和我县实际，交流讨论，使我们学习的这段时间如沐知识的海洋。
这次培训，课程围绕“紧、优、严”。
“紧”，培训课程安排有节奏、有计划，环环相扣，学习任务充实。
“优”，名师授课，贴近实战，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严”，学习班坚持军事化管理，做到每天点名，提前到岗，形成学习与管理的有机统一。
跨进浙大的校门，耳濡目染了浙大浓厚的学习氛围和学术氛围。
“东方的剑桥”浙江大学毕唐书1944年10月25日，在中国的抗日战争还在激烈进行的时候，中国科学社30周年年会在在当时浙江大学的所在地贵州省遵义之东75公里的湄潭文庙的大成殿召开，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李约瑟到会致词，并参加了竺可桢主持的讨论会，成为当时国内的科学盛事。
李约瑟在湄潭呆了一周，浙大师生学术氛围之浓、研究水平之高，让他惊叹不已，他在为师生作“战时和平时之国际科学合作”演讲时，称赞浙大是“东方的剑桥”。
从此，浙江大学开始以“东方的剑桥” 著称于世，她在中国以至世界学界的地位也由此奠定。
浙江大学“东方的剑桥”的历史地位是与校长竺可桢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没有竺可桢，就没有“东方的剑桥”的浙江大学，而实际上，浙江大学无论是在竺可桢之前还是之后，都没有这样的地位。
由此可见，一名好校长对于一所学校的决定性意义。
对于曾经有“东方的剑桥”之称浙江大学，竺可桢的价值在于他以自身的人格和教育实践，诠释了世界一流大学应有的高度、格局和气象。
一、当年接任浙大校长，竺可桢坚守“教育独立”这一基本原则，向蒋介石提出三条件。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
竺可桢，字藕舫，浙江上虞人。
1910年考取清华第二期庚款留美生，与胡适、赵元任等人赴美留学。
在美国，他与任鸿隽等人创立中国科学社，并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他先后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前身)、南开大学任教，后来担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是我国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主要奠基人。
1935年冬天，“一二•九”运动爆发，很快影响全国。
浙大学生于12月10日召开全校大会表示响应，并发动杭州各校学生近万人于11日举行抗日游行示威。
当时，浙大校长郭任远秉承国民党省党部旨意，招来军警镇压学生，逮捕学生代表12人。
此举引起学生更大的反弹，他们当即决定罢课，发表驱郭宣言。
学生的行动得到了大多数教职员的同情和支持，要求撤换校长，成了浙大师生的共同呼声。
浙江为蒋介石的家乡。
为了平息家乡学潮，蒋于1936年1月12日亲自到浙大训话，但形势依然未能缓和。
不得已，蒋介石只得同意更换校长。
当时浙大校长郭任远是广东人，早年留学美国，在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上颇有成就。
他被迫辞职后，在陈布雷等人的推荐下，蒋最终将新校长的人选圈定为竺可桢。
个中原因除了竺可桢学术成就卓著，富有人望之外，同为浙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决定之后，蒋委讬行政院秘书长、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去做工作。
竺可桢向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证求意见。
蔡认为，最好不去，“但蒋处不能不去，婉言辞之可也。
竺可桢之所以犹豫不决，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是他放不下气象研究所的工作。
自1928年气象所创办以来，他一直任所长，刚有起色，他不愿分散精力;其二是他担心“大学校长其职务之繁重10倍于研究所所长”，而自己不善于也不屑于繁杂琐碎的官场应酬，他更愿意将时间花在科研上，而接任校长一职意味着要在某种程度上牺牲自己献身科学的理想。
正在竺可桢踌躇之际，夫人张侠魂却鼓励他出任校长。
张的二姐，时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的张默君也持此议。
她们认为，现在的大学教育问题很多，风气不正，若竺可桢任校长，正好可以为整顿教育、转变学风干出一番事业。
这时，陈布雷的弟弟陈训慈也来函劝说：“浙省文化近来退化殊甚，需一大学为中流砥柱。
”此言不免让竺可桢为之心动。
不久，蒋在孔祥熙寓所约见竺，竺依然婉拒。
事后，经翁文灏、陈布雷等人反覆劝说，他才提出如果能满足三个条件，可以考虑。
这三个条件是：“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以半年为限”。
其中关键是第二条。
竺可桢向当局提这样的条件，一是基于“教育独立”为创办现代大学的基本原则，二是源自他对自身人格独立的坚守。
耐人寻味的是，除了第三条，其他两条蒋介石都全盘接受。
竺可桢曾经在《常识之重要》(发表于《国风月刊》第八卷第一期(1936年1月1日)一文中说：“大学教育之目的，在于养成一国之领导人才，一方提倡人格教育，一方研讨专门知识，而尤重于锻炼人之思想，使之正大精确，独立不阿，遇事不为习俗所囿，不崇拜偶像，不盲从潮流，惟其能运用一己之思想，此所以为真正大学教育之常识也。
”竺可桢还说，科学并不神秘，不过是有组织的常识而已;如今国事纷扰，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完全是政府和人民缺乏常识造成的。
竺长校浙大，就是抱着这样一种理念走马上任的。
当时时局动荡，学校内有各种政治力量。
竺可桢坚持学术独立、教育独立，总是力排政治干扰，维护学术和教育的尊严，“以自己的人格、理想和才干为浙大营造了相对安定的学术、教育氛围”。
他告诫学生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反对学生参加任何党派之争，也不主张各种政治派别在学校活动。
他对左派学生组织的“学潮”十分反感，多次公开表示反对，认为学生的首要任务是读书。
不过，有一次，学生不顾学校阻拦，冲上街头游行，面对军警们的荷枪实弹，竺可桢却一反常态，竟然举起小旗，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他所以这样做，也是基于他当校长所坚守的基本立场：即使不赞成学生的行为，但“既然年轻人上了街，我就要保护他们的安全”。
一旦有学生被捕，他也总是极力营救，一定要到狱中看望他们;如果学生受审，他也一定要到庭旁听。
二、诸君到大学里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是要为拯救中华做社会的砥柱。
1936年春，竺可桢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后，4月25日对学生训话，提出“办一地的教育，必须知其过去之历史，并明其当前之环境”，而“浙江过去历史上充满学术发达的光辉，自来学者尤多重经世，尚气节，能为民族奋斗。
至今日环境，则在外患侵侮深入之中;浙江复为国防重心所寄，故本大学所负时代使命甚巨。
”(《初临浙江大学时对学生的训话要点》)他从越王勾践讲到明季浙海的抗倭，一直到黄宗羲、朱舜水、王阳明，教育学生要以“宏伟的学问”和“光明的人格”立身处世。
20多天后，他对全校师生庄严宣誓：“决不妄费一钱，妄用一人，并决不营私舞弊，及接受贿赂。
如违背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罚。
”(《就任浙江大学校长誓词》)1936年9月18日，竺可桢首次参加浙江大学新生入学典礼。
在演讲中提出了著名的两问，即，“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同时告诫新生，“诸君到大学里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是要为拯救中华做社会的砥柱。
”他明确提出大学要培养以天下为己任的领袖人才，表现出了一个一流大学校长所应有的教育思想的高度。
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是“奉命于危难之间”。
1937年8月，日寇进攻上海，逼近杭州。
9月，竺可桢即带领师生离开杭州，横穿浙江、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6省，行程2600多公里，历时两年半，最终将校址迁到贵州省遵义、湄潭，并在当地办学7年。
在整个西迁和抗日战争时期，竺可桢一再提到陆游、文天祥、陆秀夫、张煌言等气节人物，但他讲的最多的还是王阳明，这是因为后者的人生轨迹，无论是地理意义上的还是社会意义上的，都与抗战时的浙大师生有相似之处。
生于余姚的王阳明“除在浙江本省讲学之外，其一生事业在江西、广西两省为最大，又谪居贵州两年”;“治学、躬行、艰贞负责和公忠报国的精神，莫不足以见其伟大过人的造诣，而尤足为我们今日国难中大学生的典范。
”1938年11月1日，浙大在宜山举行开学仪式，竺可桢特地作了《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之演讲，在简略回顾了阳明事迹之后，他对学生们说：“这次民族战争是一个艰苦的长征，来日也许更要艰苦，我们不能不作更耐苦的准备……阳明先生平桂乱与谪贵州，正是赖非常的艰苦来成全他，结果果然动心忍性，增长他的学问，造成他的伟大……我们要自省：敌寇如此深入无已，将士与战区同胞如此捐躯牺牲，为什么我们还受国家优遇，有安定读书的余地?这决不是我们有较高的智识，就没有卫国的义务。
只说明我们要本其所学，准备更大更多的卫国的义务。
”在题为《浙大的使命》的演讲中他又说：“昔王阳明先生至龙场一年，其影响所及，风化文物，莫不因而改善进步。
阳明先生之门弟子，率能笃践师说，影响亦宏。
浙大来此，尚有多年之逗留，吾人自当法步先贤，于所在地之种种设施，革革兴兴，尽心竭力以赴。
”抗战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抗战。
浙大搬迁所经之地，消息闭塞，为此，浙大利用自备的无线电收音机，夜间收听记录新闻消息，予以摘编，办起了《浙大日报》。
师生们还演出《芦沟桥》、《汉奸的末路》、《中华民族子孙》等抗日话剧，引来当地村民观看，同仇敌忾之气激荡在赣江上游各地。
西迁途中，一些同学满怀悲愤投笔从戎。
竺可桢对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大为赞赏，以战国时代赵氏孤儿的故事教导同学：当今临敌之际，年轻人有两种途径可以报国，一是赴前线杀敌，此举需要勇气和胆量，如程婴所为;一是在校刻苦学习，以后从事建设工作，此举需要毅力与恒心，如公孙杵臼所为。
校长的话让学生们时刻铭记在心，没齿不忘。
浙江大学迁址途中，每到一地，即结茅架竹，搭屋建棚，图书仪器一箱箱开出来，按时开课。
学生黎明即起，朝阳之下，漫山遍野，朗诵默读。
尽管当时物质条件极其贫苦，但这段时间，成为许多学生一生最难忘的时光。
而当时的竺可桢，总是以高尚的道德鼓舞学生。
他的一名学生年迈时接受记者采访，有些陶醉地回忆起这位老校长的话，“好似杏花疏影里响起的笛声，那样嘹亮与悠扬，将日月星辰都打开了”。
浙大西迁至遵义时，主要集中在遵义的何家巷、子弹库，湄潭县城湄江镇和永兴镇三处办学，当地七八十岁的老人至今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湄潭县永兴镇的覃廷贵老人，曾在当时的浙大附中读书，与贝时璋等浙大教授的子女是同学。
“当时不仅学生穷，老师也穷，没有电灯，也没有煤油，晚上就点桐油灯看书，第二天起床后，不仅鼻孔是黑的，有时脸上也被熏得黑黑的。
”浙大文学院史地系1940级的一位毕业生曾说：“很难想象我们当初是怎么过来的，我从未为穷苦流过一滴泪，而且意志极为坚强，当时大家都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想法，正是这种想法支持着我们度过了那些艰苦的日子。
”1940年，浙大刚西迁至贵州时，一年级学生留在贵阳的青岩镇，分散到迎祥寺和龙泉寺上课。
尽管60多年过去了，青岩古镇的不少人至今还记得浙大办学的情况。
迎祥寺师悟和尚指着寺院后面的一个洞口说：“这里是当年苏步青教授上课的地方。
”由于敌机时常在贵阳上空盘旋，浙大的教学经常受影响。
一天，苏步青召集几位助教和学生，搬来几条木板凳，来到这个山洞。
他对大家说：“这就是我们的研究室，我们要在这里创办一个微分几何研讨班。
山洞虽小，但数学的天地广阔。
”接着，苏步青作了第一次报告，中国第一个微分几何专题研讨班就在这个山洞里诞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