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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就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制度的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是应用现代微观经济学剖析去研究制度和制度变迁的产物。
它源自这样一种命题，即理性选择（在详细的拘束条件下）将创建和改变诸如产权构造、法律、契约、政府形式和管束这样一些制度。
2.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特色：（ 1）新制度经济学充足假定，制度有深刻的效率要素。
不同制度下绩效是不同样的。
（ 2）新制度经济学坚持以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性，不单在于技术本质，并且还在于管理方式构造，后者带来不同的经济种类中信息传达、激励和分权控制的差别。
（3）新制度经济学用的是比较方法，一种可行的形式与另一种对比，而不是与抽象的无磨擦的理想形式对比较。
比较中的基本看法就是交易成本。
（4）新制度经济学以为，经济组织的中心问题，归本求源是人类活动者的行动属性，行为假定被看作是现实中的重要部分，这个层次的严重失败将致使制度经济学的危机。
3.试比较新旧制度经济学的异同点。
（1）康芒斯、凡勃伦、加尔布雷斯等美国制度主义学者称为近代制度学派，新制度经济学与近代制度经济学并无什么理论上的渊源关系。
(2) 在某种程度上讲，新制度经济学与近代制度经济学在理论上仍是对峙的。
近代制度经济学的看法不是理论性的，而是反理论的，他们特别反对古典经济理论。
（3）新制度经济学恰好相反，他们利用正统经济理论（包含古典经济理论）去剖析制度与现实问题。
(4)近代制度经济学的失败是由于它没有提出实证的理论学说，只是是对正统经济理论的不满和批评态度。
他们没有留下什么理论工具（或范式）供他人或后人去使用。
近代制度学派没有理论框架。
(5)近代制度主义的错误主要表现为，方法上和认识上的，制度主义者变为了鹤立鸡群的资料采集者。
他们在确立了制度规范和习惯的重要地位后，低估了花鼎力气描绘经济政治制度的性质和功能这类工作的意义。
(6)近代制度学派以为经济系统的组织和控制问题，即经济系统的权益构造应当摆在第一位。
名词解释1.新制度经济学：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制度的经济学。
2.科斯革命：科斯在微观经济学中增加一个新的成本分类，这个新的理论被接受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
3.有限理论：认为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因此，人们不能像完全理性一样时刻遵循效用最大化原则行动。
4.制度变迁：新制度的产生并否定，扬弃或改变旧制度的过程。
5.路径依赖：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变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
6.理性：每个经济主体都能遵循趋利避害原则，通过成本—收益的边际分析，通过深思熟虑后对其所面临的所有机会和手段进行最优化选择。
7.有限理性：介于完全理性和非完全理性之间的在一定限制下的理性。
8.互惠制度：互惠互利的制度，即一种双方承担义务的制度，一方做出给予的另一方必须给予相应的回馈。
9.交易费用：指交易成本在完成一笔交易费用时，交易双方在买卖前后所产生的各种与此交易相关的成本。
10.产权：经济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形式，包括财产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收益权和处置权。
11.外部性：社会成员从事经济活动时，其成本与后果不完全由该行为人承担，也即行为举动与行动后果的不一致性。
12.逆向选择：信息不对称所造成市场资源配置扭曲的现象。
13.道德风险：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增进自身效用的同时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
14.委托—代理关系：为了使交易双方的利益关系得到协调，委托人希望设计一种契约机制授权给代理人从事某项活动，并要求代理人为委托人的利益活动。
15.资产专用性：某些投资一旦形成某种专门用途的资产就难以改变为他用，如果要改为其他用途，可定会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
16.剩余索取权：是一项索取剩余的权利，也就是对资本剩余的索取，即经营者分享利润。
17.剩余控制权：相对于合同收益权而言的，指对企业收入在扣除所有固定的合同支付的余额的所有权。
18.寻租：在非市场领域，通过政治行动获得比通过市场活动所获得更多的报酬。
在统计意义上，经济增长被理解为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持续增长。
对于其源泉的理论和数量关系测度，众多的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不懈地进行探讨，如今不仅在学术上繁衍出了庞大的经济学理论分支，而且在实践中也成为各国政府实现宏观政策目标的重要理论指导。
本文从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历史顺序入手，从理论和方法两个方面对该理论的发展进行了分析，并就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进行了探讨。
一、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其中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被认为是近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先驱之作。
亚当・斯密认为，促进经济增长有两种途径：一是增加生产性劳动的数量；二是提高劳动的效率。
在这两个增长途径中，劳动效率对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首先，他把劳动区分为生产价值的生产性劳动和不能生产价值的非生产性劳动，认为生产性劳动创造财富，而非生产性劳动只消耗财富，因而在劳动投入量中增加生产性劳动投入的比例将会促进经济增长。
其次，亚当・斯密认为劳动效率的提高主要取决于分工程度和资本积累的数量。
分工可以使得劳动者的熟练程度提高，减少工作转换所造成的损失，有利于机器的发明。
资本积累可以使得资本存量扩大，与之相联系的劳动数量增加，从而直接促进经济增长。
大卫・李嘉图对于经济增长的分析是围绕着收入分配展开的。
在考察了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关系、变动规律以及影响这些分配比例变量的外部因素后，他认为长期的经济增长趋势在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而停止。
由于土地的数量是有限的，而土地上生产的产品也是有限的，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人们对土地上生产的产品需求增加，从而导致生产向肥力较低的土地上扩展。
这就意味着随着土地投入的增加，土地上产出的增加越来越少，从而出现边际收益递减现象。
收益递减趋势使得土地上产出的价值提高，导致劳动力的工资上涨，使得资本家的成本提高、利润降低，最终导致资本积累减少。
同时，由于土地产出的价值提高，将引起有限土地的地租增加，但地主只进行非生产性消费而不进行投资，因此上述过程必将导致资本积累停止。
自从罗纳德·H·科斯于1937年发表《企业的性质》以来，被新古典经济学分析范式包围着的经济学家们，从无力解释经济现实的长期困惑中突然挣脱出来，人们被一种分析经济现象的全新视角彻底征服了。
引起经济学家们如此激动的是《企业的性质》中的交易成本思想。
但是，当研究和争论了半个多世纪以后，再重新审视这个经济学的宠儿时，我们却猛然发现人们已经将太多的误解强加给了它。
一、罗纳德·H·科斯究竟说了什么?科斯在《企业的性质》的开头指出，“……这两种分析工具就是边际概念和替代概念，两者合在一起就是边际替代概念，当然，我们的定义必须‘与能被准确表达的正规叙述相联系’”，可以说是一语道破了其研究的学术路径和技术工具。
科斯假定了“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在企业之外，价格变动决定生产，这是通过一系列市场交易来协调的。
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伴随着交易的复杂的市场结构被企业家所替代，企业家指挥生产”，而“建立企业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企业“或许就是在期限很短的契约不令人满意的情形下出现的”，因此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
这就是科斯对企业之所以存在的解释。
至于企业的边界问题，科斯的分析则更是简单明了：企业“将倾向于扩张直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
结果往往是出人意料的。
科斯的本意只在于探究企业存在的原因和边界的大小，这在文章中是显而易见的。
但“种瓜得豆”的事却偏偏发生在了这位智者的身上，难怪他在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词中有点调侃地说：“我想象不到，这些想法在大约60年后竟能成为获得诺贝尔奖的主要依据。
在我八十多岁时对我二十多岁时做的工作加以褒奖，实在是一种奇特的经历。
”而这个“豆”其实就是《企业的性质》中的交易成本思想。
企业的性质、社会成本问题与交易成本思想关于经济学说的历史回顾与理论述评一、概述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资源分配和社会财富创造的学科，经历了从古典到新古典，再到新制度经济学的漫长发展历程。
在这个过程中，众多经济学家提出了各自的理论和观点，试图解释经济现象背后的深层逻辑。
直到20世纪30年代，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的《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两篇论文的发表，才真正开启了经济学研究的新篇章。
科斯的这两篇论文不仅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更是为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企业的性质》一文通过引入“交易成本”这一概念，深入剖析了企业存在的原因及其规模扩张的界限，为现代企业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而《社会成本问题》则进一步探讨了交易成本与产权安排、资源配置之间的关系，为法经济学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本文旨在对科斯的两篇代表作进行历史回顾与理论述评，通过梳理和分析科斯的理论观点及其在经济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探讨交易成本思想对于经济学研究的影响和启示。
通过回顾科斯的经济学说，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交易成本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以及产权安排对于经济效率的影响，从而为当前的经济实践提供有益的借鉴和指导。
1. 研究背景与意义随着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企业的性质、社会成本问题与交易成本思想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
这些理论不仅对企业的运营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也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完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旨在回顾科斯教授的两篇代表作《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深入探讨其对企业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和影响。
科斯教授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并深入分析了企业存在的原因和规模。
这一理论不仅挑战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也为企业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而《社会成本问题》则进一步探讨了交易成本为零时合约行为的特点，以及产权界定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演化经济学与经济学的演进的读后感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由一系列的学派、理论和历史背景演进而来。
演化经济学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兴经济学理论，旨在揭示经济演化的本质规律，给经济学带来了新的思考方式和研究视角。
本文将就经济学的演进和演化经济学的思想进行分析和讨论，并就其进行一些思考总结。
一、经济学的演进经济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由亚当史密斯主导的古典经济学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
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领导着一派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提出了政府介入经济、宏观经济政策等一系列新理论。
20世纪后半期，新经济学派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将社会、心理、行为等方面的因素纳入经济学范畴，并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如游戏论、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这些理论为经济学的多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二、演化经济学的兴起演化经济学派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由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弗朗西斯·克里克、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与凯文·卡罗等人发起，其思想可以表述为：“经济系统是一个演化的生态系统”。
演化经济学的观点是，经济系统的演化类似于动物生态系统的演化，它们都遵循着适者生存的规律。
三、演化经济学的主要思想1）演化经济学的思想源于进化思想和生物学，认为经济系统具有类似于生物系统的演化思维模式，是以自然选择、遗传变异、适应性进化为核心的演化过程。
2）演化经济学主张从方法论上将经济系统看作一个自然态势，拒绝逻辑演绎、静态均衡等传统观念，强调经济系统的演变过程。
3）演化经济学关注的是复杂的经济系统的演化，以及演化规律与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重视金融市场、创新、社会网络等方面的研究，旨在探究复杂经济系统的基本演化规律。
四、我对演化经济学的思考演化经济学的思想是一种新的研究经济的思考方式，其理论构造和方法论正如一个全新维度的开拓。
我认为，演化经济学对于揭示现代市场经济中大量的问题和现象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解释经济危机、泡沫破裂等突发事件，具有重要意义。
发展经济学习题库一、选择题1.根据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经济“起飞”所需具备的条件不包括( C )A.农业和工业中采取了现代的组织技术与方法B.储蓄率不低于国民收入的10%C.人口增长率不高于3%D.经济中出现了新的重要的工业部门，而且能带动辅助部门发展2.如果资本产出比是3，经济增长率为9%，根据哈罗德—多马模型计算，储蓄率应为( D )A.3%B.6%C.12%D.27%3.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科学技术水平是( A )A.内生变量B.外生变量C.常数D.变量4.人口过渡理论认为，人口增长一般会经历三个阶段的变化，发达国家正处于第三阶段，其特点是( C )A.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B.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C.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D.低出生率和高死亡率5.根据托达罗人口迁移模型，我们知道：在城乡收入差距一定的条件下，城市创造的就业机会越多，则( C )A.城市的失业率越低B.农村的失业率越高C.城市的失业率越高D.城市和农村的失业率同步下降6.已知某国家的通货膨胀率是15%，名义利率是8%，则实际利率为( B )A.-8%B.-7%C.7%D.23%7.绿色革命就是( B )A.对动物和森林实现彻底的保护，避免对野生动物乱捕乱杀，对森林乱砍乱伐B.推广和应用粮食优良品种C.农业生产广泛运用基因工程技术D.广泛播种和生产绿色食品8.纳克斯提出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属于( B )A.极端的平衡增长理论B.温和的平衡增长理论C.完善的平衡增长理论D.不平衡增长理论9.熊彼特认为，正是由于企业家群体的创新，才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熊彼特所说的创新活动不包括( D )A.引进一种新产品B.开辟一个新市场C.实现新的企业组织形式D.扩大生产规模10.环境污染对社会福利造成的损失是( D )A.人们的健康状况会受到损害B.社会生产效率下降C.优美的环境给人们带来的愉悦感和舒适感可能消失D.以上三项11.一个人的学历证书或培训证明是要解决( D )A.保险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B.教育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C.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D.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12.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来说，两类知识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自然演进本文来源于《比较》2011年第1期出版日期2011年02月01日订阅《新世纪》《中国改革》|注册财新网奥利弗·威廉姆森我和其他学者一直开展的研究工作可以冠以多种称呼：“治理经济学”、“组织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
本文第1节将会讲到，治理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交易成本经济学则是把可操作的内容(operational content)引入治理和组织的方法。
吸引我从事这一研究议程的具体问题正是罗纳德·科斯在1937年所提出的谜题：当一个企业决定自己生产所需的产品和服务而非外包时，有哪些效率因素在起作用？在第2节，我将谈到，我1971年的论文《生产的纵向一体化》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一定进展，并引发了随后逐渐被称为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后续研究。
第3节将陈述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初步成果。
第4节将简要分析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挑战，这些问题与挑战要求我们放弃“有效治理的逻辑”。
最后是结论部分。
1. 回顾一旦治理和组织可以作为分析的对象，它们就变得相当重要，虽然不一定能推广到其他领域，但至少对经济学家来说，是如此。
正如本文所描述的那样，将可操作的内容注入治理概念，需要借助“契约”透镜（即分析工具。
——译者注），而非新古典的“选择”透镜，来分析经济组织；需要意识到这是一个把经济学和组织理论（后来又把法律的方方面面）结合起来的跨学科研究议程；同时还需要把迄今一直被忽视的交易成本引入到分析中来。
这样做的目标是，让经济组织理论成为一门能够作出预测的理论，而对纵向一体化之谜的研究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出发点。
1.1 治理尽管微观经济理论教科书并未论及良好的治理（good governance）这一概念，但作为20世纪上半叶重要的制度经济学家，约翰·康芒斯对经济组织做了如下阐述：“行动的基本单位……本身必定包含冲突、相互依存和秩序三个原则。
这一单位就是交易”（Commons，1932，第4页）。
由此康芒斯劝告道：“经济学理论应该把交易及其规则、组织问题，以及使组织行为……稳定化(的方式)作为中心问题”(1950，第21页)。
这种对经济学的定义与新古典的资源配置范式有两个重要的不同：第一，尽管康芒斯重视组织和契约关系的连续性，然而，资源配置范式关注的是价格与产出、供给与需求，而忽视了上述两方面；第二，经济学的价格理论方法是20世纪的“主导范式”（Reder，1999，第43页），而制度经济学由于未能成功地推动大量提供预测与经验检验的实证研究，主要被归入思想史范围（Stigler，引自Kitch，1983，第170页）。
不管有多少忠实的拥趸，制度经济学仍“谈不上成功”。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制度经济学缺乏好的思想。
事实上，康芒斯的冲突、相互依存和秩序的三要素预示了本文所使用的治理概念，也就是说，治理是可以激发秩序，并由此缓解冲突和实现互利的手段。
进一步说，交易成了基本的分析单位。
詹姆斯·布坎南随后区分了分析经济组织的选择“透镜”和契约“透镜”，他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专注于选择科学及与之相关的优化工具，是“犯了错误”（James Buchanan，1975，第225页）。
如果“源自自愿交换的互利是……所有经济学理解的最重要的基础”（Buchanan，2001，第29页），那么，契约“透镜”就是一个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视角。
在过去35年中，经济学界对使用契约“透镜”的兴趣日益浓厚，这既包括强调事先激励安排的理论（代理理论/机制设计，团队理论，产权理论），也包括那些把主要分析放在事后的契约关系治理的理论。
交易成本经济学是一种事后的治理架构，它的分析重点放在康芒斯呼吁关注的那些交易上，在这些交易中，交换关系的连续性（或终止）特别重要。
这类交易的特征与简单市场交换（不包含连续的交换关系）的理想交易，在法律和经济学上有什么不同呢？治理又可以有哪些类型呢？对这些问题的答案，需要用比较契约理论，来重新表达经济组织问题，包括：（1）找出与各种不同交易相关的关键特征；（2）对界定不同治理模式（市场和科层制是其中的两类）的特征群加以描述；（3）运用有效匹配（efficient alignment）假说，将这些部分结合起来；（4）由此形成各种预测，并对这些预测进行经验检验；（5）逐步得出各种公共政策结论。
在此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找出行为人与契约相关的各种特征，并加以详细说明。
1.2 组织新古典企业理论视企业为一个依据技术法则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黑箱，正如哈罗德·德姆塞茨所发现的，这并不是一个万能的架构：“如果把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企业与现实中的企业混为一谈，那就是一个错误。
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使命是说明价格体系如何协调资源的利用，而非真实企业的内部运作”（Harold Demesetz，1983，第377页）。
德姆塞茨并不力主将经济学和组织理论结合在一起，来理解真实世界中的企业和市场组织，然而，我却意识到这是研究的需要，也是研究的机会,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我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工业管理学院博士项目（1960~1963年）所受的训练。
这一社会科学中不同寻常的跨学科项目认为，组织理论应该与经济学相互结合。
①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和理查德·西尔特（Richard Cyert）在推动跨学科研究方面发挥了尤其重要的作用②。
有限理性、目标规范③、跨期规律（在这里组织获得了“自己的生命”）、适应的极端重要性、日常程序中操作部门的相互信任，以及更一般的“复杂性架构”，所有这些因素对理解不完备签约和复杂组织来说，都是最恰当不过的基本概念。
只要是在卡内基—梅隆大学从事契约关系治理的研究，就一定会采取跨学科的方式。
（①雅克·德雷兹表示：“自（我访问卡内基大学）以来，再也没体会到思想上的这种兴奋与躁动”（Jacques Dreze，1995，第123页），这代表了我的心声，我相信也代表了许多其他人的心声。
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这一学生和教授团体中，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赫伯特·西蒙、弗兰克·莫迪格利亚尼、默顿·米勒、罗伯特·卢卡斯、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和费恩·基德兰德。
②出自卡内基—梅隆大学教师之手、反映了经济学和组织理论特色的经典书籍包括Models of Human （Simon，1957b）、Organizations（March和Simon，1958）和Behavioral Theory of Firm（Cyert 和March，1963）。
③一种引入组织因素的方式是，用各种形式的“经理自主权”，如销售最大化（Baumol，1959）、成长最大化（Marris，1964）或开支偏好（Willamson，1964），代替新古典的利润最大化假设，以此改变企业的目标函数。
这种引入“真实动机”的努力，只得出了很少的预测，并且只有很少的实证检验。
）1.3 交易成本在1937年的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中，科斯首次把交易成本概念与企业和市场组织研究联系起来。
年轻的科斯（时年27岁）在通行的有关企业和市场组织的教科书理论中，发现了一个严重的缺陷。
一旦把企业和市场视为“协调生产的可替代方式”（Coase,1937，第388页），科斯发现，使用其中某一种方式的决策，就不应该被认为是既定事实（这是通行的做法），而应该能够被合理地推导出来。
因此，科斯建议经济学家们应该（1937，第389页）：……弥合（标准）经济理论的如下两个假设之间的鸿沟：一是资源通过价格机制进行配置的假设（出于某些目的）；二是资源配置取决于企业家协调的假设（出于其他目的）。
我们必须说明，在实践中，对这两种生产协调方式作出选择的依据是什么。
这个缺失的概念就是“交易成本”。
在随后的20年里，科斯指出的这个缺陷并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成效（Coase，1988，第23页），它未能被人们广泛接受，交易成本为零的隐含假设没有受到挑战。
直到20世纪60年代，两篇重要文章才使情形得到彻底改变。
一旦放弃零交易成本逻辑，这一标准假设未被认识到的含义便展现在人们面前。
第一篇论证文章是科斯1960年的《社会成本问题》。
一旦对契约条款中的外部性问题重新加以阐述，并放弃零交易成本推理，就可得到一个令人吃惊的结果：庇古的论点（也是那个时代绝大部分经济学家的论点），即为了约束对他人带来危害（通常称为负外部性）的行为，就需要采取某种政府行动（通常是征税），是不正确的（Coase, 1992，第717页）①。
这是因为，如果交易成本为零，那么，无论初始产权安排如何，面临侵权交易的各方都可以通过无成本谈判达到一个有效率的结果。
这样的情形无异于“皇帝的新衣”：外部性和其他类型的摩擦统统都消失了。
这当然很荒谬，它要传达的真实信息是：“要研究现实世界中正的交易成本”（Coase，1992，第717页）。
②（①即便对过度使用外部性观点持重大保留态度的芝加哥学派，也抵制科斯的“在零交易成本下外部性会消失”的主张。
关于科斯和芝加哥学派的讨论，见Edmund Kitch（1983，第220~221页）。
②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
一些经济学家拿“科斯定理”——Coase（1960）的前15页——来暗示，无成本的再谈判准确地描述了现实中的签约。
然而，Coase（1960）一文的随后29页却揭示，零交易成本不但是错误的，而且低估了我们对复杂经济现象的理解。
因此，如果要准确理解外部性和其他真实世界的契约现象，就必须考虑“交易成本为正”。
在其诺贝尔获奖演讲中，科斯再次确认这一点是他的本意（1992，第712页）。
）肯尼思·阿罗1969年的文章《经济活动的组织：关于选择市场配置还是非市场配置的若干问题》的详细分析同样表明，需要承认交易成本为正这一事实，这既与市场失灵有关，也与中间产品市场签约有关：“纵向一体化现象说明，竞争市场的运行成本不像我们的理论分析中通常假设的那样等于零”（1969，第48页）。
尽管取消零交易成本逻辑表明，需要考虑正的交易成本，然而，仍然存在三个问题：第一，一旦打开企业和市场组织的“黑箱”朝里看，黑箱就变成了潘多拉盒子：正的交易成本无处不在。
这成了一个诅咒，因为某种形式的交易成本可以用来解释任何情形，不管事实背后是什么。
于是，对交易成本的强调，就成了“播下龙种，收获跳蚤”（Fischer，1977，第322页）。
第二，只说明某些类型的交易成本确实很大，这还不够。
除非能说明不同组织方式（比如市场和科层制）有不同的交易成本，否则，光是证明交易成本很大，从比较契约理论的角度来看，并没有什么意义。
第三，从比较契约理论的角度来检验交易成本的重要性，需要植入一个概念框架，从这个框架中，可以推导出各种预测，并对这些预测进行经验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