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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一、本文概述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行政问责制在提升政府行政效能、保障公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实践中，中国行政问责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问责制的有效性，也制约了法治政府建设的进程。
本文旨在探讨中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本文首先对中国行政问责制的概念、发展历程和现状进行了概述，明确了研究的范围和背景。
在此基础上，通过文献分析和案例研究等方法，深入剖析了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如问责主体不明确、问责程序不规范、问责标准不统问责结果不透明等。
同时，本文从制度设计、实践操作、社会环境等多个角度分析了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
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和建议。
建议完善行政问责制的法律法规，明确问责主体、程序和标准，提高问责制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
建议加强行政问责制的监督和执行力度，确保问责制得到有效实施。
还应加强行政问责制的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对问责制的认知度和参与度。
通过本文的研究，旨在为中国行政问责制的完善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推动法治政府建设不断向前发展。
也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引起更多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对行政问责制的关注和思考，共同推动中国行政问责制的改进和完善。
二、行政问责制的基本理论行政问责制，作为一种现代行政管理制度，主要指的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过程中，因故意或过失导致行政失误，损害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或者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而依法依规追究其责任的制度。
这一制度的核心目的在于确保行政权力的有效运行，维护公共利益，促进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提高行政效能。
行政问责制的基本理论主要建立在公共受托责任理论、人民主权理论以及法治政府理论之上。
公共受托责任理论认为，政府及其公务员作为受托人，有责任和义务按照委托人的意愿和要求管理公共事务，并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浅析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完善[摘要]行政问责制是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有效途径，随着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行政问责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以及局限性也逐渐暴露出来。
文章通过阐述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分析目前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现状；问题；完善对策推行行政问责制，建立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是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一条有效途径。
近年来，我国政府秉承“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执政理念，积极推行行政问责制，并逐步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这对加快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构建和谐社会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取得成就的同时，行政问责制建设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如何完善行政问责制度是一项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一、行政问责制的涵义行政问责制是指对现任各级行政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
行政问责制的内涵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行政问责的主体，既有同体问责，即行政系统自身层级的问责，也有异体问责，即行政系统以外的主体包括人大、各民主党派、司法机关、人民团体、新闻媒体、公众等的问责。
异体问责较之于同体问责，更具有约束力和公信力。
其次，行政问责的客体，是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但主要是负有直接或间接领导责任的领导者即各级政府首长及各职能部门的领导，以及不当履行职责和义务的公务人员。
第三，行政问责的范围和形式具有广义性，无论是行为人组织职位范围内的行为还是社会范围内的行为，只要其行为造成了损害性后果，行为人都应承担相应责任，承担责任的主要方式有：公开道歉、责令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公开谴责、诫勉、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撤职、行政处分、司法处理等。
总之，行政问责制作为系统化的政府治理规范，明确权力、界定责任、健全程序和经常化、制度化的追究责任是其核心内容。
浅析我国的官员问责制摘要：官员问责制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民主政治发展进步的产物，它正式被提出是在2003年，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它在建设责任政府、增强官员责任心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不可避免的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本文将对官员问责制的含义做出界定，对官员问责制实施的意义进行论述，并将针对我国的官员问责制面临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问责风暴官员问责制制度化法制化近年来，我国官员被问责的事件频频见诸于媒体，成为民众所关注的焦点。
我国的官员问责始于5年前的“非典”时期，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孟学农和卫生部部长的张文康，因防治不力或隐瞒疫情等原因引咎辞职。
在此后，我国的政坛便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问责风暴”，一系列的高官因为负有直接责任或间接责任被问责：2004年，中石油前总经理马富才因为重庆开县造成233人死亡的井喷事故请辞，2005年，国家环保总局前局长解振华则因松花江污染事件辞职，而仅在今年九月的一个月里就有18名高官被免职，这其中便有因为三鹿奶粉事件被免职的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市长冀纯堂；因为“9·8”襄汾溃坝事故引咎辞职的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山西省副省长张建民；因为登封矿难事件被免职的登封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吴福民等。
如此多的高官相继落马，一方面说明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民主政治进程步伐的加快，政治文明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另一方面则反映了我国官员的责任心缺失，官员问责制度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下文笔者将对官员问责制的内涵、实行官员问责制的意义、官员问责制面临的问题以及应对的措施作出详细的论述。
一、官员问责制的内涵的界定关于官员问责制，许多学者都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如：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张创新教授认为，“官员问责制是行政官员未履行自己的职责或在履行自己的职责过程中，滥用行政权力、违反法定义务和职责时，由特定主题追究其责任令其承担某种否定性后果的一种弹性结构”，【1】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张定维教授认为“所谓官员问责制就是官员的责任追究制度，把官员应该承担的责任追究到位，其责任对象是人民群众，实施问责制的是上级政府以及人大等国家权力机构”。
推行行政问责制既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但是对于行政问责的理论研究却滞后于问责实践的开展。
本文将试图从我国行政问责的发展现状入手，分析我国行政问责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并试探性地提出了几点建议以及如何完善我国行政问责的路径选择行政问责制,是指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一切行为和后果都必须而且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
它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的重要途径。
实行行政问责制无论是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和社会进步,还是对重塑政府责任和形象、约束公务员行为,促使其真正对人民负责等,都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意义。
、行政问责制的概念界定行政责任是近代国家责任政治的产物，是“主权在民”及“权力分野”原则的必然要求。
在政府管理中，行政与责任从来都是一对孪生兄弟。
有权力，必有责任；有权力，必有制约。
行政问责制是在行政责任基础之上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
关于行政问责制的概念内涵，有许多不同的释义。
有学者认为，行政问责制就是指对现任各级行政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
也有学者认为，行政问责制是指公众对政府做出的行政行为进行质疑，它包含明确权力，明确责任和经常化、制度化的“问”——质询、弹罢免等方方面面，是一个系统化的“吏治”规范。
它不仅是指犯了错、违了法要追究，其溯及范围还包括能力不足，推诿扯皮等看似有损“官体”的“小节”，公众对政府行为以及政府本身的“合理怀疑”等方面。
行政人员有义务就与其工作职责有关的工作绩效及社会效果接受责任授权人的质询并承担相应的处理结果。
1.行政问责的主体行政问责的主体即由谁来问责的问题。
按主体的内涵划分，行政问责一般包括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两种。
同体问责是指组织系统内部对其成员的问责，包括执政党系统对其党员干部的问责，或者行政系统对其行政干部的问责；异体问责主要是指来自外部系统对行政机关及其成员进行的问责。
对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研究共3篇对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研究1对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研究随着我国不断发展，行政问责制作为一种管治手段在政府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行政问责制是指对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进行监督、评价和追究责任，以确保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和国家的利益。
本文将围绕行政问责制的概念、发展和实践进行讨论和探究。
一、行政问责制的概念和意义在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概念中，问责的主体是指政府或者政府的代表人物，被问责的对象是政府实施行政职能的机构或者个人，问责的方式是以行政手段追究相关机构或个人的责任。
这种问责制的存在，不仅可以督促政府进行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和合法性，加强政府的公信力和社会的满意度，也可以促进政府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和协同，从而推进国家的各项事业的持续发展。
二、行政问责制的发展历程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逐步加强了对行政问责制的重视和建设。
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对履行职责不当或不作为的负责人员，应当根据情节给予纪律处分。
由他单位或上级行政机关给予问责；情节严重的，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又表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执行职务，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接受人民的监督，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行政问责条例》正式颁布实施，奠定了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基础和规范。
从此以后，行政问责制的发展就开始进入高潮，各级政府都在积极探索和实践问责制的规范与实效。
三、行政问责制的实践探索行政问责制的实践探索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在我国，问责机制已经逐步建立，但真正健全完善的问责制度还有待加强。
问责机制是否得到落实，是考验问责制度实际效果的重要标准。
在日常实践过程中，应重点关注两个问题：一是人员问题，二是制度问题。
1. 人员问题在问责机制的落实过程中，问责人员的作用至关重要。
2009年2月 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Feb.,2009第22卷第1期 Jo urnal of Shi yan Technical Inst it ut e Vol.22No.1 浅析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与完善黄乙静(广西民族大学行政管理学院,广西南宁530006)[摘 要]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系统阐述了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思路。
推行行政问责制既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
当前,这一制度在我国实施的过程中面临着众多制约条件和制度困境。
因此,必须树立新的行政责任理念,通过完善法律体系、建立“大部制”整合各部门职能、强化部门责任和监督机制、加强理论研究等措施,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不断促进行政问责制在我国的发展与完善。
[关键词] 行政问责制;发展;主要问题;对策[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4738(2009)0120051204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系统阐述了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思路。
对官员问责的日趋普遍是本届政府施政的显著特点之一,这是由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目标与体制性障碍的矛盾日益突出决定的。
行政问责制是对行政责任进行定向追究的一种事后监督手段,其根本目的在于对行政失范行为的监督和预防。
推行行政问责制既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
当前,“行政问责”是一个艰巨的社会实践课题。
作为一种制度创新,行政问责既没有规范的模式供人遵循,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逐步加以完善。
一、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实践行政问责在我国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才刚刚起步,处于较薄弱状况。
我国行政问责概念的引入,源于两个方面因素:一是香港特区政府2002年7月的“主要官员问责制”为我们第一次带来了问责这个概念;二是2003年4月由SA RS 事件引发了社会对“官员问责制”的广泛关注,带动了对行政问责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浅谈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化
作者：尹桐
来源：《卷宗》2017年第34期
摘要：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和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法治政府的任务目标。
在我国政府改革和发展的新常态下，加强公权力实施过程中的问责，是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的关键。
通过对理念错位、立法缺失、机制不完善等问题的完善，能够有效避免行政问责法治化进程中的乱象，进一步推进行政问责的运行。
关键词：行政问责；法治化；行政问责法治化
1 行政问责法治化概述
（一）行政问责法治化的含义
行政问责法治化，是指由代表多数人利益的特定组织，根据多数人的意志，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而损害公民权利的行政工作人员追究责任、并使受损的公民权利得以最大程度恢复的动态过程。
卓泽渊教授在《法治国家论》中将法治中的法律精神阐述为具有极大权威性的法律，其制定是通过民主、公开的程序进行，必须反映广大人民的意志并体现客观规律，而法律的执行同时要有严格的制度和程序，防止权力的滥用，对违法行为追究其法律责任。
理解行政问责法治化，就必须充分把握法治的概念，即法治化根本性和法治化的整体性。
所谓法治的根本性在于其宗旨是体现多数人的意志、保障多数人的权益，而整体性在于把研究的每个要素放到整体的法治中去优化和推进。
这样才能是问责法制化的进程更加规范化，全面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行政问责方面开展了初步的探索和实践。
从实践的推广和理论的传播来看，它都已成为人们对公务人员是否履行或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的重要标尺。
（二）行政问责法治化的意义
随着现代社会中行政权力地的位日益提高，行政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公民的生活，因而通过法治以期对行政权加以控制及监督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选择的治国权力机制。
通过法律控制权力的自由实施，颁布规则使掌权者的行事方式有所约束是法治国家理念的完美体现，通过法律对行政权力加以制约，明确规定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的行为方式和法律责任，使公民权利得到保障。
在当前反腐倡廉的大背景下，行政问责法治化是保障公民合法权利、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进中国法治化建设的根本路径；是开展反腐倡廉，优化公务员队伍的必然要求，有利于从根本上对政府及其行政工作人员的行政职能进行约束，防止公权力的滥用，从整体上提高行政公务人员的自身道德修养和行政责任意识；有利于加强公众行政问责法治化的意识，推动其对公权力的监督，建设气正风清的执政环境，塑造一个为民服务的责任政府；有利于减少因公权力形式不当所造成的损害，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行政问责法治化的构建旨于解决公权力行使不当对公众造成损失的情况，其一系列规定和处理方法都将对提高行政公务人员素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到不可磨灭的引领作用。
2 行政问责法治化的现状及问题
我国现代化法治建设的不成熟性决定了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化仍面临诸多困境，真正能够适应中国国情的、有效进入政治操作层面的理论研究成果较少，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是法治化问责立法缺失。
实现行政问责法治化，不仅要有完备系统的法律规范做支撑，同时也需要规范的运行机制做保障。
现行行政问责具有代表性的法律依据主要是《行政监察法》《公务员法》等法律以及党内的决定、条例。
如《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中明确指出要加强行政问责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增强行政问责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加大问责力度。
但现行法律文件较为简单且繁杂，各地区，各部门之间差异较大。
行政问责的依据缺乏科学性、执行性的统一上位法律法规，由此引发全国各地方行政问责缺乏稳定的现象。
另一方面是官员复出机制不完善。
一些曾被问责的官员在短时间内悄无声息的复出，导致大众普遍质疑。
以常理看，问责官员的复出并不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但不讲条件的任意复出却引来大众哗然。
据统计，中国在“问责”的大形势下，因工作失误而引咎辞职的官员不在少数，但大多数人在风平浪静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复出，或官复原职，或晋升中庸。
因此，亟需制定一部全面系统的专门针对行政问责的法律对各项内容进行细化规定。
3 完善行政问责法治化的建议
（一）推进政务公开，保障公民参与
政务公开是指整个公权力运作的活动及其信息的公开，是政府公务人员公正执法的前提和保障，也是政府对人民负责，自觉接受人民监督的必然要求。
在以人为本的中国，国家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人民有权利了解和监督政府的各项工作，并指出其中存在的不足。
公众的参与能够弥补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调控中的知识和能力欠缺等问题，应当逐步推进政务公开，做到“问责依靠群众”，健全监督制度，建立和完善科学的公众参与程序，如公开听证、建立专家咨询委员会、民意调查等渠道，使拥有权利的广大公众采取各种有效的方式参与问责的过程。
只有公众参与问责，认识自己和公权力之间的关系，法治化问责理念才能真正的形成和深入人心。
（二）完善相应立法，保证程序公正
法治社会倡导有法可依，而现如今却更多的是以道德约束行为。
随着行政问责在法治政府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日益增强，我国应制定统一上位法律规范行政问责，统一各省、市、自治区的地方性行政问责规章，结合实际广泛吸收地方行政问责的相关立法经验，在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的同时遏制地方保护主义对问责法治化过程中的实行障碍，否则长期以来的不统一会导致对相关内容规定的过于模糊简单，缺乏科学性和可操作性，阻碍建设法治政府的进程。
明
确行政问责的基本概念、原则、行政问责的主体以及各自的问责范围和权限。
不同事件的问责涉及到不同的领域，要结合专门的职能机关进行依法、科学调查。
赋予专门机关的问责调查权和建议权，以期保障行政问责的有效运行，趋民意之所向。
对以往出现“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情形进行细化，认定问责情形的标准，并制定科学合理的问责期限。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到，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而这种方式就是指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是实现行政问责结果公正的必然要求，是逐步构建完整的行政问责法律（三）明确复出资格，保护人民利益
明确官员复出条件、范围、以及期限，增强体系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在党和国家现有的法律法规中，增加关于行政问责中官员复出的条文，细化问责官员的复出条件，确保问责官员资格符合职位要求，严禁无条件复出现象。
同时结合问责期间具体的工作实绩进行严格的审查和考量，在具体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定量、合理的评价问责官员，看其是否符合复出的资格条件，以及对复出官员的名单、复出理由、拟复出职位进行公示，防止弄虚作假。
对于复出的期限规定，应根据跟地区具体情况以及职位标准进行划定。
很多官员对于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二者的概念混淆不清，对于那些行为明显违法甚至有犯罪危险的官员应追求其刑事责任，而不只是追求其政治责任和道德谴责。
对于已经复出的官员在复出之后依然要接受社会大众的监督，并及时向大众传达复出官员的有关信息，从根本上体现“权为民所用”的法治理念，保障公众利益。
参考文献
[1]张华民.我国行政问责的法治化思考[J].行政法学研究.2010
[2]徐肖东.雷庚.行政问责：制度化定位与法治化重构[J].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16
作者简介
尹桐（1992-），女，吉林长春，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