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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大学答题纸（2017—2018学年第1学期）课号：053A02DA1课程名称：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改卷教师：学号：156003448姓名：任聪得分：鸦片战争对清政府的影响关于鸦片战争，很多学者认为，它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同时也存在诸多反对鸦片战争开端说的学者，他们否认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巨变，认为以鸦片战争为开端割裂了清史……总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就我而言，鸦片战争是一个重要的节点，特别是由它而引发的一系列事件，以及它对清政府产生的一系列影响，接下来我就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个方面来阐述一下，它对清政府的影响。
一、对政治：（一）消极影响：1.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南京条约》《黄埔条约》等，丧失了部分主权，开始沦为两半社会。
从费成康先生著的《中国租界史》中的一段话，“1848年，英国领事阿礼国迫使苏松太道麟桂同意，将英人居留地西界扩展，总面积达到2800多亩。
”①了解到，近代中国的第一个租界，就是在鸦片战争的间接影响下形成的。
2.中国传统的朝贡体系，天朝外交受到冲击。
郭鑫先生指出“人们的国家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最明显的例子是道光二十年之后‘天朝’这个词的使用次数减少‘中国’这个词的使用次数增加，由此可以看出，清朝渐渐明白自己并非世界的中心，而是世界众多国家中的一员，在中国整个近代化的进程中，这种思想变化是伴随始终1861年设立的总理衙门。
”②这说明，我们清王朝内部一些开明士大夫对于天朝观念有了一定的反思，有一些激进的，如：魏源主张学习“夷之三技”。
（二）积极影响：1.鸦片战争的冲击，加速了清王朝封建制度的解体。
2.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产生。
鸦片战后，“买办制度”随着洋行业务的开展而发生了变化。
买办阶层的出现，他们同外商利益上的共同点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具独特色彩的集团，在社会上拥有很大的话语权，民族资产阶级的前身就是买办阶层。
而买办阶层办的工厂以及洋人的工厂中工作的工人就是无产阶级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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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与回应：从历史文献看近代中国》
作者：
来源：《决策探索》2019年第15期
作者：邓嗣禹【美】费正清
译者：陈少卿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8月
定价：72.00元
内容简介：
本书在“冲击-回应”模式的框架下，试图分析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条重要的线索：面对西方的强势扩张，中国精英阶层如何理解这个陌生的文明，以及如何存续本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体制。
本書通过选取近代历史文献中的部分核心史料和经典篇章，全景式地展现了近代中国几代先锋人物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DOI: 10.14092/11-3956/c.2020.06.013费正清思想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研究赵慧芳1，刘晓峰2（1. 西安外国语大学 英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8；2. 西安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 710128）摘 要：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是美国最负声望的中国问题专家，一生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出版了大量涉及中国历史、政治、战争、改革、文化方面等重要话题的著作。
他的思想推动了海外对中国研究由传统汉学角度向近现代中国视角转变，代表着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国问题的看法。
从70年代开始，费正清著作陆续译入中国，国内学术界一直重视对其思想的研究。
然而，翻译界对其著作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研究基本是空白。
文章从翻译文化史的视角，从出版社、译者群体、翻译模式、副文本、传播与接受等多个维度切入，梳理费正清思想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影响，推动费正清著作思想在国内的译介和接受研究。
关键词：费正清思想；翻译模式；副文本；译介与接受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03(2020)06-0106-10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历史学家、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家和现代中国学的开拓者。
他组织成立了“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费正清一生致力于研究中国问题、近现代中国史以及中美两国关系走向。
他的研究推动了国外对中国由传统的汉学研究角度向近现代中国研究转变，其思想不仅影响着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对美国在华政策也有着重要影响。
费正清思想从70年代开始陆续译介到中国，国内已有学者对费正清思想加以研究，蔡葆真曾对比了《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旧版与新版本的不同点，针对著作思想内容进行探讨[1]。
可是，费正清思想在国内的译介研究仅有冉隆勃从翻译策略角度出发，分析了《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第15卷的两个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海南出版社出版）[2]。
柯文的“内部取向”与余英时的“内在理路”比较研究摘要：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提出的“内部取向”理论与余英时在《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一书中推崇的“内在理路”研究方法有很多相似之处，作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理论，值得学者关注与研究。
本文便以这两种理论为基础，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来解析这两种之间的相同与区别。
关键词：柯文；余英时；“内部取向”；“内在理路”；比较研究中图分类号：tv2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9-0000-01一、柯文的“内部取向”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提出了“中国中心观”（即以中国为出发点，深入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多学科性协作研究。
）从中国社会的内部按照社会自身的观点探索其历史进展，推崇“内部取向”。
柯文的“内部取向”被赋予了三层含义：第一，内部取向主要是指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社会内部因素，而不是放在外因上。
第二，内部取向是指认为产生历史变化的根源来自内因的。
第三，内部取向是指从有别于“局外人”的“局内人”的角度来观察历史，从其自身的情况出发，通过自身的观点，加以认识。
[1]（p.10）“内部取向”理论的提出，打破了费正清等人对中国史研究的垄断，批判了“冲击——回应”理论模式。
柯文将研究中国近代史分为三个层带，即外层带、中间层带和内层带。
其中内层带是指注重晚清的文化与社会的侧面，强调内因的作用，这个层带在柯文看来“不仅不是西方入侵的产物，而且在最漫长的时间内最少受到西方入侵的影响。
”[2]（p.138）二、余英时的“内在理路”余英时在《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提出的“内在理路”理论对于研究清代学术思想以及中国学术思想的变迁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内在理路”是说思想史本身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领域，存在自身的问题，我们可从它的发展过程，寻找出从上一阶段发展到下一阶段的线索，就是所谓的“理路”。
专题总结提升八近现代东西方的思想解放与科教文艺(一)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与近现代重大思想理论成果(二)近代以来中国和世界的科技发展及文学艺术一、近代中国人在探索民主革命道路过程中走过的三种道路1.第一种道路:走资本主义的路。
(1)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向日本学习,通过改良,建立日本式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结果失败。
实践证明,资产阶级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2)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向美国学习,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建立以美国为榜样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结果,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
实践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行不通。
2.第二种道路:走俄国人的路。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传入中国。
之后,中国共产党试图通过学习俄国的城市中心道路来夺取政权。
为此,中共一大规定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
结果,第一次工人运动从高潮走向低潮。
1927年,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全部以攻打中心城市为目标,结果都失败了。
事实证明,俄国的城市中心道路不符合中国国情。
3.第三种道路:走自己的路。
1927年的文家市决策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在实践基础上,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理论。
中国人民终于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革命道路。
【考题例证1】[2018·湖南长郡中学一模]1930年2月,中共中央在向全党发出的通知中指出:“一切分散红军,逃避敌人进剿,向偏僻地区发展的观念,在现时局势下便成为极端错误的……观念。
”这说明()A.中共迫切需要统一军事领导权B.党内存在严重的逃避主义倾向C.国共两党力量发生了巨大变化D.革命道路中国化尚未达成共识二、20世纪重大思想理论成果比较【考题例证2】 [2018·河南豫南豫北名校联考] 萧功秦指出,极“左”思潮使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陷入了绝境,而摆脱这一困境的办法,并不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执政精英预先根据某一现成的施工蓝图,而是在实践与试错中,针对面临的具体矛盾、困难与问题不断进行的政策调整。
一、费正清与“冲击—回应”模式费正清是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的开拓者，他早年赴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曾受过英国著名汉学家马士（Hosea B.Morse）的指导，同他进行过深入交谈，③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是根据大量英国档案和中国海关史料撰写而成，对费正清决定研究海关档案作为他的博士论文，开始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有很大影响，为他一生从事中国学研究奠定基础。
费正清来中国后又受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和中国历史学家蒋廷黻的影响，拉铁摩尔地缘政治研究的许多新观点“恰好可以和费正清关于“东南沿海的贸易与外交研究”计划互相补充”④。
费正清在中国期间，在蒋廷黻指导下，致力于《筹办夷务始末》研究，以中国档案与英国档案互相堪对，蒋的外交史研究方法在观念上对费正清有重要启发，他在多年从事中国学研究中注重从外部逐渐进入中国史的内层，这对他用“冲击—回应”模式来解释中国近代史进程，无疑是一个自然的发展。
费正清的著作很多，其中《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条约港口的开放》（费正清博士论文）（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中国对西方的反应》（China’s Re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建立了近代中国研究的基本框架和模式。
其中“冲击—回应”模式作为一个架构的核心，贯穿他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始终。
无论是《美国与中国》，还是他与邓嗣禹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对“冲击—回应”模式都作了极为深刻的论述。
在阐述西方侵略对传统中国社会产生灾难性的影响时，费正清认为，这种影响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和一系列复杂的历史进程，而且“经过三代人的更替，旧秩序已经改变模样。
冲击回应模式
费正清
一、费正清与“冲击—回应”模式费正清是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的开拓者，他早年赴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曾受过英国著名汉学家马士（Hosea B. Morse）的指导，同他进行过深入交谈，③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是根据大量英国档案和中国海关史料撰写而成，对费正清决定研究海关档案作为他的博士论文，开始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有很大影响，为他一生从事中国学研究奠定基础。
费正清来中国后又受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和中国历史学家蒋廷黻的影响，拉铁摩尔地缘政治研究的许多新观点“恰好可以和费正清关于“东南沿海的贸易与外交研究”计划互相补充”④。
费正清在中国期间，在蒋廷黻指导下，致力于《筹办夷务始末》研究，以中国档案与英国档案互相堪对，蒋的外交史研究方法在观念上对费正清有重要启发，他在多年从事中国学研究中注重从外部逐渐进入中国史的内层，这对他用“冲击—回应”模式来解释中国近代史进程，无疑是一个自然的发展。
费正清的著作很多，其中《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条约港口的开放》（费正清博士论文）（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中国对西方的反应》（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建立了近代中国研究的基本框架和模式。
其中“冲击—回应”模式作为一个架构的核心，贯穿他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始终。
无论是《美国与中国》，还是他与邓嗣禹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对“冲击—回应”模式都作了极为深刻的论述。
在阐述西方侵略对传统中国社会产生灾难性的影响时，费正清认为，这种影响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和一系列复杂的历史进程，而且“经过三代人的更替，旧秩序已经改变模样。
”⑤费正清强调，西方的挑战对中国是一种刺激，为中国提供一种进步的机遇。
他在《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中一开始就提出中国文化“既有传统的遗产，又受西方的影响，他们相互交织在一起”。
⑥认为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外向型”模式在美国现代中国学界一直占有统治地位，成为一种学术规范。
⑦费正清把中国近代史看作是中国从传统向现代化缓慢迈进的过程,这种近代化过程,就是中国对西方的冲击回应过程. “冲击—回应”模式包含着这样一个假设：即中国的文化一旦形成传统，就具有巨大的稳定性，即使有发展，也不过是内部稍作调整，除非外来作用，否则中国难以跳出传统的窠臼。
这种观点，费正清在他的《美国与中国》一书中也有所反映。
他认为，“传统中国不是不变的，也不是静态的或停滞的。
正相反，它曾经有过不断的变化，并且变化多端。
可是变化总是在一个明显的文化形式与规章制度形式的范围之内。
这个无所不包的典型之所以能如此坚强持久，是因为在中国的地理范围内，中国规章制度——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曾经在许多世纪发展了规模宏大的自给自足、平衡和稳定。
”他运用物理学原理分析道，“就物理学的动量的意义而言，联系性已经形成了惰性，积重难返，但还没有达到一成不变的地步。
”⑧费正清还从思想意识方面论述中国对西方入侵的反应，认为，“面对近代西方的侵略扩张，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在认识外来文明的过程中采取行动来维护自己的文明和政治、社会制度。
”⑨ “冲击—回应”模式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
在费正清看来，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在长期以来成功地占据了意识形态上的正统地位，从而使中国社会保持极大的稳定。
当近代大量西方人来到中国沿海寻求贸易机会时，这个古老的中华帝国对外部世界表现出惊人的惰性，它闭关自守，排斥一切外来势力，费正清指出，“中国政府在外交方面的冥顽和愚钝，实可追溯到它久远的历史。
对中国的朝贡制度的评价，费正清认为“最成功之处在于它与中华帝国的各种制度和社会生活融为一体，同时表明它的既稳定又脆弱，中国没有能力对西方的挑战做出有效的反应。
” “冲击—回应”模式是一个以西方人价值观来认识东方的研究模式，它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比作是一个动态的社会，而把中国说成是一个长期以来处于停
滞状态的传统社会。
中国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经过西方的冲击，才能有可能摆脱困境，取得进步。
费正清对这一模式做了详细描述。
指出，“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大一统国家，又有着最悠久的绵延不断历史，她在过去百年中遭受西方蹂躏就必然产生连续不断，汹涌彭湃的思想革命，对这场革命我们至今看不到尽头，在充满‘不平等条约’的整整一个世纪中，中国这一古代社会和当时居于统治地区的，不断扩张的西欧与美国社会接触日益频繁。
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这种接触对古老的中国社会产生了灾难深重的影响。
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一系列复杂的历史进程—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进程—对古老的秩序进行挑战，展开进攻，削弱它的基础，乃至把它制服。
中国国内的这些进程，是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
”费正清的这种观点几乎贯穿与《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的始终，他过多地论述中国对西方冲击所做出的回应，同时又试图说明中国对西方的挑战回应不力，他指出，“中国近代化的失败是她的统治制度的失败，也是封建士大夫的思想意识与西方文明无法融合而导致的失败。
”他列举从林则徐到孙中山的许多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认为这些人“无论是旧式满清官僚还是近代革命者，他们都感受到西方的冲击，并且做出强烈地反应”，但近代中国社会难以变革的原因是因为“背后存在着一种传统文化的情结，也就是强烈的大一统中国的意识”。
冲击—回应模式在美国广泛应用于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甚至成为战后教科书的核心概念。
如保罗·H·克莱德(Paul H. Clyde)和伯顿·F·比尔斯(Burton F. Beers)合著的《远东：西方冲击与东方回应之历史》，(The Far East: A History of the Western Impact and the Eastern Response)一书，将东亚比作“是一个革命的舞台”，认为“这场革命的广度和深度可能是史无前例的，它包括两个伟大的运动。
第一个运动是西方文化生气勃勃地向中亚与东亚的古老传统社会全面扩展，从19世纪初开始，通称‘西方之冲击’。
到20世纪初，就政治权力而言，它几乎征服了整个亚洲。
”关于运动的第二部分，该书认为是亚洲对西方冲击的回应，指出回应“开始是软弱无力，步调参差，方向不明的。
但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已是汹涌彭湃，势不可挡。
到 2 0世纪中叶出现了一个崭新的东亚”。
费正清与赖肖尔、克雷格(Albert M. Craig)合著的《东亚文明史》(A History of East Asian Civilization)再次清楚地提出这样的问题，指出“为什么中国对外国的入侵没有较早地做出更有力的回应？”认证中国“对西方挑战回应不力”的原因是中国社会存在着“明显的惰性”。
他与赖肖尔合著的另一部著作《中国：传统与变革》，也试图阐明这种观点，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
并且将中国的情况与日本相比较，认为，“在日本，一种经济和社会变革已在酝酿中，部分由于对与西方接触做出反应，这种酝酿将发展成为全面的政治和社会变革。
而在庞大得多的清帝国内部，却没有发生这种变革。
”费正清在解释中国变革姗姗来迟的主要原因时，指出“中国统治阶级的世界观或自我意识造成中国社会死气沉沉”，“这种统治介乎于人口众多的农民和规模相当小的帝国政府之间”。
关于中国对外经济反应迟缓，费正清认为是中国“幅员广阔，高度自给自足”的缘故，而“有限的对外贸易不能改变这种庞大的国内经济模式”。
他认为，“政府的惰性、腐败导致中国的衰弱”，主要体现在政府的职能、财政管理制度的惰性和腐败。
《中国：传统与变革》这本书吸收了“冲击反应”观的主要成分，表明在19世纪中期以后社会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领域中国历史的进程主要是由西方的挑战所决定的。
尽管费正清等在提法上较以前有所变化，但“这个构架仍然强调西方是在近代中国某种结果的主要量变”。
费正清还在《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中列举许多西方文明对近代中国产生影响的事例，提出“西方思想成为中国各派斗争的武器”，无论是1898年的主张君主立宪派人士、1911年提出共和思想的革命家，还是太平天国革命中的基督教教义，说明西方思想对中国的影响无孔不入。
费正清甚至不同意中国近代社会是“封建半封建”性质，认为中国不适合这种体制模式。
因为近代中国产生过许多“新生力量”，包括“共产党掌握政权”，而“这些力量形成的根源都是西方文明影响的结果”。
“冲击—回应”模式的产生同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学术界许多人更多地关注欧洲这个重点紧密相连。
所谓“西方中心”、“欧洲中心”的论点成为学者们认
识的起点。
“费正清所开创的东亚研究在取向上是难以超越这种特定的‘共识’的”。
所以与其说是“冲击—回应”还不如说是费正清的“西方中心”思想、殖民主义学术传统在他头脑里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