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法的公私融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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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经济法公私属性与辨证关于经济法是否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的争论由来已久,至今尚无定论,焦点是划分部门法的标准,实质上是法学研究方法的问题。
自建国以来,尤其是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理学和部门法学几乎都坚持这样一条金科玉律,即法律部门划分的标准是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以及由此决定的法律调整方法”[1]。
对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问题虽有过一些讨论,但上述社会关系性质决定论并未受到根本性的动摇。
毫无疑问,这一理论在整体上和宏观上较好的把握了经济关系对法律现象的决定性影响,包含着某些真理性的因素,而且它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的确指导和帮助了前苏联和中国法律体系的建立。
然而在法律现象随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飞速发展而将我国带入新世纪时,重新审视这一奠基于40年代前苏联的理论及其至今尤在的影响,不得不使人产生许多疑问,尤其是当我们面对经济法这一客观存在而又无法论证它存在的根据和理由时凸显的尴尬:从调整对象的角度来认识,如果说经济法的调整是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监督即经济行政关系,也就是纵向经济关系,那么它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有什么区别?因为从广义上讲,行政法既调整行政组织的设置、权限划分,又调整行政组织的行政行为,自然包括经济行政行为。
如果说,经济法调整的是横向经济关系,那么它和民法有什么区别?再从调整的方法上看,经济法通用的调整方法是行政许可、行政命令和行政服从。
它与日益私法化倾向的行政法的调整方法又有什么异样?“法律部门作为范畴,是人类认识的工具。
把一国的法律体系划分一些部门,又把众多的法律规范分门别类的归入一些部门,这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类的认识活动”[2]。
这种认识活动虽然有其客观基础,但它一如人类的其他认识活动一样,并非是对现实对象的机械映照。
让法律部门划分取决于一条刻板的所谓定律,与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是不协调的。
法律部门的划分具有历史性、相对独立性、主观能动性和较高的目的性、功利性。
论公法与私法的分立与结合一、资本主义国家关于公法和私法的划分关于公法和私法概念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马。
古罗马的五大法学家之一的乌尔比安首先提出:“公法是关于罗马帝国的法律,私法是关于个人利益的法律。
”查士丁尼对这一经典性的定义加以肯定:“法律学习分为两部分,即公法与私法。
公法涉及罗马帝国的政体,私法涉及个人利益。
这里所谈的是私法,包括三部分,由自然法、万民法和市民法的基本原则所构成。
罗马法学家这种关于法的部门的划分虽然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是由于罗马帝国的衰落,这一理论上的划分并不具有实践上的意义。
后来,资产阶级法学家沿用了公法和私法的概念,并在资产阶级政权建立后,随着资产阶级立法的广泛发展,在大陆法系的国家中出现了关于公法和私法的实际划分。
但是,究竟哪些部门属于公法,哪些部门属于私法,在资产阶级法学家那里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
主要学说有以下四种:1、利益说(或目的说)认为,凡规定和保护国家及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法律为公法;凡规定及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法律就是私法。
此说为乌尔比安首创。
2、主体说,即以法律关系主体为标准划分,认为法律主体双方均为私人或私人团体者,也即规定法律地位平等的为私法;法律的主体一方或双方均为国家或公共团体者为公法。
3、权力说,认为凡规定国家与公民、法人之间权力服从、管理服从的是公法;凡规定国家、公民、法人相互之间权利对等或权利平等关系的是私法。
4、此外,也有认为规定国家机关之间,国家与公民之间政治生活关系(或公权关系)的法为公法;凡规定公民之间以及国家之间民事生活关系(即私权关系)的法为私法。
《牛津法律大辞典》亦称:”一般地,公法规定的是有关国家有组织的政治团体、政府及其部门和它们为代理机构的结构、行为、权力和豁免权、义务及责任的规定和原则,至于国家或政府代理机构在不享有特殊权力的情况下与个人发生的联系则由私法来调整。
”其实,这种划分同权力说实质上并无区别。
西方法学家对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虽然在认识上并不一致,但通常都认为宪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地方政府法、社会保障法、税收法、教会法和军事法等划归公法。
论经济法与民法在构建和谐司法中的作用一、民法与经济法在社会中的不同地位与作用及局限性由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法律也因此在传统上的融合走向功能上的划分:大体可分为市民社会的法与政治国家的法,前者为私法,后者为公法。
公私法的划分作为对法律基本分类构成了现代法治的前提。
是人类制度中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迄今仍在显示其生命与存在的充足价值。
(一)民法的作用——权利本位虽然政治国家的分离使公共领域的社会秩序与整体性安全有了可靠性的保证,但在更为广泛的私人领域,公共权力也有鞭长莫及的地方,其复杂而又灵活的特点又使公共权力的行使成本增加。
而作为实质上的民法,植根于市民社会的土壤,本身即具有相对灵活的特点,不但是个人私权的充分体现,而且也使调解市民社会自由与和谐的力量。
作为社会私权的基石,民法是包含了调整社会法律规范的总称,并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平等交换”、“契约自由”为基本内容。
这为当时商品经济法治化作了科学的构建,使商品经济获得了一个完整的法治基础以及成熟的法治模式,有利于社会的经济民主和政治,如同一位充满理性与智慧天使,在公平与正义之间为当事人双方设立规则,但这种规则却是建立在当事人自由表达其意志的基础之上,即无论他们表意如何,只要是不违反社会的公共道德与准则,我们都给与其以最大程度的尊重与认可。
当且仅当他们因此而产生纠纷,而又各执一词,陷入协商难以解决的纷争时,民法才会介入,居中调解,以达到定纷止争的目的,从而实现对个体合法权益的维护。
(二)民法的作用——为权利而斗争法律在其产生的最初便承载了实现公平的历史使命。
而法作为一种能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得以对等的调整人的行为的规则:以私法自治为基本理念,以权利为本位。
它的治世之权威功能就在于:一方面它用私法自治、权利本位来保证主体利益与经济民主的实现;另一方面它又“划定了国家不得随意进入的空间” .以控制政府权力滥用,防止其随意侵犯民众利益。
经济法总论期末论文经济法的公私融合性姓名学号专业经济法的公私融合性一、现代公私观:变公私对立为公私融合历史表明,人们观念上的更新,往往落后于发展中的现实。
要正确理解经济法的公私融合性需要先树立现代的公私观,摒弃过去将公私完全对立的观点。
追溯一下我国革命与建设的曲折过程,凡能将公私和谐统一的,就无往不胜;凡将公私对立的,则总遭挫折。
1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公私融合,同样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二、经济法的本质论:公私融合性关于公法、私法的划分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而在社会化、公共化和经济化的现实面前,公法、私法的划分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公法、私法融合的现象越来越多,经济法的本质之一就是公私融合性。
自有公法、私法划分以来,更多的是私法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在现代社会,国家越来越多地参与经济生活,公法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出现了私法公法化的趋势,给公法、私法的划分带来了强烈冲击。
公与私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有不同的含义,换言之,公与私可以在多个层面上获得理解。
相对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公私融合”。
这里的“公”和“私”,包括理念、精神、主体、利益、行为和制度等多个方面。
到了20 世纪,法学界渐渐达成一种共识,即认为现代法律发展的趋势是“私法的公法化”,公法和私法的界限变得模糊,越来越多的具体情况,同时涉及公法和私法的规范和法律后果,越来越多的新兴的法律部门( 如劳动法、反垄断法、城市规划法、证券法、环境保护法等等),同时具有公法和私法的性质。
2。
“私法公法化”表现在法律对所有权和其他财产权进行了限制, 政府被要求参与市场的运作, 以维护一些原本处于不利地位的阶层的利益。
同时, 也出现了“公法私法化”的现象, 表现为在传统的公法规范中, 运用私法中的契约去创造具体的法律关系, 出现了公法契约, 出现了公法上的经营行为, 以及以私法方式执行公法任务。
3所谓“公私融合”,是相对于“公私对峙”而言的,即现代社会强调公共意志与私人意志的融合、国家与企业及个人的融合、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融合、公共经济行为与私人经济行为的融合等。
一、公私法之分的溯源与作用依据大陆法系的传统分类,法律被分为公法和私法。
①公私法之分由来已久,源远流长,其生命力绵延数千年而不衰。
迄今的法制文明,仍不容低估公私法的概念及公私法之分的作用和影响。
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制实践和法学理论的发展,都曾经或依然从传统公私法理论中不断受益和得到有益启发。
从公私法之分的溯源看,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最早提出了公私法之分:“公法是关于罗马国家的法律,私法是关于个人利益的法律。
”②之后,《查士丁尼法学总论》接纳这一划分,从理论上确立起公私法之分的基础。
当时,划入私法的主要有人法、婚姻法、物法、债法等,而公法则包括宗教信仰及其活动法规、裁判官法、行政公职人员的权利义务规范等。
这一划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公私法的上述区分,深刻揭示出了国家和个人二者间的差异与对立。
两者的差别,鲜明地体现于乌尔比安随后在《学说汇纂》中具体化的列举之中:“它们有的造福于公共利益,有的则造福于私人。
公法见之于宗教事务、宗教机构和国家管理机构之中。
”据此,公法和私法的职能分工和调整范围得以相对明确并长期沿袭下来。
上述关于公私法的宏观划分,影响深远,对当时处于简单商品经济阶段的罗马社会,更是具有积极意义。
特别是,涉及“个人利益”的罗马私法以及以之为基础形成的私法文化,有力推动了罗马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使私法成为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法律的最完备形式”和“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的法律。
”③为此,恩格斯曾指出:“罗马法是简单商品生产即资本主义前的商品生产的完善的法,但是它也包含着资本主义时期的大多数法权关系。
”④因此,“在19世纪的西欧大陆,公私法之分在广泛开展的法典编纂和法律改革中被普遍应用,并成为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的基础。
对民法法系的法学家来说,公私法之分几乎成了一个自明的真理。
这一现象是同当时经济领域的自由竞争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个人自由主义不可分的。
”⑤逐渐地,公私法划分成为大陆法系国家构建法律体系的基础,大陆法系国家的公法一般包括宪法、行政法和刑法,私法包括民法和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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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一:经济法与民商法关联解析民商法具有个体观念与方法论,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个人本位特点,使得民商法更为注重短期个人利益,并鼓励主体追求本身财富最大化,而个人主义观认为,人为自由意志高级动物,对于自身利益选择仅能由自身决定,整体社会是由不同个人所构成的,民商法应保护个人意志对自身利益自由追求。
经济法所注重为整体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间的统筹协调,个人是社会统一关系中一员,要为社会持续发展进行义务承担,经济法是以社会、经济、环境及资源等为兼顾目标的,为人类全面发展作为实现目标,并从社会整体利益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为出发点,对社会经济关系进行具体调整,并协调整体经济利益,强制实现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间的目标统一。
1.经济法能有效体现社会公平。
民商法公平性主要体现在人格平等方面,对于每个主体赋予了权利与义务,并体现了每个个体机会上的均等性,如果在市场竞争当中,每个人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其结果差异来自个人能力与努力程度,民商法适应了市场经济主体平等的需求,并鼓励个人参与竞争,取得进步,推动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在实际市场竞争下,因每个人家庭背景、地理位置与天性等不同,其个人主体还存在一定不公正性。
而经济法是在民商法公平体系上,并以显示不平等为前提,强调实际中的真正公平,强调市场主体资源具有差异性,个体状况应该按特权来特殊对待,经济法认为即使单个人开始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还是存在差别的,其经济法公平观认为,每个个体的安全权、生存权与财产权等均存在平等性,创造财富群体获得保护同时,弱者也应在经济法保护当中。
摘要: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是被大陆法系国家所公认、对法律制度有重要意义的法律分类。
但随着社会现实和中西方法律理念的发展,出现了公、私法融合现象,以前的法律分类已暴露出一定的缺陷。
笔者比较赞同当今法律界提出的在法律中分离出公私融合法的法律分类的观点。
本文阐述了公私融合法的社会和法律因素,并论述了此种法律分类对社会法律现实和法律体系、法律价值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公法私法公私融合法社会因素法律因素一、公法、私法的发展趋势――相互交融公法与私法的划分起源于罗马法时期,是西方法学开创的传统法律分类,目前已成为大陆法系国家法律制度基本的、首要的分类。
“公法”是以维护社会整体的普遍利益为目的而经常并典型性地运用国家公权力来推动其具体运作的法律,以保护国家利益为基本价值取向,同时也限制国家权力对私人利益的过多干预;而以维护法律上的个体的特殊利益为目的并主要由主体的自由与自主行为推动其运作的法律为“私法”,以意思自治为基本的价值取向,协调私人之间的利益。
在19世纪,以法、德为代表的法典编纂和法制改革过程中公、私法的划分理论得到广泛的运用。
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拿破仑法典。
一战后,法学家们认真研究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时,此种理论也是他们重建法律制度的基础。
公、私法划分理论不断演进和发展的历史,使之产生了极大的权威,是整个法秩序的基础,是法律体系划分的基本原则之一,同时也成为大陆法系各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重大成果之一。
这种“相安无事”的法律分类在20世纪初遭到了极大的挑战,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促进了国家干预的发展,这也直接影响到了公法和私法划分的理论基础。
美国的斯坦福大学教授梅里曼认为,当代大陆法系传统的公法与私法分类已经出现了危机,其原因有十个方面,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公法与私法的相互渗透导致了私法的“社会化”、“公法化”以及公法的“私法化”,公、私法的融合趋势给公、私法的法律分类提出了新的问题――公、私法划分理论是否有必要随着社会现实作出必要的修正?答案是肯定的,而且这种修正意识在大陆法系国家中已经有了普遍的共识。
经济法的法律属性杨勤【摘要】本文从经济法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谈起,认为经济法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的法,其产生是为了解决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矛盾,文章对市民社会的与政治国家的主要缺陷做了阐述。
从经济法的产生和调整内容方面总结认为,经济法是维护社会利益的公私兼容的法。
【关键词】经济法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社会利益经济法作为新兴法律事物,关于其属性,依何种进路对之进行界定,更能达到揭示之目的,尚无定论,本文拟从国家与市场的进路进行考察。
本文从经济法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谈起,认为它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法。
通过对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缺陷的阐述,揭示经济法是解决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矛盾之法。
最后总结认为经济法是维护社会利益的公私兼容的法。
一、经济法的产生1 经济法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产生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出现了如不正当竞争、环境污染、消费者权益保护、垄断等现代经济社会条件下的新问题。
这些问题之所以出现,是由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成员对社会的依赖度的提高的结果。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社会成员与社会的联系增强,个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可能对社会利益造成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垄断等行为,不但对社会利益有重大影响,甚至危机资本主义本身的存在,这些行为使得国家从解放生产力,充分发挥市民社会特别是市场机制的作用,转为保障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社会公平秩序的建立,从而使得国家以积极的姿态进行法制建设,以加强对市民社会的有效干预。
国家的干预可以采用经济的手段和行政的手段,而经济手段,追求效益,却难兼顾公平,重私人利益但难保障社会利益;行政手段在保证公平的同时却难保效益,且主观随意性大,不稳定,容易出现权力滥用,不利于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
故而在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加强国家对经济干预的立法,从而使得经济法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2 经济法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经济法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但它仍是应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产物。
「内容提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政府企业化”、“第三部门”和“公用事业市场化”运动。
这种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融合,带来了法律理念上的“公私融合”、“纵横统一”的变化,这与20世纪以来国家参与经济活动中的“责任”日益成为法律规范核心概念是相吻合的。
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融合导致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调整,表现在法律上,就是行政上的公共责任和会计上的受托责任的融合。
这种结合主要表现在经济法领域中,是与经济法的“责权利相统一”原则,以及“组织关系与财产关系相融合”的特点完全一致的,这种新的责任模式,可以被界定为经济法上的责任。
「关键词」责任/经济法上的责任/公共责任/财务责任/债的演化一、作为法律规范核心的责任法律的首要功能是一种责任的分配。
责任的分配、演化经历了一个从统一到分化,再从分化走向复合的过程,同样,这个过程也是一个责任逐步从制裁、义务中分化、独立的过程。
责任成为法律规范的核心,并将社会整体性利益作为终极的判断标准,从而解决了传统法律体系作为道德律令和道德形而上学的价值观判断问题。
这是一个社会评价客观化、效率化的过程。
从根本上讲,法律责任是和社会政策、立法目标相联系的。
责任来源于角色、职权、因果关系、道义或者正义、精神状态、能力及法律规定。
责任强调应为性,是义务和制裁之间的桥梁。
从英美法中的不同责任概念,诸如obligation,duty,liability和responsibility 等等,可以看出,其界定更侧重于责任的来源。
责任显然是现代法律部门的核心概念之一,它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加以理解。
1.责任是和自由裁量权相对的概念。
“法律责任有三个特征:国家的强制、过错行为的确定和对违法者的消极后果。
责任由法律规范确定,法律规定包括确定责任的规范的贯彻执行,由国家的强制力予以保证”[4](P148)。
因而,当违反义务的时候,则应当通过确定责任的大小、范围、形式来加以法律制裁;或者是采用经济激励的方式。
小议经济法公私属性与辨证关于经济法是否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的争论由来已久,至今尚无定论,焦点是划分部门法的标准,实质上是法学研究方法的问题。
自建国以来,尤其是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理学和部门法学几乎都坚持这样一条金科玉律,即法律部门划分的标准是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以及由此决定的法律调整方法[1]。
对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问题虽有过一些讨论,但上述社会关系性质决定论并未受到根本性的动摇。
毫无疑问,这一理论在整体上和宏观上较好的把握了经济关系对法律现象的决定性影响,包含着某些真理性的因素,而且它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的确指导和帮助了前苏联和中国法律体系的建立。
然而在法律现象随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飞速发展而将我国带入新世纪时,重新审视这一奠基于40年代前苏联的理论及其至今尤在的影响,不得不使人产生许多疑问,尤其是当我们面对经济法这一客观存在而又无法论证它存在的根据和理由时凸显的尴尬从调整对象的角度来认识,如果说经济法的调整是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监督即经济行政关系,也就是纵向经济关系,那么它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有什么区别?因为从广义上讲,行政法既调整行政组织的设置、权限划分,又调整行政组织的行政行为,自然包括经济行政行为。
如果说,经济法调整的是横向经济关系,那么它和民法有什么区别?再从调整的方法上看,经济法通用的调整方法是行政许可、行政命令和行政服从。
它与日益私法化倾向的行政法的调整方法又有什么异样?法律部门作为范畴,是人类认识的工具。
把一国的法律体系划分一些部门,又把众多的法律规范分门别类的归入一些部门,这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类的认识活动[2]。
这种认识活动虽然有其客观基础,但它一如人类的其他认识活动一样,并非是对现实对象的机械映照。
让法律部门划分取决于一条刻板的所谓定律,与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是不协调的。
法律部门的划分具有历史性、相对独立性、主观能动性和较高的目的性、功利性。
曾被人们视为金科玉律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并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的科学性是相对的。
论国际经济法的公私法兼融思想内容摘要:国际经济法不同于经济法,它们分属不同的法域和法律体系,但二者都有公私法兼融的共性。
国际经济法的公私法兼融思想表现在,它既有内国经济法之涉外部分的政府与民众意志的内在张力,又有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人民之间各种物质利益关系的搏弈与协调。
这是国际经济法的一种值得关注的法律思想。
关键词:国际经济法公法私法法律思想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内法规范和国际法规范的总称。
通说认为,其调整对象不仅包括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之间的经济关系,而且包括不同国家的个人、法人之间以及他们与国际组织之间的经济关系。
它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公法界阈,已经涉猎国际私法、各国民商法等私法领地。
由此可见,国际经济法和经济法一样,也具有鲜明的公私法兼融性。
国际经济法是国际法体系中的“第三法域”目前国际法体系三法鼎立,号称“三国”,即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
为顺应国际经济秩序变革和发展的新要求,我国有必要创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体现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法。
这是因为,它是我国通过各种形式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与他国政府和人民意志协调的法律表现,是巩固和发展现代国际经济发展成果的法律工具,也是打破旧国际经济秩序、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的法律规范。
总的来说,国际经济法和内国经济法都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两者具有诸多共同点,公私法兼融性就是其中之一,其他共同点还有社会本位性、经济性、效益性、政策性、奖惩结合性、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结合性等。
但是,国际经济法是国际法体系中唯一的“第三法域”法,经济法却是各国法律体系中“第三法域”法的一种,此外还有劳动法和社会法也都分别是“第三法域”法。
“第三法域”法的特点是:主体都包括国家等公主体,也包括企业等私主体;各国经济法的主体一般都限于该国私人、政府和进入该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的外国私人,而国际经济法的主体主要包括国家、国际组织和各国私人。
浅析公法与私法的融合作者:王慧芳来源:《群文天地》2009年第16期继公法与私法划分的争论之后,随着二十世纪社会现象的复杂化和社会法的出现,公法与私法的融合成为新兴的问题,本文就什么是公法与私法的融合做出明确的分析,论证了它出现的必然性,及其对传统的公法与私法的划分的影响。
一、公法与私法融合的出现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以乌尔比安第一次从理论上提出主张、罗马法进行的实际划分为起点,到中世纪这种划分方法沉寂,再到近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兴起而复苏。
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法学研究者对划分标准问题、划分的必要性等问题有诸多的纷争,但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两极分野的基础上,公法与私法的二元划分还是占主导地位的。
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西方各国明显的采取趋向福利政策,不断以追求社会福利为名渐渐加强国家对经济社会的干预;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尤其是二十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发的、给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带来沉重打击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后,人们广泛认识到市场的盲目性,否定了市场的万能,即使偏爱自由主义“小政府”的英美国家都开始接受国家加强对经济的干预的政策。
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化的发展,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界限模糊化,政治公共服务趋向社会化和合同化,公共管理日益经济化和平等化,私法原则也有所突破,自由竞争向国家适当干预过度,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理念转变,公与私深刻融合。
本文所关注的是在公法与私法二元划分的大背景之下的公法与私法的融合。
二、什么是公法与私法的融合公法与私法的融合在现代社会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并且为一系列社会变革提供了理论依据,追本溯源必须明晰“什么是公法与私法融合?”。
就公法与私法的融合而言,“融合”一词指能共处一室、非对抗,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表现为公法与私法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吸收,其结果是二者界限的模糊化,公法中有私法的影子,私法中有公法的印迹,这种动态的变化过程我们称之为“两化”过程,包含了“公法的私法化”和“私法的公法化”两个运动。
公私法相融合的背景下我国法律的调控作者:范春婷来源:《商场现代化》2010年第32期[摘要]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基础,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也出现了公法、私法的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趋势。
而面对这一趋势,我国法律将如何进行调控就变成至关重要的问题,本文就对此问题进行阐述,以得出最终的调控方式。
[关键词]公法私法化私法公法化融合实践一、私法公法化表现和依据所谓私法是一种法律在规范性调整方面实行“放任”,在个别调整方面强调“协商”,那么人们往往将这种法律称之为私法。
“私法公法化”即私法领域不断受到公法的侵入,以弥补传统私法调整的不足。
1.从经济角度看,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产生私法的最根本原因,而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尤其是向法治社会的转型的过程中市场机制显现了无法克服的困惑与缺陷,适应不了法治社会的需要。
在市民社会奉行“私法自治”的原则,认为通过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实现平等主体之间的契约自由。
但由于市场机制也存在着固有的缺陷。
为此需要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进行宏观调控。
正如哈耶克所言,“一个功效显著的市场经济,乃是以国家采取某些行动为前提的。
”2.从价值理念上来说。
“私法自治”所强调的理念是自由、平等、契约自由,强调不受他人的干涉的“消极自由”,认为最好的政府是管理最少的政府。
而这些理念对于弱势群体,如:消费者和劳动者,由于当事人地位不平等,“私法自治”造成极端的不平等,这都与“私法自治”所强调的自由、平等的理念相悖。
二、公法私法化的表现和依据“公法私法化”主要指私法原则或精神向公法渗透的现象。
1.随着公权力干预广度和深度的扩张,采用传统的扁平的结构模式,即“命令—服从”的关系,主体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对话和互动;不仅不能很好的解决问题,相反的还会降低效率。
于是相对于传统的结构模式引进了一种以协商为特征的柔性化的手段。
但从性质上仍为公法,只是国家管理模式的转化和强制色彩减弱。
2.单独依靠公权力来解决问题,使国家负担高昂的管理成本难以维继。
经济法学-论述题五、论述题1、试述经济法的法律属性答:(1)经济法是综合、系统调整法1)一方面,它通过众多的具体的部门经济法,分别调整着各类经济关系,另一方面又在总体上对经济关系进行综合地调整。
综合调整是经济法特有的功能。
经济法是国家全面调控经济的主要法律部门经济法是天然的法系统工程。
2)经济法当然也要调整具体的经济关系,也要解决具体的经济争议和经济纠纷。
但它对经济关系是就其全过程进行系统调整的,是从头管到尾的,而且调整的重点是在引导参加者依法进行经济活动,保证经济关系的正常运行。
(2)经济法是平衡协调法在我国,就是要正确调处国家所代表的社会整体的意志、行为和利益与企业组织所代表的社会个体意志、行为和利益之间的关系。
经济法正是基于这种客观需要而产生。
(3)经济法是“以公为主,公私兼顾”的法。
(4)经济法是经济集中与经济民主对立统一的法现代经济法是在经济集中与经济民主的对立统一中产生的,并存在和发挥作用的。
在经济法出现并形成之后,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大力运用经济法这一法律手段,不断地调整经济集中与经济民主的关系,为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服务。
(5)经济法是“社会责任本位”法经济法是“社会责任本位”法,是以社会责任为最高准则的。
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都必须对社会负责,必须对发展社会生产力、对提高社会经济效益负责。
在对社会共同尽责的基础上,处理和协调好彼此之间的关系。
2、试论经济法律关系与经济关系的联系与区别答:(1)区别:经济关系是人际之间的一种基本的社会关系,是物质社会关系,是属于第一性的。
在统治阶级意志制约下的经济关系即为经济法律关系。
经济法律关系是经济关系经过相关的经济法律、法规调整后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意志性质的关系,是第二性的。
(2)联系:经济法律关系不是统治阶级可以任意制造的关系,它必须以客观存在的一定的经济关系为基础,经济关系是经济法律关系的客观物质基础。
经济法律关系不是经济关系的原型,也不是经济关系的简单的派生物,而是将统治阶级意志通过法律形式整顿、确认后所形成的关系,是以权利义务为表现形式,为内容的关系,它得到国家法律强制力的保障,对原生的经济关系起巨大的反作用。
作者简介:徐孟洲(1950-),男,汉族,湖南益阳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徐阳光(1979-),男,汉族,湖南平江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经济法博士研究生。
① 【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顾培东,陆正平译,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107~109页。
② 【英】马丁・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8~9页。
论公法私法融合与公私融合法———兼论《十一五规划纲要》中的公法私法融合现象On Cor porati on Of Public &Private La w And Public -PrivateCor porati on La w徐孟洲 徐阳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北京 100872)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在公法和私法的划分问题上,选择以利益标准为主,辅之以法律调整方法标准,既可以做到对法律进行公法、私法、公私融合法划分的周全分类,也能对公法与私法融合趋势作出合理的解释,并运用该理、私法并存的公私融合法的存在及我国其他部门法的公私融合法属性。
关键词:公法 私法 公私法融合 从“十一五规划纲要”内容看,其中统筹兼顾的政策、规划和措施,健全宏观调控机制与市场机制耦合的经济法律制度建设,在法律调整经济关系层面上反映了公法私法融合现象。
一、公法和私法的传统划分标准之评述公法、私法划分发端于古罗马时代,在19世纪,在以法、德为代表的法典编纂和法制改革过程中,公、私法的划分得到广泛的运用。
19世纪末,当法学家们开始认真研究现存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时,公、私法的划分就成了他们重建法律制度的基础。
公、私法划分不断演进和发展的历史,使这种划分产生了极大的权威,并与大陆法系各国的文化交织在一起,这样……公法、私法概念就成为基本的、必要的和明确的概念了。
①除了少数学者完全否定公法和私法的区别而主张所谓法一元说外,法律界大多都承认应将法律分为公法与私法。
第1篇一、引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需求日益增长,传统的政府投资模式难以满足日益庞大的需求。
公私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PP)作为一种新型的合作模式,在提供公共服务、改善基础设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等方面展现出巨大的潜力。
为了规范公私合作活动,保障各方权益,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行政法律规定。
本文旨在梳理我国公私合作模式下的行政法律规定,以期为相关研究和实践提供参考。
二、公私合作模式概述1. 公私合作模式定义公私合作模式是指政府与私营部门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领域建立的一种长期合作关系。
政府与私营部门通过共同投资、共同运营、共同收益的方式,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2. 公私合作模式特点(1)合作主体多元化:公私合作模式涉及政府、私营部门、金融机构等多个主体。
(2)风险共担:政府与私营部门共同承担项目风险。
(3)利益共享:政府与私营部门在项目收益上实现共享。
(4)长期合作:公私合作模式强调长期合作,以实现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三、公私合作模式下的行政法律规定1. 公共利益原则公私合作项目必须符合公共利益,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政府应当对公私合作项目进行严格审查,确保项目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导向。
2. 平等协商原则公私合作项目各方应遵循平等协商、自愿互利的原则,通过谈判、协商等方式确定合作内容、权利义务和收益分配。
3. 法定程序原则公私合作项目应依法进行,包括项目立项、招标投标、合同签订、项目实施、项目验收等环节。
政府应按照法定程序对公私合作项目进行监督管理。
4. 资金管理原则公私合作项目资金应专款专用,确保资金安全。
政府应加强对项目资金的监督管理,确保资金合理使用。
5. 风险分担原则公私合作项目风险应由政府与私营部门共同分担。
政府应与私营部门协商确定风险分担比例,并在项目合同中明确。
6. 项目实施原则公私合作项目实施过程中,政府应加强对项目建设的监督管理,确保项目按计划、按质量、按进度完成。
论经济法的公私融合性
叶姗
【关键词】经济法公私融合性资源配置
【正文】
经济法具有公私融合性,是区别于传统部门法的现代部门法。
“法律部门应当由需要法律规范调整的社会关系多样性的客观存在决定,并不是仅仅由人们的主观意志决定。
”[1] 现代国家顺应某种客观必然性或出于某种主观目的,紧密结合传统法律规范和手段,统一调整某一社会活动领域的社会关系。
融公私法因素于一体的经济法,其逻辑始于一系列假设:市场或政府配置资源的两手并用假设、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假设、利益主体假设及其相互间的博弈行为和交易成本假设。
[2]
一、市场或政府配置资源的理论假设
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供给和需求配置资源的经济制度,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
然而,价格信号并非总能充分反映社会的边际成本,因此使市场出现诸多背离效率的失灵状态,甚至产生分配不公。
不受管制的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情况称为市场失灵。
市场可能失灵是政府介入资源配置的当然理由。
但是,政府介入资源配置并不一定有效,政府失灵可能造成资源更大的浪费。
政府的作用有限,至多可以减缓而不是彻底解决最糟糕的问题。
政府只应将精力花在市场失灵最明显但又有证据证明政府介入可以有效改善效率的领域。
市场经济中,配置资源的手段可能是市场或政府,而两者都可能失灵,这是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重要理论假设。
市场与政府参与资源配置时各有优劣,其可能出现的失灵使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面临两难选择,市场与政府在配置资源方面的选择基本上是一种不完善但二者必选其一的选择。
从主张自由市场、尽量减少政府干预的由亚当·斯密肇始的古典自由主义到主张政府积极干预市场、突出政府赤字支出对总需求扩张作用的凯恩斯主义,再回到主张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这一主线贯穿始终。
总之,既有反市场的观点,即市场经济如何产生和运转、如何发挥作用、它的力量和弱点以及这种涉及基本经济学选择的分析所包含的政策意义;也有反政府的观点,即政府超越其最低限度的公共利益职能的扩张,会削弱资源的有效利用、阻碍经济发展以及限制社会流动和政治自由。
[3] 面对市场可能偏差、政府可能失效的局面,现代法律该如何作出制度回应值得寻思。
经济法对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规制是其私法性体现,对政府介入资源配置合法性限度的调控是其公法性反映,其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双重矫治完全展现了其公私兼容性。
经济法是适应经济性即社会协调性要求的法律,主要以社会协调的方式来解决有关经济循环所产生的矛盾和困难的法律。
[4] 现代法律规则中的公私法间界限并不明显。
私法和公法观念,并不是实证法概念,也不可能满足任何一个实证法律规则,特别是由于法律实践发展需要而客观产生的现代法律规则。
公私法的划分是对某一法域中内部法律结构的抽象概括,市场与政府这两种资源配置手段的存在及其各自可能出现的失灵与互补,反映在法律领域,自然要求法律分成公私二元结构。
即使未使用公私法概念的英美法系国家,也分成“管”和“放”的法律。
二、市场与政府配置资源的最优绩效
市场与政府何者配置资源更优并不完全依赖于纯粹的理论分析,往往取决于评价者基于实践生活经验形成的判断准则。
市场和政府其实都有机会和能力改善资源配置,市场和政府的选择难度在于“度”的把握,这与现代经济的要求相契合。
在市场和政府间寻求各种可能组合,常常需要进行定性判断,而困难之处恰恰在于判断组合的比例和程度。
现代市场经济既要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资源配置所起的基础性作用,又要充分利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弥补市场的缺陷和不足。
经济法作为国家运用公权力对经济进行干预以提高资源整体配置效率的法律,是法律自身发展的逻辑体现,致力于寻求市场与政府配置资源的最佳组合。
经济法处于商法(私法)与行政法(公法)之间,与商法分享对经济事务的调整,与行政法分享政府管理的职能。
[5]
任何一个新部门法,自有其独特的逻辑进路,即在逻辑起点的基础上,遵循一定的逻辑向度,达致逻辑终点的思维进程。
经济法所追求的平衡协调理念,即指立法和执法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来调整具体经济关系,协调经济利益关系,以促进、引导或强制实现社会整体目标与个体利益目标的统一,保证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
[6] 市场配置资源可能存在的公平和效率缺陷导致政府介入,政府失灵理论则着力于解释为什么政府干预的努力常常无法取得理想效果。
由政府失灵理论引发的思考是:政府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才是有效率和公平的。
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环节,经济法中具有私法性因素的任意性规则,用以调整横向的以“相互协作”为特征的社会关系,注重“法无禁止即为允许”的放权理念;在政府介入资源配置的补充性作用方面,经济法中具有公法性因素的强制性规则,用以调整纵向的以“管理与被管理”或“监控与被监控”为特征的社会关系,强调“法无允许即为禁止”的控权理念。
在横向关系和纵向关系之间加以理性的平衡,可以达致经济法追求的实质公平境界。
政府介入经济的政策偏向以及政府的政策并非总是有效,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为政府介入资源配置提供了充分的制度空间。
对于政府能够起什么作用,要么采用规范分析的方法,强调“政府应当做什么”的应然性问题;要么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强调“政府实际做了什么”的客观描述与理性解释,这就成为一个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结合的实然性问题。
三、政府介入资源配置的合法性限度
但凡实行市场经济,都无法回避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问题,这是普适性的理论假设。
西方国家经历从自由主义到干预主义、再到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过程,市场配置资源的失灵现象是在市场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出现,政府介入资源配置亦从来都谨小慎微。
即使客观上需要政府这一外力的介入来矫治市场失灵,理论研究却从来没有放松过对政府危险性的警惕。
而政府系统性失灵出现,则使政府失灵问题的成因探寻和对策研探备显重要。
“政府的显著特征——拥有全体的社会成员和强制力——使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具有某些明显优势。
”[7] 政府失灵理论是西方学者对市场与政府关系实践的理论反思,尽管存在种种缺陷,但其确实指出了不受约束的“公权力”的可怕。
在经济法应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双重使命中,应当侧重于后者,公私融合一体的经济法理论和实践都表现出“以公法为主”的特点。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有权力的人往往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8] 政府具有的自然垄断特性和政府官员的经济人本性使政府失灵的矫治比市场失灵的应对困难得多。
对矫治政府失灵的目标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政府力量加诸市场之前,市场应当是怎样
的。
中国市场经济最大的特色是:市场经济体制是在政府主导下建立的,市场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从原来主导资源配置的位置上逐渐退出的政府身兼三职:除了尚未完全实现转变的负责资源配置主要职责的传统性角色外,还有培育市场成为资源配置基础性力量的暂时性角色以及政府因市场配置资源必然出现的失灵而承担的补充性角色。
“政府的价值是什么?”这一命题在中国当下有着复杂内涵。
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中国政府同时分饰的三重角色既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又有其难以克服的冲突。
三种身份集于一身,利益冲突之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政府长期主导资源配置,并将掌握的资源主要运用于经济领域,充当着经济建设主体和投资主体的角色。
经济体制改革是政府将本应由市场负责配置资源的领域交换给市场的过程,然而,稚嫩的市场是否能够突然承受偌大的资源配置重担令人堪忧。
政府对经济运行影响巨大,这就要求其必须通过完备的制度框架和规则设计,从而保证政府配置资源的科学性、合理性与正当性。
现代民主社会中,一切权力的占有与行使都必须用合法性来约束,具有三重身份的中国政府的权力更大。
合法性不仅要求某种制度或行为符合现行法律,而且强调其必须符合某种更高的潜藏价值标准。
总之,客观地看,不管是现在所处的过渡时期,还是将来的理想状态,公私融合一体的经济法都应成为约束政府权力、促进市场完善的制度首选。
原因在于,经济法始终追求保障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政府介入资源配置合法限度的逻辑目标。
【作者简介】
叶姗,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1] 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43.
[2] 张守文.经济法理论的重构[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0-59.
[3] [美] 查尔斯?沃尔夫.市场或政府——权衡两种不完善的选择[M] .谢旭,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4 1-4.
[4] [日] 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M] .满达人,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27.
[5] [英] 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M] .赵秀文,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32.
[6] 潘静成,刘文华.经济法(第二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63.
[7] [美]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M] .郑秉文,等,译.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74.
[8] [法]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 .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