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西方中庸之道
- 格式:pdf
- 大小:199.64 KB
- 文档页数:2
浅谈中西方中庸之道
在中国春秋末期,百家争鸣的年代,诞生了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他集华夏上古文化之大成,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
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 至圣先师、
万世师表。“中庸之道”是是由孔子提倡的提高人的基本道德、精神修养以达到
天人合一、太平和合神圣境界的一整套理论与方法。
同一时期,在遥远的西方,地中海东部的古希腊诞生了能与孔子相媲美的智者亚里斯多德,不知是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他同样提出了“中庸”。本文将简
要介绍中西方的中庸之道,并从多个方面分析两个“中庸”的相似性及不同点,
探求其中的缘由。
现在,有很多人无法认同孔子的“中庸之道”,觉得中国自明以后闭关锁国,
到清末的落后挨打皆因为此。这些人都将中庸之道与折中主义,平均主义,不彻
底主义,庸碌主义,妥协主义混为一谈,认为中庸缺乏动力,其不偏不倚让人圆
滑处世,不利于个人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然而孔子的中庸之道的主旨是
“致中和”,即通过不偏不倚的方法处理万事万物,使人们达到和谐相处的理想
境界。而“致中和”的前提是要求人们通过道德修养恢复人固有的善的本性。要
恢复人的善的本性,首先要努力做到“诚”,因为诚是“物之终始”,是沟通天
道和人道的桥梁,因此“诚”是中庸的关键所在。
中庸的“诚”有三个维度:(1)连结天和人(“天命之谓性”),“诚”
是“天人合一”的一种规范,既重天又重人,体现了从“礼”到“仁”,从“天”
到“人”的重要历史转折;(2)“诚”是贯通天、地、人的一种普遍规范,使
天和人、地和人、人和人、人和社会处于一种和谐的理想状态;(3)“诚”强
调个体和群体的关系,诚既是道德本体,也是道德实践,既是个我自身的修养,
也是人际关系充分协调的原则,更是国与国之间的交往的准则。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都对“中庸”作了深入分
析,他说:“If we were right when in our Ethics we stated that Virtue is a Mean and that the happy life is life free and unhindered and according
to virtue, then the best life must be the middle way, or the mean, between
two extremes which it is open to those at either end to attain.” 亚里
士多德把“中庸”分成:怯懦和鲁莽之间的是勇敢,吝啬与奢侈之间的是大方,
淡薄和贪婪之间的是志向,自卑与骄傲之间的是谦虚,沉默与吹嘘之间的是诚实,暴戾与滑稽之间的是幽默,争斗与阿谀之间的是友谊。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最美
丽的和谐来自对立双方的中间把握,人们应否弃相反的两端尽可能地向“中道”
靠拢,并最终取得善。
孔子和亚里斯多德在中庸思想上不谋而合,并且中庸之道作为中西方思想的
核心,对之后两千多年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孔子和亚里斯多德各自生活在东西两个不同的文明古国,相似的时代背景和生活方式,使他们的思想有很多的相
同点,但两个民族生产生活上的差异已经两个人不同的人生际遇使得两人的“中
庸”思想又有所不同。
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中国正经历着“礼崩乐坏”的社会剧变;而亚里士多
德生活的希腊古典时代末期,城邦制度也已盛极而衰,并最终为马其顿所灭。两人均生活在社会剧烈动荡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为在动乱期寻求一个平衡点来推动社会的发展,两人均提出了“中庸”的思想,劝道民众不走极端化。无论是孔子
还是亚里士多德都认为中庸是一种至上美德,并非人人具有,平常人只有完善自
己的人格,逐渐向中庸美德靠拢。“中庸”的思想要求人们在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是,要“致中”。但“中庸”绝不是“折中”,中庸是事物内部存在的相互对立
相互依赖的矛盾双方,反映的是事物存在和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指的是要把握
好事物矛盾的度,把握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规律,绝不是将不能统一在一起的
相互矛盾的事物无原则的加以调和,更不是教人圆滑处世。
同时,孔子与亚里斯多德的中庸有所不同,这种不同导致由此思想引导的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一个走上追寻宗法专制下的社会和谐的道路,一个坚定地走上
寻求社会公正建立法制和民主制度社会的道路。这两种不同的价值选择,对现代
东西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儒家文化从孔子开始就一直把人作为基点,着重探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
关系,强调对宗法封建统治秩序的维护,将这种统治秩序放在一切价值之首,作为社会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认为,和谐是实现封建宗法统
治的基本目标,因此,以维护和稳定社会秩序的致中和作为中庸的目标就是非常
自然的理论和现实的选择。从另一方面看,中国传统的农耕生产凡是,不仅使人
们世代依附于土地,同时也使当时的社会形成一个缺乏流动的熟人社会,这使人
们在心理上对和谐有一个特殊需求。因而,在古代中国,和谐不仅作为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和利益的要求,也是人民利益要求。孔子所倡导的中庸和谐的道德也
就不仅得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认同,也得到了普通老百姓的认同。须指出的是,
孔子所倡导的道德选择和道德修养行为,就个人来讲尽管是自愿的,但必须符合
制度伦理的要求,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本真的“自愿”。,这与亚里斯多德的
道德选择行为的资源县是有较大区别的。 作为中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亚里斯多德对当时希腊城邦在政治生活领域中的
“过与不及”十分忧虑,他呼吁“为政应取中庸”,主张“使事物合乎正义”。在
他的政治思想中,理想的国家形式就是民主和法制的社会,他认为建立民主和法
制的社会就可以解决这类过与不及的问题。因为“法律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
衡”。与孔子重视通过个人修养来完善对中庸的追求不同,亚里斯多德没有专门谈到关于中道的个人修养问题,他认为本能的直觉才是最高的法官,这不能说不
是亚里斯多德伦理思想中的一大缺陷。
综上所述,孔子和亚里斯多德的“中庸”是博大精深的,它们是人类思想文
化宝库中的瑰宝。其中的一些精华直到现在任然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通
过对孔子和亚里斯多德中庸思想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科学地、客观地发现东西方在伦理思想及其历史文化等方面各自不同的长处和短处,以利于我们吸取不同
民族的思想精华,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促进我国的思想伦理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