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减刑、假释制度的实践反思与优化设想

假释制度的反思与重构——从刑法修正案（八）的角度思考内容摘要：2011年5月1日开始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中对假释制度进行了小范围的改动，主要内容有：假释对象的限制、假释人员必须参加社区矫正、假释人员监管机关的改变等。

这些改动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必将引起假释相关制度的改革与调整，其中最为让人翘首企盼的是假释的听证制度与假释权威审判机关的成立；也会引发部门和职责的变更，更加注重监狱在假释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对监狱人民警察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

本文结合刑法修正案（八）的最新规定，对我国假释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提出浅薄看法，以期有助于我国假释制度的发展。

关键字：假释、社区矫正、听证会、假释委员会、监狱一、我国假释制度存在的问题（一）我国的假释功能与性质的认识假释是为补救长期自由刑存垢而设置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其本身体现了刑罚个别化的精神。

现代刑罚主要采取感化主义、教育主义，自由刑的刑期便可视受刑人的表现状况而缩短，如果认为对受刑人能够提前达到改造目的，就不再受宣告刑的拘束。

由此可见, 假释是以教育刑论、目的刑论为理论依据的。

在刑法理论上, 由于对假释的性质和功能认识的不同, 造成了各国假释制度立法上不尽相同。

刑法理论上对假释的性质和功能一般有以下几种认识：第一，认为假释是一种奖励, 是法律对于被执行人在监禁期间良好表现的肯定。

第二，认为假释是刑罚个别化的手段, 属于避免自由刑弊端的一种措施。

因此, 通过假释所达到的目的有二，一是放弃不必要的刑罚制裁, 二是在一般预防的基础上修正多余的特殊预防。

第三，认为假释是一种社会防卫手段, 应以释放后的社会保护观察和重新收监的可能性为核心。

所以, 对特别危险的犯罪人不能适用假释。

第四，认为假释是一种介于监禁和自由之间的中间状态, 其效果主要看适用是否得当。

①在我国，实践中习惯将假释看成是国家对服刑罪犯的一种恩惠，将其作为对表现好的服刑罪犯的一种奖赏，没有把假释看成是罪犯该在表现好，他应该得到的一种权利。

关于罪犯减刑假释工作的实践与思考减刑、假释作为我国法律规定的刑罚执行制度，它作为改造罪犯的一种手段，其适用情况如何，直接影响着刑罚目的的实现。

严格准确有效的适用减刑、假释，对于罪犯来讲，可以使其在失望甚至绝望中看到希望，有利于调动罪犯改造的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性；对于社会和罪犯家庭来讲，可以缓解一些社会矛盾和家庭矛盾，解决夫妻感情、生活出路、抚幼养老等问题，有利于社会稳定；对于监狱来讲，可以解决押犯增多的状况，保持监狱工作的正常运行，有利于维护监管秩序；对于监狱的管理者——人民警察来讲，可以对罪犯更有效地行使法律赋予的监管职权，有利于工作任务的完成。

但从当前情况来看，现行减刑、假释制度在实际操作程序、形式，适用法律条文等方面，尚有不尽完善之处，出现了一些矛盾，甚至有与法理不合的地方，违背了行刑原则，影响了罪犯改造，给基层工作者造成了模糊认识，也给监狱工作的正常运行带来了困难。

为了更好地发挥减刑、假释的功能，切实提高罪犯改造质量，达到预防犯罪这一目的，必须对现行减刑假释制度的利与弊认真加以研究、分析，革除现行制度中与当前不相适应的部分，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一、在具体实践中罪犯减刑、假释制度存在的问题减刑、假释作为一项重要的行刑制度，是有效调动服刑人员认真接受改造，帮助他们早日回归社会和提高改造质量的重要手段。

对服刑人员依法减刑、假释是监狱执行刑罚的重要内容，也是监狱刑罚执行工作的重点和焦点，更是服刑人员在监狱服刑期间关注的焦点。

罪犯计分考核是监狱机关对罪犯采用计分的办法考核日常改造表现的一种手段。

罪犯所积累的考核分，是兑现行政奖罚和刑事奖罚的主要依据，也是罪犯减刑假释的重要依据。

但是，在当前运行的减刑、假释程序中，由于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或弊端，造成了减刑假释、计分考核过程中出现某种不公平。

减刑、假释幅度的不平衡、审理结果的不可逆转性、计分考核的不规范等问题，需要认真加以解决。

（一）减刑、假释制度存在的问题⑴减刑适用标准不统一。

减刑、假释制度的现实困境与完善减刑、假释制度是我国发挥宽严相济的刑罚政策，使囚犯有所改造，并有望重新融入社会。

然而，现实中，这两种制度却面临了多重困境。

一方面，减刑、假释制度的不合理之处使得社会失去了对刑罚的信任；另一方面，过于宽松的减刑、假释标准容易引起公众的不满。

如何平衡这两者，完善现有的减刑、假释制度，以更好地服务于法治社会，是当前需要思考的问题。

首先，减刑、假释制度不合理的现象，给公众带来了浓厚的疑虑。

减刑、假释是一种刑罚软化的方式，旨在体现出法律的人本关怀和优越性。

但许多案例却显示出这种制度存在的问题。

例如，一些罪犯因为“品行良好”、“表现突出”，得到了过于宽松的减刑、假释机会；有的罪犯在获得假释后，又犯罪重回监狱。

这些情况严重损害了社会对刑罚的信任，许多人对减刑、假释制度的公正性和可靠性产生质疑。

其次，减刑、假释标准过于宽松的情况也不少见。

成为减刑、假释的犯罪分子一般都是有过违法记录，而且罪行不轻。

过于宽松的政策标准，容易让社会认为这种制度是在宽容罪犯，而彻底遗忘了受害者和社会的利益与权益。

长期以来，这种偏向犯罪分子的做法引发了很强烈的愤慨，甚至让公众感到政治elite们与法律失衡。

为了弥补缺失，更好地实现刑罚的宽严相济，现有的减刑、假释制度需做出改进。

具体而言，应建立更为科学的减刑、假释标准，基于犯罪分子的实际表现、个人情况、案情等要素进行裁定，既保证公众安全，又让犯罪分子得到补救与改造的机会。

同时，应加强对减刑、假释考察人员的管理与监察，遏制不法减刑、假释行为的发生。

案例1：近日，Z罪犯因“表现确实突出”而获得了减刑2年，但减刑的标准并没有被公开，并且Z犯罪分子曾经不止一次犯下严重的违法行为，引起公众对减刑的质疑。

案例2：W因重罪入狱多年，准备重新融入社会。

但他因年龄大、关键证明不齐等原因，连续数次未能获得假释。

这标志着减刑、假释制度的不完善，让社会对它的管制与制衡机制感到失望。

减刑假释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减刑假释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一、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减刑假释工作部门之间缺少沟通罪犯在服刑当中，如果需要减刑假释等变更刑罚措施时，一般要经过监狱的提请，法院裁定，检察院对全程进行监督等程序。

按照我国的司法职权配置，这种在整个减刑假释体系当中法院、检察院、监狱执行机关三部门环环相扣，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缺一不可的关系，决定了在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在司法和执法中发生重大情况的相互沟通，在刑事审判、检察监督、监狱执法中突出问题的协商解决的重要性。

但在现实中实际的情况却是各部门在减刑假释工作中相互之间互通互动很少，监狱完全掌握罪犯减刑、假释的提请权，虽然我国法律也规定了一系列的减刑假释法律条文，但是都属于原则性条款，在实践中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造成人民法院在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的过程中工作陷入被动，法院除了审查一些比较原则性的法律规定外，决定减刑假释的其他标准就被动地听从于监管部门。

而作为法律执行的监督部门，虽然检察院在各监狱都有驻监狱检察室，但是由于在我国刑事诉讼监督中受"重审判轻执行"、"重打击轻改造"传统思想影响使刑罚执行监督成为其薄弱环节。

正是由于法院、检察院、监狱机关长期以来沟通不畅带来了适用法律、工作方法不统一等诸多负面效应。

而且，当法院审判、检察院监督、监狱执法之间存在争议、分歧时没有很好的问题解决途径，从而容易造成减刑假释工作的被动和滞后，不能和当前的法制环境相适应。

（二）减刑假释案件审判职能不明晰。

我国刑法和法院组织法未明确减刑假释属于具体何种审判职能，亦未确定具体由法院哪个部门行使，所以全国法院做法不一，有的隶属于审判监督庭、有的隶属于刑事审判庭，但基本上都将此职能附属于某一具体审判业务部门行使。

从现实情况看，无论将其职能设置于哪个部门，都是单纯的将减刑假释案件附属于某一部门，都存在与该部门司法规律和工作机制不相适应之处。

关于当前我国减刑制度司法实践的反思和探讨(1)[提要]减刑是一项重要的刑罚执行制度，它具有调动和促进罪犯积极改造的作用，同时也有利于监狱人民警察不断提高执法水平，减刑还有利于稳定监管改造秩序。

本文在论述减刑制度重要意义的基础上，分析了近年来我国减刑工作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革和完善减刑制度的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认识减刑制度的重要意义减刑制度作为我国刑罚执行机关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刑罚执行制度，是监狱机关刑罚执行工作的重要环节，在改造罪犯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监狱机关的管理人员应自觉认识减刑的重要意义，增强做好减刑工作的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减刑的行刑功能，通过正确地执行减刑制度，做到严格公正的执法，调动罪犯的改造罪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的多方面和多层次的物质和精神需要中，最普遍和最基本的心理需要和愿望是缩短刑期。

这种心理状态，决定了调节罪犯改造态度，促其积极自觉改造和自力救助的有效手段之一，就在于调节其刑期的长短。

改造罪犯的工作不是单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刑罚执行机关要通过各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对罪犯做改造工作，另一方面，罪犯也必须主动接受改造。

只有这两个方面紧密结合起来，才能达到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的目的。

对于真诚悔改并达到法律规定程度的罪犯适当减刑，有利于鞭策其自律自励、激扬其努力改造的内在力量；同时，由于减刑与否，悉取决于罪犯的改造优劣，有利于向罪犯昭示改造优劣与刑期奖罚的因果性对应关系，把罪犯要求缩短刑期的心理需要引导、转变为积极改造的内在压力和动力，外化为真诚接受改造和罪犯入监服刑改造固然是罪有应得，但是，正如上述所言，从罪犯的心理来看，他们总是希望服刑的时间越短越好，渴望能够早些离开监狱，虽然这种想法有悖现实，却也是可以理解的。

服刑时间的缩短和尽早回归社会如果仅仅是一种愿望，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争取实现这一愿望。

减刑的规定为罪犯实现这样的愿望提供了可能性，而将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则需要以罪犯自身的改造程度为基础。

我国减刑、假释制度浅析与构想摘要：《刑法修正案（八）》及减刑假释司法解释的修改最新趋势，对我国假释制度改革创新提出了新的构想。

为了正确处理减刑、假释案件，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1月17日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新规定），相比之下，1997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刑、假释适用法律的具体规定》的内容，新规定在减刑、假释制度完善方面有很大的改变，但中国目前的减刑、假释制度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新规定还有些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改进的未来。

关键词：减刑假释完善制度一、现状与新发展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的颁布和实施，其中对包括暴力犯罪和严重危害社会犯罪等罪犯的刑事假释、减刑进行了严格限制和规定，这是和国家规定的基本法律形式、刑事政策、基本原则以及“宽严相济”的理念在整个减刑、假释制度相适应的。

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以及精神，中国目前的减刑、假释制度必须进行一次重大变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1]于2012年1月17日公布，相比较于最高人民法院在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情况[2]，新规定的刑事政策与“宽严相济”的政策理念、《刑法修正案（八）》的精神与理念相一致，在旧规则的基础上，从两个方面即实体方面和程序方面，对我国减刑、假释制度进一步完善。

但中国当前的减刑、假释制度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新规定还有些不足之处，需要在未来进一步改进。

二、关于我国减刑、假释制度的两点建议（一）建立减刑、假释严格审查制度建立一个综合评价系统、全面审查制度是减刑、假释工作的迫切需要。

通常情况下在人民法院在处理减刑、假释案件时，主要是根据行政机关的考察分数作为考虑罪犯有悔改表现以及悔改程度和提起减刑、假释条件，也就是说，执行机关是根据改造罪犯的需要和预期，将各种评价因素分数化，评价标准变得僵硬化，并将此结果作为提起减刑、假释的重要依据和条件，虽然这种处理方法与相应的减刑、假释持有的理念并不相悖，但问题在于人民法院减刑假释工作和执法机关改造罪犯的工作执行情况是不同的，在关注犯罪监狱改革的同时，也要考虑其他的对于刑罚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

对假释制度的一点思考 Company Document number：WUUT-WUUY-WBBGB-BWYTT-1982GT对我国假释制度的一点思考假释制度和减刑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刑罚执行制度，是对罪犯管理和教育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在改造罪犯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随着法制建设的发展，随着我国行刑机制与国际行刑制度的逐步合规，扩大假释的适用对象和条件理应成为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选择。

但是，目前我国的假释制度尚不完善，现状也不尽如人意，为此本人就此谈一点个人的浅显思考，供同志们参考。

一、假释的功能1、有利于促进罪犯改造，维护监狱安全。

《刑法》第81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执行原判刑期的1/2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执行原判刑期十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

可见，假释制度的核心在于建立一套促进罪犯认罪、悔罪，自觉接受改造、接受教育，维护监狱安全稳定，防止其重新犯罪的机制。

假释制度的适用为罪犯提前出狱提供了机会，促使罪犯主动承担起改恶从善的责任，为达目标而检点个人行为。

虽然这是功利主义趋利弊害使然，似有动机不纯之嫌，但是客观上它迫使罪犯先从行为表现开始，积极配合监狱的教育改造措施，从被迫改造到逐步自觉自愿接受监规纪律的约束，接受监狱的管理和教育。

俗话说：“假做真时，假亦真；真做假时，真亦假。

”一个行为做的久了，哪怕它是假的、装的，后来它也变真了。

2、有利于提高监狱机关的执法水平。

根据《刑法》第81条的规定，假释只适用于“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

其与根据《刑法》第七十八条规定的“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确有悔改表现或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的减刑制度相比：减刑制度注重的是罪犯在服刑期间的表现，至于罪犯在刑满释放后的思想变化和行为表现，减刑制度并不关注。

因而，这就极易导致这样一个结果，即监狱机关为保证监狱的安全稳定，考虑较多的是罪犯的狱内表现，换句话说，只要罪犯在狱内表现良好，就可以获得减刑，至于罪犯在刑满释放后的思想变化和行为表现则不会投入更多关注，尤其是当前社会对监狱的执法要求更高更严的形势下，监狱机关考虑更多的是防止出现罪犯暴狱、脱逃、行凶、非正常死亡等监管改造事故，导致实践中出现扩大减刑面来调动罪犯遵规守纪的积极性，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改造积极性。

减刑制度的辩证现状及完善建议分析论文（共6篇）第1篇：现行减刑制度的辩证分析一、减刑制度在刑罚执行中的积极作用一是激励罪犯积极改造。

减刑制度在犯罪分子确有悔改表现或者立功表现时，减轻其原判刑罚。

在监狱对罪犯的改造执法活动中，罪犯虽是被改造对象，被动接受监管。

但是，罪犯自身主动性却不容忽视，减刑制度利用罪犯希望早日获得自由的心理，充分调动了罪犯参与改造的积极性。

二是调节刑罚。

罪犯被剥夺自由以后，通过监狱的改造和对自身犯罪行为反思，人身危险性、社会危害性降低，再次对其行为进行法律评价，符合刑罚特殊预防目的和行刑个别化要求，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是刑法的基本原则。

三是节省行刑资源。

减刑符合行刑经济性的要求。

监禁刑行刑，需要国家直接或者间接支付大量资金，投入数量可观的人力、物力等，开支巨大。

罪犯在符合一定条件时及早出狱，有利于提高监舍利用率，发挥监狱的更大功能。

二、减刑制度适用中存在问题（一）减刑制度的立法过于简单我国《刑法》第78、79、80条是我国减刑制度基本的法律依据，规定较为简单。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已经五次通过司法解释对减刑制度作了进一步的规定，但仍存在一定的概括性、主观性，不便于实践中的操作。

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审判机关和监狱管理机关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了各自的实施细则、意见或者通过联席会议就相关问题达成一致，指导具体司法活动。

各地相关规定不一，减刑标准、幅度、间隔时间、频率差异较大，导致行刑不公，损害了司法公信力。

自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至今，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是第五次针对减刑、假释案件作出专门司法解释，各地方自己制定实施细则，更是频繁更改。

法规制度的频繁更改、更替冲击罪犯思想，影响罪犯改造的积极性，与法律稳定性、可预期性相违背。

（二）缺乏必要的减刑后制约制度现行减刑制度采取了简单缩短刑期方式，立法上未规定考验期或减刑撤销制度。

在司法实践中，罪犯经过一次或几次减刑后，剩余刑期内不能再减刑时，罪犯就放松对自我要求，不再严格遵守监狱的规定，出现挑战监狱监管改造的心理。

假释制度的问题及策略思索假释是指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了一定的实践的刑罚之后,如果认真遵守监狱规章,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司法机关将其附条件地予以释放地一种刑罚执行制度。

一、我国假释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弊端对那些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依法适用假释,通过社会予以矫正,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改造需要矫正的罪犯,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提高行刑效率,有效缓解监狱的拥挤率。

但是我国假释的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些弊端,主要表现在于两点:(一)假释的适用率低我国近年来假释率基本在%至3%之间浮动。

比较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近年来的假释适用率一般都在30%以上,差距相当巨大。

横向比较,我国存在着明显的重减刑轻假释的趋向,每年减刑率基本都在20%以上,是假释率的10倍左右。

这种畸低的假释适用率,从我国社会存在的对假释制度的认知情况来看,却是由来已久而且根深蒂固的。

(二)假释机制运作不畅在我国,假释审批权由人民法院行使,行刑机关只能提出建议,这样虽然有利于遏制腐败,保证假释公正,但同时也意味着牺牲效率。

一方面,由于法院刑事审判任务繁重,审判人员严重不足,难以及时审查;另一方面,由于法院不了解罪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的表现情况,仅根据行刑机关提供的书面材料难以对罪犯的一贯思想和改造表现作出准确的判断,因此造成法院对假释裁定周期过长。

有时会出现在犯人表现好时得不到假释,准予假释时,又表现不好了,甚至出现宣布裁定之日亦即罪犯刑满释放之时的非正常现象,由于假释审批周期长,使一些罪犯不仅没有得到假释,反而失去了报请减刑的机会,给改造工作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假释适用过少,一方面造成监狱人满为患。

有相当一部分符合刑法规定的假释条件,由于假释工作开展不力,致使其滞留狱中,成了监狱的一个沉重负担。

另一方面,假释适用过少也不利于罪犯回归社会。

对符合条件的罪犯适用假释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减少监禁刑对罪犯的不良影响,使其尽早、尽多地接触社会,更好地获得适应社会的能力。

完善减刑假释工作程序的实践与思考减刑、假释工作是监狱执法的关键环节。

目前，各地监狱普遍通过对罪犯实行计分考核、给予行政奖励，进而以罪犯所获得的行政奖励为“事实依据”办理呈报减刑、假释。

人民法院也是以这些行政奖励作为办理减刑、假释工作时进行定性、定量分析的基础。

据不完全统计，罪犯因“确有悔改表现”而获得减刑、假释的比例占到减刑、假释总量的99%以上。

由于人民法院对于监狱的减刑假释人数，按押犯比例作了限制，这样在客观上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犯人要远远多于每次实际核准的人数。

如何确定减刑、假释对象又成为了减刑、假释工作中突出问题。

在这一环节上，由于法律没有进行严格界定，给实际工作留下了随意操作的空间，甚至监狱严格按照集体研究，逐级审批来确定减刑名单，仍不能完全避免罪犯及其家属乃至社会的误解和猜疑。

为了规范执法行为，严密执法程序，堵塞漏洞，增强减刑、假释工作严肃性、科学性和实效性，安徽省巢湖监狱于2004年初，建立实行了以“罪犯行政奖励排行榜”为标志的一系列制度，经过试点、总结、修改、完善，目前这些制度已基本配套成型，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主要做法一是实行“罪犯减刑、假释个人申报制度”。

省监狱管理局制定的《罪犯计分考核考核奖惩办法》详细规定了对罪犯行政奖励的种类和标准，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执行实施细则》中明确规定了罪犯减刑的间隔时间、所需行政奖励数以及相应幅度等。

监狱实行的“罪犯减刑、假释个人申报制度”则要求凡是具备减刑、假释条件的罪犯，在监狱研究提请减刑、假释之前，一律由本人填写《减刑(假释)个人申报表》，内容包括：罪犯个人基本情况，入监时间，减刑情况，剩余刑期，本次减刑累计获得行政奖励情况，申报减刑的幅度等等。

不提出申报的罪犯，本次减刑视为放弃，不列入监狱研究的范围，但其所获行政奖励继续有效，可在今后的减刑中使用。

这样在“减不减刑，什么时候减刑”的问题上，增加了罪犯本人的参与性，落实了罪犯的知情权，使罪犯的合法权益得到了有效保障。

我国减刑、假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减刑、假释整个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调动罪犯改造积极性,提高改造质量,帮助罪犯回归社会,减少重新犯罪,稳定改造秩序,促进监所安全,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但是由于减刑、假释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以及具体办理减刑、假释案件过程中的人为因素导致了减刑假释存在严重的问题,不利于刑罚的执行、刑罚目的的实现,降低刑罚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权威性。

因此,分析减刑、假释制度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具有现实意义。

一、我国减刑、假释制度现状分析1.减刑、假释的法律规定根据法律规定,减刑、假释的实质条件是:罪犯“确有悔罪表现”。

该规定属于规范性表述,需要法官的价值判断,具有不确定性。

另外,“悔罪”属于罪犯的思想问题,难以通过客观表现来判断,可能会出现虽然表面认罪伏法,但内心却不认罪的“口服心不服”的情况。

在实践中,为了克服“悔罪”的认定难问题,采用“百分考核制度”对减刑条件进行量化。

1990年司法部就制定实施了《关于计分考核奖罚罪犯的规定》,把罪犯思想改造与劳动改造作为计分考核的两大内容,以尽量公正地反映罪犯的服刑表现。

但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易被他人真实地把握,并且思想改造不易量化。

罪犯的生产劳动成绩好并不等同于其“确有悔改表现”。

所以,在行刑实践中采用量化考核分数的方式来对罪犯思想进行评估是不准确的、不科学的。

其次,法律规定了假释适用的对象为:已经执行了一段刑期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罪犯,并且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适用假释。

这样对假释对象的规定显然过严,忽视了刑罚的教育改造功能和受刑人人身危险性的差异,不利于促进罪犯积极改造。

另外,所犯罪行较轻,被判处拘役的罪犯,没有纳入法定假释对象,不能体现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原则。

2.减刑、假释案件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采用书面审理方式,审判机关、刑罚执行机关、检察机关、罪犯没有见面陈述的机会,审理过程缺乏透明度。

《减刑、假释程序完善研究》篇一一、引言减刑和假释是刑罚执行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其对于提高司法公正、促进罪犯改造和回归社会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然而，在现实执行过程中，由于程序设置的不完善，往往导致减刑、假释的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甚至出现权力滥用和司法不公的现象。

因此，对减刑、假释程序进行完善研究，对于保障司法公正、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二、当前减刑、假释程序存在的问题1. 程序不透明：当前的减刑、假释程序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相关决策过程往往在内部进行，没有充分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2. 监督机制不健全：减刑、假释的决策过程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容易出现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

3. 法律制度不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对于减刑、假释的条件、程序、审批等方面规定不够明确，导致实际操作中存在诸多漏洞。

三、减刑、假释程序完善的必要性1. 提高司法公正：完善减刑、假释程序，能够使决策过程更加公开、透明，接受公众的监督，从而提高司法公正。

2. 促进罪犯改造：完善的程序能够更好地激励罪犯积极改造，提高其重新融入社会的可能性。

3. 维护社会稳定：通过完善减刑、假释程序，能够更好地保障社会秩序，减少因司法不公引发的社会矛盾。

四、减刑、假释程序完善的建议1. 公开透明原则：所有减刑、假释的决策过程都应公开透明，接受公众的监督。

可以通过建立专门的网站或平台，及时公布相关信息。

2. 强化监督机制：建立独立的监督机构，对减刑、假释的决策过程进行监督，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的发生。

3. 完善法律制度：明确减刑、假释的条件、程序、审批等方面的规定，确保实际操作有法可依。

4. 引入第三方评估：在减刑、假释的决策过程中，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罪犯的改造情况进行评估，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5. 完善审批程序：审批过程中应充分考虑罪犯的改造表现、社会影响等因素，确保审批结果的公正性和合理性。

五、结论完善减刑、假释程序是提高司法公正、促进罪犯改造和回归社会的重要举措。

我国减刑假释制度的思考关键词减刑假释刑罚一、我国减刑、假释制度存在的问题我国刑法规定的减刑、假释制度存在明显的缺陷，严重制约了减刑、假释作用的发挥。

（一）减刑、假释同质化减刑、假释两种刑罚执行制度功能类似，同质化现象严重，两种制度并行毫无必要。

1.减刑、假释的适用对象基本相同。

减刑的适用对象是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人;假释的适用对象是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人。

减刑的适用对象包括管制和拘役，其适用范围要广一些，但实际上二者的适用对象并无多大区别。

管制和拘役由于种种原因，极少适用，其适用率很低。

对少量被判处管制和拘役的犯罪人，虽然可以适用减刑，但实际上除非具有某种特殊情况，一般是不会被减刑的。

对被判处管制、拘役的犯罪人，予以减刑仅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

2.减刑、假释适用的实质条件相似。

减刑只要有悔改表现即可适用。

当然立功也可以减刑，但犯罪人立功的毕竟数量较少，不具有普遍性。

法律对假释条件要求较高，除确有悔改表现外，还要求没有再犯罪的危险，但实践中确定是否没有再犯罪的危险也主要依据服刑期间的表现，并没有另外的特别标准。

3.减刑、假释要求的实际服刑期相似。

减刑后的实际服刑期，判处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判处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13年。

假释对实际服刑期的要求与之相同。

虽然刑法对减刑、假释还有一些特别规定，如原判死缓又限制减刑的，但这些情况毕竟较少，缺乏普遍性。

4.减刑、假释的区别化规定，形同虚设。

（1）刑法对被判限制减刑的死缓犯罪人，实际执行的刑期规定得很高。

但是限制减刑的规定并不影响假释的适用。

刑法对被判限制减刑的死缓犯罪人的严厉规定，可通过假释而规避。

（2）刑法规定对累犯以及故意杀人等严重暴力性犯罪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人，不得假释。

刑法对这些犯罪人并未规定不能减刑，不得假释的规定，可以通过减刑而规避。

5.减刑和假释的适用程序相同。

刑法对减刑和假释规定了完全相同的提请和审理程序。

论我国假释制度范文我国的假释制度是指对已经服刑一段时间的罪犯，根据其表现和改造情况，决定是否准许其在刑期届满前提前获得自由的一种制度。

这一制度在保护被判刑人权益，推动其改造和再教育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我国的假释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争议，需要我们思考和改进。

首先，我国假释制度在保护罪犯个人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每个人不论其犯罪与否都应得到基本的人权保护。

假释制度的实施可以减少错误定罪和刑罚过重的风险，避免罪犯因长期服刑而受到心理上和身体上的伤害。

同时，假释也为罪犯提供了进行改造和重新融入社会的机会，增加了其自救自强的可能性，对于罪犯的人格塑造和社会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其次，假释制度有助于节约社会资源和提高刑罚执行效果。

通过假释制度，一部分犯罪分子可以提前融入社会，减轻了监狱系统的压力。

这不仅可以降低刑罚执行成本，还可以节约社会资源，让社会更加关注于犯罪预防和治安维稳等方面的工作。

同时，假释制度也促使罪犯在刑罚执行过程中时刻关注自身行为和改造，提高了刑罚执行效果，达到了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目的。

然而，我国假释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争议。

首先是假释授权的标准过于模糊和主观。

目前，判断罪犯是否准予假释主要依据其“表现和改造情况”，这个标准过于主观，容易导致差异性和不公正性。

需要建立更加科学和客观的评估指标和量化标准，让假释决定更加符合法治原则和公平正义。

其次是假释制度在回归社会过程中的监管和帮助不够充分。

在刑罚执行阶段，假释系统应提供全面、周到的监管和帮助机制，深入了解罪犯在社会中的融合情况，以及可能面临的困境，给予适当的援助和支持，降低回归社会带来的二次伤害。

同时，对于假释人员的定期跟踪、监督和辅导也极其重要，以确保其能够顺利回归社会、融入社会，增加假释制度的可操作性和效果。

综合来看，我国的假释制度在保护罪犯个人权益、提高刑罚执行效果和节约社会资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解决我国减刑制度中存在问题的建议
（一）大力推进政法体制改革，赋予行刑机关以减刑权
我国目前实行的减刑权归审判机关所有的做法非但不合法
理也在司法实践中给行刑工作造成了许多困难，只有理顺减刑权的归属，将之赋予刑罚执行机关，才会使减刑制度顺应立法本义，在实际工作中达到最大的司法效益。

行刑权的改革涉及国家权力的再分配，应纳入司法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范畴。

（二）借鉴国外有益做法，创立新型减刑制度
在《刑事执行法》中要明确规定，减刑应按月进行自刑事
判决生效之日起，罪犯只要遵守监规，认真接受劳动改造和教育改造，没有因违反监规而受到处罚，即有资格获得当次减刑，减刑幅度由法律根据刑期长短确定。

按照这种设想，第一，罪犯获得减刑的条件简单、明了，更有益于实际操作。

减刑活动就发生罪犯身边，不再神不可测，也有利于调动他。

们接受改造的积极性，保护其合法权益。

第二，每名收押罪犯都有获得减刑的可能，关键在于自身的努力，减刑也不再有比例限制，保证了减刑的公平性。

第三，减刑活动实现了经常化，这有利于使罪犯的改造积极性长期保持在被激励的状态之下，同时也可以有效避免减刑后罪犯改造表现回落的弊病。

对于有重大立功等非常突出改造表现的罪犯，还应当规定“特别减刑”，特事特办。

（三）确定统一明确的具体适用办法，减少政策变更。

减刑作为一项司法工作，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应该时刻保持
司法权威性和统一性，制定出台统一的实施细则，就避免了各个省，省内不同地区，法院、检察院、监狱三个部门之间对于减刑具体适用的条件和解释都存在不同的说法的现象，罪犯对于政策的把握与认知也更加清晰，更有利于其积极的服刑改造，对于减刑这项司法工作严肃性的敬畏感也会不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