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卞之琳作品风格转变原因的研究

浅析卞之琳诗歌的智性特征2010-09-14 10:29:59[摘要]：在“五四”以来的诗人中，卞之琳的作品数量不多,算不上大家。

但他的诗少而精，名篇颇多，影响颇深，可说是一名家。

他的诗创作、诗论和译诗，对于中国现代诗坛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卞之琳是一个冷峻的沉思者，他极力避免感情的倾泄而追求智慧的凝聚，诗中充满着哲理和智性。

[关键词]：卞之琳诗歌，现代主义，智性化，哲理化卞之琳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诗坛，这时正是现代派诗兴起和鼎盛的时期。

在中国新诗史上，现代派是一股追求“纯诗”的文艺思潮，是20世纪30年代前期逐步形成，至中期臻于鼎盛的一个新诗流派。

卞之琳受到现代派之前的新月派的影响，但他更醉心于法国象征派，并且善于从中国古典诗词中汲取营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西方象征派诗本身就带着一种哲学思考作为它们创作的理论基础，由象征派开始的西方现代主义诗潮是同诗的智性化过程分不开的。

但哲学的说理并不是真正的诗，哲学的智性必须转化为诗才是真正的智性诗，这是现代主义诗潮的一个重要的品格。

出于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偏爱，和不喜公开自己感情而对感情内敛的个性，卞之琳在诗创作上进行了新的思考和智慧的探索。

一在智性的沉思中描绘宇宙人生卞之琳是一个冷峻的沉思者，他极力避免感情的倾泄，而追求智慧的凝聚。

1 小景物中体现大哲学《断章》是一首历来为人称道的奇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初看似一幅写意画，人己浑同、物我合一，似寄托着奇妙的爱情；再读渐有悲哀的意味，人生不过是相互装饰；进一步思索又似有一种相对、平衡观念支撑：人可以看风景，也可以成为风景，主体变客体；可以被明月装饰窗子，也可以反去装饰别人的梦境。

宇宙万物原本互相依存，息息相连。

语义清明，读来明白如话，但细细推敲，又觉得意蕴深刻，整体蕴含却见仁见智。

《断章》不“断”，它充分发挥了现代艺术的意象叠加与电影蒙太奇手法的艺术功能，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

卞之琳诗歌的传统文化因素摘要：作为现代诗人的卞之琳，其诗歌创作一度被认为过度借鉴西方西方现代派诗歌创作特色，大量运用象征手法，导致其诗风艰难，晦涩。

然而当我们仔细鉴赏和分析卞之琳的诗歌过后，会发现其诗风更倾向于朦胧，含蓄，其特色也更多的是接近于中国古典诗词艺术特色。

是对中国传统人文资源的利用和吸收。

其诗歌的意象的选取，意境的营造以及表达的情感认知，都深受古典诗词以及传统人文精神的影响。

关键词：卞诗古典诗词传统精神卞之琳是我国现当代著名的诗人，早年曾师从于徐志摩，闻一多，同时也受到了艾略特等英美现代派诗人的影响，其诗歌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现代派的痕迹，但卞之琳诗最终摆脱西方现代派诗歌晦涩的命运，就得益于他对我国古典诗词的借鉴以及对传统精神文化的吸收，“化古”成就了他独树一帜的诗歌风格。

在卞之琳诗歌中对传统人文资源的吸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借鉴于我国古典诗词。

其诗意象的选用，意境的营造，甚而一些字句都与我国古典诗词有密切的关系。

二，深受传统人文精神的影响。

道家的哲学思想，儒家的士大夫精神以及佛学的“禅”都对卞之琳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对古典诗词的借鉴从整体诗风来看，卞之琳的诗是含蓄的。

每读完他的诗歌总会给人无限的遐想，给读者留下思考的空间。

他情感的流露不是直白的、赤裸裸的和盘托出，而是力图将情感情绪寄托在客观的形象上，以客观来暗示主观，寻求主客体之间的对流和融合。

因此他常将客观事物与主观情感结合起来，形成一连串的意象，然而卞之琳所抒发的情感总是在这些意象中躲躲闪闪、藏而不露，就自然的定格了一种朦胧的风格。

卞之琳这种诗风的形成，和他那丰厚的古典诗词文化底蕴有关，他自己也曾说过他酷爱古典诗词。

卞诗含蓄委婉的风格，则是从整体上对古诗词的把握和学习。

初读《断章》，我们会对那简单的诗句会心一笑，以为心领神会，但是反复阅读，仔细思考过后，就觉得越是觉得作者的思想是那样的不可捉摸。

短短的几行诗句，简单的意象，却跳跃着作者得千思万绪。

20世纪80-90年代卞之琳诗歌研究文献综述引言对于卞之琳诗歌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升温,90年代达到了一个高潮。

从研究角度来看,有针对某个诗集或诗作进行的深入具体的研究;有从格律、音韵、诗体、意象、语言策略、创作技巧、诗歌理论等角度进行的不同方向的研究;也有对卞之琳的综合研究和与其他诗人的比较研究等。

从研究的意义来看,80-90年代的大量研究文献中,不乏有极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如张曼仪的《卞之琳著译研究》、袁可嘉、杜运燮、巫宁主编的《卞之琳与诗艺术》、蓝棣之的《论卞之琳诗的脉络与潜在趋向》、李怡的《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和陈丙莹的《卞之琳评传》。

前人的研究成果,为近年来卞之琳诗作研究指明了方向。

一、角度的研究文献综述(一)针对某个诗集或诗作进行的深入具体的研究屠岸(1980)对《雕虫纪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指出卞早期诗作中的凭吊、忧思、彷徨、苦闷、激愤、开朗,以至喜悦都被一层沉思的面纱裹住了。

感情凝练到了冷隽的地步,也很注意炼字。

不仅如此,卞之琳对形式也很讲究,在格律上进行了汉语语音内在规律的探索。

黄维梁(1992)、王圣思(1994)、宋吉述(1995)、[日本]秋吉久纪夫(何少贤译)(1992)、费勇(1987)从不同角度赏析了卞之琳的几首诗,文章精巧,语言颇具特色,读来很有趣味。

(二)从格律音韵、语言特色、艺术特色、诗歌理论等角度进行的不同方向的研究陈本益(1996)从顿的构成,行和节的构成,两种基调等三个方面对卞之琳的“顿法”论做了评述,文章全面深入,最后提出了“两种基调”论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比较客观。

杜荣根(1987)总结出卞之琳早期诗歌在形式上“模仿有余而独创不足”,1934年开始转而从听觉上探索诗歌的格律奥妙。

他合理地改造了古典诗词中顿的安排,采用二字顿结尾使诗歌更适应现代汉语的朗读并富有节奏感。

他要求诗歌每一行顿数相同而字数可以有异。

王毅(1996)从社会现实对新诗的要求、新诗艺术律动和接受外来影响三个方面讨论了新诗戏剧化的产生。

从“非个人化”到“感觉”※——卞之琳对古典诗传统中“感觉”的再发现罗小凤内容提要：卞之琳深受艾略特“非个人化”理论的影响，而艾略特的“非个人化”其实是一种使“感情”化炼成“感觉”的方式和手段，目的在于表现与传达“感觉”而非“感情”。

卞之琳在诗歌实践中用“非个人化”的诗歌策略以传达诗的“感觉”，因而当他回望古典诗传统时，他以“感觉”重新阐释了“意境”、“境界”等古典诗学概念，是他对古典诗传统中“感觉”质素的再发现。

关键词：卞之琳 非个人化 感觉 古典诗传统卞之琳在翻译艾略特的诗学论文时，深受“非个人化”理论影响。

而艾略特的“非个人化”其实是一种使“感情”化炼成“感觉”的方式和手段，目的在于表现与传达“感觉”而非“感情”。

卞之琳在其诗歌作品中实践了“非个人化”的诗歌策略，用以传达诗的“感觉”。

当他以此诗歌经验回望古典诗传统，发现“感觉”正是其个人话语系统中“戏剧性处境”与“意境”之间具有相类性的联接点，以“感觉”重新阐释了“意境”、“境界”等古典诗学的重要概念，其实是对古典诗传统中“感觉”质素的重新发现，形成了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亦是他自身新诗建设经验的折射。

一 卞之琳与艾略特的非个人化理论1934年，卞之琳奉其师叶公超之命翻译了艾略特写于1917年的《传统与个人才能》 1，这篇论文不仅对1930年代的中国诗坛产生了重要而广泛的影响，对※ 本文系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930年代新诗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倾向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12YJC751057。

・136・从“非个人化”到“感觉”卞之琳个人的诗歌创作亦影响深远，他自己曾多次提及其作用：“我作为译者，即使在编纂这本译文集的当时，对于西方文学，个人兴趣也早从1932年翻译魏尔伦和象征主义转到1934年译T.S.艾略特论传统的文章，也可见其中的变化。

” 2“不仅多少影响了我自己在30年代的诗风，而且大致对三四十年代一部分较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新诗篇的产生起到过一定作用。

从卞之琳诗歌看现代抒情诗的发展摘要:卞之琳的诗歌受到中外文化的影响,其创作直接继承新月派,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

考察其诗歌结构,可以看出卞之琳努力推进新诗格律化,在结构上运用相对主义手法,并且存在戏剧化倾向,大大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发展。

这一系列特点也反映了中国现代抒情诗结构的特点及发展演变。

关键词:卞之琳;新诗结构;格律化;相对主义;戏剧化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2)-08-0181-03一、当前卞之琳作品研究现状卞之琳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诗人和翻译家,也是散文作家,其作品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不小的影响。

国内学者对卞之琳作品的研究经历了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的空白期,最终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间蓬勃发展起来。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学界对卞之琳的研究从宏观探讨转向微观分析,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

而研究方向则主要集中于卞之琳的诗歌创作、诗歌翻译和理论研究三个方面,其中诗歌创作的研究无疑是最重要的,也是成果最辉煌的。

通过对卞之琳诗歌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新诗结构的特点以及发展历程。

当代对卞之琳诗歌创作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张曼仪女士,其历时八年,与1989年出版的《卞之琳著译研究》可以算作是第一本对卞之琳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

该书主要是评价卞之琳的创作和翻译,除了评论之外,还引用了丰富的史料,让后人看到了诗人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

除了评述之外,张曼仪针对国内存在争议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在流派归属上,张认为卞之琳是出于“新月”而入于现代,这种观点已经被诸多后世学者所接受。

更可贵的是,对卞之琳的作品,张曼仪并不是一味赞美,而是有所赞赏,有所批评,对其局限性也有深刻的分析。

因为采用了史论结合、比较研究的方式,这本著作的结论相当有说服力。

其后出版的影响较大的卞之琳研究的专著有三本:陈丙莹:《卞之琳评传》(1998年,重庆出版社)、江弱水《卞之琳诗艺研究》(2000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刘祥安:《卞之琳:在混乱中寻求秩序》(2006年,文津出版社)。

卞之琳早期诗歌中抒情主体的泛化蔡玉辉【摘要】卞之琳早期诗歌中的抒情主体呈泛化特征.抒情主体的泛化是西方现代派诗歌及其理论东渐的结果,是中国新诗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主体的泛化浸润着诗人含蓄内敛的性情旨趣,寄寓着主体多元的诗学指归,包孕着兼收“古”“欧”诗歌精华、承继更新诗学传统的艺术追求,承载着新诗创作平民化、大众化和多重文化身份构建的价值诉求,蕴涵着“一”“多”共存互生的哲学观念和模糊朦胧的美学理念,其内涵丰富而深邃,对中国新诗贡献巨大.【期刊名称】《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2(040)005【总页数】7页(P591-597)【关键词】卞之琳;早期诗歌;抒情主体;泛化【作者】蔡玉辉【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芜湖241003【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7.2“一般来说，诗不论长短，长如史诗或短如俳句，也不论体裁，叙事诗或抒情诗，其中总有一个或隐或显的‘我’。

这个‘我’寄托着诗人的理想与追求，浸润着诗人的情感与旨趣，承载着诗人的观念与风格，是诗人诗心、诗性、诗趣的具体体现”。

[1]96-101“我”作为抒情主体，既是作者抒情的角度，审美观照的门户，也是读者解读的焦点，解开诗心的锁钥，读者借此与作者一起携手进入艺术美的殿堂。

但是，被认为体现卞之琳创作最高成就的早期诗歌中的“我”却颇为复杂，“极大多数诗里的‘我’也可以和‘你’或‘他’(‘她’)互换”[2]3。

把捉“我”对读者来说有一种猜“谜”的感觉，这使得颇具“解心”的批评家刘西渭(李健吾)遭遇尴尬，像朱自清、闻一多这样介乎作家、学者之间的“通人”也不能完全把握其主旨，即使到现在也有评论家认为“至今仍然是一个困难课题”[3]55。

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我”的换位乃至泛化模糊了读者的视野，造成大量的歧义甚至误读。

笔者认为，早期卞诗中抒情主体的泛化不单单是一种创作方法的运用，也与诗人的主导性格密切相关，是中、西诗歌传统优化的结果，标志着新诗创作的成熟，具有多重意义。

刊《星星▪诗歌理论》２０１３年５期论卞之琳诗歌“化古化欧”之得失夏吟关键词：卞之琳化古化欧戏剧性叙事象征主义晦涩摘要：卞之琳诗歌有“化古化欧”中西融合的特点，本文对卞之琳的诗进行阅读比较，分析卞之琳诗歌在“化古化欧”上的得失，认为卞之琳的诗在吸收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和西方现代派诗的戏剧性叙事手法上有较高成就，而在运用典故和模仿西方象征主义诗时却常造成诗的晦涩难懂。

卞之琳的诗被认为是“化古化欧”多层面融合了中国古典诗歌和西方现代派艺术传统。

他的诗有的耐读且传播广，有的却被公认为晦涩难懂，包括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家李健吾、朱自清、闻一多等对卞之琳诗的解读，也被他本人认为是“误读”或“全错”。

卞之琳晦涩难懂的诗在“化古化欧”上做得不到位，“化古”未化开给他的少数诗造成了东方的晦涩，化“欧”未化开给他的少数诗造成了西方的晦涩，更有少数诗有着“东方”和“西方”的双重晦涩，造成阅读上的困难、解读上的错误和传播上的狭窄。

一、化古：《断章》、《距离的组织》、《投》的阅读比较卞之琳写于1935年的《断章》，卞之琳自己说：我的意思也是着重在“相对”上。

[1]写于1935年的《距离的组织》，他自己注解到：“这首诗‘涉及时空的相对关系’、‘实体与表象的相对关系’、‘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的相对关系’、‘存在与觉识的关系’”[2]可见，这两首诗题材都涉及“时空意识”和“相对观念”，又都使用了蒙太奇手法。

但仅有四句的《断章》却得到普遍认可和较好传播，而《距离的组织》却被公认为“晦涩难懂”的诗。

《断章》是两幅澄明画面的组合：“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如诗人余光中所说：寥寥四句，是一首耐人寻味的哲理妙品。

……这首诗前两行在写景，后两行由实入虚，写景兼而抒情。

[3]《断章》以审美主客体的相互交换，“你”和“风景”互换，“你”和“明月”互换，“窗子”和“梦”互换，让人很快进入了发散性顿悟思维空间。

浅析卞之琳《慰劳信集》诗歌独特风格作者：张星南来源：《名作欣赏·评论版》 2017年第10期摘要：卞之琳的《慰劳信集》发表的时间是1938年，也正是抗战最风起云涌的初期。

在时代的号召下，诗人们写下了大量热爱祖国、抗争侵略的诗歌。

但《慰劳信集》却始终和大众印象里的战歌不同，有着迥然于战歌的风格特点。

本文拟以这一点对《慰劳信集》做出浅析，以求挖掘其中的独特价值。

关键词：抗战诗歌卞之琳《慰劳信集》风格如果说文学创作有规律可循的话，我认为至少有一点的确是如此的，那就是创作者的风格分类。

风格就像人一般，总有外向的和内向的。

面对同样的事情，外向的作者容易激动，靠着奔涌的情绪即可一气呵成；而内向的作者则容易陷入思考，尽管他也有情绪，但他总不愿意在作品中呐喊大叫，他要你一点点读，一点点思量。

中国的文人总是如此，而卞之琳无疑属于静的那一类。

1937至1939年间，他的反映时代的崭新诗集《慰劳信集》也恰恰体现了这一点，和同时期很多其他诗人的诗形成了迥异鲜明的对比。

正如袁可嘉所说，这些诗是一种“新型的政治诗”，与“时代的喇叭手”有些不同。

那这种“新型”的风格究竟新在哪里呢？下面笔者结合具体诗歌进行浅析。

一、仍然存在的大思考抗战之前的几年时间里，卞之琳诗歌中蕴含的知性已经越来越明显，《圆宝盒》《白螺壳》等无一不渗透着理智的思辨。

他的诗歌总能通过一些小的生活现象来折射出富有哲思的思考。

到了抗战时期，广大的诗人们纷纷响应时代的号召，迸发出喷薄的创作激情。

最初也是最为有名的是田间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田间的这首诗铿锵有力，以激昂奋进的姿态鼓舞着人们为祖国而战。

再如穆木天的：“今日我看见一片血腥，/我见血腥里边藏着希望，/今日我虽看见人间牛马的呻吟，/但我看见在呻吟里存着刀枪。

”同样作为一首战歌，它呼喊着，激情地唤起我们心中奋勇杀敌、保卫国家的决心。

推动现代派诗歌由主情向主智
卞之琳推动现代派诗歌由主情向主智转变。

诗歌艺术特点:
1、不同与戴望舒的“主情”，从“主情”向“主智”转变。

不再追求主观抒情效果，追求一种理趣和智性之美。

《断章》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2.卞之琳自己说是阐释一个“相对”的观念:
人可以看风景，也可以成为风景--主体客体可以相互转换。

两节诗可说是四幅画面，既独立又相互关联，第一节通过“看”相关联，第二节通过“装饰”相关联。

桥、风景、楼上、窗子、梦等传统意象通过别出心裁的组合传达出一种哲学的玄思。

这首诗很符合余光中的诗学主张，用具象名词和具象动词来呈现意象。

寂寞
乡下小孩子怕寂寞，
枕头边养一只蝈蝈;
长大了在城里操劳，
他买了一个夜明表。

小时候他常常羡艳墓草做蝈蝈的家园;如今他死了三小时，
夜明表还不曾休止。

卞之琳，“汉园三诗人”之一，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拥有重要的地位。

于1929年入学北京大学，翻译了《传统与个人才能》，以及《魏尔伦》两篇论文。

这两篇论文对卞之琳的诗学理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而他创作生涯的前期又恰逢“新月派”的黄金时期，以至于卞之琳前期的诗学理论，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做是“新月派”、“现代派”、“汉园”之间的沟通的桥梁。

而1935年之后的卞之琳，便走上了告别新月诗派的浪漫主义之路，实现了自我诗学的蜕变。

一、西方文化影响下的诗歌意象卞之琳诗歌创作的第一阶段，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

在这段期间内，中国的文艺界开始对西方文学进行了大量的介绍、翻译以及评论。

而这段时期的卞之琳，同时在进行对西方文学和西方文艺理论进行翻译研究，随着翻译工作的不断进展，卞之琳对外来地文化观念自然也开始了加工再创作，尤其是以西方作品中的各种意象为主。

以《灯虫》为例：“……多少艘艨艟一起发，白帆蓬拜倒于风涛，英雄们求的金羊毛，终成了海伦的秀发。

赞美吧。

芸芸的醉仙……”这首诗中包括了数个古希腊神话中的知名意象。

如稀世珍宝的金羊毛，在古希腊神话中，许多英雄都为了得到金羊毛而死于非命。

海伦则是众神之王宙斯的女儿，她是世间最漂亮的女人，海伦与往死帕里斯的私奔则引发了著名的特洛伊战争。

《灯虫》中的另一部分：“小蠓虫在灯下纷坠，不甘淡如水，还要醉，而抛下露，养的青身。

”则引用于波德莱尔的《献给美的颂歌》一诗：“蜉蝣花了眼，朝你这蜡烛飞去，嘶地一声烧着，还说：火炬有福！”。

对两首诗进行品读后，不难发现，两首诗都隐晦地表达了，世人不应过分追逐凡尘中的美丽虚妄。

而在此基础上，卞之琳的诗则更偏向于对世人的劝诫。

诗歌中所引用的金羊毛也在更多的表达遗憾和批判，带有明显的中式教育的色彩。

除了《灯虫》，《白螺壳》也是卞之琳从西方文学中挖掘出的能够引起共鸣的经典意象。

《白螺壳》取材于瓦雷里的《人和螺壳》。

在《人和螺壳》序言中，瓦雷里自诩，人和螺壳的创作对他来说，就像一个过路人在海边捡起了一个鬼斧神工的贝壳，由此引出自己无限的想象。

卞之琳三十年代诗歌的艺术特色卞之琳作为一名十九世纪末中国著名的女诗人，她的诗歌受到广大读者的一致欢迎。

她的作品不仅在题材上极具社会时政色彩，在形式上也极具特色。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讨论卞之琳诗歌的特点：首先，分析她诗歌的抒情主题；其次，探讨她诗歌表达的艺术手法；最后，总结她诗歌独特的文学风格。

卞之琳诗歌的抒情主题以悲哀和温暖为主，深刻地反映了整个社会的愤怒、忧伤以及日渐消失的社会希望。

例如卞之琳的诗句“滚滚红尘似海潮般滔滔，不知何处得安身”（出自《大江南北》）反映了当时社会混乱的景象，强调人们对于安身立命、一跃而上的渴望。

此外，卞之琳诗歌运用了文学表达手法，充分展示了诗人创作的情感内涵。

他们把农民、革命斗争的曲折故事以及议论人生的深刻思想用令人震撼的叙述形式完美诠释，使文字既朴实又生动有趣。

例如，在《为革命歌颂》中：“激荡战国的波澜壮阔，一路英雄的脚步走；风云变幻的英雄前程，充满着生命的荣耀。

”这首诗歌用激烈的声调和意境，表达了时代中人们英勇斗争的精神。

最后，卞之琳诗歌独特的文学风格是其普遍接受的另一个特点。

她的诗主要采用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以及小令的形式，以简洁优美的语言打造出富有时代气息的内容，以及深刻有力的意境，而且在押韵和句法上拥有极高的效率和完整性。

例如，她的短篇诗《大江南北》：“滚滚红尘似海潮般滔滔，不知何处得安身”，充满着悲惨的意境，以及人们对生活的渴望。

综上所述，卞之琳的诗歌在题材、表达和文学风格上，有着独特而又深刻的特点，受到了众多读者的青睐。

她的诗歌体现了当时社会现实，展现了自己的个性，同时也反映出时代精神。

她以激烈而又细腻的语言表达了当时社会激烈斗争的精神，以及人们对生活的渴望，这使得她的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发展价值。

在瓦雷里影响下卞之琳诗歌的变构张逸飏【摘要】As we all know, French Symbolist poet Valery affected modem Chinese poet Bian Zhilin＇ s poetry writing , but for a long time, researchon their relationship was mostly plac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mpact of French Symbolism on Modem Chinese Poetry, and rarely with their text dialogue directly as two individuals . In fact, Bian Zhilin＇ s translation of Valery is an important way to accept his impact . Comparing the works of both of them , we can research the influence from Valery to Bian Zhilin＇ s poetry writing , including the poetry thought（＂crystalline＂attitude, intellectual character, meta-poetry consciousness ） , the art of poetry （＂image group＂ overlapping, the use of metrical verse style, attention to poetry art ） , and to make a more comprehensive expositionof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Bian Zhilin to Valery.%法国象征派诗人瓦雷里对中国现代诗人卞之琳诗歌创作的影响已为学界所共识,然而长期以来对二者影响关系的研究大多只是将二者置于法国象征主义对中国现代诗歌影响的大背景之下,而少有将二者作为个体使其直接进行文本对话的探讨。

自从卞之琳在!人民文学版《雕虫纪历》自序中谈到$“我总喜欢表达我国旧说的‘意境’或者西方所说‘戏剧性处境’，也可以说是倾向于小说化，典型化，非个人化，甚至偶尔用出了戏拟。

”%!&卞之琳的诗歌中广泛应用了小说化手法便逐渐成为大家的共识，讨论他的诗歌艺术，小说化手法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但是，其中一些重要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清楚的说明，使得“小说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很不清晰，本文将对此进行梳理，期望能对更好的理解“小说化”这一概念有所帮助。

首先必须说明的是，本文的讨论范围是卞之琳在!"’(年至!"’#年间创作的作品，其原因是卞之琳在《雕虫纪历》自序中谈小说化手法主要是针对这一阶段，卞之琳的主要代表作也基本集中于这个时期，而《慰劳信集》和解放后的作品涉及的问题十分复杂，是本文所难以涵盖的。

卞之琳在《雕虫纪历》自序和其他地方谈到他诗歌的“小说化”问题的时候，一般都是将它与“戏剧性处境”和“戏剧性对白”等词语并列使用。

从上一段的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小说化是一种表达方法，它要表达的是一种意境或者说是戏剧性处境，其特点是典型化、非个人化。

这里小说化与设置戏剧性处境似乎是等同的。

袁可嘉指出卞之琳对新诗的四大贡献之一就是新诗的戏剧化%)&，他所引用的卞之琳的原话也是这一段引文。

那么，小说化与戏剧化究竟是怎样的关系，二者是基本同一，还是有明显的区别呢*香港学者张曼仪认为，两者是基本同一的，“两者都是利用虚构的人物和情节，制造某一个程度上的艺术距离，以看似客观的物象表达诗人主观的感受。

”%’&只不过小说化是用叙述性的语言将戏剧性场景表述出来。

陈圣生在《卞之琳诗艺初探》中也说：“‘戏剧性处境’，甚至‘小说化’的手法，在卞诗中则几乎无所不在，已接近于普通抒情方式浑然不分的境界。

”“诗中的‘小说化’时常与‘戏剧化’差不多，如果读者稍多注意其中的人际关系和环境而略少留意它的动作性。

”不过，“卞诗的‘小说化’可以说是在‘戏剧性处境’上加强环境气氛的点染，尤其注意采纳现代小说的叙事技巧，从而提高了抒情诗的表现范围和深度”%+&。

卞之琳诗歌特色分析谈及30年代的现代派诗歌，我们自然会想起《现代》杂志诗人群，其成员包括戴望舒、施蛰存、李金发、何其芳等人。

此外还应该包括《水星》的主要诗人卞之琳、废名、李广田等人。

在这些现代派诗人中，卞之琳是不可忽视的一位。

卞之琳的特殊性在于，首先是其对现代派诗歌诗体建设的卓著贡献，其次是其对现代诗歌语言艺术形式刻意的和不懈的探索。

有人评价卞之琳说“由于将西方的和中国的传统的诗歌艺术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已成就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中国诗人之一”[1]。

但在后来现代派出现了分化，卞之琳倾向于“主知”一边，戴望舒则倾向于“主情”，值得注意的是，卞诗在30年代中后期以《在异国的警署》为界，其诗思与诗风大为转变，其诗歌有了“大我的寂寞”，注重于表现“大我”的主题，卞诗中对国家民族的深切关怀和对个人命运的独特感悟显得更深沉而又凝重。

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被王佐良先生称之为诗人艺术高峰期的最好作品《尺八》，因为这首诗不只是反映了当时现代人的思想与情绪，而且对于当下我们所面对的社会现实也具有相当重要的警示作用。

一、《尺八》创作背景至1935年，日本已强占了我国东三省，并意图侵占整个中国。

这一年卞之琳因工作需要东渡日本，在东京住了5个月。

然而，刚踏上日本土地，卞之琳便经历了一次令人不快的审问。

再有正值溥仪访日，卞之琳被盘查。

在极其愤慨的情况下，卞之琳写下了《在异国的警署》一诗。

异国的经历使卞之琳清醒的认识到国家“式微”的根源所在。

从这以后卞诗中更多地具有了对国家民族的深切关怀和对个人命运的独特感悟。

《尺八》的创作应该是基于这一诗思的，卞之琳说这首诗带着“对祖国式微的哀愁”[2]。

这对于我们理解这首诗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线索。

二、《尺八》分析“尺八”是一种类似箫的乐器，一种箫管，早在东汉时期，尺八的前身羌笛就已流传于民间，到了隋代和唐代，尺八成为宫廷中的主要乐器。

后经由当时日本的遣唐僧东传日本，保留至今，尺八其演奏技巧复杂，音色独特而有古味，音色苍凉辽阔，能表现空灵、恬静的意境。

卞之琳延安时期诗歌创作中的“奥顿风”作者：罗玲来源：《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05期摘要：1938年以后，卞之琳的诗风由“幽蓄深邃”转为“朴素明快”。

作为卞之琳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慰劳信集》虽以机智、幽默和现实主义风格著称，但在这部诗集中，无论是诗歌内容、诗体选择，还是语言词汇以及修辞手法的运用上，都可以看到“奥顿诗风”的痕迹。

关键词：轻松诗；十四行体；拟人化；奥顿式的比喻中图分类号： I10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6）05-0081-04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全国诗坛开始掀起了抗战诗潮。

在现实生活的强烈冲击下，诗人的良知和社会使命感得到觉醒。

在爱国主义情绪的激发下，诗人们开始用文艺去服务战争，表现战争。

卞之琳也一改过去“小处敏感，大处茫然”的艺术姿态，加入了抗日战争的大合唱。

“《慰劳信集》的写作，甚至成为诗歌…转向现实‟的经典范例。

从诗艺的角度看，《慰劳信集》的重要性不容低估”。

这本诗集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大转折时期诗歌审美趋向的转变[1]。

1938年8月，卞之琳同何其芳、沙汀及其夫人黄玉颀奔赴延安。

9月，在延安文艺界发起写“慰劳信”活动时，卞之琳为响应号召，用诗体写作了《慰劳信集》的第一、二首诗歌。

随后跟随文艺工作团转入晋东南。

1939年，回到抗战大后方，继续用“慰劳信体”写诗，促成一集，于1940年，由香港明日社出版。

“慰劳”是当时的说法，相当于今日的“致敬”。

卞之琳曾在《〈十年诗草〉重印弁言》中提到，《慰劳信集》是“公开…给‟自己耳闻目睹的各方各界为抗战出力的个人或集体而作。

都是写真事真人”[2]4。

主旨也就是“宣传和歌颂全国上下八方齐心协力一致抗日侵略”[3]557。

张曼仪曾评价道：“节奏的明快、语调的轻松，可能受到奥顿三十年代写的通俗歌谣所启发”[4]72。

其实，《慰劳信集》不仅在节奏、语调上受奥顿诗风的影响，在诗歌内容、诗体选择、语言词汇，修辞手法上对于奥顿诗风都有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