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发展-王孟康法学理论(1).doc

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发展/王孟康法学理论(1) -陕西省永寿县人民检察院王孟康713400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法制”和“法治”内涵的界定及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情况的简单回顾，试图阐述从“法制”到“法治”的发展体现出一个时代的巨大历史进步，标志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法治化道路，既完成向“传统”的突破，又实现向“西化”的突破。

关键词：法制法治发展有学者言：“中国法治问题是一个历史课题，也是一个悠久民族的群体性的文化选择课题，除了历史和文化自身的答案以外，任何欲进行书斋作业的‘学术定位’的企图都是虚妄的。

”①那么，如何对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情况作以反思，更非易事。

本文仅以中国的法制建设为主体或参照对此进行尝试，或许离目标接近了一步。

一、法制与法治“法制”一词，古已有之。

但对其意义，历来有不同的解释。

在我国，“法制”的用法首见于《礼记月令》：“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惧罪邪。

”此处所谓法制，乃指国法、法律或典章制度，强调法律制度的形式意义。

也就是说，任何法律制度，只要是国家（或官府）创造的，即使是酷法、恶法，或专横之法，也属法制，具有一律遵守的效力。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法制不过是人治之下的一种法律统治形式。

这种人治之下的法制（“专制的法制”），与近现代以民主制度为基础的法制（“民主的法制”）有着根本的区别。

“近代意义的法制概念及思想，是由西方学者创立的。

它强调：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职人员和公民个人都必须无条件地严格执行和遵守的法律，不允许任何人做法律不允许的事情。

”②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法学界对“法制”这一概念的解释也是众说纷纭。

基本观点有三种：“一种是从静态的角度，把法制解释为‘法律制度’；一种从动态的角度，把法制解释为严格遵守执行和遵守法律与制度，依法进行活动的一种方式，是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统一体；一种则简化为依法办事的原则，即一定阶级民主政治的制度化、法律化，并严格按照法律进行国家管理的原则。

” ③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许多学者趋于赞同从动态与静态的结合将其定义为，“所谓法制，是一国法律制度的总和，它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的合法性原则、制度、程序和过程。

” ④至于资产阶级思想家、法学家对法制的含义的解释，都是和他们各自的政治主张密切联系的，如有的主张君主立宪制，有的主张三权分立制，有的主张民主共和制，有的主张“议会至上”，有的主张企业自由，有的主张福利国家等等，不一而足。

那么，对社会主义法制如何界定？学界的观点基本一致，社会主义法制即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体现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全体人民意志的法律和制度的总称，是社会主义立法、守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各环节的统一，核心是依法办事。

其基本要求为“十六字方针”，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社会主义法制是与社会主义民主紧密相关的。

法治，是一个复杂的法律概念。

在西方学说史上，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BC.384-322）最早论述法治问题。

他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法治应当包含两层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的良好的法律。

”⑤近代以来，随着自由、平等、人权等人文主义精神的弘扬，人们重在原则和制度层面上讨论法治问题，而把法治的核心归结为“依法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制约。

”其内容大体包括：法律至上，权力在法律之下；法律公开；依法行政；司法独立；保障权利和自由；实行正当程序。

二战以后，在国际上，法治的思想和原则又有了新的发展。

1959年在印度召开的“国际法学家会议”通过的《德里宣言》强调了三项原则，即立法保持“人类尊严”，防止权力滥用、司法独立和律师自由。

可以看出，法制包含两个部分，即形式意义的法治和实质意义的法治，是两者的统一体。

形式意义的法治，强调“依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

实质意义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

形式意义的法治应当体现法治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实质意义的法治也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化制度和运行机制予以实现，两者不可或缺。

其是与人治相对的一个概念。

综观法治一词的使用状况，其具有如下意义：它是运用法律治国的方式、依法办事的社会状态、一种价值取向或一种政治制度。

因此，社会主义法治应表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依法治国的原则和方略，即与人治相对的治国的理论、原则、制度和方法。

”⑥其基本内容包括：“健全民主制度；加强法制建设；推进机构改革；完善民主监督制度。

”⑦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历史追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是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基础之上形成的，“废除旧法和对旧法的批判继承，是社会主义法产生的辩证规律。

”⑧前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法制”被确定被社会主义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⑨然而，在国家的建设过程中，由于坚持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导致经济停滞和落后，同时也导致“特权”的急剧膨胀。

“在背弃马克思主义原则，削弱党的领导”⑩之后，从斯大林时代“人民公仆”的蜕变到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以及最终被叶利钦窃国期间，其法制建设被蒙上了一层厚重的“人治”色彩，法制的原则无力对权力进行制约，社会主义的民主在前苏联被葬送掉。

中国的法制现代化道路始于“1911年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法制建设时期和新民主主义法制建设时期”。

○11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宪法”和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将社会主义的法制粗略模式或宏观轮廓予以确立，并形成了基本格局。

随之，1957年“反右运动”，停止了继续完善新法制模式的努力，从而宣告了法制大转换的结束，接踵而来的是法制近十年的停滞和大滑坡。

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社会主义十年法制建设的总纲领和总目标才得以确立。

同时，形成了以多样化的法律价值、法律的主导性和法律的至上权威为特征的党的法治观。

○12三、社会主义法治——法制现代化“社会主义法治”概念的形成和理论探索有着较为漫长的过程，其既体现了我党的孜孜实践，又标志着社会主义法制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脉络。

1.社会主义法治概念的提出：早在1949年1月，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谢觉哉同志就在司法训练班的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不要资产阶级的法治，我们需要我们的法治。

”○13然而，其对法治的进一步内涵并未申明。

2.从毛泽东同志到邓小平同志的民主法治思想的异同和发展。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从他早年的“民本”思想，到他晚年的“群治”思想等，“人民”是他一生全部政治思想和实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他民主观的核心内容。

1957年后其群治思想为主的，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重要方式和手段的“大民主”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极端，使“文化大革命”既革“文化命”，又革“民主命”，还革“法制命”的大灾难，忽视了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追求，以及它作为一种社会发展阶段中的一个目标性机制的重大作用，仅把其当作一种手段。

○14由于这些思想的影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在1978年以前在“现代性”上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1978年以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主要的理论指导为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坚持了毛泽东的人民民主理论，赋予了民主以极高的地位和价值，鲜明地指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论断，并有效解决和恢复了民主应有的价值和地位，“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15在邓小平的“民主立国论”和“法制权威论”○16的民主法治思想指导下，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

此后，对宪法进行了多次修正，并出台了大量刑事、民事、经济的法律法规，立法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同时，政府机构不断进行机构调整，司法机关不断加强法律的监督工作，使得公民的权利意识得以觉醒，对权力的制约、制衡得到初步的加强。

3．十五大“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实践邓小平同志找到了“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法治道路，但如何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这一时代的使命和艰巨任务，历史的落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及全国人民的身上。

1997年7月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并于1999年宪法修正案中予以确定。

“将‘法制’国家改为‘法治’国家，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历史转变”。

○17这预示者：中国将依靠政府的推进，辅之以社会（民间）的力量，走向法制化（法治化）的道路。

法制现代化是一个从人治社会到法治社会，从传统法制到现代化法制的发展过程，其具有下列特征：以非人格化的权威及规则否定人格化的权威，法律规则的肯定性、明确性和普遍性，法律规则的连续性、稳定性，法律体系的完备和统一，法律职业的中立性，司法过程的公开性、程序性。

从现代法制的价值合理性及价值标准来看，具有：维护自由、平等、正义，协调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实现公共权力和个体权利的平衡。

○18社会主义法治的推进也应以法制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精神为依托，在对“传统性”和“西化”的突破上寻找适合自己的道路。

四、从法制到法治——历史性的飞跃（一）现代性向传统的突破。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在某些程度上要依托本土的法制传统。

在我国历史发展中，一直未出现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形态，长达数千年的封建法制的“专制”，使人民从心理上疏远了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词语。

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虽然主张走法治之路，但终是自觉不自觉的蒙上“人治”的色彩，文革的十年浩劫，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打上了值得警示和反思的烙印。

然而，近二十年的法制建设为“法制”向“法治”的跨越准备了基本备件，如法制体系的基本形成，公民法治意识的增强，法学界在立法中的广泛参与，国家领导人思想的大转变等等。

1.对“人治”之彻底否定“人治，指的是主要依靠一个或一批权威人士来推行的政治。

”○19人治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强人政治。

在统治者足够强大的时候，其统治的社会可能是一种有序、安定的社会。

然而，再强大的人也有不强大的时候，再聪明智慧的人也有糊涂失策的时候。

因此，一治一乱是人治造成的必然结果。

由于“法制”侧重于静态法律制度的描述，虽然也有动态的内涵，但其终未排斥人治的成分。

所以，在社会主义法制发展中，出现了领导人意志的绝对权威，而造成众所周知的许多恶果。

“法制”与“法治”虽一词之差，但其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治”，在国家的治理方式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2.对“德治”的重新定位。

“所谓德治，指的是主要依靠统治者品德的影响力，良好的社会教化及爱利民众的政策而推行的政治。

”○20德治是一种柔性的治国方略：它建立在一套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伦理和道德规范也是柔性的、劝导性的；其维系手段也是柔性的，即主要依靠社会教育、风俗环境熏陶、道德榜样感染、社会舆论及社会成员的自觉意识和内在信念加以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