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士绅与中国的近代化

简析绅士与近代中国在中国封建政权结构中，向来是治官之官多，而治民之官少。

从皇权以下六部、各省督抚、州、县，除州县为“亲民”之官外，各级衙门和官员的主要职责是治官而非治民。

而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中国乡村社会呈现出分散聚居和闭守隔绝的状况，在宗族、乡约、乡社系统中，无疑强化了“绅为一邑之望，士为四民之首”的地位。

皇权是神圣的，却不是万能的。

因此统治者们希望绅士既不干预公事，把持官府，又“上可以济国家法令之所不及，下可以辅官长思虑之所未周”。

封建社会长时期的稳定，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中央与地方（具体表现为官、绅、民三者关系）的均衡态势。

而随着晚晴的风云变幻，绅士阶层也不安其位，逐渐走向历史前台，在近代社会转型和变革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各地方人士知官兵之不足恃，起而联团，捍御保卫桑梓者极众”，绅士充当了他们的实际领导。

尽管清王朝试图由官府总揽大权，但“办理团练……尤在乎公正绅士认真办理。

盖官有更替，不如绅之居处常亲；官有隔阂，不如绅之见闻切近，故绅士之贤否关乎团练之得失甚巨”。

地方团练的发展壮大使绅士阶层势力扩大，许多地方官仅仅成为绅士的“监印”，而无法直接插手地方公务，胡林翼曾言“自寇乱以来，地方公事官不能离绅士而有为”。

面对近代中国的“千古变局”，士的正人心、端风俗的传统作用尤其苍白无力。

“士绅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只作为封建政治的附属物和补充，而是自觉地以国家成员一分子的姿态投入各种社会活动，着眼于社会文明与国家富强；其社会功能主要已不再是维护传统，而是改造传统”。

第一，“兵战不如商战”的现实，“经世济民”的社会职责，使部分士绅弃士从商。

甲午战争之前，盛宣怀等一批洋务官绅经营近代企业，是由绅向商流动的开始。

而后在民族资本企业创建热潮中，官、绅向商人（企业主）的流动已是极普遍了。

“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

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

甚且有既游庠序，竟弃儒就商者……当此之时，为商者十八九，读书者十一二”。

晚清陕西士绅政治倾向的变迁胡俊生近代中国是一个急剧变动中的社会,晚清时期的陕西也同样经历着剧变的洗礼。

生活的变迁、结构的错动必然导致观念的变化。

陕西士绅身处这样一个变动着的社会中,其思想观念、政治倾向也随着社会的转型而变迁。

陕西地处祖国腹地,从先秦至隋唐一直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文化积淀相当厚重,陕西士绅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中孕生。

明清以来,关中地区虽渐失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但是文化、思想却没有因此而跌入低谷。

关学的渐次发展,使得陕西士绅逐渐形成了经世致用、维护正统的政治倾向。

由于关中地区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使得关中士绅的思想趋于保守。

在清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回民起义和捻军起义中,士绅们纷纷组建团练、修建堡寨、执戈上马,长安士绅柏景伟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

他不但统筹关中三府二州的团练,而且还主持修筑堡寨事宜,并亲为之制定了详细的 修筑堡寨章程!,包括堡寨修筑、经费筹划等都作了细致入微的22∀历史文化∀规划。

另外,他还亲率团练攻打董志塬。

有些不正式从事军事活动的士绅也纷纷慷慨解囊,捐钱捐物,资助团练、堡寨事宜。

如蒲城士绅张霖润,原本富家,后闻#军事孔亟,当道劝捐筹饷∃,即#慨然输巨资∃,以至于#家计渐落∃。

若有士绅被俘,直面逆#贼∃,即破口大骂而被杀,更不用说投降起义军了。

可见,在他们心中,那种正统的#忠节∃观十分强烈。

这些事例在宋伯鲁等撰的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孝义!中随处可见,不胜枚举。

事物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当国内外形势、社会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陕西士绅头脑中的那种被奉为#不易之论∃的政治倾向也在悄然发生转变。

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堂堂中华上国居然被一个长期向自己进贡的弹丸岛国打败,此种羞辱震醒了陕西士绅虚骄自大之梦,他们开始思索这一事件背后隐含的事实,开始萌发求变的思维。

1895年,维新运动兴起,不但陕西在京的官员像宋伯鲁、李岳瑞参与其中,而且,陕西地方的士绅也各抒己见,纷纷提出自己的变法主张,刘光(古愚)便是其中的一位。

士绅与商人对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研究近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士绅与商人的贡献。

士绅与商人在不同领域以及各自的责任范围内，为中国近代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文将依次从士绅与商人的教育、农业、工业和慈善事业几个方面探讨他们在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角色。

首先，士绅与商人在教育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士绅作为当时的学者和知识分子，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推广。

他们通过自身的学问和经验，培养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学生，推动了新知识的传播和创新。

同时，商人作为社会中的实践者和创业者，也对教育事业有所贡献。

他们捐资办学、设立奖学金，为社会培养了许多有才华的年轻人，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持。

其次，在农业方面，士绅与商人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士绅作为地方的知名人物和乡村的精英，具备较高的知识和社会地位。

他们在农业生产中，推行先进的耕作方式和技术，引导农民创新思维，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商人方面，他们通过种植业和农业生产的投资，改善了农村经济，拓宽了农民的收入来源。

士绅与商人的共同努力，使得中国农业得以传统方式的基础上，朝着一种更加先进和高效的发展方向。

第三，在工业领域，士绅与商人的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

士绅是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在工业发展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他们积极向西方学习新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将其引入中国，并传播给其他人。

商人们则在工业发展中发挥了引领作用。

他们积极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提升生产力，并在制造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士绅与商人的携手合作使得中国的工业逐渐崛起，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铺平了道路。

最后，士绅与商人在慈善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士绅和商人作为社会的精英，具备较高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

他们积极参与慈善事业，为贫困地区捐款捐物，建设学校和医院，改善了社会的教育和医疗水平。

同时，他们也在社会公益事业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通过资助、捐赠、赞助等形式，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综上所述，士绅与商人在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清朝的统治与近代化改革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1644年-191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的统治对中国的历史与近代化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清朝的统治特点、近代化改革以及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清朝的统治特点清朝的建立标志着封建王朝的替代，它的统治特点与以往王朝有所不同。

首先，清朝是少数民族建立并统治的王朝，其创始人是满洲族的努尔哈赤。

其次，清朝采取了满洲文化与汉文化相融合的治理模式，建立了旗人与汉人两个统治阶层。

在社会阶层方面，清朝十分重视士人，实行科举制度，并将士人分为乡试、会试与殿试三个层次，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清朝统治提供了稳定的社会基石。

此外，清朝还采取了全面的封建官僚制度，设置了一系列的官职，并严格规定了各级官员的权力范围与等级制度。

二、清朝的近代化改革在清朝的统治中，也发生了一系列的近代化改革尝试，尽管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封建体制的束缚。

首先，康熙与乾隆时期的改革是清朝近代化改革的开端。

他们在税制、法律、军事、农业等各个领域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有效地巩固了清朝的统治地位。

其次，咸丰与同治时期，清朝逐渐面临着内忧外患的挑战，也促使着改革的进行。

清政府实行了后妃领导制度，推行了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的武器与科技。

然而，这些改革多数仍属表面上的改革，并未真正突破封建体制的桎梏。

三、清朝的影响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近代化改革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清朝的统治特点为中国历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阶段，它对于中国封建制度的演变与延续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次，尽管清朝的近代化改革多数未能深入，但它为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基础。

清末的洋务运动以及后来的戊戌变法都为中国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并为中国走向崭新的时代奠定了思想基石。

最后，清朝也为中国的领土整合与民族意识觉醒提供了契机。

康熙与乾隆统治时期的版图巩固与清廷对少数民族的统治都为中国边疆的稳定与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试析晚清士大夫思想近代化摘要：晚清士大夫在民族危机、传统思想束缚的历史背景下艰难地开始了思想近代化进程。

并在这种危机不断加深和资本主义日渐发展的现实环境下将这一进程推向深入。

特殊的历史与现实，既为士大夫思想近代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也决定了这一进程的绚丽多姿。

而士大夫阶层作为当时最富势力的阶层，其思想近代化必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推动晚清社会近代化的进程，并产生深远而积极影响。

关键词：晚清士大夫思想近代化在中国的古代和近代,对知识分子的习惯称呼是“士大夫”。

长期以来,这个阶层是维护中国传统政治于不坠的坚定支柱。

当西方列强汹汹东来之时,其“坚船利炮”不仅仅粗暴地打碎了天朝上国的壁垒,还有力地冲击了士大夫阶层心灵。

由此,转变观念认识遂成为一部分思想先进的士大夫不能不直面的重要课题。

他们担当国运,挽衰世颓波于一振,由洋务、维新走向革命,最终自觉不自觉地完成了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化。

一个多世纪以来,士大夫阶层所奋斗和追求理想的过程从本质上说就是思想近代化的过程。

研究晚清士大夫思想近代化进程不仅仅有利于深化我们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认识，而且对于今天加快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无裨益。

一、有利的历史与现实因素马克思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社会存在的变化决定社会意识的变化。

因此，考察社会意识、人的思想的变革必须寻找其根植的深厚土壤。

我们应该看到晚清士大夫思想近代化决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有着有利的历史与现实因素的。

具体的分析，主要有如下几点：（一）“通经致用”的务实学风为士大夫思想近代化提供了开放、务实的文化心理。

清初，汉宋二学互相攻讦，视同水火。

结果，使士大夫陷入空疏无用的所谓“学问”之中，于国计民生毫无裨益。

道光间，社会的危机日益严重，一些关心社会现实的有识之士，提出了汉宋调和论，以图挽救儒学的命运，进而改变士林风气，挽救社会危机。

主张“贯经术、政事、文章为一”，“以求为有体有用之需” 。

这样，汉宋调和又自然引出“学以致用”的经世思想。

・专题论文・士绅阶层与晚清“民变”———绅民冲突的历史趋向与时代成因王先明内容提要　在持续不绝的晚清“民变”风潮中,绅民冲突呈现出日趋频繁和激烈的走向。

日渐突出的绅民冲突,凸现着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

在从传统走向近代的体制变迁过程中,传统士绅阶层被直接推向了基层社会权力重构的中心,形成了占据地方各项权力资源的士绅———权绅。

由此形成的绅、民利益及其关系的冲突和恶化,构成了晚清以来地方社会“民变”大潮持续涌动的基本原因之一。

晚清“新政”构成绅权“体制化”扩展的制度性基础,而权绅的“体制化”也就构成了“民变”或“绅民冲突”的制度性根源。

关键词　晚清　士绅阶层　民变　绅民冲突近代中国带着历史的屈辱(《辛丑条约》的订立)走入了20世纪。

逃亡在外的清政府尚未及返回北京即在西安宣布“变法”,意图推行新政,刷新政治,以收拾人心,救治危机。

然而,危象蜂起的社会变乱不仅昭示出新世纪特有的深层社会危机,而且颇具反讽意味的是,“新政”本身也构成了“民变”风潮的动因。

“民变”风潮迭起不仅呼应着有组织的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的政治吁求,成为制约和影响20世纪初期中国历史运行基本构架的因素之一,而且它自身展示出日趋清晰也日渐突出的绅民冲突,凸现着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

以往学界对于民变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民变的类型、参与主体的成分及其对于革命条件形成的作用等问题,而对于隐伏在民变背后的深层社会结构变动问题则甚少关注。

大革命时期乡村社会矛盾的爆发以“打倒土豪劣绅”为目标而展开,并非只是国民党或共产党政治动员的结果。

显然,如果乡村社会矛盾没有一个相当长期的历史累积,如果传统的官—绅—民利益关系没有发生结构性失衡,又如何揭橥出大革命时期“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政治口号?从晚清“毁学杀绅”事件中形成的“绅民”利益冲突,到大革命岁月里“打倒绅权”的政治诉求之间,蕴含着基于社会制度变迁而形成的利益关系分化与重构的结构性社会变动。

对于重大历史事变爆发的精确理解和深度把握,应该更多地依赖于对于事变孕育的漫长进程的剖析。

中国近代史名词解释士绅
中国近代史中的“士绅”，是指在封建社会晚期至近代以来，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社会地位及经济实力的乡村或城镇地主阶层。

士绅群体主要由科举出身的官员、退职回乡的官僚、地方上有声望和文化的读书人以及富裕的地主等构成。

他们不仅拥有较为丰富的知识与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且在地方社区中承担着管理和协调的重要角色，对地方教育、公益事业、风俗教化等方面有重大影响。

在近代社会变革过程中，士绅阶层是传统与现代、国家与乡村之间的重要桥梁，既参与了晚清的改良运动，也介入了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扮演了复杂而关键的角色。

同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封建制度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特殊产物和重要推动者。

晚清作家从“士”向“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化“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人的通称，是“读儒家经典的知识分子，在唐、宋、明、清时期，特指获有进士、举人、贡生、生员等功名的人”①。

知识分子是既有专业知识，又运用自己的知识为公众谋福利的人，是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是社会弊端的批判者。

知识分子作为个体批评者，其活动舞台是公众，知识分子的身份最终得以在公众中被确认。

晚清作家处于从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过程之中，他们身上既有传统“士”人的许多特征，又有现代知识分子的许多新因素，二者融合于一体。

因此，我们称他们为“士－知识分子”，而不是“士—知识分子”，更不是“士——知识分子”。

“士——知识分子”不能表示一个概念，只是表示两个名词及其相互关系。

“士—知识分子”可以表示一个概念，但它难以表达“士”与“知识分子”二者结合的密切程度。

只有“士－知识分子”既可以表示一个概念，更能表达“士”与“知识分子”的有机结合，尤其能表达出处于社会转型之际晚清作家（文人）的本质特征。

一、从旧学向新学转变中国士人从旧学向新学转变自明末清初就开始了，那时主要是在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帮助下进行，传教士的活动自始至终都存在强烈扭曲的倾向，因为他们只是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重塑中国士人，以符合他们的要求，“传教士是以自己为模式来培养能取代士大夫的新知识分子，他们要求中国的新知识分子有着完全不同的知识结构，能够充分了解西方，感觉到西方比中国优越。

因此，他们必须把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灌输给新知识分子，帮助他们起来反对封建士大夫”②。

然而，传教士的培养方式收效甚微，不过他们的活动加速了中国士人的现代转化进程。

传教士的文化活动表现的是外力作用的转化形式，而中国士人自觉吸收新学所表现出来的是内力转化形式，其效果更直接影响更深远，从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王韬到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是发自内心地求新求变。

梁启超的知识结构与传统的士人不同，它既包含旧学，又包含新学；既具有中学，又具有西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