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学中的外交决策与政策制定

青年与社会２０１４年９月下　第２７期总第５７３期　

中国中东外交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因素影响研究　

李　萌　

（中视卫星电视节目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１０００３８）　

【摘　要】建国以来，我国先后同苏联、俄罗斯、印度、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日本等国家建交，这标志着中国作为　民族独立的国家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作为支撑我国与他国友好建交的主要依据，外交政策不仅关系着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关　系，而且也关系着国家的安宁与稳定。文章以中国中东外交政策作为具体研究对象，通过对外交政策以及影响外交政策的公　众因素的概念进行分析，在结合了影响中国中东外交政策的公众因素的基础上，对基于媒体报道的公众因素对我国中东外交　政策的影响做出了研究并提出了见解。　【关键词】中国中东外交政策；公众因素；媒体报道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共同发展国家，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　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作为外交政策制定的重要影响　

因素，公众因素对外交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参考价值。　

本文通过对公众因素及外交政策的概念进行阐述，并结合外　

交政策制定中的相关公众因素，以中东地区的外交政策为例，　对我国中东外交政策受公众因素的影响展开了探讨。　

一、公众因素及外交政策的概念　

（一）公众因素　公众因素是指在对政府政策制定具有较大影响的国内社　

会要素当中，由公作为社会主体，利用不同形式的非政府指　

导行为对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的要素的综合。公众　

因素的产生具有多种原因，既包括国内舆论和社会思潮所引　发的群众认知和非政府组织互动中的相关机制驱使，又包括　

新闻以及其他形式媒体对政策制定环境的影响。可见，公众　

因素以其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舆论创造力长期以来影响着我　

国相关政策的制定。　（二）外交政策　

作为创建国际政治环境的工具，外交政策是公共政策的　

对外延伸，具体来书就是国家根据本国的对外战略、综合国　

力以及特定的国际环境，以促进国家利益并实现国家的对外　目标为基础而制定的对外活动的决策、原则或行动方针。　

探讨与争鸣　

公共政策制定【；】的“非决策’’问题　

刘兆鑫　

（郑，ｋＪ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郑州４５００００）　

摘要：非决策是有意识地不去解决特定问题的决策，它是通过内化的知觉力量而达到影响政策选择的机制。非　

决策是政府职能界定的主动形式，是后工业社会达致多元一致性　温和途径，同时其可起到降低制度成本的作用。　

公共政策制定在实现利益分配与协调之前，有必要利用非决策机制塑造积极的政策观念。　

关键词：非决策；政策制定；政策观念　

中图分类号：Ｄ０３５—０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７４０８（２０１１】１１－００４３－０３　

非决策，￣Ｐｎｏｎ—ｄｅｃｉｓｉｏｎ，最早是由美国学者泊查伽（Ｐ．　

Ｂａｃｈｒａｃｈ）和｝白拉茨（Ｍ．Ｂａｒａｔｚ）于２Ｏ世纪６Ｏ年代提出的。但　

是长期以来，公共政策研究偏重于如何更好地作出决策，　而非决策问题一直没有受到应有关注。笔者认为，与正式　

的决策机制相比，非决策同样也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组　

成部分，有效非决策也构成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不可或缺的　

要件。　

一、非决策的实质　非决策概念产生于精英主义与多元主义的争论过程。泊　

查伽和泊拉茨在《权力的两面性》中指出，精英主义和多元主　

义都只关注到了权力的控制性的一面，即通过正式的秩序安　

排使决策过程处于一方对另一方的支配状态。他们认为，权　

力除了这种显性特征之外，也有隐性方面。决策参与者可以　

通过塑造或者强化某种社会政治价值观从而将相反观点排　

除在决策过程之外，这也是权力运行的一种方式。【－他们在随　

后的《决策与非决策：一种分析框架》一文中将这种权力运行　

的隐性方式称为“非决策”，并给出了它的定义，即“通过操控　主流群体价值观、信念、政治议程，把实际政策制定的范围限　

定在‘安全’问题上的实践”。［２１　

随后，一些学者也对非决策问题进行了探讨，但昙花一　

现的研究并没有给出非决策的统一界定。从学者们的多角度　

描述来看，非决策的实质就体现于：　

「 内容 提要」 中国 目前 决策听证制度主要有三类：行政处罚听证、价格听证和立法听证。文章重点以中国价格决策听证制度的建立、实施为例，对公共决策听证这种中国公民 政治 参与的新制度形式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初步 分析 ，并就如何完善决策听证制度 问题 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建议。 「正文」 公众政治参与是衡量 现代 社会 民主化程度和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它的具体形式很多，不仅涉及直接选举和全民公决，还应包括公共决策听证会及其他一些形式。其中，公共决策中的听证制度（publichearingsystem）是现代民主社会普遍推行的用于保证各方利益主体平等参与公共决策过程，最终实现决策民主化、公开化、公正化、 科学 化乃至法制化的一种重要制度设计。 目前在中国，听证主要有三大类，一为行政处罚听证（1996年建立），二是价格决策听证（1997年底建立），三是立法听证（2000年3月建立）。三者虽然都可以归为决策听证，但具有突出的公共决策意义的听证应该是后两种，因为就一次性决策来说，第一种涉及的仅仅是单一或少数利益主体，而后两种所涉及的利益主体往往很多。其中价格听证应该属于行政决策听证，具体说来，也应该属于行政决策过程中政策方案规划阶段的听证制度。 本文重点以中国价格听证制度建立的背景与过程、实施的措施与效应为例，对公共决策听证这种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新制度形式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初步分析，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并力争对解决问题有所贡献。为此，我们不仅利用各种途径调查了大量的相关 文献 ，而且去国家计委价格司、北京市物价局和北京市公交总公司就价格听证会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实地访谈，从中获得了不少第一手资料。 一、价格决策听证制度建立的背景与过程 在计划 经济 体制下，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通常都是在有关企事业部门提出申请后仅由物价主管部门一家审批定夺，而不实行听证制度。后来，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我国的价格改革也在不断进行。其总的特点是价格调放力度不断加大。尤其1992年我国明确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目标后，国家进一步放开了价格管制，致使市场调节价的比重越来越大（1998年，80%以上），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的比重则越趋缩小（1998年，20%以下）。（中国价格学会写作组，1998年；张光远、郭剑英、贾民，1999）这已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差无几。 这样，相对于以往计划经济体制来说，物价部门直接定价和指导定价的任务大大减轻，但是加强价格宏观调控，切实提高价格决策和管理水平的职责反倒更大。原因主要在于：第一，市场力量本身是有局限的，存在市场失灵的问题，因此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包括价格调控在内的高水平的宏观调控；第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的利益往往是多元化的并呈现相互矛盾的状况，政府的价格决策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仅由一家简单地说了算，而必须充分听取和考量社会各方的利益需求，必须转换价格决策机制；第三，政府物价部门在直接定价和指导定价的比重下降后有时间和精力推行民主和公正的价格决策机制。 为此，一些地方便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例如1998年以前江苏、福建、上海、北京等省、直辖市曾推行过“联合议审制”，物价部门把财税、审计、人大、企事业单位主管部门等各相关政府部门请到一起，商议有关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问题。该制度显然比原本仅由物价部门一家定价要进步得多，可以看成是听证制度的初步尝试。但是该制度最大的不足是没有邀请社会各方相关利益主体的代表参加，即它并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听证制度。 其实，有个别地方则直接尝试了价格听证会制度，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最早进行尝试的深圳市1989年就在全国率先成立了“价格管理咨询委员会”，推行价格听证制度。咨询委员会有35名成员，实行聘任制，任期两年，其中有教授、 企业 、经理、政府官员、居委会代表以及普通市民等。该市已经进行过诸如理发业、有线电视、医疗、 教育 、自来水、公共汽车、燃气等领域的重大价格决策听证，而且该市时常还在听证会举行之前就让公众参与讨论有关的价格决策问题。（李荣华，1999）其他也有一些地方进行了类似的尝试。例如河北省邯郸市物价局1997年1月25日曾举行了收费标准听证会（尚英才，1997）。湖北省当阳市于同年7月25日举行了自来水价格听证会。（李平、易金蓉，1997）

第１４卷第２期２０１５年６月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中国环境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和政府决策　

——以雾霾治理政策制定为例的一种分析　

吴柳芬　，洪大用２　

（１．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２．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要：本文以中国雾霾治理政策的制定过程为例，研究在环境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参与和政府决　

策之间的互动关系，指出：政府一直以来主导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给雾霾治理政策的出台提供了一种持　

续的“拉力”，而公众参与的意见及行为所形成的社会压力呈现为一种持续壮大的“推力”，雾霾治理政策　的正式出台是“推拉合力”的结果。现阶段“推拉”机制所导致的雾霾治理政策具有应急性特点，其在执行　

中具有诸多风险，未来应该注重更加合理的体制机制建设，促进公众与政府之间互动的常规化、制度化、　

理性化。　关键词：雾霾治理；环境政策；公众参与；政府决策；推拉机制　

【中图分类号】　Ｃ９１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７２８７（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５５—０８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　

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格　

局，公民结社权利及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事务的空　

间不断扩大，各个领域与政府的互动形态也发生　

了急剧、深刻的变化。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公众　

以及民间环保组织，针对一些紧迫的环境问题和　

政府已经或即将出台的政策中存在的环境侵害或　

隐含的环境风险，公开向政府以及相关部门进行　

呼吁、申诉、抗议，以此参与到相关环境政策的制　

定和调整过程中。本文以中国雾霾治理政策的制　定过程为例，对公众与政府之间互动关系的特征　

和影响进行探索性研究。　

一、雾霾问题：一种空气。两种声音　

最近几年来，全国多次出现大范围雾霾过程。　中国气象局发布的２０１３年《中国气候公报》显示，　２０１３年中国中东部地区平均雾日数１６天，较常年　偏少８天，为１９６１年以来最少；平均霾日数３６天，　较常年偏多２７天，为１９６１年以来最多＿１　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