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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民族迁徙的特点及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在经过秦汉400多年统一之后出现的又一次动荡、战乱和分裂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里，社会人口大量频繁地迁徙，而迁徙的主要和基本的形式是民族迁徙。
与历史上其他时期的民族迁徙相比，这一时期的民族迁徙有着明显的特点和重要的影响。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的主要特点就是动因多。
远在文明时代的开端，我国就存在着多个民族集团。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民族迁徙绵延不断，其最基本的动因是在经济方面。
魏晋南北朝以前，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一直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唯一重心所在。
长期以来，较好的自然生活环境、先进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吸引周边民族向中原迁徙。
秦汉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更促进了这种迁徒。
东汉末年，中原军阀混战，割据势力并起，但周边民族的向内迁徒并未因此而停止。
如建安年间，南匈奴自并州迁至以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为中心的晋中、晋南地区。
西晋泰始至太康年间（265—289年），塞外匈奴也曾数次向塞内迁移，徙居河西宜阳、雍州等地，总计人数约20多万。
鲜卑族这时也由东北不断向西南迁移，逐渐分布于东起辽东、西迄青海的塞外及北边诸郡。
而十六国时期建立后赵政权的羯胡，则是魏晋间“前后徙河北诸郡县，居山间”的胡人。
南方的蛮族这时也逐步北迁，以致“伊阙以南，满于山谷矣”。
北魏统一北方后又有不少蛮族首领率众北附。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连年不断，特别是西晋灭亡以后，除汉族外还有多个少数民族曾在北方建立政权。
为了扩大地盘，掠夺财富，掳掠劳动力，各政权之间的战争频繁发生，这些战争成为民族人口迁徙的又一个动因。
在战争中，数以万计的人口成为俘虏，被胜利者带回自己控制的区域。
如南朝刘宋嘉后期沈庆之伐蛮，前后俘获20余万人，多被迁至建康以为营户。
北魏拓跋焘出击柔然，“凡所俘掳及畜产车庐弥漫山林，盖数百万”。
另外还有大量人口迫于军事实力而降附。
如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亲征乌桓，“斩蹋顿及名王以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其余众万余落，悉徒居中国”。
初中历史魏晋南北朝政权频繁更迭原因魏晋南北朝政权频繁更迭的原因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国家分裂，统治者更迭。
这一时期的政治动荡和分裂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政治体制的衰败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体制的衰败。
在西晋末年，王权越来越虚化，权臣、宦官干政，朝廷腐败严重，中央集权逐渐瓦解。
此后，政权逐渐从中央转移到地方诸侯手中，导致国家分裂成多个割据的政权，这也为后来南北朝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民族大迁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经历了多次民族大迁徙。
由于游牧民族的入侵，北方的汉族人口大量减少，同时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也随之迁移到南方。
这使得北方政权相对较弱，不断遭受来自外部的压力和侵略。
不断的战乱和动荡使得南方政权得以崛起，而北方政权频繁更迭。
三、社会经济变迁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变迁，这也是政权更迭频繁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南方，商业繁荣，手工业和手工劳动力得到迅速发展，这使得南方政权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而北方由于游牧民族的频繁入侵，经济落后，社会动荡不安。
这种南北经济差异导致南方政权相对稳定，而北方政权更替频繁。
四、外部侵略和内部纷争魏晋南北朝时期，外部和内部的纷争也导致了政权的频繁更迭。
西晋末年，游牧民族入侵不断，北方战乱频繁。
而南方的统一王朝也一直试图恢复中央集权，征服北方，以实现统一天下的理想。
这种外部侵略和内部纷争导致了政权更迭频繁，国家分裂。
五、文化变革和思想流派的兴起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也出现了一系列文化变革，儒家思想逐渐发展衰落，同时佛教和道教在社会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加。
不同的思想流派之间展开激烈的争论，这也导致了政权更迭频繁。
不同的统治者持有不同的政治主张和倾向，导致政权更迭。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政权更迭频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政治体制的衰败、民族大迁徙、社会经济变迁、外部侵略和内部纷争，以及文化变革和思想流派的兴起。
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使得这一时期的政治局势动荡不安，政权更迭频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徙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变革和转折。
其中最重要的是民族大迁徙，这一事件对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篇文章将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徙及其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背景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这个时期的历史背景非常特殊。
在西元220年，曹操驾崩后，曹魏代魏建立。
同时，东汉由于政治腐败和自然灾害等原因，逐渐走向衰落。
220年，在曹魏建国的同时，中原地区出现了两大军阀——蜀汉和东吴，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徙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系列的大规模民族迁徙。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五胡乱华。
五胡是指羯族、鲜卑族、氐族、匈奴族和美族。
他们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相继南下，从而导致了中原地区的大规模土地荒芜和人口减少，也促进了南北文化的融合。
最初南下的是鲜卑族。
他们是游牧民族，以养马、打猎、放牧为生。
他们很快就进入了中原地区，对当时的政治和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而后，氐族、羯族和美族也相继南下，形成了五胡。
这一时期的民族大迁徙导致了对中原地区的破坏。
对于中原王朝来说，这是一种灾难。
数百万人被驱逐，文化失传，国家变得虚弱。
但也正是由于这种迁徙，才使得中原地区接受了南北方文化的影响。
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少数民族的文化特点，形成了多元化的文化风格。
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徙，给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这次迁徙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它导致了中原地区的经济和人口减少，进而造成了改朝换代的局面。
这使得隋唐文化得以开创。
其次，民族大迁徙为中国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宽广的空间。
来自南北方的文化在迁徙过程中得以融合，形成了多元化的文化格局，这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化的演变。
最后，这次迁徙还推动了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
它在中国历史上打下了基石，使得中国历史更加深入人心。
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关系的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长期割据战乱时期，客观上出现了民族大迁徙、大同化、大融合。
曹操统一北方，扩大了北方民族的接触和了解，蜀汉平定南中，吴国招抚山越，都安定了地区民族关系，加速了民族融合。
魏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大规模内迁至黄河下游，四川、甘肃少数民族在川、陕间移动，有的起义、有的起兵，打击了晋的统治。
永嘉年间数以百万计的北方汉民族迁徙到南方，造成南方经济变化和民族关系的变化，使南方经济发展起来。
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更迭，北魏鲜卑族"混一戎华"政策，把中国早已形成并正在发展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这一大事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他们采取分土定居，改变狩猎游牧为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转向以农业为主，他们设太学，重视用儒学培养官僚，重用汉人士人，对北魏法律及文化的发展都起了巨大作用。
北魏孝文帝改革更以法律形式，加速少数民族汉化的过程。
让鲜卑族用汉服、汉语、鼓励与汉士人通婚等，本身就具有民族融合、同化的过程。
北魏末年，爆发各民族大起义，这次大起义体现了各民族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在共同斗争中民族关系改善了。
加深了民族间的了解，促进了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
所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迁徙、大同化、大融合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自东汉末年，由于政治的日益腐败，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分崩离析。
之后，历三国和西晋的短暂统一，又出现了东晋十六国并立和南北朝对峙的局面。
在这政权分裂、战乱频仍的三百多年中，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巨大动荡的旋涡之中。
与此同时，由于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杂居，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
这一时期，与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有着密切联系的各族，他们出现在中原政治舞台上以后，骤然间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过程，纷纷离散聚合。
建立过政权的许多民族都纷纷与汉族融合。
不论南方还是北方，民族之间双向或多向的迁徙、对流，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与文化交融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的时期，这段时期发生了大规模的民族迁徙与文化交融，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民族迁徙的背景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频繁发生战乱，导致大量民众迁徙。
北方的汉族逐渐南迁，而南方的各个少数民族也被迫北上。
这种大规模的民族迁徙使得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和交融成为了必然。
二、民族迁徙对文化的影响1. 语言交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民族不断南迁，他们带来了自己独特的语言和方言。
与此同时，南方的各个少数民族也活跃于北方地区。
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使得他们的语言和方言发生了相互影响和融合。
这种语言交融对于汉字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2. 宗教思想交流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成为了当时社会的重要宗教。
佛教的传播使得汉族和其他民族在宗教信仰上产生了共同点，这也有助于不同民族之间的融合。
同时，佛教艺术和哲学思想的影响也对当时的文化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
3. 文化艺术交流随着民族迁徙及文化交融的加深，北方和南方的文化艺术逐渐融合。
北方的音乐、舞蹈和南方地区的文学艺术相互交流，相互借鉴。
北方的文人士族也开始研究南方的文学作品，这种交流和融合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民族迁徙与政治经济的互动1. 政治动荡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动荡频繁。
中原地区的政权更迭导致大量的农民和人口流离失所，使得民族迁徙呈现出更加剧烈的态势。
2. 经济交流随着民族迁徙的加深，不同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也日渐频繁。
南方的农产品和北方的手工业品相互流通，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经济交流也进一步加强了文化交融和民族融合。
四、民族迁徙与社会结构的变革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和文化交融对社会结构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原本的世族贵族面临动荡和改变，而新兴的商人、农民等社会阶层逐渐崭露头角。
这种社会结构的变革，使得社会阶层的界限日渐模糊，也为后来南北朝文化的多元化奠定了基础。
总结：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与文化交融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四单元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权分立与民族交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一方面，它是封建统一多民族国家经受着新考验的时期——来自内部的分裂、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腐朽势力的考验，而另一方面，它又是我国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发展时期，所以，从总体上说，该阶段是我国封建国家的重要发展时期，所以，从总体上说，该阶段是我国封建国家的分裂和民族大交融时期。
具体来说，①这一时期的政治分裂是东汉末年以来封建军阀割据混战局面的继续和扩大，其经济根源是分散的豪强地主经济。
尽管分裂是这一时期的显著政治特点，但分裂中却蕴含着诸多有利于统一的因素（三国鼎立，局部统一的实现，西晋实现短暂统一，东晋和南朝也是局部统一；北方黄河流域也出现过几个暂时统一的民族政权；后期割据逐渐消失，并为了统一提供了有利条件）。
②这一时期，南北方政治出现了不同特点：东晋和南朝时期，南方士族得以充分发展，并成为分裂割据的基础。
随着这个腐朽的统治阶层从统治支柱到南朝后期的衰落，统治阶层的活力也从丧失到恢复，为以后的发展充实了阶级基础。
北方主要表现为少数民族的封建化。
③北方战乱，南方相对稳定，使这一时期封建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江南的开发和南北经济差距的缩小，为统一提供了有利条件。
④民族关系方面，五胡内迁，西晋实行民族压迫，民族矛盾尖锐，西晋最终为少数民族所灭。
多民族政权并立，彼此混战，人民流离迁徙，民族交融加强。
三国蜀汉政权改善同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吴国征服、招降和笼络越族，北魏孝文帝改革，促进了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进程，更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交融。
④由于各民族人民的大交融、北方经济的发展和江南的开发，我国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不少领域都取得了领先世界的成就。
1.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交融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交融在中国历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一方面是继春秋战国以来的民族融合而进行的一次更大规模的融合，另一方面为以后的民族交融开辟了一条更宽广的道路，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交融的高潮时期。
第5课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政权更迭与民族交融政权更迭总体特征：多个民族政权并立，政权更迭频繁，但分裂中孕育着统一。
少数民族内迁 背景：气候变化。
定义：自东汉以来，西、北边陲的一些少数民族开始不断向内地迁徙；魏晋时期，出现了少数民族内迁的高潮；内迁的民族主要有匈奴、鲜卑、羯、氐、羌。
八王之乱中，内迁少数民族卷入其中，并且主导了局势，导致永嘉之乱。
永嘉之乱后。
士族政治 士族定义：指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
魏晋以来，一些声名显赫的士大夫家族世代把持官位，享受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权，形成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称为士族。
形成原因：历史根源：东汉以来的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
经济原因：土地兼并严重，经营庄园，渐成割据。
政治原因：魏晋政权的统治基础是士族，皇帝依赖于士族的支持。
制度因素：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的政治保障。
特点：政治上世代把持官位，经济上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力，建立起自给自足实力雄厚的庄园经济。
生活上不与庶族通婚，甚至坐不同席。
文化上崇尚清谈。
衰落：南北朝时士族门阀已日趋腐朽。
至隋唐，废止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制，更趋衰落。
江南开发 原因：①北人南迁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充足的劳动力。
②自然条件优越。
③战争相对较少，社会秩序安定。
④统治者的重视。
影响：①南北方经济差距逐渐缩小，为经济重心南移奠定了基础。
②促进了少数民族逐步与汉族交融。
北魏孝文帝改革 背景：①社会矛盾：北魏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面临统治危机。
②有利条件：北魏崛起并439年统一黄河流域，结束了北方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
③个人作用：冯太后和孝文帝深受汉文化的影响。
内容：①前期：建立新制（实行俸禄制，推行均田制，设立三长制）。
②后期：移风易俗（改籍贯、易服饰、讲汉语、改汉姓、定门第、通婚姻）。
性质：少数民族统治者自上而下推行的封建化改革。
意义：顺应了北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趋势，缓解了民族矛盾，促进了北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为以后北方统一南方以及隋唐盛世的出现打下来基础。
魏晋以来民族交融的表现
①民族迁徙：魏晋以来，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大批内迁，他们在北方各地和汉族人民杂居相处。
②联合斗争：西晋末年统治者对各族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十六国时期的连年战乱，北方经济破坏，人民生活困苦，迫使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共同斗争，从而使民族之间联系更加密切。
③友好往来：魏晋以来，我国北方出现过几次统一局面，在和平的环境中，各民族人民频繁交往，使民族大融合进程进一步加快；在战乱期间，这种交往也始终未断。
④各族间的征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打破了各族原有的部落组织，有利于民族融合。
⑤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改革：北魏孝文帝改革，实行汉化政策，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
魏晋南北朝民族迁徙的特点及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在经过秦汉400多年统一之后出现的又一次动荡、战乱和分裂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里，社会人口大量频繁地迁徙，而迁徙的主要和基本的形式是民族迁徙。
与历史上其他时期的民族迁徙相比，这一时期的民族迁徙有着明显的特点和重要的影响。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的主要特点就是动因多。
远在文明时代的开端，我国就存在着多个民族集团。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民族迁徙绵延不断，其最基本的动因是在经济方面。
魏晋南北朝以前，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一直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唯一重心所在。
长期以来，较好的自然生活环境、先进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吸引周边民族向中原迁徙。
秦汉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更促进了这种迁徒。
东汉末年，中原军阀混战，割据势力并起，但周边民族的向内迁徒并未因此而停止。
如建安年间，南匈奴自并州迁至以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为中心的晋中、晋南地区。
西晋泰始至太康年间（265—289年），塞外匈奴也曾数次向塞内迁移，徙居河西宜阳、雍州等地，总计人数约20多万。
鲜卑族这时也由东北不断向西南迁移，逐渐分布于东起辽东、西迄青海的塞外及北边诸郡。
而十六国时期建立后赵政权的羯胡，则是魏晋间“前后徙河北诸郡县，居山间”的胡人。
南方的蛮族这时也逐步北迁，以致“伊阙以南，满于山谷矣”。
北魏统一北方后又有不少蛮族首领率众北附。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连年不断，特别是西晋灭亡以后，除汉族外还有多个少数民族曾在北方建立政权。
为了扩大地盘，掠夺财富，掳掠劳动力，各政权之间的战争频繁发生，这些战争成为民族人口迁徙的又一个动因。
在战争中，数以万计的人口成为俘虏，被胜利者带回自己控制的区域。
如南朝刘宋嘉后期沈庆之伐蛮，前后俘获20余万人，多被迁至建康以为营户。
北魏拓跋焘出击柔然，“凡所俘掳及畜产车庐弥漫山林，盖数百万”。
另外还有大量人口迫于军事实力而降附。
如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亲征乌桓，“斩蹋顿及名王以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其余众万余落，悉徒居中国”。
在频繁的战乱中，各个政权及势力集团为了削弱敌方的实力，保证和扩大自己的兵源，增加劳动人手，往往乘机掳掠大量人口。
如建多年间，三郡乌桓就曾“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
东晋咸和三年（328年），前赵刘曜派军袭仇池氐族，“弗克，掠三千余户而归”。
至于为了政治、军事的需要而强制迁徙本民族和其他民族人口集中于都城或军事重镇的情况，更是大量经常地发生。
三国时曹魏多次强迁氐人至天水、扶风、京兆、南安、广魏等郡，每次人口数千户至上万户不等11。
后赵石勒曾徙氏、羌15万落于司、冀。
北魏拓跋珪迁都平城后，“徙山东六州人吏及徒河、高丽杂夷、三十六署百工伎巧四十余万口以充京师”。
与此同时，各政权统治者还“诱谕招纳”，招引边疆民族迁入内地。
如曹操就曾通过并州刺史梁习，从“胡狄”中“礼召其豪右”，“使诣幕府；豪右已尽，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
吏兵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
逃避战乱、灾荒和赋役，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的第三个动因。
东汉末年以来，中原地区的汉族为避战祸迁往辽东者日多，到永嘉之乱后“流亡归附者日月相继”，流入辽东人口等于“旧土十倍有余”。
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为张氏父子统治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
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疆出土的爨佉卢文简书也证实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各地都有汉族移民。
但这一时期中原的汉族迁徙规模最大的还是南方地区。
建安年间，“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益州数万家”。
西晋永嘉之乱后，黄河流域的汉族大规模迁往江南，史称“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
东晋及南朝亦有大批北方汉人南渡。
这时还有部分汉族迁入蛮、俚、僚、爨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如刘宋时始兴郡不少汉人因“遏接蛮俚，去就益易”而逃入俚区，以躲避苛重的赋役。
另据《宋书·夷蛮传》载：“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
而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
”正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由多种动因所促成，所以这一时期的民族迁徙又有着迁徙民族多、迁徒范围广、人口迁徙数量大、迁徙方向呈多向性等特点。
在魏晋以前，我国的民族迁徙多是小区域流动，迁徙的民族多居于中原政权沿边地区。
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北起大漠以北、贝加尔湖畔，南至福建、广东、海南岛，东起长白山、松花江流域，西到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广阔地域内，空前数量的民族卷入了大迁徙的潮流。
其中既有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如汉族（华夏族）、羌族、氏族、匈奴、越族，也有较为年青的乌桓、鲜卑、俚等民族，还有在魏晋才兴起的柔然、敕勒、吐谷浑、爨等民族。
这些民族中有的迁徙范围较大，分布较广，如汉族从黄河流域大量迁移到淮河、长江流域以至珠江流域；鲜卑族从东北的呼伦池及辽西地区迁移到河套阴山一带的“匈奴之故地”，及至晋、冀、豫中原腹地和河西走廊地区；蛮族则有不少从湖南、湖北逐渐北上，及至进入河南中部。
有些民族迁徙的范围则较小，如山越基本上是在江南从山区出居平地；匈奴是从塞外迁移到塞内诸边郡及黄河流域；柔然、敕勒的迁徙范围则大体上是漠北、漠南地区。
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诸多的因素促使诸多的民族在空前广阔的区域内迁徙，这一时期民族迁徙在人口数量上也是空前的。
这时域内各族迁徙人口的总量由于资料的缺乏而很难掌握，但从史料中所记载的部分数字来看，这个数目应是相当大的。
如三国时期内迁的南匈奴有3万落（户），以每户7口计，即有20余万口。
西晋初年内附之塞外匈奴又有20余万口。
仅此二者匈奴内迁人口即约50万。
这时奔附曹操的乌桓人先后有两万余落，以每落10口计算，即有20余万人。
再加上被俘约10万人，总共有30余万乌桓人被迁至内地。
故有人认为内迁的匈奴、羯、氐、羌、鲜卑、乌桓等“人数远超二百万”。
而中原地区的汉族又大量南迁，其中建安十八年（213年）“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10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以每户5口计算，仅这一次南迁人口就近60万之多。
西晋末年至刘宋之际，又有90余万北方汉人南迁江南27。
估计南迁汉族人口之总量不会低于北方内迁之少数民族人口数量。
另外，南方北迁的蛮族也有不少，仅《魏书·蛮传》中有数字记载的即有16、7万户，以每户5口计，则有80余万口。
我国历史上魏晋以前各个时期的民族迁徙方向，除了汉代的月氏、乌孙、匈奴等族的西迁外，总的来讲是以周边向内迁徒为主。
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汉族（华夏族）虽因战争被俘、掳掠贩卖，屯垦戍边等原因也有向外迁徙者，但较之内迁者为数颇少。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则不同以往，不仅有数以百万计的周边民族人口向中原迁移，而且有数以百万计的中原汉族人口向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以外江南、华南、辽东、河西、陇右、蜀等地区迁移。
还有相当数量的民族人口因一些具体的原因而向其他方向迁移。
如十六国时期北方先后出现了汉、匈奴、羯、鲜卑、卢水胡、氏、羌等民族建立的政权，各个政权都曾大规模掳掠强迁异族人口集中于都城或重镇。
然而由于政权更迭频繁，统治中心不断转移，强迁的人口也随之辗转流徙。
如匈奴刘汉政权攻陷池阳（今陕西泾阳西北）后掠万余人归于长安，及晋军围攻长安，又“驱掠士女八万余口退还平阳（刘汉都城，在今山西临汾西南）”。
后来石勒攻平阳，“平阳大尹周置率杂户六千降于勒，巴帅及诸羌、羯降者十余万落”，石勒将他们徙在自己控制的司州诸县。
后赵建立后，石勒定都襄国（今河北邢台西南），徙平原乌桓展广、刘哆等部落3万余户于襄国，石季龙又徙雍、秦二州华戎10余万户于潼关以东，徙秦州3万余户于青、兖二州诸郡。
到后赵政权瓦解时，“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民族人口往来迁徙之状可想而知。
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从迁移方向上看，周边少数民族是以由沿边向内地迁徙为主；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汉族是以由北方向南方的迁徙为主；同时亦有着包括汉族在内的诸多民族大量人口的南北西东方向的往来迁徙，从而呈现出人口迁移多向性的显著特点。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是当时封建社会条件下民族关系的产物，它与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是相关联的。
其中许多民族的迁徙是被迫的，是被异族强制进行的，伴随着的是战争、掠夺和征服。
因此，这时的民族迁徙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消极的因素，但从历史的发展进程看，它的积极的历史作用和影响是主要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改变了我国原有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推动和加速了民族间的融合与交流。
在此以前，我国的民族人口分布基本上是分族聚居的格局，即汉族（华夏族）集中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其他少数民族则分别集中分布在周边各个地区，各民族在特定地域的聚居长期得以稳定，造成了聚居该地域的民族在社会组织、经济生活、风俗习惯、语言文化等各方面的民族性和地方性特点，这种长期稳定的聚居状态是保护民族片面性和局限性的藩篱。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汉族逐渐分布于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和松辽平原、河西地区，分布范围更加广泛。
内迁后的各少数民族除一部分融合于汉族以外仍聚族而居，但分布地区却十分分散，各族间往往形成犬牙交错的状态。
同一地区常常居住着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同一个少数民族又错居在好几个不同的地区，而这些地区亦居住着相当数量的汉族人口，于是冲破了民族界限，打破了民族隔绝的状态，使我国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开始由原来的分族聚居变成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
通过杂居共处，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更为密切，彼此间相互依存、相互吸引，在历史的长河中汇流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内聚潮流。
这种内聚力量，最终结合成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多元一体的整体。
而正是空前的民族大迁徙，使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中华民族“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使进入中原的各少数民族由游牧生产转变为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从而推动了社会进步。
匈奴、乌桓、鲜卑、拓跋鲜卑等族在进入中原内地之前，社会结构以部落组织为主，社会经济以游牧业为主。
进入中原后，在汉地经济文化的影响下由游牧而定居，多数从事农耕业。
魏将郭淮镇陇右时，让羌人“家使出谷，平其输调”；雁门太守牵招，曾表复乌桓五百余家的租调。
让这些少数民族交纳租调，他们自然是已进入农耕阶段。
十六国时羯人石勒在家乡武乡，因为沤麻与邻居李阳争夺麻池。
常互相殴击。
他为了报答郭敬、宁驱的资赡，还“为之力耕”，说明羯族已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结合在一起了。
各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也通过政权的力量促进这种转变。
如苻坚在前秦境内大力劝课农桑，他亲自耕籍田，其妻苟氏则“亲蚕于近郊”，以示对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重视。
北魏建国后，拓跋珪下令息众课农，使东平公元仪在五原至棝阳塞外屯田，并在代京周围置立八部帅劝课农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