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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发展的六个阶段一、先秦诸子阶段（前770——前221年）（一）儒家先秦儒家主要代表人物第一是孔子，第二是孟子，第三是荀子。
孔子被后世尊为至圣，孟子被后世尊为亚圣，荀子是先秦儒家最后一位代表人物。
先秦之后，后世儒家著名代表人物还有董仲舒、程颢、程颐、朱熹、王阳明。
儒家经典一般被称为“四书五经”，四书是《论语》《孟子》《中庸》《大学》。
《中庸》和《大学》以前是《礼记》中的两章，后来被独立出来，跟《论语》和《孟子》并列，变成了四书。
五经是《诗经》《尚书》《礼经》《易经》和《春秋》，《春秋》是孔子所做的鲁国历史。
据说，五经原来是六经，其中包括《乐经》。
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大概把《乐经》烧了，所以《乐经》没有流传下来。
东汉时，五经和《论语》《孝经》一起称为“七经”。
到了唐代，“七经”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和《尔雅》，合称“十二经”。
到了宋代，《孟子》也被列为经，从宋代开始，这些儒家经典统称“十三经”。
也就是说，儒家“十三经”就是指《诗经》《尚书》《礼经》（记载周礼）《易经》（也称周易）《论语》《孝经》《周礼》《礼记》（西汉戴德、戴圣解释《礼经》的文集）《尔雅》《孟子》《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
儒家经典又有所谓的“经”“传”“记”之分。
其中《易》《诗》《书》《礼》和《春秋》称为“经”，《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是为经书《春秋》而作的注释，称为“春秋三传”。
《礼记》《孝经》《论语》和《孟子》被称为“记”。
《尔雅》则是汉代经学学者的训诂之作。
儒家一直被各朝各代统治者重用，堪称中国传统的官方学说。
现在还有人管儒家叫儒教。
其实儒家不能称为宗教，儒家的实质是伦理学。
儒家伦理思想很复杂，概括起来就八个字：仁、义、礼、廉、耻、爱、忠、孝。
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弟子们自创门派，教授自己的学说。
其中以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两个派别最有影响。
（二）墨家墨家是先秦诸子中一个非常有名的派别。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今昔评摘要：在“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中，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是海内外影响最大且最久的著作。
近年来对冯著《中国哲学史》有一些批评本属正常，但有的批评并不符合实际或有所误解。
比较对冯著《中国哲学史》的今昔不同评论，笔者仍认为此书对中国哲学史的论述应属“最能客观，且最能深观”，并认为此书将中国古代哲学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亦有作者之卓识。
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有其固有的“哲学思想”，但“哲学”这一“学科”的引进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
关键词：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哲学学科在“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中，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是海内外影响最大且最久的著作。
据近期图资人员的统计，在2000—2007年间，冯著《中国哲学史》仍是被国内哲学论文引用最多的学术著作之一。
①不可否认，在近些年的学术研究中，冯著《中国哲学史》亦受到一些批评。
对于一部成书于70多年前的旧著，就其中的某些观点进行批评当然是正常的。
但是，某些批评并不符合实际。
如有学者批评冯著《中国哲学史》（以及其他研究中国哲学史著作）乃是“照着”或“接着”西方哲学讲；又如有学者对冯著《中国哲学史》关于“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的划分亦提出了批评。
本文仅就此两点，以对冯著《中国哲学史》今昔评论比较的方式来作一辨正。
一在近些年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中，有不少学者都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冯著《中国哲学史》在第一篇“子学时代”的“绪论”中所说：“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
”“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
”②在“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初创时期，这种表述有其缺陷，应是情有可原的。
金岳霖先生在对此书的“审查报告”中提出“中国哲学”这个名称有其“困难”，即“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③当时提出这样的问题也是完全合理的，并且促进了“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发展。
中国哲学论文题目一、最新中国哲学论文选题参考1、朴素地追问我们自己的问题和希望——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会通的基础2、中国哲学的诠释问题——以仁为中心3、“科玄论战”与20世纪中国哲学走向4、经典诠释与体系建构——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与特点刍议5、论中国哲学中的体用范畴6、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关于“新中国哲学五十年”的一点思考7、中国哲学中的知识论(下)8、中国哲学的太极观念与太极拳9、中国哲学:从“照着讲”、“接着讲”到“自己讲”10、中国哲学大纲11、论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主干地位——兼论道、儒、墨、法多元互补12、中国哲学史新編13、生的哲学——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14、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15、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信念层面的对话(英文)16、中国哲学的“原创性叙事”如何可能17、关于中国哲学生态观的几个问题18、学术流派的本土建构——新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一项重要使命19、经典诠释与体系建构——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与特点刍议20、中国哲学原论. 导论篇二、中国哲学论文题目大全1、一个虚假而有意义的问题--对"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的解读2、中国哲学的创新与和合学的使命3、中国哲学史教程4、中国哲学中的情感理性5、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6、中国哲学的自主与自觉——论重写中国哲学史7、何为中国哲学——关于如何理解中国哲学的若干思考8、"中国哲学史"写作与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困境9、21世纪中国哲学走向:诠释、整合与创新10、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方法论反思11、当代中国哲学形态构建面临的时代问题与可能回答12、论道与物的关系问题(下)——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条主线13、论道与物关系问题(上)——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条主线14、论世纪之交中国哲学理性的走向15、学科创制过程中的冯友兰--兼论"中国哲学史"的建构及其所面临的困境16、中国哲学还是中国思想——也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17、中国哲学中的“公私之辨”18、论中国哲学发展的前景19、中国管理哲学研究——从中国哲学的视角研究管理学20、冯著《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和读法三、热门中国哲学专业论文题目推荐1、张岱年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中应有之地位2、近代"中国哲学"发源3、论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前沿问题4、从中国哲学看意像语言把握形而上学何以可能5、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6、论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关于中国哲学学科的知识社会学考察7、从20世纪中国哲学的视域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8、试论道家哲学对人本心理学的影响——兼论中国哲学的普适价值及东西方文化的融会互补9、"易和哲学"论纲:社会和谐发展观的中国哲学理念10、价值·权威·传统与中国哲学11、中国哲学的未来: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交流与互动(下)12、重写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向度与方法意识13、中国哲学原论14、实践理性的自然基础——中国哲学对意识能动性的理解15、逍遥与自由——以西方概念阐释中国哲学的个案分析16、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立及诠释框架17、朴素地追问我们自己的问题和希望——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汇通的基础18、中国哲学史稿19、中国哲学与未来世界哲学20、“中国现代性”的追寻——对当代中国哲学发展主线的一种描述四、关于中国哲学毕业论文题目1、中国哲学大纲2、中国哲学简史3、中国哲学简史4、中国哲学简史5、和合学——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哲学6、论中国哲学主体思维7、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8、为什么说中国哲学是深层生态学9、中国哲学大纲10、张岱年与二十世纪中国哲学11、穿一件尺寸不合的衣衫——关于中国哲学和儒教定义的争论12、人与自然 : 中国哲学生态观13、中国哲学的"自己讲"、"讲自己"——论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和超越合法性问题14、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信念层面的对话15、论20世纪西方哲学变革的主题与当代中国哲学的走向──转向现实生活世界的哲学变革16、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对中国哲学书写方式的一种思考17、论中国哲学与护理学的融合:以慎独为切入点18、20世纪上半叶哲学观论争与当代中国哲学发展道路19、“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以老子之道的诠释为例20、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研究述要五、比较好写的中国哲学论文题目1、明清之际的儒耶对话与中国哲学创新2、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3、中国哲学的诠释学境遇及其维度4、20世纪末中国哲学研究重大问题检讨之一实践哲学(笔谈) 实践哲学:超越与升华5、中国哲学智慧6、《哲学通论》与当代中国哲学7、冯友兰与中国哲学现代化8、中国哲学范畴通论9、中国哲学研究三十年回顾(1978～2007)1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与逻辑11、“哲学”概念的家族相似性与“中国哲学”学科范式问题12、关于中国哲学的生命性13、解释学与中国哲学14、《哲学通论》与当代中国哲学15、论中国哲学中的反语言学倾向16、汉英文化类辞典编纂要端举论——以《汉英中国哲学辞典》为例17、中国哲学的萌芽与中医学的起源18、21世纪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序言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学术:“日神类型”与“酒神类型”20、20世纪末中国哲学研究重大问题检讨之六人学研究(笔谈) 新世纪中国人学研究应承载的历史使命。
浅析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演进过程与发展趋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演进过程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的儒家学说。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哲学不断发展演变，形成了丰富多元的哲学传统，如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等。
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和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也在不断发展中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演进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哲学阶段，主要在中国古代。
儒家、道家等思想流派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和发展。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思想集中在个体自身修养和伦理道德问题上，追求内在的自我修养和道德境界。
第二阶段是现代化启蒙阶段，主要发生在近代。
随着西方现代化的浪潮涌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开始与西方哲学相互交流与对话。
受到启发，中国知识分子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变革，追求社会进步和民族振兴的路径。
第三阶段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阶段。
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步入了新的发展道路。
通过与西方哲学的对话和借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开始呈现出多元化、国际化的特点。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也在面对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如发展模式、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观点。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也呈现出几个明显的特点：多元化和开放性。
在现代化的背景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面对全球化的挑战，需要吸收和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和理论，经过改造和发展形成适应中国实际的理论体系。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也要面对着多元性的社会和思潮，需要包容不同的理论和观点。
应用导向和问题导向。
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站在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紧密结合实际问题，深入研究和探索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现象，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
国际化和国际交流。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与国际学术界保持紧密的联系和交流，参与国际学术的前沿探索和讨论。
也要积极主张中国的学术话语权和文化话语权，为中国特色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贡献力量。
跨学科和综合性。
简述中国哲学观——章平平中国哲学并不是像西方哲学那样洋溢着科学的智慧，更多的是人文思想。
而中国的哲学思想最大的特点，在我看来就是它始终依附于政治而存在。
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哲学思想是脱离政治而存在的。
这点在很大方面区别于西方哲学。
西方哲学在很多方面是在治学和科学实践方面的。
像检验论，心理学等。
当然，他们也不缺乏政治方面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一部强有力的政治哲学。
而今天，我要讨论的，还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简要发展史。
中国哲学萌芽于夏殷周时期，发展在春秋战国时期。
但是在夏殷周时期，所谓的中国哲学只是一种神权统治观念。
这种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并不能说是一种哲学，只能说是一种意识，但是他确确实实影响了当时人们的生活。
像商朝，便设有“巫”这种职位，君王在做重大决策前都需要请巫来占卜。
还包括一些图腾的出现，都是神权统治观念的影响。
春秋战国，是中国哲学史上最繁荣的时期。
九家十流，百家争鸣，其中最为提出的便是儒墨法道。
我只是稍微讲解一下儒法道。
春秋战国儒家学说仁：仁在中国是一种含义极为广泛的道德范畴。
而我想要明白的是，它到底是属于哪种范畴，究竟是内心情感还是一种人格塑造，是道德意识还是一种人伦纲常？再通俗点说他是一种心理学还是一种社会文学？在《论语》中，孔子对仁的解释就是有多种的。
首先，仁本指相互爱人，例如“樊迟问人。
子曰：‘爱人’”。
而在爱人方面，就我个人而言，可能与当时的殉葬制有关。
在频繁出现活人陪葬的时代，孔子能提出仁者爱人，这就是孔子的伟大之处。
当然这种爱人也是区别于墨家的兼爱。
兼爱是无差别的爱，而仁爱是种有差别的爱。
兼爱不分亲属厚薄，不分贵贱贫富，不分任我彼此，爱人就是要远施周边，尊卑长幼都要互相爱护。
而仁爱，它建立在长幼尊卑顺序上，涉及君臣上下，亲疏有别等关系上。
这是种有等级的爱。
儒家看来，如果社会没有等级，世界就是平的了，那就没有尊严，没有敬畏，那就没有秩序了。
再有他也是一种道德行为意识，最有名的就是“克己复礼为仁”，就是我们常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中国现代思想的发展历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
这一变革的核心是对中国传统观念的挑战，以及对现代思想的不断探索。
本文将从四个方面探讨中国现代思想的发展历程，分别是：现代科学观的建构，人文主义思想的崛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以及当代中国思想的新挑战。
1.现代科学观的建构20世纪初期，中国引进了西方的现代科学，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但当时，绝大部分中国人尚未形成具体的科学观，普遍存在传统观念对科学的阻碍。
因此，在19、20世纪末期，先后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两种不同的科学观。
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苏联的帮助下，开始大规模建设科研机构，建立了中国科学院和各大科研院所。
这个时期的中国科学观，主要是苏联传统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科学应该为社会服务，发挥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作用。
但是，这个时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自由，科学创新受到限制，创造性人才的培养也缺乏条件。
20世纪70年代后，中国开始逐渐开放，对外交流加强，外国先进科技深入国内。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开始重新审视科学和技术的意义，马化腾系统整合，在1985年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
由此，中国逐渐建立了适合国情的现代科学观，同时进一步改革科研管理体制，逐渐走上了科技创新的道路。
2.人文主义思想的崛起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同时也更加重视人的自由、平等和尊严。
这些价值观被人们视为一种新的“文化软实力”，被广泛应用于各种文化领域。
90年代以来，中国先后出现了“诗意的中国”、“可持续的中国”、“美食的中国”和“音乐的中国”等概念，用以表现中国文化的不同视角，强调中国特有的精神与文化。
同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的观念也逐渐转向了人文主义。
例如，在文学和艺术领域，人们更加注重文化的深度和质量，表现人的情感和思想。
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人居所、公共设施的建设，也注重对人们的需求尊重和体现。
中国现代哲学思潮与思想体系中国现代哲学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与传统哲学思想体系的断裂和丧失产生了一些尝试和新的创作。
20世纪初，中国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较深，西方哲学是指在欧洲产生的哲学流派和思想体系。
然而，中国现代哲学不仅是对西方哲学思想的接收和传播，更是面向中国社会和历史的一种独立思考和创作。
在这种思潮之下，许多学者和思想家共同构筑了中国现代哲学体系，使得中国的哲学思想在世界舞台上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可。
中国现代哲学的兴起主要始于1917年5月，由李大钊发起的“五四运动”推动了中国现代思想的崛起。
这一时期，启蒙思想和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深入到中国学界，中国的哲学思想开始从“宗教哲学”、“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等方向转变到了以“人类学哲学”、“认识论”、“逻辑学”等为基础的现代哲学思维。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傅斯年、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
傅斯年（1896-1950）是中国现代哲学思潮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一位知名的逻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
傅斯年认为，科学方法是一种自我檢查、自我调整和自我发展的方法，他利用这种方法论分析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哲学基础，并对西方哲学进行了消化、传神和结合。
他系统性地归纳总结自己的思想，构建了独立独特的哲学体系，被誉为“中国现代哲学之父”。
胡适（1891-1962）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学者、哲学家和文学家。
胡适为了使中国人了解西方现代思想而将欧洲哲学引进中国，他的思想主要针对文化、语言和现实问题。
他认为文化是影响人的思维方式的基本要素，他提出了“新人类学”的思想，即在哲学创新上，要摒弃传统和超验的方法论，强调个体的感官经验和想象力的作用；在学术研究中，要以语言学为依据，透过语言的结构反映出人类思维和知识结构的演变。
胡适的这些思想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中国现代哲学的视野，打破了传统哲学的禁锢。
陈独秀（1879-1942）、李大钊（1899-1925）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两位具有重要思想影响力的人物。
中国现代哲学知识点总结一、中国现代哲学的形成中国现代哲学的形成是与中国现代化进程联系在一起的。
20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是中国现代哲学的形成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正处于动荡变迁的时期，思想文化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西方哲学和科学文化开始大量传入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开始在中国社会中蔓延，促成了中国现代哲学的形成。
同时，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也是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上进行的。
中国传统哲学有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其中包括儒家、道家、墨家等各种思想，这些传统哲学思想在中国现代哲学的形成过程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现代哲学是在西方哲学的引进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的，形成了中国现代哲学独特的特色。
二、中国现代哲学的主要特点中国现代哲学的主要特点包括：1. 吸收西方哲学思想，综合中国传统哲学中国现代哲学的引进和传入是与西方现代文化的传入相关的。
20世纪初，伴随着西方现代文化的传入，西方哲学也开始传入中国。
中国的一些学者开始系统地研究西方哲学，吸收西方哲学的新思想，综合中国传统哲学的优良思想，形成了中国现代哲学的基本特点。
在思维方式上，中国现代哲学吸收了西方哲学的思维方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维特点。
2. 综合利用中国传统哲学中国现代哲学在西方哲学的传入和影响下，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了综合利用。
中国传统哲学中包含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这些思想资源在中国现代哲学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些思想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3. 科学性和实践性中国现代哲学在与西方哲学的交流和影响下，继承了西方哲学的科学性和实践性。
中国现代哲学注重科学性和实践性，把哲学思想与实际生活联系在一起，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需求作出了积极的哲学探索和思考。
4. 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中国现代哲学在20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期间，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推广也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推广和影响，为中国现代哲学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资源，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２０世纪中国哲学史学科建构历程及其现代进路作者：康宇来源：《江汉论坛》2009年第01期摘要：自1916年谢无量《中国哲学史》一书出版后，胡适、陆懋德、钟泰、冯友兰、李石岑、范寿康、侯外庐、任继愈、冯契、石峻、张岱年等学者经历了近百年的研究与探索，建构了中国哲学史学科。
主要形成了“以西释中”、“以中释中”、“以马释中”、“中西综合”的中国哲学史诠释模式，以及与中国哲学史“合法性”问题交织，融合中西学术，研究学者个性突出，缺少同情了解的学术特征。
今天，厘清中国哲学史发展中出现的诸多关系，建构中国哲学自身“话语系统”与书写范式，成为中国哲学史学科在新时期发展的现代进路。
关键词：中国哲学史；学科建构；现代进路中图分类号：B2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０9）01－００10－０8虽然在中国传统学术史著作中，出现过许多对“中国哲学史”问题朴素的、零散的论证，但真正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理论形态和制度化学科背景的“中国哲学史”系统构建却始于20世纪初。
1916年谢无量撰写的《中国哲学史》一书出版，成为中国哲学史学科开山之作。
之后，胡适、陆懋德、钟泰、冯友兰、李石岑、范寿康、侯外庐、任继愈、冯契、石峻、张岱年等人通过自身的努力不断对中国哲学古典文献进行深入开掘和重新诠释，并通过对西方哲学的引进和逐渐消化，融会中西方视域、观念、问题和方法，最终建构了20世纪具有浓郁中国学术特色的中国哲学史学科。
一、20世纪中国哲学史学科建构历程谢无量写作《中国哲学史》一书的目的，在于要改变中国学术界缺少通史性的中国哲学史著作的状况。
在他看来，历史上已形成的相关学术史著作或是由于研究者主观的学派立场与门户意识，或是由于以断代史替代通史，都存在着自身的片面与局限。
因此，他决心著一部“起自上古，暨于近代。
凡哲人巨子，树风声于当时，标新义于后来者，皆掇其学说之要，用今世哲学分类之法述之”①的中国哲学史。
谢无量将“中国哲学史”分为上古哲学史（含古代及儒家、道墨诸家及秦代两个时段）、中古哲学史（含两汉、魏晋六朝唐两个时段）、近世哲学史（含宋元、明清两个时段）等三个时期，为中国哲学数千年的发展史建构了全面、系统的描述与解释。
在书中，谢无量站在中国经学家的立场，以道同理同为依据，力图对哲学做出中国式理解。
他认为，哲学相当于庄周所谓的“道术”，科学相当于庄周所说的“方术”；哲学是“全备之学”，科学是“偏备之学”；君子致力于道术，得其全者为儒。
而西方的哲学和中国的儒学、道学、理学以及佛教的义学“地虽有中外之殊，时虽有古今之异，而所学之事，所究之理，固无所不同者矣”②。
谢无量接受了大量西方近代哲学观念，将哲学内容区别为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肯定中国古代的“六艺”、“九流”大体上都在哲学的范围之内。
但在分析具体学派时，又兼顾了中国哲学自身的特点。
从《中国哲学史》的叙事构架中可以看出，他在哲学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三分基础上，又提出了具有中国学术思想特色的“宇宙论、伦理学、阴阳论、三才论、数论、修养论、实践道德论、人性论、人生观、政治论、理想之社会、死生观、定命论、辩证法、天道无知主义、破除迷信主义、世运进步主义、才性论、虚无论、崇有论、神仙论、无君论”③等。
谢无量辨析了许多中国哲学特有的概念范畴，如易学中的“阴阳”范畴、道家关于“道”的观念等，赋予了它们具有现代哲学观念的论释。
甚至，在某些中国哲学问题上，还具备了初步的中西哲学比较意识，如对于“仁”的认识：孔子的仁是差别之仁，佛教、基督教的仁是平等之仁等。
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作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第一部以中国哲学史命名的学术著作，为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建与形成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他对中国哲学史完整的梳理与渊流的阐述，为后来者更为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尤为可贵的是，他开辟了一条“以西释中”的探索之路。
当然，谢无量的理论缺失也是十分明显的。
他重儒家轻诸子；详上古、中古哲学，略近世哲学；史料引证失当；对哲学、哲学史理解片面等，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中国哲学史》一书的实际价值。
但庆幸的是，随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两本著作的出现，弥补了上述的不足。
1919年，胡适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问世，标志着中国哲学史学科正式与经学相分离。
胡适摒弃了谢无量将哲学混杂且隶属于经学的弊端，为哲学和哲学史做出了明确的界定，“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④。
“若有人把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法和种种解决方法，都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一一记叙下来，便成了哲学史。
”⑤而哲学史的目的在于“明变”、“求因”、“评判”。
明变是“使学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求因是“寻出这些沿革变迁的原因”，评判是“要使学者知道各家学说的价值”⑥。
胡适撇开儒家经传的古史观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起源，将中国哲学史直接从老子、孔子讲起，并赋予先秦诸子平等的地位；将史料区分为“原料”和“副料”，认为审定史料的真伪，应找证据，方能使人心服，并采用“校勘”、“训诂”之法考证众多哲学家年代与著作的真伪；把重要史实、史料的考辨和对思想家的学说体系、学术流派、社会条件等的分析有机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探究中国哲学史变迁的原因，进而提出了对于评价思想家学说价值及时代思潮历史地位的独到看法。
“以西释中”方面，胡适同样超越了谢无量。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引进大量西方实验主义方法，将之与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结合起来，进行史料的筛选与辨别真伪；将先秦非儒学派（名家和墨家）、程朱学派、清代朴学研究与西方近代实证科学方法相沟通，注重发掘其中获取实证知识的科学精神；运用西方历史主义方法与逻辑方法，重新审视中国哲学史。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开创了学术史著作的新范式，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带来了新的观念、新的理路、新的研究方式，奠基了中国哲学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础。
然而，胡适由经学范式走向西学范式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并未得到学术界的完全认同。
1923年陆懋德所作《东周哲学史》一书就认为，胡适以西方式的逻辑方法整理先秦哲学，会抹杀中国哲学的特点。
陆懋德主张，中国哲学史研究，应以“无所谓中西，但取其长而求其是”为宗旨⑦，以考古史料与文献材料并重的史料观审查、检验哲学史料的真实性，用物质和心理的解释“二者当参用而不可偏用”的观点来解释哲学史变化、发展的过程。
陆懋德提出的哲学史研究方法论，无疑深化了中国哲学史学理论。
虽然，他未能写作出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学专著，但他却给了后人留下了“以中释中”并未丧失“合理性”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框架启示。
沿着陆懋德的思路，钟泰于1929年写出了《中国哲学史》一书。
他强调，中西哲学是各自成系统的，用西方哲学术语来叙述中国哲学，就会扭曲中国哲学的真实面目，是极不合理的，“中西学术，各有系统，强为比附，转失本真”⑧。
在书中，钟泰运用中国旧有话语方式，以同情了解的态度论述诸子的思想。
同时，他还运用史传的体例整理中国传统哲学，叙述各门派思想的基本要旨，探究它们的源流和发展，比较它们的同异。
钟泰的中国哲学史诠释方式具有经学研究思维方式特征，但其决非对谢无量所著《中国哲学史》的简单重复，他的研究已经明显具有了方法论意识。
但他对于西方哲学观念和方法不予采纳的态度，在当时的中国哲学史建构中有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倾向。
且这种研究方式会使中国哲学的话语方式陷于与近代学术的隔绝状态，与其他近代学科如社会学、考古学等之间的跨学科交流也难以展开。
因而，钟泰之后，鲜有类似专著诞生。
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所著《中国哲学史》的出现，再一次将“以西释中”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式推向高潮。
在冯友兰看来，哲学史是考察哲学发展历史的科学，哲学的发展不同于其他事物或其它学科的发展，这使得哲学史虽属于史学的范围，却有别于一般史学和专门史。
哲学史考察历史上哲学的起源和发展，但它本身又不能等同于哲学。
与胡适“疑古”路线不同，冯友兰走了“释古”的路线。
冯友兰认为，古史及传说虽不可尽信，但有历史根据，可以由之了解古代社会的部分真相。
在书中，他摒弃了按照自然历史时期来区分中国哲学发展历史的方法，着眼于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本质，将中国传统哲学分为子学和经学两个时代，后一时代终结于康有为，此后中国进入后经学时代。
冯友兰认为，先秦时代相当于西方的古代，汉至清相当于西方的中世，而中国哲学后经学时代的到来源自西学冲击中学的结果。
在考证古代哲学史籍方面，胡适曾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提出，以史事、文字、文体、思想、旁证五个方面的辨析，作为判定史料真伪的证据；把校勘、训话、贯通看作整理史料的方法。
对此，冯友兰在推崇之余，又提出了自己新的见解：古籍分辨真伪是完全必要的，但古籍的真伪与其价值并不能等同，“某书虽伪，并不以其为伪而失其价值，如其本有价值。
某书虽真，并不以其为真而有其价值，如其本无价值”⑨。
因此，冯友兰在审定哲学史史料时，不是简单地否定伪书而求哲学史的真实可信，而是主张将其纳入到所产生的时代中去考察，以求哲学史的可信和真实。
在对哲学史观的论述中，冯友兰主张用科学的、理智的、逻辑的方法建构哲学体系，研究哲学史。
他将哲学史分类两类：“哲学史自身”与“写的哲学史”。
“写的哲学史”是对“哲学史自身”的描摹，人们以不同的视角和方法，不同的形式和内容写成不同的哲学史著作，不断深化对哲学史发展规律的认识，使写成的哲学史不断接近本来的客观的哲学史的实际，但永远也无法穷尽对哲学史发展的认识。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冯友兰的这种历史主义视角明显比前人更为系统、丰富。
在对中国哲学史的具体分析中，冯友兰指出，中国哲学没有形式上的系统而有实质上的系统，故而讲中国哲学史要从形式上无系统的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
因此，“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⑩。
而这个“找”的过程，即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质系统进行阐释与逻辑重建的过程。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典范。
这不仅表现在它重新奠定了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以西释中”的主导模式与诠释框架，更重要的是它深化了哲学观和哲学史观；丰富了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确定了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体系的代表人物、基本派别；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论断。
尤为可贵的是，上述诸多的提法、观点、分析、定位，至今仍为学术界沿袭或吸取，且大部分的分析和定位已成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研究范式，这无疑进一步彰显了该书的历史地位。
20世纪20、30年代，在学术界热烈争论中国哲学史应“以西释中”，还是“以中释中”的同时，另一种新的“以马释中”的研究模式也在悄然形成。
其代表人物是李石岑、范寿康与侯外庐。
1935年，李石岑所著《中国哲学十讲》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