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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农学派是指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一群思想家和经济学家，他们旨在推广农业发展，并以农业为国家的主要经济发展动力。
下面就解释一下一些重要的名词：第一段：重农主义重农主义又称农本主义，在经济学中指倡导国家应以农业为基础的一派思想。
这一派经济学家主张农业生产是其他生产活动的基础，经济发展的根源。
他们认为工业发展不可避免存在周期性的波动和危机，而农业发展可以稳定经济。
重农主义者认为只有通过发展农业，能够保证国家的安全和稳定。
第二段：地租地租是指土地所有权者所得到的对土地使用权的代价，也称土地收益。
在重农主义中，地租的概念较为重要。
重农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地租是农民收益的唯一来源，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因此，只有使土地得到最大利用，才能获得最高的地租收益。
他们的目标是通过高地租收益来推动农业发展。
第三段：耕地比例耕地比例是农田面积与土地面积的比例，反映了一个国家农田利用的程度。
在重农主义中，耕地比例的提高被视为重要的政策方向。
派系认为只有通过增加耕地，提高耕地比例，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耕地比例的提高需要实现土地利用的最优化，通过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来提高耕地的利用品质。
第四段：三合一政策在中国经济学史上，三合一政策首次出现在重农学派的理论中。
三合一政策的具体内容包括：改良品种、调整结构和提高品种。
改良品种是指通过杂交、转基因等手段，提高作物品质和产量。
调整结构是指通过调查本地农业发展的情况，优化种植田地和作物种植结构，推动农业结构优化升级。
提高品位是指农民提高种植和收获的技术水平，以达到盈利的目的。
第五段：产业升级重农学派经济学家认为经济要实现长期稳健的发展，就需要从农业经济中发现新的增长点，通过实现产业升级的方式来提高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从而改变农业发展中的低级化发展之路。
为此，整个国家应该鼓励技术进步，发展高效的农业，加强农业配套设施的建设，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科技水平，进而推动农业升级，实现农业健康发展和经济发展。
我们需要怎样的“重农主义”？一、重农主义的定义及发展历程二、重农主义的理论基础三、重农主义的政策建议四、重农主义在现代经济中的应用五、重农主义与全球化的关系一、重农主义的定义及发展历程重农主义是经济学中最古老的学派之一，其发源于18世纪欧洲，旨在发展农业和农民生产力，以促进国家经济发展。
重农主义历经了其创始人威廉·波特爵士（Sir William Petty）以及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和其弟子物价学派等几位重要代表人物，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在英国、法国、德国等主要欧洲国家得到了广泛的推崇和实施。
随着19世纪市场经济的兴起，重农主义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其理论多年来一直影响着经济学领域的发展。
二、重农主义的理论基础重农主义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贡献学说，认为经济发展的基础在于生产，生产的基础在于土地。
农业是唯一真正的生产活动，因此应该得到国家政府的优先支持和鼓励。
二是农产品流通理论，认为农产品的价值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流通关系所决定的，因此国家应该提供稳定的市场保障，保障合理的收益率，促进农产品的流通和发展。
三、重农主义的政策建议基于以上理论基础，重农主义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
一是土地改革政策，注重保护农民权利，提高农民收益。
二是关税政策，强调通过关税保护国内农产品，避免不合理的竞争。
三是贸易政策，通过对外贸易的限制和鼓励，保护和发展国内农业。
四是货币和信贷政策，通过对农业的优惠信贷和货币政策，鼓励农业的发展。
四、重农主义在现代经济中的应用在现代经济中，虽然农业已经不是唯一的生产活动，但农业产业仍然是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重农主义的理论提供了广泛而深刻的思路，可以指导我们更加科学有效地发展现代农业产业。
例如，在农村土地改革中，保护农民权益和提高农民收益，可以提升农民的生产热情和农业效益；在农业市场保障中，加强毛入农业市场的准入和监管，促进农产品稳定价值；在对外贸易和农产品出口中，通过限制进口、提高关税和鼓励出口等措施，保护和发展我国农产品的竞争优势。
学习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阅读感受
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是两种经济学派别，主张不同的经济发展策略。
重商主义强调国家经济发展应以贸易为核心，主张通过保护主义政策来促进本国贸易优势和贸易顺差，以增加国家财富和实力。
而重农主义则强调农业的重要性，认为经济发展应以农业为基础，主张保护农业利益，提高农业生产力。
从阅读感受来说，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都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经济理论。
了解这两种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上的一些经济政策和决策，以及它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同时，通过比较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观点，我们也可以看到经济学在不同时期提供的不同思考方式和解决问题的途径。
这有助于我们思考和分析当代社会和经济问题时，采用多元的视角，不拘泥于单一的经济理论。
总而言之，了解和思考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理论的不同观点，有助于我们对经济发展和政策制定有更全面和深入的理解。
这些理论和思想对于我们理解历史、分析当代经济问题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重农主义名词解释重农主义是指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兴起的一种经济学思想，主张农业是国家经济的基础和支柱，强调农业的发展对国家繁荣和农民幸福的重要性。
重农主义最早出现在法国，由经济学家孟德斯鸠提出，并在他的著作《伟大国民》中得到详细阐述。
孟德斯鸠认为，农业是生产财富的基础，只有国家经济以农业为主导，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繁荣。
他主张保护农业，限制农产品的进口，并提倡农民的耕作技术改进和土地的合理利用，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益。
此外，他还主张减少贸易，鼓励国内市场的发展，以保护农民的利益。
在重农主义的理论框架下，农业被视为一种自然的经济活动，与商业相比更加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繁荣。
农业生产可以提供大量的食物和原材料，满足人民的生存需要，同时也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减少贫困和社会不安。
重农主义者认为，农民是国家的中流砥柱，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
因此，他们主张给予农民适当的土地和财产权，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并提供必要的教育和培训，以提高他们的生产能力和社会地位。
然而，重农主义的思想也受到了一些批评和争议。
一些经济学家指出，过度重视农业的发展会导致其他产业的忽视和落后，限制了国家整体经济的发展潜力。
此外，重农主义忽视了国际贸易的重要性，认为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是最理想的。
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国际贸易成为了促进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重农主义的理论面临了挑战。
尽管如此，在某些情况下，重农主义的思想仍然对现代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农业始终是许多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重农主义的思想提醒我们，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幸福是一个国家能够保持稳定和繁荣的重要基础。
在实践中，我们仍然需要寻找平衡，发展农业和工业，促进农村和城市的互动，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重农学派目录[隐藏]重农学派重农学派的称谓重农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重农学派与社会制度重农学派的观点和主张重农学派的崩溃重农学派与中国古代文化重农学派重农学派是十八世纪50～70年代的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学派。
重农学派以自然秩序为最高信条，视农业为财富的唯一来源和社会一切收入的基础，认为保障财产权利和个人经济自由是社会繁荣的必要因素。
重农学派的称谓重农学派在鼎盛时期以“经济学家”称谓。
其成员之一杜邦·德·奈穆尔于1767年编辑出版了一本题名为《菲西奥克拉特，或最有利于人类的管理的自然体系》的魁奈著作选集，首次提出了源于希腊文“自然”和“统治”两字的合辞作为他们理论体系的名称。
但在当时，这个新名称没有得到通用。
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依据他们“把土地生产物看作各国收入及财富的唯一来源或主要来源”的学说，把他们称为“农业体系”，汉语则意译为“重农学派”。
重农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魁奈是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和首领。
有人曾认为古尔奈也是创始人之一，但古尔奈除了经济自由放任的主张外，并没有树立任何重农学派的主要论点。
魁奈无疑地首创了重农主义所有的理论。
他的代表作《经济表》，就是这一理论体系的全面总结。
18世纪50～70年代，在魁奈的周围逐渐出现了一批门徒和追随者，形成了一个有较完整理论体系和共同信念的派别，而且是一个有明确的纲领和组织的政治和学术团体。
他们有定期讨论学术问题的集会，有作为学派喉舌的刊物—《农业、商业、财政杂志》和《公民日志》。
杜尔哥是继魁奈之后的重农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他深受魁奈的影响但不是魁奈的门徒，也几乎没有参加所谓“经济学家”们的派系活动。
他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是重农主义的重要文献。
他发展、修正了魁奈和其徒党的论点，使重农主义作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特征有更加鲜明的表现。
在他那里重农主义发展到最高峰。
重农学派与社会制度重农主义体系实际上是第一个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分析，却又是封建制度、土地产权统治的资产阶级的翻版。
封建主义是以资产阶级生产的角度来加以说明，而资本主义则以大农业改造封建制度的臆想来发展。
这样，封建主义就具有资产阶级的性质，资产阶级社会获得了封建主义的外观。
这个实质和外观的矛盾出现于重农主义几乎所有的理论中。
重农学派在当时法国的宫廷、贵族、达宫中获得声誉，甚至在巴黎所谓社会显贵名流的社交场合中，以称道农业改革和穿着带有农家色彩的装束为时尚。
在法国以外的当时欧洲若干国家的统治者，如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瑞典的古斯塔夫三世，托斯卡纳的利奥波德二世，西班牙的查理三世，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那不勒斯的斐迪南一世等也对他们的学说和主张发生一定的兴趣。
但也因此他们的学说引起了革命的或进步的启蒙思想家们的反感。
伏尔泰在《有四十个埃居的人》中，对于他们学说的臆想进行了无情的讽刺与嘲弄。
另一方面，重农学派也欺骗了他们自己。
他们中绝大多数是达官、贵人，他们的利益和法国当时的封建制度，甚至和波旁王朝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他们绝没有认识到，他们所鼓吹的是一个与现存的封建社会相对立，并且只有消灭现存社会才能建立起来的新资本主义制度；而总以为他们所企求的只是对旧制度的改良，而改良的目的是巩固现存的制度。
重农学派的观点和主张自然秩序自然秩序是重农主义体系的哲学基础，是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前启蒙学派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杜邦·德·奈穆尔在为重农主义体系下定义时，明确地称之为“自然秩序的科学”。
重农主义者认为，和物质世界一样，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就是自然秩序自然秩序是永恒的、理想的、至善的。
但社会的自然秩序不同于物质世界的规律，它没有绝对的约束力，人们可以以自己的意志来接受或否定它，以建立社会的人为秩序。
后者表现为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各种政治、经济制度和法令规章等等。
重农主义者认为如果人们认识自然秩序并按其准则来制定人为秩序，这个社会就处于健康状态；反之，如果人为秩序违背了自然秩序，社会就处于疾病状态。
他们认为当时的法国社会就由于人为的社会秩序违反了自然的社会秩序而处于疾病状态，而他们的任务就是为医治这种疾病提出处方。
重农主义的自然秩序学说第一次确认在人类社会存在着客观规律，从而为政治经济学提出了认识客观规律的任务。
这一认识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创立了把社会经济看作是一个可以测定的制度的概念。
这概念意味着社会经济受着一定客观规律的制约；经济范畴问存在着相互的内在联系；事物的发展具有理论上的可预测性。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理论和政策就是建立在这一概念上的。
但由于他们的阶级局限性，重农主义者既把人类社会客观规律看做永恒的规律，又把社会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的规律看成同样支配着一切社会形式的抽象规律。
重农主义的自然秩序，实质上是被理想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
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是自然秩序所规定的人类的基本权利，是天赋人权的主要内容。
自然秩序的实质是个人的利益和公众利益的统一，而这统一又只能在自由体系之下得到实现。
于是重农主义者就从自然秩序引伸出经济自由主义。
“自由放任”的准则，可能最早溯源于与柯尔贝尔同时代的法国商人勒让德而由古尔奈予以箴言化，但只是到了重农学派才真正地成了标识着新时代的战斗口号。
纯产品学说纯产品学说是重农主义理论的核心。
他们的全部体系都围绕着这一学说而展开；一切政策也以之为基础。
重农主义者认为财富是物质产品，财富的来源不是流通而是生产。
所以财富的生产意味着物质的创造和其量的增加。
在各经济部门中，他们认为只有农业是生产的，因为只有农业既生产物质产品又能在投入和产出的使用价值中，表现为物质财富的量的增加。
工业不创造物质而只变更或组合已存在的物质财富的形态，商业也不创造任何物质财富，而只变更其市场的时、地，二者都是不生产的。
农业中投入和产出的使用价值的差额构成了“纯产品”。
重视农业是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
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布阿吉尔贝尔自称为农业的辩护人，认为农业是一个国家富强的基础。
重农主义者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以“纯产品”学说论证了农业是一个国家财富的来源和一切社会收入的基础，为这一传统观点提供了理论基础。
纯产品学说是重农学派的剩余价值学说。
重农学派实际上是以农业资本来概括一般资本，以农业资本主义经营来概括资本主义生产。
租地农场主，作为产业资本的实际代表指导着全部经济运动。
农业按资本主义大规模经营方式经营，土地直接耕作者是雇佣工人。
生产不仅创造使用价值，而且也创造价值，而生产的动机则为获得“纯产品”即剩余价值，而地租则是其具体的表现形式。
在“纯产品”的基础上，重农学派提出了废除其他赋税只征收一种单一地租税的主张。
他们认为“纯产品”是赋税唯一可能的来源。
“纯产品”归结为地租，于是地租就是唯一能负税的收入。
在复合税制下，赋税的负担即使不直接加在地租上，也会通过转嫁间接地归于地主。
因此不如直截了当地取消一切杂税，改而征收单一地租税。
由于简化租制会减少征收费用，这种改革实际上减轻了地主的负担。
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在分析社会财富、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的尝试上，重农学派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们既分析了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借以组成的物质要素，研究了资本在流通中所采取的形式；又在此前提下，把社会总产品的生产，通过货币的中介，在社会三个阶级间的流通过程，表现为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
同时，在再生产过程中，包括了对各社会阶级收入来源，资本和所得的交换，再生产消费和最终消费的关系，农业和工业两大部门之间的流通等等的分析。
这些都在魁奈的《经济表》中得到了全面表达。
重农学派的崩溃魁奈的去世和杜尔哥免职后对他所推动的改革的反动，标志着这个学派的迅速崩溃。
1776年《国富论》的出版给重农学派以致命的打击，在理论上和政策主张上，斯密的经济思想成为以后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思想。
而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制宪会议从杜尔哥改革方案得到启发的财政政策，只能是这一体系的“回光返照”而已。
重农学派与中国古代文化从16世纪起，大量中国古代文化典籍通过传教士进入欧洲。
到了17世纪，对中国文化的推崇和对中国商品的消费成为时尚，形成遍及欧洲的“中国热”。
“中国热”对18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当时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魁奈等，非常崇拜中国文化，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民主观、平等观、自由观、博爱观等视为他们建立理想秩序的重要思想来源。
霍尔巴赫宣称，法国要想繁荣必须以儒家的道德代替基督教的道德。
伏尔泰则说，“在这个地球上曾有过的最幸福的、并且人们最值得尊敬的时代，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①。
伏尔泰甚至感慨，在欧洲各国还是森林中的野人的时候，中国人已经能够用完善而明智的制度治理国家。
他深以不能生活在中国那样的国度为憾。
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农学派的领袖魁奈和杜尔哥在建立重农学派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受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影响。
魁奈当时被尊称为“欧洲的孔子”。
魁奈十分尊崇孔子，他曾经撰写《孔子简史》，对孔子进行了高度的评价。
在将孔子与古希腊圣贤比较时，明显褒扬前者而贬抑后者，说孔子的《论语》远远胜过古希腊圣贤的哲学。
儒家哲学中的重农思想，显然对魁奈重农观念的建立产生过重要影响。
魁奈以御医身份进入凡尔赛宫后，通过庞巴杜夫人，敦促路易十五于1756年模仿中国古代皇帝，举行了显示重视农业的仪式“籍田大礼”。
在宣扬重农学派思想观念的刊物《农业、商业、财政杂志》和《公民日志》的文章中，大量引用的不是欧洲的文献而是中国的典籍。
在杜帮编辑的魁奈及其门徒的论文专集《重农主义，或最有利于人类的管理的自然体系》中（该书第一次提出“重农主义”概念），为了显示其神圣和权威，居然将出版地点标明为“北京”。
作为重农学派理论基础的“自然秩序”思想的形成，也受到中国古代哲学的深刻影响。
1769年，魁奈出版了《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该书的第八章标题即为《中国的法律同作为繁荣政府的基础的自然法则相比较》。
魁奈将中国作为一个实行自然法则的理想国度，通过对中国的制度实践的考察，阐述了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精神。
魁奈的自然法则观念，同中国古代哲学中道家的“道法自然”和儒家的“天行健”观念一样，都体现了对自然的敬畏。
可以确定，中国古代文化至少是魁奈自然秩序观念的重要来源之一。
杜尔哥是重农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按马克思的评价，杜尔哥的理论体系使“重农主义体系发展到最高峰”②。
杜尔哥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在经济学说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熊彼特认为，“它已经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杜尔阁的理论骨架，即使不谈它比《国富论》在时间上领先，也显然比《国富论》的理论骨架更胜一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