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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普世价值的思考作者：杜静吴国清来源：《管理观察》2012年第08期摘要：普世价值是确确实实客观存在的，任何社会遵循自己的发展轨迹，在其一定的经济和政治发展阶段，都会有其价值和利益的凸显的部分，则拥有其所承认的普世价值，从而形成特定的普世价值观。
关键词：普世价值思考“普世价值”是20世纪90年代从西方传入我国的一个新词，一进入我国，即引起知识界、理论界的关注和争论。
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后，5月22日，《南方周末》刊登的评论员文章《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称在抗震救灾中，“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
这篇文章瞬间点燃了关于普世价值论争的导火索。
6月6日，署名“东方明亮”的作者在《北京晚报》发表评论文章《普世价值不得乱套》批评了《南方周末》关于普世价值的评论员文章，认为，“如果是普世价值造就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汶川地震中英勇救人的感人场景，那么，作为对比，美国大兵在2005年8月‘卡特里娜’飓风灾后乘着装甲车全副武装地来到新奥尔良……是什么价值造就了美国大兵用M-16‘救灾’的壮观场面呢？又是什么价值造就了美国大兵在伊拉克、在阿富汗、在南斯拉夫屠杀平民百姓的战争罪行呢？知名媒体人司马南也随即撰文抨击《南方周末》关于普世价值的观点，质问：“凭什么让普世价值来抢我们抗震救灾的头功？难道过去没有普世价值，我们就不救灾了？”至此，中国的思想文化界面对普世价值的冲击展开了一场大论争。
1.何为普世价值一般认为，“普世价值”的观念最早起源于宗教，汉语中“普世”一词，就起源于佛经的汉译，比如佛经中就有“利养普世”的说法，其含义是“普遍世界”、“普天之下”、“全人类”的意思，宣扬的是一种“普遍利益”、“众生平等”的思想。
而“普世价值”的形成以及发展，多数学者认为是多方面的。
笔者认为，在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普世价值”一词作为“舶来”字眼，更多的被误读为等同于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观”或者颂扬民主社会主义的“普世价值论”，一部分人把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平等”的观念和模式看成是“普世价值”的等同体。
秦晓:中国崛起与全球“新均衡”一、全球治理格局：走向“新均衡”中国的崛起及其对全球治理格局产生的影响是自上世纪冷战结束后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事件。
影响力即是一种能量，可以借用物理学中能量与质量和速度的关系(E＝MC2），从速度、体量（规模）和持续时间这三个维度上来描述中国崛起的影响力:它创造了持续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成长历史;它极大地改变了占全球百分之二十人口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它在融入世界经济过程中成为全球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加工业、能源和矿产品需求的最大经济体和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尽管存有不确定性和风险，但总体而言它仍处于进行时状态,而不是一个完成时,根据经济学家的预测,在未来的12至15年内中国有可能在总量上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崛起视为一个可持续的现代化进程，那么它对现存全球治理格局产生的影响就不是局部的、一次性的冲击，而是全面的、结构性的变化。
也就是说,在未来的10年，冷战后形成的美国独霸的全球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均衡将逐步演变为一个具有中国因素的“新均衡”。
二、崛起的中国：面临经济和社会转型在讨论“新均衡”以前,我们需要先对中国的崛起做一个评价。
能在全球治理格局中占有领导地位或对其产生重大影响的“大国”必须具备较强的综合实力,经济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综合实力的评价需要引入全面的指标体系,这个体系的横坐标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制度（软实力)等主要领域，纵坐标包括:“大”（规模)、“强”(竞争力)和“富”（财富）三个主要指标。
中国的实力主要表现为经济规模的“大”。
从技术创新、人力资本、产业结构、能源和资源利用等反映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标看，距国际先进水平尚有很大差距；从人均GDP、家庭拥有资产、居民享有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和环境等反映国民财富和生活质量的指标看，差距就更大了。
这表明中国虽已成为全球的经济大国，但“不强”,更“不富”。
从政治、军事、制度和文化领域看，中国的“大”而“不强”表现得更为显著。
秦晓：凝聚改革共识启动改革议程——“十字路口”的改革抉择发布时间:2012-12-24 16:56 作者:秦晓字号：大中小点击:3612次一、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危机压力与改革机遇中国所面临的新一轮改革是一个涵盖政治体制、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全面的制度改革。
本文的重点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其中也必然会涉及政治和社会领域。
我们先从一本书谈起。
该书是Daron Acemoglu 和James A Robinson合著的“Why Nations Fail” （为什么有的国家会失败），书的副题：“权力、繁荣和贫困的起源”，提出了一个全球性的、跨越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基础性命题，这个命题对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更具特殊的意义。
作者用15年的时间对近五百年来全球数十个不同国家出现的繁荣、稳定与贫困、动荡两个走向做了实证研究并探讨了它的根源。
作者认为，产生这两个走向的主要原因不是地理（自然禀赋）、文化和历史（传统）、领导人的理念和认知，而是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
他将制度，包括经济和政治制度划分为“包容性”（inclusive）和“榨取性”（extractive）两类，前者为市场自由交易提供激励，为“破坏性创造”提供条件，同时使财富的分配趋于公平、公正；后者使市场交易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并扼制创新，社会创造的财富流向权贵阶层。
在一个特定时期“榨取性制度”也可能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因为这也符合权贵的利益，但由于其内生问题而不可持续。
作者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从“榨取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的转型，他认为这个转型没有一个单一的药方，旧制度下问题的积累也不一定自动导致转型的发生。
转型是与各种主客观条件相关的，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出现“十字路口”（Juncture）的时机，所谓“十字路口”即是对旧制度的不满形成社会压力和改革的呼声，大多数国家的转型都发生在处于“十字路口”中政治家、社会精英和民众的互动和选择。
当然旧制度解体也不意味着新制度一定会到来，旧制度可能以新瓶旧酒的方式复归。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难点陈冬生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教授各位大家好，下面我们讲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难点。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过程中一直有一种思潮，也有几种思潮一直在争议，就是对改革的方向怎么定，道路怎么选择，一直是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一、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我们记得近年来，有一种叫做普世价值以及中国模式之争，我们看这个图就知道了，全国政协委员招商局集团的前董事长秦晓先生，他曾经就提出了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的问题。
世界银行的前行长佐利克也提出，中国的国有企业最好都要全部私有化，当时有一位大学的讲师，大学的年轻的老师，跑到他演讲的地方抢他话筒，去跟他争议，后来被保安提留出来了，当然这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也就是讲中国模式与普世价值的关系。
也就是中国的道路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今后的趋向是什么。
因为普世价值是西方的一种政治话语，它有特定的含义。
如果是把这个问题与中国模式对立起来，那么就引起一系列的思想混乱，再就是思想上的难点。
所以当时至于国有企业能不能够全部私有化，私有化又会带来一系列的什么问题，当时香港中文大学由郎咸平先生，他就掀起了一股，他认为在国有企业改制的时候，就曾经出现过严重的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流失的大问题，引起了方方面面的重视。
后来上海的一位大教授萧功秦，他在十八大之前写了一本书叫做超越左与右，主张要新权威主义。
这些都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一段时间之后，遇到了一种大的转型，在这种转型中怎么去看待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导致了一些思想上的一些难点。
二、结构革命与转型升级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是世界性的一种历史事件，我们知道1978年到2011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9%，到后面逐步逐步往下降，2001年到2011年是10.07%，2012年为7.8%，那么到今年，到明年，可能还会有所缓和。
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的GDP是1470亿美元，那么到了2000年的时候是1.198万亿美元，到了前年为32万亿元，到了去年为50。
秦晓改革正当时作者：宗和来源：《创新科技》 2013年第1期目前是启动改革窗口期“目前是一个启动改革的窗口期，有压力才能改革”，“财经年会2013：预测与战略”论坛上，博源基金会理事长秦晓说，“如果一过这个时期，可能今后改革的成本更高、难度更大。
另外，也可能会产生重大的社会危机。
”在同一场合，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称，养老金缺口和广义卫生费用上升，是中国今后的财政压力和政府债务风险的两大来源，“如果错过未来十年改革机遇期，2050年中国将面临欧美式债务危机。
”秦晓就目前启动改革的客观前提和外部原因作了分析。
客观前提是，传统的增长模式已经失灵，不改不行。
外部原因是，中国已不能再靠规模要素投入了，但中国还没有显出其具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人力资源条件。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还有劳动成本比较优势，还有后发优势，还有政府主导的实施产业升级换代的优势，还有城镇化、农村现代化、工业化。
所以，再搞20年（GDP增长）8%以上没有问题。
这个，我认为某种程度上偷换了一个重要概念，速度是个结果，不是一个目标。
我们要争论的是，在什么模式下实现增长，要不要均衡，要不要效率，要不要质量，要不要绿色，要不要公平公正。
”秦晓说，高速代价很高，不应该是追求。
秦晓提出，政府自身的改革，应从一个主管经济、主导经济、管制经济的角色，变成提供公共产品的角色。
他说，有人提出国企的问题需要政府主导、国际竞争、产业换代，有人把它包装成“中国模式”。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在改革的初期有过正面的作用，但是总体来讲它有三个大的问题：第一，政府主导必然破坏价格，扭曲价格，扭曲资源配置，管制经济，增加交易费用，官僚主义这套东西必然产生。
第二，政府主导产生了培养官商勾结腐败的温床，这不可避免，无论是韩国，还是其他东亚模式。
第三，到一定时候就形成路径依赖和特殊利益团体。
”秦晓认为，新一轮的改革还是从政府职能出发，“财税价是一个集中的公共资源，应该从财税价作为突破口，价格主要是要素价格，包括资本、汇率和利率，包括原材料、能源、土地、工业用地，还有劳动力要素价格。
穿越者秦晓作者：李彤来源：《商界评论》2010年第10期十年一瞬,多少英雄跃马扬鞭终成霸业,多少豪杰折戟沉沙泯于烟尘。
2010年8月23日,63岁的秦晓正式卸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为十年的招商局生涯,也为央企掌门人这一特殊的职业身份划上了完美的句号。
秦晓近四十年走过的道路真的应了“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这句话。
“优”字的含意重点不是成绩优秀而是“有余力”。
这也正是秦晓令人羡慕之处,不论是求知问学还是掌舵央企他都能举重若轻游刃有余。
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早年毕业于北京四中的秦晓,怀着满腔热情主动要求下乡插队,在内蒙古一干就是四个春秋。
在跟随牧民追逐水草的马背上,秦晓把带来的几本文学名著读了又读。
尽管亲历了那段蹉跎岁月,但秦晓在学习上的有心还是让他在36岁那年获得了经济管理硕士学位。
在今天的职场,过了35岁找工作都不容易。
秦晓赶上了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先后进入中南海、中石油和中信集团。
至此,秦晓的人生划出了一条“学而优则仕”的漂亮轨迹。
十几年后的1995年,秦晓就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
两年后的1997年,他却出人意料地又回归到“学”的起点上,开始了一段对他影响深远的在职求学之旅。
他读的显然不是“西太平洋大学”,而是花了整整五年时间在剑桥大学精研学业,并顺利通过答辩,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是《从生产函数到替代函数》。
都说“人过四十不学艺”,年过半百身为中信老总的秦晓根本不需要用文凭当“敲门砖”。
孔子有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秦晓凭着对知识的热爱,年届不惑又完成了“仕而优则学”的壮举。
在秦晓一边忙于中信的工作,一边攻读剑桥的学业之际,命运为他安排了又一次的“学而优则仕”。
2001年,秦晓从中信集团空降到招商局集团任董事长。
招商局这块牌子源自李鸿章,几经沉浮,于1978年迎来了又一次辉煌,独资开发了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区——蛇口工业区,并相继创办了招商银行、平安保险。
中国模式与普世价值中国现代性转向起于一百多年前的晚清。
百年的路程是曲折的,百年的进步是伟大的,但到今天,这仍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
进入本世纪后,中国经济崛起,但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受到质疑,腐败滋生,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缺失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担忧。
面对这样的现象和问题,在中国知识界引发了“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
中国模式的实质，乃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走出的一条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之路。
这是一条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践基础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奋斗旗帜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的完全新型的现代化道路。
然而，有人认为，“中国模式”所宣扬的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
它从一开始的“特殊论”正在走向“取代论”。
“特殊论”是以特殊性消解普遍性。
而“取代论”则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
“特殊论”和“取代论”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
但是，就个人观点而言，我认为以上说法是不可取的。
首先谈一下这个命题的逻辑问题，把“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认为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交锋.这种说法是不严肃的，或者说在逻辑上是无法成立的。
这个命题中的一方为“普世价值”，是发端于欧洲启蒙运动、以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普世价值。
命题中的另一方为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模式，具体说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
显然，这二者在内涵和外延完全不对等，一方为一种价值观念或价值体系，另一方为一个国家发展发展的具体模式或路径，二者指向的内容不同，构成重大的交锋的说法显然不成立。
另外，如果要构成真正的交锋，要么是把发源于西方的“普世价值”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遵循的价值体系进行比较，构成两种价值体系的交锋；要么把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跟另一种现代化的“普世模式”进行比较，形成两种发展模式的交锋。
秦晓：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和现代性社会的构建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2010年08月18日01:29 共有10条点评
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
亲爱的清华经管学院2010届毕业班的同学们：
今天，我非常荣幸能作为演讲嘉宾出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毕业典礼。
大约一个月前，钱颖一院长邀请我时，我当时是一种很矛盾的心态。
一方面，我确有一些思考和体验想和同学们交流；另一方面，我缺少和高校学生，特别是80后的年轻一代沟通思想的经验，不知道我所关注的问题是否能为你们理解和认同。
尽管如此，我还是鼓起勇气来了。
我算是共和国同龄人的一代，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
在这60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作为一个长期在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工作的管理者，我的关注点从企业管理、宏观经济逐步扩展到社会问题及相关的制度和价值。
在思想认识上我也走过了信仰—困惑—独立思考—不断寻求真理的路径。
我想先从大学的功能、大学教育、大学学生的使命谈起。
关于大学的功能，在欧美曾经历了精英教育─ 专业人才培养─ 通识教育这样一个复归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出人们对大学功能、大学教育、大学学生使命的再认识。
简而言之，大学不仅是传授专业知识，培养专业人才的场所，它还是文明传承和发扬的载体；大学学生进入社会后不仅要成为一个有专业知识、有职业道德的专业人士，同时要有对普世价值担当的意识和公共关怀的责任。
公共关怀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他们要超越自己的专业领域，抵制世俗和权力的诱惑，秉承普世价值，在公共领域中维护人的尊严和社会正义，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建立起道德、精神和文化的价值支柱。
精神价值的缺失和重建在当代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个问题的表现是不同的。
当今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
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
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
发端于17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是人对神的“叛逃”和“祛魅”。
在摆脱了精神上的束缚以后，人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性保护个人的权利，实现个人的自由。
在此以后的几百年中，以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启蒙价值”成为推动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精神力量，成为现代性社会的价值基础。
当代“普世价值”就是“启蒙价值”经过人们几百年的认识和实践演化而成的。
中国现代性转向起于一百多年前的晚清。
百年的路程是曲折的，百年的进步是伟大的，但到今天，这仍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
进入本世纪后，中国经济崛起，但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受到质疑，腐败滋生，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缺失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担忧。
面对这样的现象和问题，在中国知识界引发了“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
“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
它从一开始的“特殊论”正在走向“取代论”。
“特殊论”是以特殊性消解普遍性。
特殊和普遍本是相互依存的，没有普遍性何来特殊性。
而“取代论”则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
“特殊论”和“取代论”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我们把以“启蒙价值”为源头的现代社会价值和制度安排视为普世性的。
虽然不同的国家具有各自的文化、历史特征，但这种差异不是对普世价值和现代社会制度架构的颠覆和拒绝。
从实现路径上讲，由于初始条件、内生状况、外部约束不同，后发国家不可能重复先驱国家走过的路，只能另辟蹊径。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条道路的指向与现代性社会目标的偏离或背离。
在这个意义上讲，当代中国的命题应该是“秉承普世价值，开创中国道路”，这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
学术界的这场交锋或许还没有引起高校学生特别是80后年青一代应有的关注。
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未来的社会精英绕不开而且必须直面的问题，因为它关乎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
我在这里提出三个与经济和管理相关的问题。
1.政府职能：发展主义政府还是服务型政府
中国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己发育到一定阶段后，是应该继续坚持强力政府，由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直接控制经济资源和要素价格，还是应该从“替代市场”转向“干预市场”，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转为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中心的政府。
前者被称为“发展主义政府”，它在特定条件下可能会带来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从长期来看它会造成权力与资本结合並导致腐败、扭曲市场价格体系造成资源错配、抑制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造成社会的不公。
这些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己充分显现。
2.国有资本：政府化还是社会化
国有企业是公有制计划经济的遗产。
在“发展主义政府”的指导思想下，政府进一步扩大和强化了对经济资源，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控制。
这正是当前关于“收入分配不均”、“国进民退”争议的背景。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The Wealth of Nations(国民的财富) 而不是The Wealth of Governments(政府的财富)。
发达国家经过资本社会化将原来少数寡头控制的经济资源分散到中产阶级和广大民众，使他们有了资产性收入，从而稳定了社会。
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有序地、公平地将庞大的国有资产分散到民众手中，这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社会进步的表现。
同时这样做也有利于政府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公共服务领域。
3.城镇化：土地经营还是人的发展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目前中国城镇化率达46%，这一进程至少还会持续10年。
城镇化是与工业化并行的，也是解决城乡差别的必然选择。
尽管我们在城镇化进程中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但相关的观念、制度、政策却明显滞后。
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城镇化伴生了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收入和开发商获取暴利的现象。
问题的根子还是在于政府主导经济的理念和模式上。
土地的获取是政府的“征购”行为而不是市场的交易，农民由此得到的“补偿”并不是真实的市场价格。
在土地征购、转让和建筑、销售环节中，政府的收益主要不是用来向农民转移支付、为城市低收入群体建造廉租房。
虽然城市更现代化了，但农民和城市居民却未能从中得到应有的利益。
以上三个问题都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它们在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但是在深层次上都是是否认同“普世价值”的问题。
“普世价值”告诉我们，政府是服务于人民的，资产是属于社会大众的，城镇化是为了人的幸福的。
而“中国模式论”鼓吹的却正好相反：人民要服从于政府、政府要控制资产、百姓的利益要让位于地方建设。
“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关键时刻的一次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交锋。
对此，公共知识分子不应沉默，要用自己的良知担当起社会的责任和时代的使命。
清华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学，明年将迎来百年华诞。
一百年来，清华和从这里走出的学子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做出了非凡贡献。
我们的共和国已走过了两个三十年，未来的第三个三十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特别是现代性社会构建极为重要的关键时期。
我期待，同时我也充分相信，今天在座的新一代清华学子一定能秉承普世价值，担当起开创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历史重任。
谢谢大家。
（此文为作者作为演讲嘉宾在2010年7月19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