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战役中的情报工作_费侃如

遵义会议后，红军在赤水河两岸，采用大规模的运动战，以各种佯动调动敌人，矫若游龙，大踏步的前进，大范围的迂回，声东击西，忽南忽北，以飘忽急袭的动作斩关夺隘。

敢于与敌人做面对面穿插，敢于行动于敌人跟踪纵队的间隙中，然后迅速回头，把一切跟追之敌远远甩在后面，突破十倍于我之敌的围追堵截。

这当然归功于新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和红军指战员的英勇作战。

但应该指出的是，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每一次战斗，每一次渡河，都是与红军情报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毛泽东1939年在一次讲话时谈起长征，他说:“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

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毛泽东说的“二局”，是红军总司令部一个极机密极重要的单位，总共只有几十个人。

就是这几十个人，在局长曾希圣，副局长钱壮飞的领导下，凭着小功率的电台收报机，在长征中一路走一路24小时不间断收听各路国民党军的电报，成功地破译了敌人千变万化的各类密码860多种，摸清了蒋介石“围剿”红军的战略部署，并对敌人的一举一动都掌握得清清楚楚，不仅是红军征途中的“灯笼”，还是红军领导人的“千里眼”、“顺风耳”，为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发挥了巨大作用，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与二局相对应的，还有打入国民党军政机关的我党特工人员，他们利用合法身份千方百计地、冒着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可能，将国民党军的布防、兵力、联络信号、山川形势等情况，及时用密码或派人送到红军总部。

正如徐向前元帅曾就四渡赤水战役谈过一次话，他说：“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作基础的。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时，中央负责情报工作的是总理、伯承、剑英、克农和陈赓、曾希圣、王铮等，对敌情了如指掌。

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且我们破获了他们的密码。

因此，我们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一渡赤水1935年1月19日，为摆脱国民党军新的“围剿”，中央红军分三路纵队向习水、赤水疾进；24日，右路纵队红1军团击溃黔军侯之担部的抵抗，攻占土城，前锋进抵赤水县城东南地区的旺隆场、复兴场；中央纵队红5、9军团攻占三元场、习水县城；左纵队红3军团进占土城镇东南的回龙场地区。

26日，川军潘文华两个旅对旺隆场、复兴场进行反扑，红军北进受阻。

郭勋祺部两个旅由东胜场进到土城以东木栏坝地区，尾随红军追击，廖泽部两个旅跟随郭部追击。

面对北上赤水河受阻，尾敌紧迫的情况，中革军委认为，不击破潘文华部的堵截，红军将无法前进。

要按原定北渡长江的计划，必须首先消除后顾之忧。

于是决定乘薛岳兵团主力尚在乌江南岸，黔军新败的有利时机，抓住追敌突出冒进且兵力不多的有利时机(当时根据所获情报敌只有4个团)，以红1、9军团各一部阻击由赤水南进之敌。

集中主力诱歼进至三元场地区的郭勋棋部4个团，解除后尾威胁，然后全力北上，打开渡江的道路。

1月28日拂晓，红3、5军团和干部团向土城青杠坡郭勋祺部发起猛攻。

战至中午，虽予敌以重大杀伤，但未能全歼该敌且红军伤亡也惨重。

此时，郭部两个旅也增援上来，原在赤水以南旺隆场地区的川军两个旅同时从西北向我侧后攻击，红军处于背水并受着川敌两面的夹击，中革军委鉴于再战不利，决定撤出战斗。

然而，处于敌众我寡的红军，四渡赤水战役中的情报工作●费侃如史林一叶FU JIAN DANG SHI YUE KAN隰陴编辑／张朝阳如何突出敌人包围呢?在一篇记述总部二局破译科科长曹祥仁的文章中写道:“战斗还未结束，路边已躺满伤兵。

情状催人泪下。

天色渐黑，部队仍陷在狭长的山谷之中，四周枪炮不断，人心不免慌乱。

指挥员们纷纷向四周打量着，判断着；哪里是敌人?哪里可以突出重围?此时朱总司令镇定自若。

他拔出驳壳枪，指着旁边的小山头，命令警卫连：‘走，跟我上去看看!’总司令的大智大勇使大家镇定下来。

周恩来、王稼祥这时满面征尘地急促赶来，对二局局长曾希圣和父亲说：‘你们赶快搞清情况。

我们来帮你们做饭。

’军委二局马上在空地上架线侦收。

父亲和邹毕兆当即破译密电。

他们在敌军往来的电文中发现：周围布满了敌军，敌军的合围仅有一个不大的口子尚未合拢，外围只有蒋介石坐镇指挥的贵阳空虚。

军委据此决策，立即从包围圈的空档中撤出，摆脱当面敌军，西渡赤水，脱离绝地。

土城战役是中央红军的生死之战。

在这个过程中，军委二局的情报工作起了关键作用。

”这里所述的土城战斗突出重围成功，是靠情报的准确。

然而，中革军委之所以决定打青杠坡之战，也是根据情报在判断敌情上出了差错，这是怎么回事呢?据有的研究者认为，红军长征出发以来，总部二局对国民党粤军、桂军、湘军、黔军所用的密码，已基本掌握其规律，但对川军所用密码，土城青杠坡战斗还是首次接触，对译文是否完全准确可靠，不可能有绝对把握，这在密码破译工作中是情有可原的。

毛泽东曾说过：“我们在土城战斗中没有打赢，伤亡还很大，主要是没有把敌情搞清楚，拳头不硬(没有集中兵力)，责任在我们军委，不怪下面。

”但曾希圣、曹祥仁很快从错译川军密码中吸取了教训和经验，为红军突围提供了准确情报。

至此，二局掌握了川军密码的规律。

二渡赤水红军一渡赤水河，向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开进。

蒋介石也调整兵力部署，将“追剿”军编为第一、二两路军，第一路军总司令为何键，以主力“围剿”红2、6军团，一部封锁黔东；第二路军总司令为龙云，前敌总指挥为薛岳，下辖吴奇伟、周浑元、孙渡、王家烈等纵队，“围剿”中央红军。

川军12个旅已沿长江布防，薛岳部和黔军分路向川南追击，滇军3个旅向毕节、镇雄等地急进，企图截击红军。

2月7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根据敌情，决定暂时放弃原定北渡长江计划，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

正当国民党各路“追剿”军纷纷向扎西地域逼近时，红军突然出敌不意地回师东进，第二次渡赤水河，向战斗力薄弱的黔军驻防地挺进，一举再战桐梓城。

鏖战娄山关，第二次攻占遵义城。

从红军二渡赤水河敌我态势图上看，红军在扎西时已面临川、滇军的围堵，似乎处于走投无路的状况，从这20天红军在十倍于己的敌人包围圈中一连串的运动、作战，令人眼花缭乱，如入无人之地，不仅暂时摆脱了困境，还杀了一个回马枪，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大胜利，史实不得不让人相信“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这里，曹祥仁之女曹索菲根据她父亲的口述写成文章，道出了这次回师黔北的奥秘：“土城突围后博古回忆，父亲破译了敌人的密电码，掌握了敌人的行军路线、出发时间等，于是毛主席指挥行军，甩掉尾追的敌人，犹如神助，顺利地二渡赤水。

此后，毛主席亲自主管军委二局，要求绝对封锁破译敌军密码的消息。

”显然，红军二渡赤水和遵义战役的胜利，是以二局提供的准确情报作基础的。

值得一提的是，2月27日，红军向遵义城发起进攻，王家烈率残部弃城溃逃。

此时，国民党吴奇伟部赶到遵义城附近增援，进行反攻。

战斗最激烈时，毛泽东获得了吴奇伟指挥司令部在忠庄铺的准确情报，当即指示红1军团林彪奇袭吴司令部，吴军随即大乱，仓惶南逃，为遵义战役取得全胜奠定了基础。

而得知吴奇伟司令部的位置，就是贵州省工委书记林青请在遵义电报局工作的老同学宁起枷在电报局的公函信纸上偷盖上公章，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交给林。

有了电报局的公函，就可以到处去查线。

当时，电报局收发电报不是用报机，而是用电话。

收报时，对方念电报号码，记下后译成文字送给收电人，发报时也是先将文字译成电码打出去。

从窃听国民党部队通话中，确定了吴奇伟司令部的准确地点。

这次截听敌军电话的地点，是在娄山关下的黑神庙。

三、四渡赤水遵义战役，歼灭和击溃敌2个师又8个团，是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士气，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嚣张气焰。

3月10日晚，中央和军委高级领导人在苟坝研究是否攻打打鼓新场，与会领导人一致同意打，因得到的情报显示，驻守打鼓新场的是黔军“双枪兵”，不是红军的对手。

只有毛泽东坚决不同意。

通过分析电台破译的敌军情报，毛泽东已敏锐地感到蒋介石正在暗中向打鼓新场一带调兵遣将。

当日23时，会议还在进行，突然传来敌军联络的信号，正在值班的戴镜元一下兴奋起来———敌人果然掌握了红军的动向，在打鼓新场布下了口袋。

戴镜元拿着情报就往毛泽东住处跑。

凌晨2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紧急会议，放弃进攻计划。

周恩来感既地说：“如果我们贸然打打鼓新场战役，必然造成红军重大损失，后果不堪设想啊!。

”遵义会议后，中央的领导同志，不约而同地感到毛泽东与会前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绪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

这次苟坝会议，为什么不顾绝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又固执坚持己见了呢?他为什么能察觉到蒋介石正在暗中向打鼓新场一带调兵遣将?在一篇写中共高级特工卢志英事迹的文章中，关于苟坝会议一节中写道:“对于情报，因分析水平的不同，出现差异甚至完全相反意见的可能是有的，不足为怪，但是请读者注意，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同样的敌情，毛泽东和大家的意见截然相反，显然不正常。

这一切说明什么呢？说明毛泽东有着不只是二局单一的情报来源!或者说，有着同样来自二局但更深处，此时其他人包括领导人还不知晓的微纤渠道。

”“遵义会议之后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挥四渡赤水的历史的诸多记载里，有一个微弱纤小的细节记载。

苟坝会议开会之前，毛泽东接见了几位‘地方的同志’，谈了很长时间，谈的是‘根据地建设’。

这是一个不完全是史学研究论文而是有着类似报告文学或传记文学的记载，因而人们有理由不予认真的对待。

但我们咨询考察了它的出处，证实它有确实来源，而非信口浮言。

”文中提到的“几位地方同志”是谁，毛泽东同他们谈了些什么?该文作者在调查研究后得到证实，此时潜伏在毕节专员公署任总务科长的卢志英，对薛岳、王家烈及滇军的驻防，到毕节周围，包括打鼓新场的山川形势都做过详细考察，并将这些向党中央写了秘密信件或电报，详细做过汇报。

1935年1月底到3月期间，卢志英在毕节活动频繁，除了贵阳，还不止一次去过昆明，并对毕节周围国民党部队有过详细的调查了解。

文章中虽然没有直接点明“几位地方同志”的名字，但很明显文章作者倾向卢志英是其中之一的。

无独有偶，笔者最近在苟坝毗邻的平正仡佬乡，听到一个已流传了几十年的故事：平正的阴阳先生山登铭，在仡佬族中很有威信，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

1935年3月的一天，红军中的毛大汉请山登铭找几个仡佬族人摆摆龙门阵，于是山登铭约了芶敖德几人到马坎兰石头见到了毛大汉。

毛大汉说他和山登铭是老熟人老朋友，希望和所有仡佬族人交朋友。

摆谈中，山登铭说他在打鼓新场周围看到很多国军，听当地人说是打“红毛”的，叫毛大汉注意。

当即毛大汉派人和山登铭、芶敖德一起赶往打鼓新场摸清情况后返回苟坝。

事后，毛大汉、周恩来等在兰石头召集二三十仡佬族人开了一次感谢会，会后请大家吃了一顿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