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孟子的文学价值

浅谈孟子的文学价值
《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录体散文，由孟子和其弟子万章等合著。

全书七篇，每篇分上下。

孟子是孔子之孙子思的再传弟子，是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

曾仕齐为卿，游说滕、鲁，晚年退归邹，授徒讲学，著书立说。

他主张“王道”、“仁政”，反对不义战争和横征暴敛；提倡“民贵君轻”，以民为本。

他又倡言“性善”，重视个人后天的道德修养。

《孟子》的文学价值，首先表现在它再现了孟子作为儒家学者济世救民的形象和他作为普通人刚直而富于情感的个性特点。

他藐视帝王，有时近于狷介；鄙夷奸佞，有时近乎偏狭；争论艺，有时近于偏颇；待人诚恳率直，有时近于天真。

其次，《孟子》文章雄辩，充满论战性质，但又注意论辩技巧，刚柔相济。

或根据不同对象，掌握对方心理，妙设机巧，引人入彀，层层紧逼，步步追问，势不可当。

如“齐桓晋文之事”，孟子巧妙避开齐宣王想了解“霸道”的心理，并逐步将话题转到“王道”上来，就近取喻，肯定齐王有“仁心”，可以“王天下”，以引起他对“王道”的兴趣，然后才正面阐述自己的“王道”主张。

或欲擒故纵，诱敌深入，让对方摆出论点，树起批驳的靶子，然后因势利导，层层推进，使对方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

如“有为神农之言许行”章（《滕文公上》），批驳许行“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的主张即是如此。

或用比喻和寓言说理，形象生动，引人入胜。

如“鱼我所欲也”（《告子上》）以“舍鱼而取熊掌”比喻“舍生而取义”的道理。

对此,前人称许备至。

清人吴敏树说“:古文之道由韩子。

韩子推原孟子。

故余于孟子尤尽心焉。

”郭沫若将其列为战国散文“四大台柱”之首。

刘大杰称赞《孟子》在儒家作品中“最有文采”,“对后代很有影响”。

语言上，《孟子》不仅词彩华赡，痛快流利，而且感情强烈，气势磅礴，富于鼓动性。

不语如“明察秋毫”、“水深火热”、“出尔反尔”、“出类拔萃”、“心悦诚服”、“一暴十寒”等等，都成为成语，至今流传。

但回顾历史,《孟子》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地位的确立却是一波三折。

先秦以迄两汉, 所谓的“文学”实即一切学术的总称, 因而孟子虽被称为“文学之士”, 却并不包含《孟子》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作品之意。

到了文学观念趋于独立的魏晋六朝时期, 诸子史传的文学价值又因其缺乏文学创作的自觉意识而受到怀疑,文学地位趋于边缘化,《孟子》自然也不能例外。

孟子》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地
位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得以完全确立是在唐朝古文运动兴起之后。

古文运动的旗手韩愈首倡儒家的“道统说”, 认为儒家之道从三代传到孔子,“孔子传之孟柯。

柯之死, 不得其传焉”( 《原道》) , 因此“,求观圣人之道者, 必自孟子始”( 《与孟尚书书》) 。

孟子被说成儒家道统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 社会地位有了极大的提高。

与此同时, 孟子的文章也受到韩愈的极力推崇, 称之为“以道鸣者”( 《送孟东野序》) ,“或问为文宜何师? 必谨对曰: 宜师古圣贤人”( 《答刘正夫书》) , 孟子正是韩愈心中的古圣人, 后人评价说“韩文出于《孟子》”。

由于韩愈在古文创作方面的巨大成就,《孟子》的文学价值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文学地位空前提高, 成为古文写作的典范。

到了宋代,《孟子》被尊为“经”, 其文学地位也随之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直到20 世纪以后, 随着西方文学观念的输入和普及, 情感、趣味、想像、风格、形象、性格、结构以及超功利性等文学的审美因素成为界定文学作品的标准。

严格按照这些标准去衡量, 诸子史传似乎都不是合格的文学作品, 由此学术界开始有人出来予以质疑。

这种质疑虽未最终得到文坛的认同，但此时的《孟子》已经从“经”的宝座上走了下来, 重新回到了诸子的行列。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孟子》的文学价值已得到充分的挖掘, 其作为诸子散文的杰出代表的地位也得到了公认。

然而在走进新世纪之际, 当学术界反思这一段学术历程时, 却普遍感到一缕遗憾。

常森认为“现代学术范式的建立, 的确是二十世纪先秦散文研究空前的成绩”,“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但也深藏着某些重要偏失”, 其中最重要的偏失就是“疏离先秦散文的历史存在”,“整体上背离了历史性原则”。

赵敏俐指出采用新的文学观念对先秦文学进行新的解读, 造成了对先秦文学的割裂, 使之内容与形式分离。

聂永华在肯定“20 世纪百年中, 研究者逐渐摆脱了传统经学的樊篱, 以现代学术理念观照先秦诸子之文, 确立了把握《孟子》文学价值的基本范式。

通过对构成《孟子》及其诸子之文各要素的分析来认知其艺术特色、价值与成就, 取得了可观的成就”的同时, 也指出,“百年中对《孟子》散文艺术性的确认, 所使用的评判标准和术语基本上是从欧美移植来的, 存在在着以‘现代散文’理念来宰割‘先秦散文’的偏失”。

对把文学理念往先秦散文身上生搬硬套的做法一致表示不满, 虽然他们立论的侧重点各不相同, 所提出的纠偏拯弊之道也各有特色, 但都强调要从先秦散文的历
史实际出发来解决问题, 最终实现对现行的文学阐释理论体系的更新。

本人认为,深化先秦散文研究, 不能动摇和放弃以现代文学观念为本位的学术立场而回归到古人的泛文学观的水平, 而是要求在用现代的文学观念来“观照”、“解读”先秦散文的时候, 充分尊重先秦散文的历史风貌, 不是简单地按照现代的文学观念按一定模式去找寻甚至硬性地去拼凑它们的文学因素, 而是要从它们的历史存在出发, 去考察和推断它们的文学因素如何合乎逻辑地产生和发展的。

20 世纪以来, 几乎所有对《孟子》散文艺术的讨论都围绕着其中的论辩艺术或论辩技巧,但似乎并未忽略《孟子》散文的论辩特征。

当然，《孟子》散文是说理散文, 则对其文学性的探讨自然离不开对其说理艺术的探讨。

然而论辩本身实质上并不是个文学的问题, 而是一个人类文化史上十分特殊的问题, 它揉合了哲学、逻辑学、语言学、修辞学、心理学乃至社会学的许多内容, 主要是为各种社会政治伦理学说提供论证和说服手段的。

它是一种专门的学术门类, 西方称之为“论辩学”。

无独有偶, 中国先秦时期也有自己的论辩学, 这就是以“墨辩”为代表的名辩学说。

诸子散文是与春秋战国时期日益高涨的名辩思潮相伴而生的, 名辩思潮的惊涛骇浪浸润了诸子散文的每一页。

所以我们一定不能忽略了对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过程的历史性把握！
《孟子》散文本质上是论辩性的, 它几乎在所有方面都符合论辩学理论的一般规定, 因为它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名辩思潮日益高涨的历史环境中, 所以又带有先秦名辩之学的独特风貌。

但是《孟子》的文学价值, 不应只体现在对其中的文学因素的抽取和罗列, 而应更进一步探讨这些文学因素得以产生的依据和来源。

孟子是战国时期的大儒, 具有深厚的道德思想修养和坚定的操守, 因而其文章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积极的道德力量, 这是《孟子》散文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感召力的根本原因, 但是“言之无文, 行而不远”,《孟子》散文在后世之所以产生长远而巨大的影响, 同其中包含的高超的论辩技巧和富的文学因素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