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魏晋风度与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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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鲁迅先生这篇文章是一篇演讲稿。

首先看题目,很长,分开看。

魏晋风度,其实语出于此,一般理解为魏晋时的名士风度,实际上指的是在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

魏晋时代长期的战乱、生离死别让他们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和可贵。

所以这个时节,各种张扬的、个性的、甚至夸张的生命个体被重视,被渲染,被接受。

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表明这篇文章是以“药”和“酒”作叙述引线来讲魏晋文学史,进而刻画出一种特殊政治生态和生活方式下的时代精神。

在文章开头,鲁迅先生明确指出研究中国文学的历史,“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随后开始结合魏晋历史进行阐述。

引出曹操,然后发表了对其评价,“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

”。

这是对曹操历史作用的极大肯定,也由此谈到历史上史书客观性的不足。

在曹操的影响下,那个时期的文学形成了“清峻”的风格和“尚通脱”的特点。

而后,由曹操曹丕引出“建安七子”中的孔融。

身为政治家的曹操不满艺术家孔融的多处“讥嘲”,借故把他杀了。

对此。

崇尚“思想通脱”的鲁迅先生也表达了对曹操的不满。

虽然讲的是文学史,但鲁迅先生花了很多笔墨来写“药”与“酒”,并以此作为叙述引线。

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

刚开始吃“五石散”的何晏是为了治病,但竟没有想到吃“五石散”竟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上行下效,方成时尚。

然而后期那些末流大都只会吃药,不会做文章。

阮籍和嵇康本人反对旧礼教,行文慷慨激昂,思想新颖。

然而因为自己生于乱世,不得已而为之,故不希望自己的后代也像自己一样。

鲁迅先生指出,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飘逸及坏脾气都是吃药或饮酒造成的,后来人的跟风,大多与理论的提倡无关。

其实一切源于正始时期政治现实的残酷,司马家族一方面屠杀异己分子,另一方面掩盖自己行为,制造舆论,提倡儒家礼法。

在此背景下,文学变化重大,建安文学中高扬奋发、积极进取的精神由此消失。

正始文人考虑到自身安危,避开现实,用哲学眼光讨论问题。

从而构成正始文学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锐的人生悲哀的特点。

魏晋文学最后的阶段的东晋时期,文人们经历了太多,形成了平和的风气,代表人物便是陶潜。

他在经历完官宦生活后选择归隐田园,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田园诗人。

他对自然的理解也表现其文学思想的独特性。

他不言教化、不事雕凿,注重情感的自由抒发,注重诗文的自然天成,这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

然而,无论是提倡艺术真实,还是推崇文学的自然,都是为了酣畅淋离地表现人生。

这是陶渊明文学思想的灵魂。

他非常之穷,却依然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自然状态。

他宁固穷一生也要坚守清节,发出“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的叹息。

对于鲁迅先生的大部分观点,我是赞同的。

例如,不同于传统观点,把曹操看成一味历史的英雄;对于史书的记载,有部分不可完全听之任之;以及酒对中国古代文人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等等。

但是,对于鲁迅说刚开始吃“五石散”的何晏是为了治病,但竟没有想到吃“五石散”竟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引起文人们争相效仿的观点我不是很赞同。

没病没灾的文人,我认为没有必要愚蠢到去吃毒药。

而且吃药后的副作用和着装及行为,不值得一个被政治压迫的文人去模仿。

迫于严酷的政策分明可以另寻它法派遣内心,饮酒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此处鲁迅先生的观点更像是结合历史自己想象出来的一种情形。

鲁迅先生行文向来以语言简洁、说理透彻著称,体现一个思想家独特的眼光和不同寻常的思考方式。

全文以“药”和“酒”作为叙述引线,结合各个时期的政治形势、社会风气等因素介绍了魏晋时期建安文学、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以及东晋平和风气,通篇的风格好像是“对社会说话”,没有受到讲义的束缚,文章多处加入了作者的个人见解与感想,超脱于单纯的学术演讲,是“实有概而言”。